整肃外戚，摆平功臣：曲折的蒋氏父子传位之路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 李思达

1955 年，蒋介石夫妇在蒋经国的陪同下视察蒋经国以“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负责主导的台湾横贯公路开辟工程。照片上蒋介石极为少见身着夹克，据说为蒋经国所送

1968年1月2日，许多读者像往常一样打开台湾《中华日报》的家庭版，津津有味地追着在该版上连载的漫画《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看了起来，这天的故事似乎别有深意：主角波派（Popeye）父子两人买了一座无人小岛，想要在之上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于是决定两个人各自竞选总统，而老爸文宣打头一句就是“全国军民同胞们！”——正是老蒋发表正式文告的惯用语气。

父子坐守孤岛、煞有其事的选举、惯用的政宣口吻，但凡对时事稍微有所关注的人们，都会对这幅漫画发出会心的微笑。就在3年前，“副总统”陈诚已经因病逝世，继任的严家淦只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已经接管了“国防部长”，军权在握。父子接班，下任“总统”将会是伍子胥（“吾子续”的谐音，台湾民众讽刺蒋氏政权父子相传的说法）的态势，已经是司马昭之心。在这紧要关口，“大力水手”这则笑话无疑戳中了所有人的笑点，更是戳中了台湾当局痛点。3月4日，将Fellows（伙计们）翻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的柏杨（郭衣洞）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约谈，3天之后正式被捕并移交“军法处”。不过，要赤裸地宣布柏杨是因言获罪，犯了用漫画讽刺领导人罪似乎说来太不成话。所以，情治单位绞尽脑汁，甚至组织了一个“华清专案”调查，最后以他30年前曾参加过“民主同盟”为由头定了他一个叛乱罪，判刑12年。最终，柏杨在坐了9年牢房后，于1977年被释放。此时，距离老蒋去世已过去两年，小蒋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布局，等着名正言顺地继位了。

在戒严时代，台湾当局对“共谍”嫌疑案固然大杀四方，而以文字和当局唱反调而贾祸的案件也不在少数，但像“大力水手案”这样，既非“共谍”亦非鼓吹自由，徒因一个神来之笔的翻译，形成了妙不可言的讽刺，最终遭遇飞来牢狱之灾，绝无仅有。但对蒋氏父子来说，这种反应也很正常：明明高举是“自由宪政”之旗，偏偏又想行父死子继之事，还不想贻友邦口实，这已经很让人头疼了；更何况还有大量摆平内部，排挤可能竞争者的工作需要耗尽心机地去布置，种种艰难困苦都不可为外人道，就在父子两人焦头烂额之际，偏偏还有柏杨这种狂生不知死活地跳出来说三道四，又怎能不让当局感到尴尬和愤怒？要知道，在传位这件事情上，蒋氏父子可有着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决心，别说12年徒刑，就是枪毙12次也是做得出来的。眼下只请柏杨吃了9年牢饭，已是很手下留情了！

“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不过，小蒋成为“众望所归”的继承人，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理所当然。在政权接替这件事情上，小蒋并没有什么天然继承权。因此，当1909年夏天一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毛福梅生下的儿子必将贵不可言的时候，也只有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会相信这种鬼话，还带着儿媳前往上海，直到怀孕之后才返回奉化。10个月后，正在日本的蒋介石得到家乡母亲传来的口信，他的长子蒋经国于1910年4月27日诞生，母子平安。此外，老太太还有个奇怪的要求，就是要求在族谱上将蒋经国登记为蒋瑞青（蒋介石幼弟，4岁时夭折）的儿子。对于母亲的这个要求，蒋介石一口答应，不过这个要求也给父子俩带来了一些小麻烦：后世有人因蒋氏族谱和奉化县档案记录而产生流言，称蒋经国不是蒋介石亲生儿子。

1918年，蒋介石和 8岁的蒋经国

直到蒋经国10岁之前，蒋介石都对自己的这个儿子表现出一种冷淡的态度。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这位父亲。在当时革命风气下，人人都希望和家乡的一些旧事务决裂，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潮中，而当时的蒋介石也正在外地参加革命，直到1920年蒋介石返乡省亲之前，蒋经国都没有怎么见过父亲，一直在祖母和母亲的照顾下成长。但从此时起，蒋介石似乎恍然大悟这是他唯一的骨肉子嗣，开始重视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他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对自己孩子的记载：“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同年，他领养了4岁的蒋纬国）

从此时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件和他的日记来看，蒋介石只是按照当时通行的传统方法来教育自己的儿子，开蒙是用四书以及其他古文，为此还专门延请了当地的两位硕儒顾清廉和王欧声。不过见过世面的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传统教育的不足，认为蒋经国不能像自己一样很晚才从浙江小山村出来，在小蒋12岁时将其带到了上海受教育。那时，父子二人之间的教育互动就十分频繁：蒋介石把自己批注读过的书寄给儿子，要其好好揣摩，还要求小蒋将自己的去函保存下来，有空就取出来温习——不过因为他常常忙得没空写信，所以可供小蒋揣摩的信件很少。而蒋经国每星期都要给老爹写一封两三百字的信，报告课业进修心得。老爹喜欢的《孟子》《论语》《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文选更是要细读，要求是“读百遍以上”，反而是《三民主义》被放到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

1925年，15岁的小蒋被送到北京吴稚晖处上学。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国共合作气氛的感染下，他很自然而然和左翼学生打得火热，不仅认识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众多共产党员，还定期去苏联大使馆看电影，和使馆人员经常见面。如果按蒋氏父子的教育模式来看的话，小蒋此时的思想动向应该是一一向父亲汇报过，然而老蒋对蒋经国的左倾倾向似乎毫不在意。

不久后，蒋经国向吴稚晖提出申请，要他推荐去莫斯科，当吴稚晖询问他为什么要去国外的时候，小蒋意气风发地回答：“为了革命！”吴稚晖哈哈大笑，告诉小蒋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害怕吗？随即让他回去再考虑一下。两周之后，坚定的小蒋再次向吴稚晖表示决心去莫斯科，吴稚晖这次没有再阻拦，只是说：“去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也是好的。”为了此事，小蒋还专程去了一趟黄埔，先是找到“上海姆妈”陈洁如，在她帮助下取得了蒋介石的同意。不管是为了获得苏联支持，还是认同联俄容共，总之此时国民党内都不认为送子女去苏联是什么危险的事情——蒋经国的行李衣服，就是以后反共最积极的陈果夫给准备的。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苏联进修。”

政治人物的两面：苏维埃培养出来的人才

从1925年到1937年，整整12年时光蒋经国都是在苏联度过的。从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到列宁格勒的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Central Tolmatchev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e）；从列宁格勒又到莫斯科迪纳摩电厂（Dynamo Electrial Planet）和郊外的集体农庄；然后又被送到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在1933年左右还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极有可能就是古拉格，在那里待了9个月才又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家大型机械厂（Uralmash）担任主管，还和当地的一名女工菲伊娜·伊巴杰夫娜·瓦赫列娃相恋结婚；直到1937年4月19日方才回到中国。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和夫人蒋方良回国后的合影

在很多有关蒋经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都会注意到他以后在赣南和台湾所实行的许多政策都颇具共产党色彩，深受苏联影响，甚至就连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讥讽从苏联回来的小蒋就是一名共党分子。的确，这12年正是小蒋人生观和政治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段苏联经历不可能不给他思想和作风留下深刻的烙印。他在施政中重视下层民众，乐于了解底层民间疾苦，和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苏联经历也不无关系。然而，在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亲民一面之下，人们却往往会忽略掉一个事实：小蒋在苏联学到的，绝不仅仅是亲民。

当小蒋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对决还没有最终结束，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共产国际托派气氛浓厚，率队迎接小蒋到来的，就是当时托派干将之一、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而年轻气盛的小蒋则顺理成章地投入了托派的怀抱。他是如此活跃，甚至让许多人认为他就是中山大学中托派的组织者。但到了1927年小蒋临近毕业时，共产国际派代表和他谈话，认为他可以进入军事学院进修，但条件是必须放弃托派思想。大约在4月底，他突然放弃托洛茨基运动，成了中山大学中第一批退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学生之一。事实证明，这次“退托”非常及时，因为到了转年的1928年1月，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就被分别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米夫（Pavel Mif）奉命在中山大学肃托，凡是没有退出托派的中国学生悉数被捕，大多数命丧异域。

这是小蒋第一次在政治上玩出180度大回转——但绝不是最后一次。事实上，以小蒋身份之敏感，参加过托派前科之严重，他在苏联居然能平安地度过血雨腥风的二三十年代，还在大肃反高潮的1936年12月14日差点加入苏共（Uralmash党支部已拟定批准，被共产国际紧急叫停，并训令蒋经国立即去莫斯科报道），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恩师拉狄克和图哈切夫斯基，还有认识的各级地方干部，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枪毙，但蒋经国却在日记和回忆录中对这些朋友和老师的经历只字不提，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继续默默地工作、上进，争取入党，这些都或许从另一面透露出他性格中惊人的冷静。不仅如此，在苏联时，他在政治上的谨慎成熟就已经让人为之咋舌：1928年初，中山大学一些人写信给已经退出托派，正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的蒋经国提议成立一个江浙同学会，由他担任会长。这种幼稚的举动很快就被苏联政治保卫部门侦察到，然而查来查去却找不到任何蒋经国参与其中的证据。但实际上，蒋经国一直暗中花费心思交好一些来自江浙的同学，据他同学严灵峰后来回忆，当时蒋经国为了接济江浙同学，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收音机。由此可见小蒋心机之深沉，做事之滴水不漏。

在蒋经国处事风格之中，有着令人费解的矛盾性。的确，他能深入民间，注重底层，促进民主，表现出和蔼亲民一面；但在另一面，当手握情治大权之时，他也能不动声色地杀得血流成河，制造白色恐怖。无论是亲民和蔼促进民主；还是手腕狠辣排除异己，小蒋都能在两种模式中顺心所欲的转换，都毫无心理障碍。这恐怕来自他在苏联的训练：正是这种斯大林式的政治斗争，让他学会了如何用理智和务实克服情感冲动，如何为了达成视情感和政治承诺为无物。也正是这种苏维埃式的训练，磨炼了他的政治手腕，让他日后稳打稳扎，一步一个脚印地斗倒诸多实力和资历雄厚的大佬，顺利继承老蒋之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确不愧是一名从苏维埃毕业的优等生！

“打虎”失败的教训：唯有儿子真可信赖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给蒋经国的命运带来了转机。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展开，蒋经国很顺理成章地于1937年4月19日返回中国。值得一提的是，陪伴他长途跋涉从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抵达海参崴的，正是后来中共重要人物康生，两人在离开海参崴之前还联名给莫斯科发电报称：“现在，党派我回国……请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会恪遵党纪……”

其实蒋经国已经志不在此，他更在意的是和父亲重逢是否会顺利。出于种种理由，他在苏联曾经发表过和父亲决裂的公开信，甚至还以给母亲毛福梅写信的名义指责父亲是“全体人民的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爆料说蒋介石对自己的发妻和母亲家暴，以至于蒋经国都“以这样的父亲为耻”。虽然后来他推诿这是莫斯科中国留学生领袖王明利用手段强逼他写下的，但是由于白纸黑字印刷在《真理报》上被父亲看到，还是让他非常尴尬，在和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讨论回国细节的时候，还曾经担心地问道：“你（指蒋廷黻）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

蒋介石当然希望他回国。他曾在日记中多次表示：“我深盼儿子能回来”“先母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经国归来。”不过，他还是通过陈立夫之口转告蒋经国：“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骂他（蒋介石）”，因此“你必须先写信给他，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虽然口中这么说，其实蒋介石早已经原谅自己的儿子。不久后，两人在杭州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中会面，在这次会面上，蒋介石让自己儿子先在溪口老家读书：书目一如12年前，还是《曾文正公家书》《论语》《孟子》和王阳明文集。

虽然父子间已经冰释前嫌，但此时的小蒋还远远谈不上什么接班人。眼下的他在山头林立的国民党内只是一个既无资历也无军队的小角色。只有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认识到“奇货可居”，向蒋介石提议让蒋经国以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的名义赴江西，随后又任命蒋经国为赣南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自此，小蒋算是拥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正式开始走上仕途。

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蒋经国在赣南颇为雄心勃勃，号称要把“赣南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乐园”，“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区”，做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在他的“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中，还号称要在赣南11个县里面发展钢铁、机器、电力等重工业，促进农业机械化，兴修水利工程，把各城镇建成现代化的城镇——完全是苏联快速工业化的那一套。不过，小蒋在赣南做出的成绩正如江南（刘宜良）所指出：“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事实也是如此，当1948年局势逐渐恶化，为了挽救经济崩溃的命运，蒋经国受命去上海“打虎”，当他正洋洋得意地将自己的赣南经验搬到上海时，却没有料到十里洋场完全不能和江西的山村相提并论，这里可是国民党，或者说他自己家里的根本：当“打虎”打到了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身上时，孔令侃求救于宋美龄，而宋美龄找到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逼他下令让蒋经国放人，使得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打虎”失败给予小蒋极大的刺激，有段时间他的情绪极为糟糕，一度陷入绝望，每日在南京励志社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时而大哭时而大笑。受到刺激的不仅仅是小蒋，还有他的父亲蒋介石。在这之前，在老蒋的安排下，小蒋已经凭借赣南的政绩，主持“三民主义青年团”，担任“青年军”的政治部中将主任，在1947年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政、军方面都奠定了自己的基本盘。虽然还谈不上立小蒋为继承人的意思，但是栽培看中之意已经很明显。然而即便是这样身份的小蒋，上海“打虎”也不得不铩羽而归，此事清楚提示蒋介石，在他过去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国民党内派系盘根错节，贪腐和拉帮结派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老蒋又何尝不知儿子是为自己的江山，才会力主彻查“扬子公司案”？但偏偏夹杂了宋美龄在其中，而他又还需要其施展夫人外交拉美援做最后一搏，因此也不得不牺牲儿子以换外戚过关。整个江山都在风云飘摇之中，不知收敛的外戚权贵还给自己搞这一手，怎能不让老蒋也产生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的绝望感？在这种刺激之下，老蒋很可能第一次产生了就连妻家外戚都靠不住在给自己拆台，唯有亲生儿子才是真心为自己的念头，恐怕也就是此时，老蒋已经坚定了决心：要将自己的江山交给亲生儿子蒋经国！

1961年9月，蒋介石夫妇宴请出席阳明山论坛的学者，桌前从右至左分别为胡适、宋美龄、蒋介石、陈诚

整肃皇亲国戚为儿子铺路

从1949年6月到1950年3月，蒋经国一直处于赋闲的状况，在仕途上陷入了停顿。这9个月里，他能做的只是整日随侍在蒋介石身边，陪伴老父度过最难熬的一年。然而，正是这种时时刻刻陪伴，让蒋氏父子俩的感情和默契日益加深，也正是这段时间父亲每日的耳提面命，让蒋经国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和圆滑，摆脱了赣南和上海时期的鲁莽。等到国民党彻底撤到台湾之后，虽然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但有些嗅觉灵敏的人已经看出，蒋介石已经坚定地要交班给蒋经国了。

退守到台湾岛后，蒋介石对整个国民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重新整合。对蒋氏父子来说，此次整顿是一次深刻的反省和浴火重生，更是一个天赐良机为父子继承铺平道路。尤其是败退台湾之后，昔日政、军界诸多大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地盘和军队，使得蒋氏父子基本上可以从容布局，波澜不惊地控制整个岛内的局势。

1948年8月21日，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督导员”，率领“经济勘建大队”在上海“打虎”，然而由于触动了蒋氏王朝的权贵，到11月5日就不得不正式请辞，历时70天的“打虎”宣告失败，国民党的币制改革也随之宣告失败

首先被蒋氏父子盯上的，就是在大陆时代呼风唤雨的孔、宋、陈三家。对这三家“皇亲国戚”的弄权舞弊，蒋介石其实一直都有所了解，只是在来台之前，他面临的党内外敌人尚多，不得不对孔、宋、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换取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鼎力支持。但退到台湾之后，岛内已是蒋氏“清一色”，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都不需要再借助他人，所以早就成为众矢之的的孔、宋、陈三家就成为绝好的杀鸡儆猴对象。

最先出局的是四处树敌的CC系二陈。退台之后，蒋介石一边号称要改造党务，一边又不给CC系控制的“中央党部”好脸色看，只要是“中央党部”送来的文件，他一律不批不看原件退回。陈立夫被逼得没有办法，试探着提出要为大陆失败负党务方面的责任，不再参加以后的国民党改造工作，而蒋介石听了他的表态之后一言不发，让陈立夫心里顿时凉了半截，知道从此出局。事后宋美龄去看望他，劝其皈依上帝寻找精神寄托，而陈立夫指了指挂在墙上蒋介石的照片，意志消沉地说道：“这个活着的上帝都不相信我。信上帝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这个活着的上帝不仅不相信他，甚至对他恨之入骨，转过背就令他在24小时内出境，让他再也不能在台湾政坛上兴风作浪。

此时的宋美龄还有心思去劝慰陈立夫，全然不知道蒋氏父子的三把火就要烧到她家人身上。1952年7月，国民党七大之后不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唐纵以“中央党部第一组”的名义向“总统府”提交报告，称以孔祥熙和宋子文为首的13名“第六届中央委员”在海外未归队，建议直接撤销党籍。此事被宋美龄知道后大为愤怒，认为是蒋经国在背后捣鬼，更联系起上海的往事闹个没完，最终迫使蒋介石让步。

台湾时期的宋美龄，蒋经国正在服侍其穿衣

虽然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宋美龄事实上保留了两人的党籍，但却在政治上陷入了更大的被动。对她来说，孔、宋家人的确是她的至亲和精神上的寄托，但以当时台湾政治气氛，人人都在知耻后勇，痛改前非之时，她依然还像在南京时要包庇自己的亲人，未免也太过于不智。此事在当时国民党内激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后来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在回忆此事时，还表达了恨自己当时势单力小，无法帮蒋氏父子撤销孔、宋等人的党籍之意。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当时蒋氏父子和宋美龄之间微妙的关系。由于蒋氏父子把住了“吸取教训”这个道德制高点，所以小蒋越是坚持原则，越是对宋美龄不智之举进行抵制，就越获得舆论的好评，也更能反衬出宋美龄缺乏政治头脑的无理取闹。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美国一帆风顺情况下长大的宋美龄，怎么可能是小蒋这种从苏联学成归国的政治专家的对手呢？其实从头到尾，宋美龄在政治上就没有对小蒋的地位构成过什么威胁。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还需要她拉拢美国，大搞夫人外交。但到了台湾，地缘政治的现实已经迫使美国不得不确保台湾，蒋氏父子已不需要“夫人外交”就能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也就更不担心宋美龄的挑战了。实际上，小蒋对待宋美龄更像对待一个名贵的花瓶，在公开场合总是小心翼翼地关爱备至，礼貌尊敬，实际上根本没给过她任何掌权机会。

由情治到军队，蒋经国掌权之路

虽然在台湾蒋介石已经能排除其他所有山头和派系，建立起蒋氏父子“清一色”的强势威权体制。但要想真正实现传位，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地来。而蒋介石最先传给小蒋的，就是维护威权体制最重要的机构：情治机构。

撤台之后，蒋介石曾经想过让毛人凤将保密局交给蒋经国，而让毛人凤改任副职辅佐自己儿子上马。但谁都没有想到，一生精明的情报头子毛人凤居然在此事上犯了一个大糊涂。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深深介入了台海局势，使得毛人凤判断以前长期负责对美外交的宋美龄地位会水涨船高，甚至有可能在老蒋百年之后上位，因此走上了夫人路线，拒不肯将情治机构移交给小蒋。对毛人凤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就连他的老部下叶翔之也觉得不可理喻，劝他好好和小蒋合作，但毛人凤却充耳不闻。1950年3月，蒋介石连下三道手令，一是派蒋经国重建军队政治机关；二是派俞鸿钧负责设计台湾财政经济秩序；第三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就是任命“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当时的彭孟缉只是一个中将，在将星云集的台湾算是级别较低的。但是老蒋坚持要用他来领导所有的情报机关，用心无非有二：一是利用彭孟缉地头蛇的优势去力压毛人凤等人一头；二是故意让低级别的彭孟缉来担任毛人凤的上级，打击其气焰。而彭孟缉也不辱使命，为了完成老蒋交代的任务，在台湾演出了一招“杯酒释兵权”的好戏。

1963年9月，蒋经国（左）再度访美，图为蒋经国会见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

为了打开局面，彭孟缉在“保安司令部”里面找到了戴笠的学生——熟知情治部门内情的郑绍远，在他的帮助下，以“保安司令”的名义宴请当时所有“中央情报单位”的副主管。酒过三巡之后，彭孟缉突然拿出蒋介石的手令，要求统一“情报系统”，并且提出所有机关的谍报工作人员，必须持有“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颁发的证件才能“合法”办案，并请在座诸副主管加入“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由于事出突然，又有蒋介石手令，这些副主管们只能纷纷签字成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成了彭孟缉直接下属，随后又把在自己单位情报工作人员的资料统统发给了彭孟缉——从而让“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事实上架空了以前的情报机构。随后，彭孟缉识趣地请辞，将整个情治机构拱手让给蒋经国，换取以后的官运亨通，而倒霉的毛人凤则被挂起，不久之后就又气又急地病死了。

其实，毛人凤也好，宋美龄也好，这些本身在台湾没有基础的人物，在小蒋继位的道路上根本算不上什么威胁。真正对小蒋继位造成阻碍的，还是代老蒋掌控台湾，官至“副总统”的陈诚。自撤台以来，陈诚一直主持台湾实际政务，尤其是实施土改在民众间获得了极高的威望，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是“青年军”时代，陈诚在理论上都是蒋经国的上司。无论是从功劳还是资历来说，蒋氏父子都没有办法轻易绕过陈诚。最终蒋介石不得不豁出自己的老脸，压住了陈诚，力保自己的儿子小蒋继位。

1957年国民党九大之时，陈诚在党内已经做到了副总裁，而蒋经国只是中央常委委员。无论从资历还是政绩来看，蒋经国都和陈诚还是差着那么一截，急需时间弥补。但此时最缺的就是时间：因为按“宪法”条款，于1948年开始“当选”“总统”的蒋介石，到1960年已任满两届，理论上应该退职。而以当时的形势，蒋经国无论怎么刷政绩恐怕也是赶不上陈诚，除非“修宪”让蒋介石连任，保持现有体制让蒋经国继续积攒实力。1959年初，陈诚和一些自己渊源深厚的将领谈起这个问题时，大家都分析觉得蒋介石恐怕还是没有办法冒天下之大不韪“修宪”吧？但哪里知道此次谈话后不久，陈诚就愕然发现，与会的高级将领纷纷被调动，要不退出现役，要不然就是被调到了闲职之上。小蒋控制下情治部门的无孔不入，由此可见一斑。

这还只是风暴来临的前奏。对于陈诚有可能接班的希望，蒋介石思前想后，最终使出了一招耍无赖来解决：他用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方式，让自己可以无限连任，让陈诚的梦想化为泡影。1960年5月20日，台北市22万人冒雨游行，庆祝蒋介石第三次当选“总统”，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人，蒋氏小朝廷要玩父子传位的游戏了。经此一涮之后，连任“副总统” 的陈诚心灰意冷，于1963年12月辞去了长期担任的“行政院长”一职。面对此时资历尚不足直接接任的小蒋，老蒋又精心安排了一步妙招——选择没有派系也没有根基的技术官僚严家淦作为过渡人物。而这位严家淦知恩图报，一上台便让蒋经国以“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身份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部长”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军队实权自然是落在小蒋手中。被父子俩夹在中间的陈诚此后一直心情郁郁，于1965年3月5日病逝。

严家淦

对于陈诚的逝世，蒋介石是又喜又悲，葬礼极尽哀荣。悲是因为陈诚作为他最亲信的部下，长期忠心不二，为此而悲；喜则是因为陈诚的去世彻底解决了小蒋的继位问题，现在岛内再也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蒋经国继位了。1969年，严家淦任命小蒋为“行政院副院长”，事实上将所有行政大权拱手交给了蒋经国。一个“十大建设”经济腾飞的蒋经国时代，就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