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颤抖的灵魂——郑成功后裔郑梦彪(一)

来源: 中国知青口述史

采访人: 刘小萌

采访时间：2002年12月9一10日

采访地点：福建省泉州市航空酒店

采访前记

2001年12月7日至14日，我参加了在厦门举办的“老三届知青文化周”、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出席了《命定——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影集》、《震撼与反响》两书的首发式和厦门老三届知青老照片展等一系列活动。其间，结识了许多新的知青朋友，其中就有郑梦彪。

在会上，梦彪很快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作为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知青联谊会的代表来参加会的，别看安海只是东南沿海的一个镇子，“文化大革命”中同样有大批知青下了乡。近年来，他们一改以往的涣散状态，组织起充满活力的知青联谊组织。联谊会是在地方政府正式注了册的，据说在香港、福州还设有分会，因为有一些像梦彪一样热心的知青和海外捐款的支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包括为当初落户的农村兴办文教、铺路搭桥、架设电线；为知青子女提供奖学金、给去世的知青送葬，抚恤他们的家属。这些充满人情味的义举，让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人为之动容。和我一同赴会的定宜庄女士感动地说：“没想到一个镇的老知青的联谊活动就搞得这样有声有色。中国知青史要补上安海知青这一块儿。我想去安海看看，感受知青情结。”

在福建晋江安海镇与当地知青联谊会部分成员的合影

说去就去，11日中午，我和定宜庄、李南一行三人前往泉州、福州进行学术考察途中，特意弯到古镇安海。知青联谊会在镇东街中海大酒家摆下宴席，为我们接风洗尘。南北老知青济济一堂的机会并不多。那一次，我们喝的是四川产的“知青酒”。曲酒的醇香，一下子拉近了大家的距离，说呀，唱呀，痛快无比。

梦彪近一米八的大个子，外刚而内秀，撰文作诗，无不笔下生辉。会议期间，他送给我三本书，《永恒的回忆》、《岁月如歌》是安海知青回忆文章的结集，还有一本是他为当年语文老师编辑整理的《夕阳集》。这几本书让我大开眼界，真正懂得了“文化古镇”的含义。没想到，一个小小安海镇，居然荟萃了这么多的文人墨客，各个才思敏捷，笔力雄健，足以令我们这些读了不少圣贤书的北方佬感到汗颜。

梦彪为人豪爽，好调侃，有话没话，总爱跟别人开几句玩笑。我后来得知，他是伟大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第九世孙，却因为受到父辈的政治株连，遭受过很多的苦难。他后来对我吐露心曲：“我不愿意把结痂了的伤口再揭开，那会很痛的，会有血从心底涌出来。所以，我爱神聊仙侃，把正经的、严肃的、沉重的当成笑料来说，把不正经的、不严肃的、不沉重的当成正经的、严肃的、沉重的来聊。这样做就轻松，不会累身，不会苦心，还不会误事。”在沉重的压力和残酷打击下，许多人的人格扭曲了，变得逆来顺受、唯唯诺诺，能够像梦彪这样依旧笑面人生的又有多少?梦彪的特殊家世与成长历程，不能不引起我的浓厚兴趣。因此，2002年初，当我为知青口述史选择采访对象时，马上就想到了他。在给梦彪的信里，我是这样写的：之所以选你为采访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我选择的采访对象都是大城市的，惟独你是文化古镇的。在1700万知青中，县、镇知青实际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在过去20年里，我们却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二， 你是郑成功第九世孙，族大支繁，文化、政治、历史渊源深厚，有挖掘记录的特殊价值。第三，你说过，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少将军医，后来无辜被害，自己从小就受尽歧视、欺凌，是“血统论”的受害者。为此，你拒绝“忏悔”。你说的这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希望能有所阐明。第四，你们的知青联谊会很有特色，值得介绍。你做口述，是否可以以上述几点为基本线索?

我采访每个对象，都要做现场录音，其他人或距离较近，或居住比较集中，实地采访都比较容易，惟独梦彪是个例外。从北京到福建，路途遥远，何况我刚从福建返回，短期内难有机会再跑一趟，于是我想出这么一个权宜的办法，由我寄去采访提纲，他根据提纲做一个口述，然后把录音带寄来。对我的要求，梦彪很痛快就答应下来。没想到，两个月过去，音信全无。最后不得不去信催问，他却抱歉地答复说：自己在乡下时受了很多苦，还自杀过两次，每次一提起笔来，就陷入痛苦的回忆，根本写不下去。他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做口述的事就这样搁浅了。

好事多磨，没想到，几个月后，新的机会又来了。9月份，我和日本学者对北京郊区清史、满族史历史遗迹进行了合作考察。一位老先生对考察结果非常满意，临走时提出，能否在年底赴福建、两广地区继续进行一次考察。福建晋江石井等地，保留着郑成功的墓地、祠堂，还有许多跟他相关的遗迹，于是我堂而皇之地将泉州晋江纳入考察计划，梦彪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实地考察的联系人。12月9日到12日，考察在泉州晋江如期进行。白天，梦彪陪我们实地考察；晚上，我俩在宾馆内做口述。头天晚上，一直谈到凌晨三点半。谈到兴奋处，喜怒哀乐已浑然不觉，我陪着他笑，也陪着他落泪。男儿有泪不轻弹，难得的是感情上的沟通，思想上的契合。梦彪后来说，多亏那晚上的酒，使口述真正找到了感觉。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不可遏制地泪泪而出，没有任何矫饰，也没有丝毫造作。“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徜徉在时间的隧道里，梦彪完成了他精彩的口述。

一

我是郑成功的后裔

我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第九世裔孙，祖籍福建南安石井，1949年5月2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

郑成功是我们石井郑氏本宗的第十二世，属明字辈，我是第二十世，属君字辈，郑成功与我之间相差八代人。我的大哥如果在世，是82岁的人了。我是我父亲最小的儿子，排行第十二。我有九个哥哥，三个姐姐。哥哥们都很出众。大哥郑梦周，笔名姚紫，二十来岁任厦门《江声日报》副刊主编，后来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亡命新加坡。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很了不起，有八百多万字的作品。他逝世后，被誉为“新马华文文学”的奠基人。当时介绍我大哥，都说他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后裔。

最近发现的明末本石井郑氏族谱，飞黄公即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

小时候，我说我是郑成功的后裔，同学们都取笑我，说我拉大旗做虎皮。我说，我哥哥是，那我不是?我是不是我哥哥的弟弟?他们还是不相信，说你是安海人，郑成功是石井人。我说，我爷爷从石井来安海教堂做杂工，我奶奶挑水。小伙伴说，你真爱臭美。我很气，就不说了，说也没用。再说，郑成功也没给我什么好处，不如糖果饼干这一类的东西。

四十多年来，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和镇上的人很少知道我是郑成功的后裔。2002年元月，我在报上几次批评电视剧《康熙王朝》杜撰历史、编造历史、篡改历史后，泉州的记者抖出了我真实的身份。新华社的记者们到石井认真地核对一番，才确认我不是江湖骗子，是目前海内外石井郑氏辈分最高者之一。他们到石井，听到郑氏宗长称我叔，把在宗祠里居中的位置让我坐。八九十岁的人唤我公，称我爷，与我同龄的人竟然与我相差四代人，理应尊我太公。

郑成功陵园在1929年5月12日被盗。石井族人赶来安海找我父亲，我父亲立即率领石井郑氏族人百余前往护陵，同时请来国民党驻军许卓然(靖国军军长，老同盟会员，孙中山在福建的干将)部派了一个连驻扎。我父亲郑时雨当年在泉州一带很有名。他是孙中山警卫营的排长。陈炯明叛变的时候，子弹打穿我父亲的腹部，肠子外流，伤势很重，就在广州治疗。孙中山和许卓然看到我父亲不能从军了，安排他就地读书。就这样，父亲上了广州中山医学院，成为医生。后来，父亲回到安海，创办“安海平民医院”。虽然他一心一意行医，不再参加国民党党务，但凭他的资历资格，还是被授予少将军衔。陵园被盗没受大的损失。墓桌四周被撬起，盗贼没进墓室。父亲建议，与其投入人力物力，天天守护，防止陵墓再一次被盗，不如由本族人先挖掘陵墓，把郑成功陵墓中最有价值的遗物按房份分别保存，把不值钱的、剩下的卖出去，所得的钱作为修墓的费用。他的提议获得通过。郑成功的玉带、玉带头、头发，团龙绣补服，郑经、郑克的墓志铭，都是在这一次被盗事件中出现的。

小时候哥哥常提起这件事，后来，在福州档案馆工作的朋友寄来1937年《逸经》半月刊登载的旅行家谢云声写的《郑成功墓被掘始末》，其中对我父亲的形象描写极为出色。谢云声说，从我父亲的性格特点和言谈举止中，可以想像出郑成功的样子。小时候，我家的旧厝大厅中间悬挂着郑成功绣像，壮实，魁梧，两耳垂肩，目光很亮。郑成功的一些诗，我都会背诵。如：“只有天在上，而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故国河山在，孝陵秋草深。寒云自来去，遥望更伤心。”“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度，不信中原不信朱。”一把据我四哥说是郑成功遗物的鞭锏，也由我的八哥交给“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至今不知去向。

1962年，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时，安海郑成功纪念馆向我四哥借去郑成功的玉带头。展览后，并未归还，后来，转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我父亲在临解放前被当地游击队枪杀了，解放后，我们这一杆子人全成为镇压家属，能说啥?敢说吗?人家斗你批你，你还得说声“谢谢群众的帮助”，远远地看见居委会的小组长，就得凑上笑脸，不然会说你仇视政府。

据我的调查访问，父亲不该死。从他遗留下来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父亲是爱国的。抗战时期，他发明药膏的商标是“9.18”。商标的图案是：在中国版图上有只雄狮。那时，我大哥和他的同学(一些人是地下党的负责人)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属进步的知识青年。父亲看不惯他们整日游东串西，不好好学习，见大哥带同学来到我家，经常骂他们没出息。大哥没面子，同学也没面子，对我父亲的意见很大。后来，大哥受到通缉，在我还没出世即1947年亡命新加坡。

大哥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当时他如果及时赶回安海，父亲就不会死，因为地下党的负责人不是自家亲戚就是同学。但是刚要启程时，遇上了台风，赶不回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三舅黄锡隆(留英医学博士、脑外科专家，原厦门中山医院院长)带领我们兄弟，一直为父亲的冤案向各个部门提起申诉。1983年，当时任福建省省长的胡平在申诉书上做了批示。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

我认为，父亲是在社会激烈大变革中的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解父亲为什么而死。头颅掉下来了，总接不上的。万幸的是，当年我父亲死后，对我们兄弟并没采取斩草除根的措施。解放初期，地方政府也没抄我的家。我父亲留下来的财产没受到侵害，我们这么个大家子的人还能够维持起码的生活，没落到沿街乞讨要饭的地步，因为家中的大缸里还装着银元。我之所以说这些话，就是想说，在“血统论”以及“阶级斗争天天讲”还没盛行的时候，我没有因父亲的死而受到株连。

我的七哥是革命烈士，解放初牺牲的，证件是毛泽东签发的，还有效，或多或少让我家以“红”抵“黑”遮掩遮挡一下。我想，如果这烈士证是刘少奇签发的，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时，我家受到的迫害会更加悲惨，更加凄凉。

解放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日子，我们一家子最挂念的事，就是县里和街道什么时候来慰问军烈属。临近春节，我家把大门冲洗得干干净净，把桌子和椅子抹得一尘不染，欢迎领导为我家大门贴红联，为我母亲递送抚恤金。但是，薄薄的、破旧的一张烈士证怎样能抵挡“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呀。当大风大雨扑来时，我拿出烈士证，想证明：郑梦彪是烈士的弟弟，郑梦彪虽然出身反动家庭，但是郑梦彪以他的七哥为榜样，背叛反动家庭。知青办和“四面向”[1]的人，把烈士证往桌上一摔，冷笑道：“你的七哥是烈士能抵过你父亲被镇压?另外，我告诉你，你的叔叔也是被镇压的。你说，一个烈士怎么能抵得过两个被镇压的人呢?”我晕头转向了，要是我家只有父亲一个人被镇压，那用七哥的烈士证做抵押，还能行，如果我还有一个哥哥，也是烈士，多好，不就能以“两红”盖“两黑”了吗?我太天真了，既然“血统论”的株连是浩劫年代的产物，就绝不是用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可以解答的。

我的叔父郑选卿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没调查，没发言权。我只知道，叔父是民国时期的石井镇镇长。每逢祭奠郑成功时，他是主祭人，因为他的辈分很高，属石井郑氏“维”字辈，与郑成功仅相差七代人。对于他，我连模糊的印象也没有，可是，在我的档案中有他的影子。这影子、这亡灵一直陪我走到旭日东升、邓小平同志灿烂复出的时候，才慢慢消逝。

谈家世，自然会说到我母亲。提起母亲，我心头就发酸。不避讳地说，我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个老婆，也就是令我们中国人反感的“三姨太”。因为凡是年轻的姨太太，大都以其青春美貌讨老公的欢心而霸占家产，恶骂正庶的儿女。母亲进我家时，我二妈已和父亲分手了，去厦门鼓浪屿独居，母亲的年龄比我大哥仅长一二岁。

我上幼儿园时，一个阿姨捉弄我，问我，谁是你父亲?当我错把父亲的名字说成四哥的名字时，这位阿姨呵呵地笑，还讲给其他的阿姨听。时至今日，我不饶恕她！因此，那个时候，我的哥哥们，无不对母亲怒目相对，摩拳擦掌。

听哥哥说，父亲被枪杀不久，我母亲患肠炎，卧床不起，以三哥为首的哥哥们准备把母亲扛到厝后，由她自然死亡。母亲感到异样，抱病起来，上厨房煮饭，才免遭一劫。我很清楚，那时，哥哥们不服我母亲，看不起这个为偿还她爹欠我父亲的医药费而嫁给我父亲的农村妇道人家。再说，我大妈的亲戚们以及七姑八姨担心我母亲熬不了日子，改嫁去了，有辱家风。

母亲没文化，不懂众亲戚冷言冷语中的含义。她默默地挑水、煮饭，扫地，为哥哥们洗衣服，做针黹。同父异母的哥哥们婚娶了，母亲高兴地为媳妇坐月子，带孙子。当孙子叫她一声“奶奶”时，母亲笑了。我的嫂嫂亲切地唤她一声“婶阿”(我也是用“婶阿”称我母亲的)，母亲笑了。从父亲死后直到现在，母亲从没离开郑家，守寡50年，这容易吗?

由于母亲的淳朴厚道，我和我的八哥、三姐自自然然地融入郑家九男三女的大家庭之中。母亲、哥哥和姐姐都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深度和方法宠爱我。擦脸，三姐递来毛巾；上学，由八哥背上。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形成多元化的性格，张狂、冥顽、厚实、耿直、狡猾、不怕硬、只怕软等等兼而有之。不过，男人血性是郑成功后裔的共性。在石井，你会发现，郑氏文文弱弱的人，一被激怒，便会卷起狂风落叶的。这大概和大海的性格有些相同。

不是吹的，我的天资不笨，小学的语文、算术成绩都在95分以上。我学习好，表现一贯不好。爱闹，爱打架，曾有把铅笔尖死命戳入同学手臂的劣迹。而直到今天，这位同学的右手皮下还留有黑色痕迹。不过，我也曾勇敢地替他承担了偷割邻居的猪尾巴的责任。尽管我的小学毕业成绩优良，可是安海没有一所中学敢要我。原因是，被镇压的国民党少将的最小的儿子还想进中学读书?这是1962年发生的事情。

还没懂事的我简直懵了。不知为何，初考落榜了！那几日，家里笼罩愁云，时时听得到母亲轻轻的抽泣声。看到母亲湿了一大片袖管，我无声无息地躲进小楼。这时，我才懂得什么叫做哭。四哥不停地在庭中来回走。夜里，他房间的油灯一直亮着，人影茕茕。隔日，四哥刚进门，母亲焦虑地问：“行吗?”四哥颔首，唤我上楼。在大理石圆桌旁，四哥说：“我们比不上别人，你啊，要好好读书。”我似懂非懂，点点头。同学们已上课一个月，哥哥们才为我走好了后门，我才走进养正中学初一(五)教室。

我的母校养正中学很了不起，1928年创办，是福建省的名校。每个学生在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实验桌和昂贵的显微镜等教具。1965年，学校的高考录取录率超过百分九十。关于养正中学的光圈，我是在离开母校后才体会到的。那时，我没有任何感觉，只觉得中学比小学大，人多，好玩，树木、花草繁密，容易躲藏。就这样，我好动、好打架的本性发挥得相当好。

没想到，这时候我已经被政治老师盯上了。课堂上，政治老师不但把我父亲被镇压的这件事抖搂出来，还要求全班的同学要和我划清界限。同学不理我了，班主任把我扔在最后一排，单独一个人坐。这件事我不敢告诉我母亲和哥哥，怕他们骂我，打我，罚我站四方砖，平举双手。在这种环境里，你说，我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成绩一落千丈是自然的。

不久，我害了一场大病，患乙型脑膜炎，昏死了近两个星期(请注意，这是第一次没死成，下去还有两次没死成呢)。初一学年结束，我有五门功课不及格。其实，没有这样差。五门功课都是差一二分，政治这科，竟是59.5分。我留级了。留级，这在我乃至我的哥哥们是从没出现过的大事。

1963年除夕，二哥回家，我心中有鬼，整天东躲西闪，害怕见到他。在兄长中，二哥最有威仪，我怕的就是他。他的眼睛好像总能看穿我的小伎俩。吃过年夜饭，等着分压岁钱。这时，二哥突然发威，拍了桌子，说，不能给梦彪，他的新衣收起来。明天，他不能吃饭，不能穿新衣，去捡牛粪狗屎。留级，有辱家风！我说了算，谁也不能违背！他说着，狠狠地瞪我母亲一眼。大年初一，我颤颤抖抖地拿起二哥早就为我准备好的小铁耙和粪斗。我在前面走，二哥在后面跟。我哭，他就踢我的屁股。二哥赶着我，在郊区转了一天，骂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轰轰”响。中午，没吃，饿了。傍晚，饿极了，我趁二哥不备，眨个眼，溜进厨房，舀了一碗肉汤，正要喝，“啪”的一声，手中的碗掉在地上，鸡汤溅了一身。我大吃一惊，猛抬头，二哥凶神恶煞的脸上两个滚圆的眼珠直盯住我，说：不读书，留级生能有肉吃?哼！你没吃饭，我也没喝汤。你饿，我也饿，但是随随便便就有饭吃吗?只有把书读好，才有饭吃。家里的人全围上来，靠在二哥的身边，没人敢插话。除夕春节发生的这一事件，对我在那个时候和今天这个时候的刺激都非常大。二哥有效地遏制我向冥顽发展，激励我告别不学无术。二哥已走了好些年了，我怀念他啊！

打这以后，我安分多了，各科成绩突飞猛进。1964年，我的一篇《远足》(闽南人把春游称为远足)的作文平生第一次变成铅字，登载在《儿童文学》上。这件事，我的语文老师高兴，我也很牛气，走起路来，胸部挺得很高。我急忙把这篇文章寄给二哥。二哥说，很差。但我分明看到他嘴角掠过几丝笑纹。我把留级生常遭同学和老师白眼的颓势扳了过来。

二

我远离了上帝

我家的藏书很多。《台湾外纪》、《海上见闻录》、《延平王护官杨英从征实录》、《郑成功传略》、《岳家军》、《史可法》、《张煌言》、《徐霞客游纪》、《石头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复活》、《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都有。那时，我懂也看，不懂也看。见到插图好看的，就偷偷塞入书包。岳飞的字帖也有好几本。现在记不起来了，到底是不是真迹，我不敢肯定。帖子是装裱过的，有霉斑蛀洞，很烂。岳飞的字好看极了，哥哥们临摹，我也描红。“还我河山”这四个字，我写得特棒。“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帖子被抄走，我可惨了。因为在帖子里，在我的日记里，有我写的“还我河山”字迹。这还得了?惨了！镇压家属想反攻倒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大字报糊满了我家大门墙壁，糊满了我母校的操场，我的班级教室，我在教室里的椅子，害得我不敢坐下。我们兄弟真的没有反共和反攻倒算的想法啊。只是敬仰民族英雄岳飞，痛恨汉奸秦侩。十六七岁的我，哪有力气去复辟变天?再说，也没有人把我拉入反革命的复辟队伍。这时候，我家的话，我的话，谁听?苦，自己捶胸膛吧，或者掏开心肺。

1966年6月中旬，我被揪出来了。这一年，我17岁。

一个同学揭发我在英语课本的“毛主席”词组下面注上谐音：“千人骂” (无中生有！这位老兄现在与我的关系还不错)。这还得了?“现行反革命郑梦彪罪该万死”、“打倒郑梦彪”、“郑梦彪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革命标语和大字报糊满校园。工作组进校了，我遭殃了，方寸大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在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便在教室前的操场上正式宣布：对镇压家属、现行反革命学生郑梦彪可以继续揭发和批判。我们对郑梦彪的揭发和批判仅仅占全校不到千分一的比例。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于是，我的二十多本日记被抄出来了。写日记是语文老师一再强调的，不写就扣分。日记里，有我读郭沫若的《为曹操翻案》、《蔡文姬》，田汉的《李慧娘》，王蒙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的新人》，还有什么人的《广陵散》、《改选》、《本报内部消息》等等的读后感。最要命的是，我在日记里、在课本上，还大量摘录了丁玲、陈企霞等“右派”的言论。这些东西我是从旧《文艺报》、《文汇报》合订本上抄来的。如“一个人只要有一本书，谁也打倒不了你”、“我像一块石头被人踢来踢去”、“放下你的鞭子”(延安时期的剧目)。同学们不清楚这些话是谁说的，全归在我的“黑话”中了。

上千张大字报把“郑梦彪”三字倒过头，上面打上红叉，有的大字报中间还画着血红的大勾，就像是枪毙犯人的样式。大字报确实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显微镜和照妖镜，我的“罪行”被放大了几十倍。我的毕业相片被接上牛和蛇的身子，牛鬼蛇神的样子非常丑陋(其实，在37年前，我的体高已1.75厘米，长得并不丑，女同学还给我传过纸条)。大字报多得难数。

一个同学在我的椅子上贴了大字报，让我整天站着，腿脚颤抖发麻。这事，我至今还记得。这位同学现在是山区中学特级教师，副校长兼市人大教委主任。25年前见了他，我总想要揍扁他，被人劝开了，没揍成。感谢同学看见我还能老实交代，没戴我高帽子，揪去游行示众，没在班上搭台批斗我。但是，他们要我读毛主席“老三篇” [2]中那一篇纪念张思德的文章。战战兢兢中，我把“重于泰山”读成“轻于鸿毛”，把“轻于鸿毛”读成“重于泰山”。“是可忍，孰不可忍”，同学们被我的猖狂激怒了。(上帝爷啊，如来佛祖呀，我在这个时候哪敢猖狂呀！找死?！)我夺门而逃，他们在后面追。遇上老师，老师不敢说话，更不敢救我。

“文化大革命”浩劫时，老屋前门被贴满大字报，开不了，进出都得走后门，而且随手把门上闩后，顶上石臼。夜里，早早熄灯。老屋静寂，只有放在埕围蜂群的“嗡嗡”声响。一个晚上，我又被唤去写交代材料，很迟才回家。敲门时，听到母亲、长兄下楼的声音。“回来了，回来就好。”在庭院中，母亲搂住我，长兄拉着我。家的温馨抚慰着我的惊魂。那年头，老屋是平静心灵的港湾。

在工作组的关心下，养正中学的“四家店”开张了。表哥、表嫂当老板娘，我的语文老师任掌柜，我成了他们券养的马前卒。一天，我正在学校餐厅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工作组组员呵斥我，要我跟他走。我就这样地走入县看守所。自己一个人一间，房间很大，一张草席，一条薄薄的、小小的被单，很凄凉。我没日没夜地写揭发材料，知道的都交代了，不知道的就编造。甚至把表哥也给揭发出来了。我编造表哥(我大妈的侄儿，我的英语老师)梦见蒋介石，还说他说过“日有思，夜有梦”。实在没词了，我知道表哥家对面是邮局，就给他来了这么一个段子：蒋介石反攻开始，表哥说，我先占邮局。

我之所以把表哥端出来，因为他时常流露出我是后娘养的、不是他姑姑亲生的那么一种不屑一顾的冷漠目光。而且每回照面，他总不和我打招呼，不和我说话。在禁闭室里，我把老师教给我的记叙文的写作方法全部发挥到一流水平，上纲上线，无中生有，弥天大谎，无所不用其极，都上了。一听到工作组组员在廊道的咳嗽声，我就打颤；一看到他们走入禁闭室，我就低头服罪，完完全全没有往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狂。那时，我只会唯唯诺诺地点头，说，是是是。我交代，我揭发，再深挖，争取早日回到革命的队伍，坚决与罪恶的家庭决裂。

1966年10月18日之后，我被放了出来。回到家里，我只会掉泪，好像失语了，整天呆呆的，两眼无光，临窗发傻。当晚，我八哥告诉我，表哥揭发母亲藏父亲的血衣，工作组领一搭人来，要母亲交出来。母亲交不出，被踢倒在地，又踩上一只脚，被斗了好几回，回来后，服了断肠药，被抢救过来。家里的衣柜被砸，庭中的石板被撬翻，挖地三尺，花岗岩铺成的庭院，一塌糊涂。我静静地听，眼泪流到天明。

我变得沉默寡言。不敢上街，只走小巷。遇见同学头一低，闪开。红卫兵不要我，如果要我，他们就成为不纯的组织了。革命大串联没我的份儿，我真羡慕同学们点燃古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把，到全国各地去传播革命的红色种子，舞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个时候，我异常失落。没办法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就在房间里挂满毛主席和林彪的大幅照片。我好像已经变成红卫兵了，和同学一样，手捧毛主席语录，捂在胸口，虔诚地高声朗读“最高指示”。我不敢大声，只能默念一段又一段语录，害怕邻居揭发我“打着红旗反红旗”；害怕语音读不准，冒犯伟大领袖毛主席。

小镇的游行静坐开始了，我去瞧了一回。糟了，第二天，街上的大字报强烈地谴责我，警告我不准上街，不准混入革命小将的队伍。往日十分要好的同学见到我，如避瘟疫，逃之夭夭。虽然镇上两派的观点不一样，但是在我的问题上，看法一致，那就是不能让郑梦彪混入“红卫兵”的革命组织。有个高三的学长，悄悄地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让我激动好几个晚上。我每天用最干净的绒布虔诚地、轻轻地拭去像章上的灰尘。

古镇的“文攻武卫”开始了。一派占医院，一派炸医院，战斗非常激烈。医院就在我家厝后。子弹“嗖嗖”擦墙而过。隔三差五地有武斗队战士从我家后门巷子走过。一天。母亲和哥哥听到有人说，要不要给郑梦彪也来一枪，让他去见他爹?母亲和哥哥都吓坏了，我更是屁滚尿流，湿了外裤和内裤。我很紧张，母亲倒镇定，说，有人敲门，你马上躲在阁楼的大橱里，我已把橱腾空了，别吭声。躲了几天，平安无事。但母亲和哥哥们还是放不下心来，轮流为我望风。

半夜寒风紧，我母亲的侄儿从离安海30公里的金井镇后安村赶来接我。母亲已经为我准备好行李。临走时，我从琴桌下的密室里，取出《红楼梦》和王力的《诗词格律》，放入行囊，惊慌地逃离安海，如丧家之犬。天蒙蒙亮，到了后安渔村妗娘家。中午，姨妈来，说我长得英俊，像父亲，也像我母亲。小舅舅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别回安海了。一位长者，左瞧右看我，连声说，不愧将门之后。村里的文书拉着我的手说，好呀，红卫兵小将来了。欢迎！晚上，你可以给我们贫下中渔讲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带我们学好、用好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惊魂刚刚定下来的我，不敢说话，一直露着笑脸。大姨抱养的女儿、我表妹也来了，她与我同岁，很开朗。她牵着我的手，辫子一甩，拉我往海滩踏浪去了。连续几个晚上，我都为在夜校的贫下中渔读毛主席著作和两报一刊的社论。我不敢再读“老三篇”，害怕又把“重于泰山”读成“轻于鸿毛”把“轻于鸿毛”读成“重于泰山”。有一回，福建前线歌舞团到后安慰问演出，我还上台朗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那个报幕的女战士一个劲地夸我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小将。这一夸，使我又把尿湿透了内裤。幸好，天黑，没人发现。

小舅舅、表哥和表妹都是基干民兵。夜间，他们带我到海边巡逻放哨。海风吹来，打乱我的头发，但是我昂扬挺胸，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一定坚决、彻底地歼灭胆敢来犯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金井后安村，我一待就是两年。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仿佛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了。我不想回安海，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引起我伤心的泪。再说，我和表妹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那天，到海滩去，碰上大雨，表妹和我躲在礁洞里，她抖得厉害，依偎在我的胸前。我们这两个年轻男女，虽然不敢超越雷池半步，但是双方散发出来的气味，还是挺诱人的，挺让人躁动的。

1969年，“文化大革命” 的风浪平静些了，我回安海过春节。有一天，在路上遇上我的体育老师(好老师。他前年撒手走了)，他说：“下午我们谈谈好吗?谈你怎样说你表哥梦见蒋介石，还要夺邮电局的事?”我不吭声。“你说呀。两年前，你年纪小，不懂事，做错事，不是你的事。”我不吭声。“你要说，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工作组诱骗你的还是你编造的?你说，老师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乖乖，说实话，你是好学生。你说，老师听着呀。”我依旧不吭声。“你说呀！你别坑害人呢。他是你的老师。还是你的表哥啊！”“不是我亲表哥！”“那他是谁?”我不吭声。“你不该捏造啊！””他捏造我母亲藏着我父亲的血衣。我母亲差点儿为这事死了。谁的危害大?我17岁，他40岁……我走了。路上，我发现嘴角流了血，是自己的牙咬的。

这次的谈话传开了，传得很广。混蛋、薄情、不义，出卖亲友等等全部扣在我的头上。现在一些“老三届”的知青提出要忏悔。我是老三届知青的一分子，我要忏悔吗?你、我、他都忏悔吗?跪着对谁忏悔?谁是我们的教皇教主?谁有这个资格?忏悔了，上帝会赔偿我们的青春年华?我认为别奢谈什么忏悔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体现。高举忏悔大旗的人忏悔了吗?他忏悔啥?谁听到?郑芝龙的脑袋被砍下来，你要他忏悔降清吗?

我和我表哥谁也不向谁忏悔，但是事实到底怎样，大家心里明白。我不改口，这是我的权利，我的性格。他不改口，这是他的权利，他的性格。为什么我不揭发别人而揭发他?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人平时做人的准则。同样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同样在一个问题上，忠孝诚信仁爱的人与残暴薄情寡义的人给人们造成的危害程度大不一样。现在表哥不理我，我也不和他讲话。照面了，他点点头，我也点点头。他微笑，我也露个笑容。他不点头，我就不向他露笑脸。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舅，是一个医生，我病了，请他看病，他说，你别找我，去找你的亲舅舅。表哥的儿子、女儿和女婿遇见我，连招呼也不打。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直到现在，我没告诉我的下一代有这么个事梗着。我也知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可是这种隔阂，你有责任，总不能全归当年17岁的我。有本事你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去控告吧。在历史的判决书上，我是无罪的，而当年胁迫我的人也无罪，也不是他们自觉要这样干的。我还记得一位李老师拿饭给我吃，上面还放了两片肉。无罪的人忏悔啥?不过，也别到处向你的同事、你的学生、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宣传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劣迹。有头脑的人会帮我去反思。谁对谁错，自有公论，一直梗在心上，对谁的身体都不好。更何况，你老了，我也不再年轻了。但是，一句话，我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揭发材料这个事，永远不忏悔。

我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个“老三届”的学生和他父亲的观点不同，就卡死了他的父亲。这人中邪了，有血债，要负刑事责任。但是，当枪口贴在他的后背心口时，你说，他要怎样忏悔?要向谁忏悔?面对人类的苦难，我们下跪……词句很美，但是跪下忏悔的内容是什么?你来罗列还是他来罗列?或者我来罗列?大家齐声高喊：主呀，我有罪。或者大家心里默诵：三宝祖佛啊，我有罪。主和三宝佛听见了吗?茫茫的苍穹之下，有一群傻头傻脑的人跪着……这有些滑稽。

可能还会这样说，忏悔不要形式上的忏悔，而是要从思想深处去忏悔。这更摸不着，猜不透了。我讨厌当着众人的面，举起酒杯，热泪滚滚地向老师道歉，说：当时我不该戴您的高帽，抄您的家，偷您的书。我错了。于是，老师也泪流满脸。这种场景其实是在做秀。忏悔者合理地利用喝酒容易动情，是煽情的最佳时段。如果我也登台，凭我10岁就在教堂洗过礼，凭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凭我背诵过莎士比亚长篇对白的基本功，我敢保证，如果要这样忏悔，我具有一流的水准。

我表哥在很多场合都说，凡是有郑梦彪出席的场合，我就不参加。如果我知道他有这样的说法，就打电话过去，先关心他的健康，又赞扬他儿女的成就，再请他来参加同学联谊会。结果，他来了。我端起酒杯，说，大家干杯。他也高兴地回应。你说，我这样做秀一番，能消除我和表哥之间的疙瘩吗?

关于忏悔，我写过一篇《远离上帝》，大意是这样的：我的长辈和哥哥们都信教，惟有我说不清楚到底是拜佛还是信基督。回想起来，童年时的那一碟炒花生是其中的一个缘由。七八岁时，我就不傻，排行又最小，便得宠，受宠的待遇之一是客人来时可以上桌就坐，吃得到哥哥姐姐吃不到的炒花生，炒豆芽，还有豆豉上敷着的薄薄的肉片。不过，我得跟客人们做忏悔。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见有三辆自行车停放在庭中，知道有客人来了，书包一放，溜进餐厅坐在我的位置上，守候着，嗅漂来炒花生的香味，听锅中“啪”的声响，嘴唇翁个不停。

客人谦恭上座了，炒花生，炒豆芽，还有豆豉上敷着的薄薄的肉片也上桌了。我的眼睛盯住还在“啪啪”作响的炒花生。这盘炒花生不是平时那种泼盐水翻炒的，而是搅猪油搀蒜泥的，颗颗粒粒，油光焕发，黄中透红。“主啊！”轻轻一声，四哥、六哥和客人们都闭上眼祈祷，忏悔开始了。不知道为啥，我的眼皮被香味四溢诱惑住了，闭不上。眼珠溜左瞧右，只见四哥、六哥和客人们浸濡在静穆之中。说时快，那时迟，我的小手不由自主地向碟中抓一把炒花生放入口袋里，没人知晓。又一把，还是没人反应。真想再一把，可是，祈祷忏悔结束了。大家举箬夹菜时，我埋头扒饭，不敢正视他们。一位上年纪的客人从桌上的边沿挟起一粒花生时，用慈祥和蔼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吃完饭后，我从裤袋里掏出炒花生，分几粒给三姐和八哥。

放学后，我贪玩，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回来啦！”六哥冷冷地说。我看娘，娘不睬我，上厨房。“你上来！上来！”四哥在楼上吼我。我大惊失色，因为我最怕的就是他。“站好，不能超出这块四方砖，听到没有?举起手，平伸！你不忏悔，还偷炒花生，当我没看到?你呀，你！”四哥胡子直了之际，正是我哇哇大哭之时。我一抹鼻涕和双行眼泪的惨状使娘用袖角擦泪。三姐说：“是那个上年纪的客人告你的状。”我摸着发痛的屁股，大喊：“羞羞啦，假慈祥，他也没祈祷，也不忏悔，他眼睛也没闭起来。不然，哪知道我偷炒花生呀?”

发生“偷炒花生”事件后，客人来，我不上桌，让八哥上。我逃避忏悔了。长大了，遇到很多风和雨，我就慢慢地远离上帝。

提倡忏悔的人说，忏悔只涉及“老三届”红卫兵，与“老三届”知青无关。那好，就当我没事惹事，因为我根本没资格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是，我有资格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