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与柳州慈小

作者: 周维铎

香慈的诞生

香山慈幼院的性质，按现在的说法应算民办公助慈善机构。

1917年9月顺直省区发生大水灾，淹没了103个县的19045个村，受灾百姓635万1344人，受灾田亩为25万4889顷265亩。

摄于1971年7月左边是我右边是北京101中学的顾弘树

熊希龄奉命督办水灾善后事宜，除修复堤坝及水毁公共设施、赈济灾民外，看到灾民因乏食而把儿女遗弃路旁或标卖，所以在北京设立慈幼局，先后救出一千多难童。

到1920年10月仍有未被认领的难童二百多人，熊希龄申请用赈灾剩余款项开办了专门招收孤贫儿童的慈幼院，并由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请清逊帝拨出被八国联军焚毁的香山静宜园为开办用地，裕隆皇太后提出的条件是接收城内外贫苦旗民子弟500余人。后又接收北五省灾童200多人，最后又有湖南旱灾灾童350多人共1200多人。资金上由督办水灾河工处拨出现洋5万3500元作为办院基金，又拨出现洋12万作为建校专款，后将为救济京畿水灾民众募捐的余款现洋64万元拨归香慈，政府每年拨款二万大洋（实际这笔款项经常得不到）共同构成香山慈幼院的经费。

因政府拨款和海内外社会捐助常入不敷出，熊希龄1932年10月在原配夫人朱其慧去世后捐出自己的全部家产（计大洋47.2万余元，白银6.2万两，房产，田地，股票等难以计价财产40余项），由学校董事会管理，自己只支取普通职员薪酬。凡经校董事会考察为孤儿或家庭生活困难入学的幼童都是“正生”，享受生活学习一切费用全免待遇，孩子可从蒙养园升入幼稚园，再升入小学。小学毕业后，女生多半入幼稚师范、护校，男生可考入任何中学，或根据兴趣到四校（职业部）五校（技工部）学习，直到学有所长，能自立于社会为止。有能力上大学的还设有六校（大学部）为其筹措学费助其深造。

由于学校设备好，师资力量强，教学方法先进，一些官宦和富家子弟争相前来就读。对这些学生则收取学习和生活费用，叫“附生”。正、附生共同寄宿学习生活，和睦相处，学校一视同仁。正生、附生是香山慈幼院最特殊的制度，从1919年到1949年香山慈幼院共培养学生6000多人。

熊希龄的思想在当时是很进步的，他不赞成小学生过早参加政治活动，但对聘请教师却主张“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音乐老师老志诚后来是中国音乐学院著名教授；自己的女儿熊芷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幼儿教育，和学航空的女婿朱霖一起学成后到香山慈幼院任教。他们把三十年代美国活泼自由开放的风气带到慈幼院。

熊希龄延请当时的社会名流学者蒋梦麟、胡适、陶履恭、黎锦熙、张伯苓、李大钊等十几人组成评议会，研究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为一体的新式教育；熊希龄的亲戚兼老乡沈从文出名前，来香山慈幼院找工作，只能当图书馆员；中共早期党员郭隆真从1925年就到慈幼院活动，发展了张秀岩、程贵珍、车毅、郭乃岑、胡容庆、刘建章等一批师生。警察要来校抓人时，熊院长出来予以保护。到1929年党员已有70多人。

1934年8月我的父亲经当会计的老乡王进堂介绍，到北平香山慈幼院二校教书，月薪45元。

鉴于香山慈幼院优良的教育环境，此后我们家族先后送到香山慈幼院读书的达12人之多。周景文（族叔）、周景苔（姑）、周维钊（哥哥）1936年入校、他们毕业后，周维钧（姐姐）1943年入校。

因父亲奉派在广西办学，所以毛院长特批维钊、维钧是“正生”；堂姐维玉、叔伯兄维谦、维恭、姐维铃及后来的我、锐锐则都是自费的“附生”。表姐李前明，表哥刘伟潮在广西柳州慈小上过学。加上母亲也是香慈三校毕业的老师，父亲是二校老师，我们家校友达14人。

我和妹妹回到北京香慈读书时，父亲已不是香慈的教员，香慈也不再是慈善性机构，很少有正生了。

父亲在北平香山慈幼院教书的这几年，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香慈优美的环境，完善的设施，先进的教育理念，宽松和谐的人文条件令他如鱼得水，给他发挥自己的才智创造了条件。

1937年父亲周仰岐老师（左边站立者）、王珂老师（中间站立者）与同学们在恕村门口合影

上图中最后一排的女生是王珂老师的女儿王净泉（现在的名字叫艾山）。前左蹲着的女孩是杨曼云（现在叫洛林）。

除了师生关系融洽至今在学生中仍有口碑外，他还在校刊和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有教学方法研讨、科普故事、历险纪实等。他于1935年在校刊《晓声》上写的一篇《千里寻弟记》，记述了1931年春节期间爷爷去世后，他辗转千里历经艰险把三弟周景虞从冯玉祥军队里找回家奔丧的故事。

我还曾见过1937年7月前父亲拍的一张照片，画面是北平学联打着标语在香山的操场上抗日游行，背面是“四姐惠存，由此可见北平的形势”。应该说明至少那时爸爸已经认识，甚至可能开始追求妈妈了。

1937年4月中旬，周仰岐和香山慈幼院同事们到门头沟中英煤矿公司参观，摄于“中英煤矿”园内。右1为周仰岐，左2为王旭晨老师。右2可能是王珂老师

父亲1935年后留影

右1王旭晨，左2周仰岐，周仰歧李韵竹曾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社社员”

抗战初起

1935年至1937年正是香山慈幼院蒸蒸日上的几年。

1937年6、7月，北平地下党通过北大的一些进步外籍教授安排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到香山慈幼院疗养。7月7日香山慈幼院正在筹备过第三个回家节，熊携夫人毛彦文在青岛筹办与青岛市政府合办婴儿保育园事宜，拟抽空回北平过回家节时，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北平及整个华北很快都成了日本沦陷区。

1933年熊希龄亲往长城喜峰口前线慰问二十九军将士，前站立者为军长宋哲元

8月13日爆发淞沪会战。熊希龄院长当时正住在上海，他认为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亲率世界红十字会人员从事救护工作，设伤兵医院四所，难民收容所八处，抢救伤兵六千余名，收容难民二万余。因为无法回北平料理香山慈幼院，熊只好从沪致涵北平红十字会副会长之一的胡恩光，请他暂代自己担任院长，设法保全慈幼院。胡恩光系军人出身，又有宗教信仰，熊希龄觉得在那个环境下他是最合适的代理人。

然终是放心不下，熊产生了将香山慈幼院儿童迁离北平，拟在大后方另建学校的想法。

1937年9月20日他从上海致函长沙的朱经农说：“香山慈幼院困陷北平，余不忍此无父母之孤儿受饥寒之苦，更不忍其受压迫侮辱之教育，决计在江西南昌或长沙设立分校，设法将各儿童航海南迁。”并说已函嘱女儿熊芷择觅校址，但不知长沙有无房地可租借，或衡山教会学校的房屋能否租用，希望朱经农“速为交涉，迅即见告。”或也可觅一官地，建筑茅屋，有如陶行知的“晓庄学校”式样，一切从简。他说：“在此长期抗战中，只宜如此，且使学生勤苦留一印象。敌人飞机虽加摧毁，亦无所惜也。”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他电召北平幼稚师范（即北平香山慈幼院三校）主任张雪门先生来沪商议去长沙设分院事宜，拟条件成熟时全院迁往大后方。张雪门到长沙后认为一人难以开展工作，熊希龄又电二校校主任刘梦兰，请他遴选两位教员前往协助。

据父亲说，当时只有他和二校的事务课主任张子招应召前往。

8月底他们从北平到天津乘船去上海面见熊院长，熊院长亲自交代具体地点、路线、方法等。但战事进展太快，12月13日南京陷落，长沙也已朝不虑夕了，于是他们由上海经香港从南绕道到广西桂林，与先期经长沙来的张雪门先生、戴自俺、李韵竹等一起在桂林东华门大街创办了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这时已是1938年初了。熊院长原拟亲自去主持分院事宜，因战事长江道阻，只有转道香港经粤汉铁路去长沙。不料到港才第8天，不幸于12月25日突发脑溢血逝世，由其继室毛彦文女士临危受命主持院务。

抗战时期的桂林分院

1938年2月，在广西省教育厅长邱昌渭邀请赞助下，张雪门、戴自庵、张子招和父亲等在桂林东华门大街开办了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幼稚师范，张雪门任校长，戴自庵任教务主任。

4月招生，招初中毕业并在小学服务一年以上的学生（相当于现在的中专班）。8月又增设一班，张雪门招三校幼稚师范已毕业的学生们来桂林办学，由父亲任教务主任。母亲奉张雪门电招与同学好友李蟾桂，池宝华、金恒娟等先后来到了桂林。

二校音乐老师王玉虎、李福祯夫妇（后改名王旭晨、李凌云）也辗转来到桂林。王玉虎出身贫苦从小在香山慈幼院长大，男师四班中等师范毕业后留校当音乐老师。李福祯也是三校幼稚师范毕业，那时带着大女儿在绥远教书。王老师暑假去绥远探亲，刚走就爆发了七七事变，绥远也很快成为沦陷区，又回不了北平，他俩千辛万苦辗转绕道来桂。1953年3月因柳州私立学校停办，撤回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工作直到退休。他们是父亲一生的朋友。

到1938年底，这时学校已初具规模，张雪门、戴自俺、周仰岐、李韵竹任教于桂林分院，老照片中都可看到父亲母亲在张雪门左右一起照相的景象，他俩正是张先生的左右手。李蟾桂，池宝华负责中心幼稚园。

1939年8月6日摄于古宜书院

二排中间长须者为张雪门，其左手旁是周仰岐，右手旁是李韵竹。第二排左3姜振英，第一排右2廖三素，第三排右5姜新琚、右6麦素珍、最后一排右2肖佩葱。这届学生结业后桂林分院幼师班迁往丹洲。

2010年清明节我们去柳州寻旧时，见到一位曾就读于桂林幼稚师范的麦素珍老大姐。现已年届90的老大姐告诉我，曾见过我父亲母亲谈恋爱。她说：“那时女生宿舍的隔壁就是老师办公室，有一晚你爸妈在那里谈心，两人正襟危坐，你妈妈的手放在桌子上。后来你爸爸用手盖住她的手，我们在隔壁房间的木板缝里看到了，有同学嘻嘻一笑，你爸爸的手马上拿开，然后很快就走了。”

1939年长沙战事紧急，桂林分院校舍于去年11月已被日机大举轰炸桂林时炸毁，广西省教育厅下令桂林分院疏散到三江县古宜乡（就是现在的三江县城）。幼稚师范的学生全都迁来，但幼儿班的孩子只有免费招古宜乡当地的了。一时街上跑的儿童全都进了幼儿园，白天街巷为之一空。这里靠近湖南，地处偏僻，交通险阻，缺医少药，瘴气横行，不久有部分师生打起摆子（疟疾）。李蟾桂回忆说：“周仰岐老师对抗这种疾病，不服奎宁，发抖发冷前大跑步一阵，使满身出汗；说也奇怪，果见生效。他说这样的恶治可以吓跑摆子鬼。”

1939年6月毛彦文院长由港飞桂林，拟去古宜视察，邱昌渭夫妇以途次不靖恐遇意外劝阻，最后电招张雪门、张子招、周仰岐三人来桂商议院务。商议后确定：1.桂林分院迁至丹洲开学；2.芷江分院添办初中。那时敌机猖獗，空袭频仍，一日毛院长寄寓之乐群旅社被炸，所有行装付之一炬，幸而人未受伤。不得已于8月飞港转沪。

桂林分院在古宜只待了几个月，因许多业务必须与桂林联系，交通又极感不便。于是分院幼师按院务会决定在8月暑期中第一届学生结业后迁到条件稍好的丹洲，那里有车船可通柳州桂林。当桂林分院迁徙离岸下船时，两岸站满了大人小孩儿挥泪相送，惜别场面十分感人。

初来三江时战事紧张，一夜数惊，随时准备再撤。国民党为抗日计突击发展党员，只要签字即是，甚至让一些政府机关集体入党。而父亲一贯思想“左倾”根本不会加入国民党，他的桂林分院同仁也大多不理睬这事。私立学校不是政府机关，不会屈从国民党党部的压力集体入党。这本是一件再清楚不过的事，谁料四九年后竟成了一件说不清的疑案，谁证明也不行。

2010年后我们回到柳州时才听说，当年少部分学生如梁柱的妈妈李汉雄等就在这时参加了国民党，但四九年后即向共产党交代了这事，前途基本未受影响。父亲因根本没参加就无所谓交代，越不说人家反倒越是怀疑你是奉命潜伏的，成了后半生倒霉根源，至死不靖。

丹洲是融江上游的一个江心洲，古时桂北交通不便，运输主要靠船筏。桂北经济也主要靠运木材竹子，所以古代三江县城设在丹洲，正扼融江要冲。后来因丹洲地域狭窄不利发展，且近代已改变交通全靠水运的状况，1934年才将县府迁到古宜，因而遗下多处城楼庙宇和会馆。

丹洲乡公所对桂林分院迁来予以大力支持，协助租借当地多处民房、庙宇及会馆等供教学住宿，还把乡公所的侗族杂工吴士尊也派来帮忙。桂林分院幼稚师范设在闽粤会馆，稍加整理教师办公室和学生教员宿舍都够用，所以很快就复课了；

1939年5月小学部成立，张子招先生任校长，父亲任教导主任（兼幼师主任）。借用丹洲武庙为校舍，后因学生多了迁三皇庙（李蟾桂回忆说是借用乡公所）。

幼稚园只有分设在丹洲和融江对岸的板江墟。板江墟是商业地区，人烟稠密，中心幼稚园就设在该地的周家祠堂，丹洲幼稚园由戴自俺妻子金恒娟负责，板江幼稚园由池宝华负责，李蟾桂以幼师专任教师名义常驻板江指导实验工作。

那时丹洲虽比古宜条件好些，但经济落后缺医少药仍然很艰苦。王旭晨老师的两个女儿及少部分幼童因患赤痢、脑炎等病死在丹洲。照片中前排毛院长旁就是王旭晨李凌云的大女儿王丽丽，照完这像后不久就因脑炎而死。死后第二天她获得少儿图画比赛第一名的奖品奖状寄到了，更令王老师李老师伤心欲绝。几十年后，多次听到父亲感叹：“那时候的人一心办学，那么恶劣的条件，王老师的两个女儿都病死了，但没有一个人说不干了要走的。”

1941年2月（民国三十年）毛院长由渝飞桂，转赴丹洲视察。看到桂林分院经张雪门、张子招和周仰岐等努力，成绩斐然，深得社会人士之赞许。与在丹洲的桂林分院全体，包括幼师、小学部、中心幼稚园全体师生合影，并与成立不久的慈小全体教师合影。

照片背面题字为：广西丹洲乡

第二排中间坐穿白衣者是王旭晨，其右手为李凌云、李韵竹。其左手为周仰岐、张雪门、张子招。前排左起第十人是王旭晨李凌云大女儿王丽丽，照完这像后不久就因脑炎而死。

照片背面题字为：民国卅年春慈小全体同仁欢迎熊毛院长蒞丹留影

后排左起为周仰岐、邱建中、张子招、田季文、王旭晨。中间女教师左起雷玲？、俞修亚、李韵竹、廖三素、李凌云。前坐者为熊毛彦文，站者为王旭晨、李凌云的大女儿王丽丽。

李平提供照片背后题字为：幼师于广西丹洲廿九年，可见是幼师1940年摄于丹洲毛院长来丹视察时

但两岸的院史都认为这张照片是1938年在桂林所摄，应以照片当时所签时间为准，中间坐长须者为张雪门，其左手起依次是毛彥文、张子招、周仰岐、王旭晨、李凌云、李韵竹、邱建中。

因见这里交通不便，瘴气极盛，师生时有患病者。故计划将幼稚师范迁回桂林，小学部迁到柳州。并与当局磋商，请其协助。

桂林分院在广西一共办了近6年，却在丹洲待了3年，1942年1月局势稍缓就迁回桂林。

1943年学校因经费困难，与广西省教育厅多次商谈皆无结果，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只有停办，学校交省教育厅接管。桂林分院幼稚师范学校在广西6年中办了6个班，结业3个班共培养学生100余名，按原定计划已完成70%。这6个班结业后可完成和超过当年拟定的计划，为广西培养了学龄前教育的师资。当时广西全省99个县1市均有该校毕业生从事幼教工作，为广西的现代幼儿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湘桂大撤退中桂林分院的北京老师撤到重庆办了幼师重庆分院。

兴办慈小

桂林幼师成立后毛院长复与邱昌渭商议，拟另立一分院，专置小学，得到同意。于是毛院长委派随同张雪门在桂林分院的张子招、周仰岐、王旭晨等人筹办建小学校事宜。

1939年5月1日（民国二十八年）桂林分院小学部在广西三江县丹州乡成立。秉承香山慈幼院救孤助贫的宗旨，专收抗敌将士遗族及义童（孤贫儿童），完全予以公费教养。所以学校全名是《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抗敌将士遗族及义童学校》，简称慈小。该校属桂林分院一部分。张子招为校长，父亲任教务主任，月薪155元。

教员中北平本院辗转过来的师生有王旭晨、李韵竹、李凌云等及部分广西籍教师田季文、邱建中、余修亚、廖三素、雷玲等（见图12），后来还有香山慈幼院铁工厂的技术人员陈如九等。

丹洲是侗族聚集区，所以义童多为侗族人，到1941年迁柳州时还带了近百个侗族正生（如尹慕莲等）。父亲、母亲除负责小学部外，也仍在幼师兼职。在丹洲两年，学校由当初的一个班14人很快发展到四个班130人。

1941年8月，原在三江县丹洲的“北平香山慈小”应柳州绥署（绥靖公署）参谋长张任民及地方上热心教育人士的邀请将小学迁来柳州。丹洲的侗族杂工吴士尊有感于慈小平等、相亲相爱的环境，自愿跟随学校南迁。

当时条件艰苦连校舍也没有，八九个老师百来个学生，居无定所经常搬迁。或在山野破庙或在山洞里上课，还要时常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后由广西柳州第四战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协助，暂时安置在柳江下游窑埠村一座破庙中。

环境实在太差，学生大多染患严重的痢疾及疥疮，并有两名四年级的学生病故。这时恰逢柳州县政府举办一次小学生学业比赛，全县四十余所学校派人参加，慈小也派了五、六年级各五名代表前往。比赛结果慈小名列第一，立时震惊了教育界。（现台湾的李冠鸿老先生就是当年比赛得奖的学生之一。）柳州县肖劲华县长这时才知道原来桂林分院小学部竟设在一座山野破庙里，学生用木板石块架成课桌，沿地而坐的听课，还要时刻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却是全县最优秀的学童。

肖县长流着泪向慈小保证，一定让慈小有好的校舍，而且把他十岁的儿子也转到慈小五年级就读。于是在肖县长协助下慈小搬进柳州环境最好的市中心柳侯公园。

柳侯祠是纪念柳宗元而建，这位唐代文学大师做官得罪了权贵而被贬为柳州刺史，他的德政、文教却广泽南方蛮地，柳州民间祭拜这位大师，世代相传。祠后建有柳侯衣冠冢，慈小师生有幸得沾先贤书香雨露。因柳侯祠一度曾供给国际红十字会用作急救医院，留下不少简易板房，都由慈小接收了。不但有教室、办公室、寝室，老师们每人也有一间小木屋。而整座幽美的柳侯公园也成了慈小的活动空间，慈小结束了江湖流浪的生涯。

因师资优良，管理完善，教育理念先进，成果显著，原本仅收孤儿及黔桂边区少数民族贫困子女的慈小，此时自费学生激增。考虑到学校将来的发展，在公园里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学校积极向地方政府争取经费和地皮，获得柳州地方人士的支持。

1941年8月由市建会、县参议会、县政府、商会等热心教育的团体和人士组成建校委员会，在柳州南鱼峰山以西柳邕公路旁的狮子山脚下批了五亩地兴建校舍。那时柳州房屋主要以木材竹子为主，造价便宜，建设速度也快。

慈小动用了过去在古宜县的地方人事关系，购买廉价杉木，顺柳江放排运至柳州，再由慈小师生协力搬运至工地，使建校工程顺利而迅速展开。那些在丹洲招收的侗族正生由于年龄较大，又都是苦出身，干起活来几乎不亚于成人，给建校工程出了很大力。

8月25日凌晨李平出生了。王老师李老师为办学在丹洲死了两个女儿，现在好不容易又怀了一个，再不能有一点闪失。父亲和王老师一起抬着李老师从柳候公园往柳江南赶，要找个相熟的好医生给接生。

凌晨浮桥还未搭起来，为防备万一，父亲还带了把剪刀，怕如果来不及了孩子生在半路时可以剪断脐带。幸亏有惊无险，顺利的赶到冯医生家生下女儿。

孩子生下后，李老师说：“孩子跟你姓已经丢了两个了，以后生的孩子要跟我姓。”所以这个女儿叫李平，我们都叫平姐。后面又生一个儿子叫李文，她俩都是到读书时才改回姓王。

到1941年底部分校舍建成，师生们欢天喜地的从柳候公园搬到狮子山下的新校园。学校在柳候公园待了近一年。

当时柳州的学校大多还是就地取材形式各异，用民房堂屋做教室昏暗拥挤。柳州慈小的教室是专门按教学要求设计的，虽然是简易砖木结构，但长方形南北两边开窗，采光通风都很好。这种现代的教室在柳州无疑是第一流的。因学校有公费正生的关系（学校包吃住），慈小还接纳一些住得较远的学生入伙住宿，这在当时柳州各小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大约是1941年初因中央研究院也迁到丹洲，大舅的大女儿李前明也到慈小读书，后来一起迁柳州。那时她先由二姨代养，改名刘鸾潮，老校友卢艳华大姐以为是我母亲收养的孤女。1944年才回到四川李庄她父亲所在的中央研究院。

2014年五月我们几个表兄弟组织台湾游，在美国定居的李前明大表姐听说后特地从美国飞到台湾与我们相聚。她带来了几张照片和慈小的毕业证书，我们才知道了这些事，照片和毕业证书连陪她来的女儿都没见过。

终成眷属

虽然抗战仍在激烈进行，打了4年多还不知何年是个头，但这时广西还算太平。父亲母亲工作生活也渐趋安定，他们的爱情马拉松经过四五年的颠沛流离患难与共，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终于水到渠成。

据了解父亲在1936年前后就已经追求妈妈，但父亲是有妻室的，知识女性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现状。现在父亲登报声明离婚，这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据我哥说不久有人看到这个消息并告诉了家里，农村习俗老人承认才是媳妇，所以我娘离婚不离家，仍然一如既往的在家种地侍奉老人操持家务，奶奶到1952年70多岁才去世。也正是这一纸离婚声明，使我娘5年后没被划成地主成份，25年后“文革”中未被赶回农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1942年初，应该是寒假期间，爸爸妈妈以最简单的方式结婚了。这时母亲34岁，在那个时代算很晚的。他们在台湾的学生李冠鸿先生告诉我说：“没有任何仪式，只是宣布了一下，然后利用寒假去了昆明算是度蜜月。”他说：“李老师回来后精神非常愉快，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云南下关的风景气候及沿途看到的奇闻趣事，看来她是很幸福的。” 我还保存过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婚后到桂林，与李蟾桂，池宝华合影。没有婚纱，但也算是结婚照，惜因“文革”和多次搬迁，照片找不到了。

1942年秋，六年级一班毕业。附生（自费生）几乎全部都考入广西最好几所中学，来自边区少数民族的廿多名学生则都回乡去担任乡村小学教师或乡村干部。小学毕业做小学老师今天看是笑话，在当时却是加速改善边区教育情况的权宜之举。

柳州慈小到1942年就增加到七个班，到1943年又增加了幼稚班（幼儿园），全校学生达400多人。但每学期开学都仍有许多学生因校舍不够而不能入学，不得已而实行考选制，以配合慈小较高的水准。有热心家长于1943年春季开学后慷慨捐赠新建木楼房一座，到秋季时就又能增加两个班，使学生总数达460人，且能满足70多人的学生住宿。同时建校委员会又筹拨巨款兴建大礼堂一座，以解决学生的团体活动和大型集会问题。到十月底礼堂将竣工时，承建柳州机场的第七工程处来商借礼堂暂作办公之用，条件是代建楼房一座。考虑到抗战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学校的发展，遂允所请。但到合同期满机场未能如期竣工，于是工程处又捐建教室两座。这时学校除儿童图书馆尚缺，校舍基本齐备了。

1943年秋礼堂大楼落成，迁校一周年举行第一届校庆。开放校区供外界自由参观，邀请地方首长和附生家长莅校参加庆祝会。这一天除了有学生的作业展、师生画展，而慈小的儿童剧团、儿童舞蹈团也大显身手。伍觉老师导演的“分路碑”四幕抗日剧及由田季文老师（雷玲丈夫）导演的三幕宣传剧“喜酒”亦相继登场。而充满着文艺气氛的舞蹈“菊子姑娘”在俞修亚老师的领导下由一群苗族学生女生演出，更赚取了来宾的热泪掀起了高潮，校区给挤得水泄不通。

父亲这张照片不知摄于何时，估计是30年代，可能还在北平时。玲姐记得这张照片曾在1948年时的柳州慈小会议室见过。

带来北京先进的教育

香山慈幼院究竟带到广西哪些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

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当时的广西中小学教育还是有对学生的体罚，杨育晞校友回忆说那时有的学校校长甚至在大会上当众将学生的裤子脱下来抡起板子打屁股。而慈小的师生关系亲如家人，老师视学生为子女或弟妹，以慈爱和平等之心教育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收到良好的效果；学校实行男女同坐，尽量安排每一课桌坐一男一女，消除封建意识开柳州风气之先；学生来源有孤儿和贫寒家庭的子弟也有白崇禧等高官的子女，还有富商巨贾及各界知名人士子女。但这些学生在香山慈幼院平等思想教育下，都穿着朴素学习认真，遵守纪律尊敬老师，没人拼爹比父母，同学之间相处和谐。

将普通话带入广西

普通话是教育的基础，尤其在广西这样一个地域广大交通不便的多民族省份更为重要。但由于师资基础薄弱，当地教员大多不能讲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慈小以北京来的教师为骨干力量，在小学和幼儿园里推行普通话教育收到很好的效果。幼儿和小学生模仿力强，很快都能说得一口像样的普通话了。慈小在三江、古宜时收过几十个义童（孤贫儿童），到柳州时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老师们从北京带来的孤儿，至今还有人这样说。

推广注音字母

在学好普通话的基础上，推广注音字母就相对容易，同时也起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注音字母在北京也未全面普及，在边陲广西就更是新鲜事物。慈小推广注音字母后马上就显出教学上的优势。尽管是新成立的学校，最初收的大多是孤贫儿童，但教学质量很快就成为柳州最好的。

教会学生查字典

推行王云五的四角号码词典查字法，把自学的本领教给学生，使学生受用终生。在当时情况下文化落后国家社会急需要人，有的学生小学毕业就当了小学老师；有的学生毕业后当了乡长；有的学生当兵后再也没有学习的机会。但学好普通话，会了拼音和查字典，这些学生就有了自学的本领，今后在社会大学中就会不断进步成才。杨淑秋老校友边说边给我们背四角号码口诀，七十多年过去了虽然现在已不再用四角号码的方法了，但仍然一点没淡忘。

重视阅读

抗战期间，广西小学只读国文、常识和数学三科三本书，但香慈坚持由老师安排课外教材，指定同学朗读，全体静听，随即测验，立即奖励。周老师常到书店蒐选教材，买了好书一批约十册作为奖品发给十位同学。指定书中必读的文章及期限，读完后规定书一定要借给其他同学读指定之文章及限期转借出去。如此辗转轮流，全班不到一个月，每人读完十本书中由老师所指定之文章，随后老师就有一连串的作为：口试、测验、解字、查字典等，使全班每个人对读那十本书都有兴趣，也没有一个敢偷懒。这就是周师常说的活的教育。在台湾的李冠鸿校友说，我只有柳州慈小毕业水平，就靠着慈小教我的这些学习方法不断读书、自学到现在，应付各种工作都没问题。

音乐课推行五线谱

小学生可塑性强，这种高起点的教学对将来有志学习音乐的学生来说，就是从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覃思元老校友医学院临毕业时被打成右派，大半生都是拉板车、打零工、作为贱民度过，后半生就是靠拉小提琴排解一生的不幸。退休后与朋友组建了一个小型室内乐团。他说我的五线谱就是在慈小时学的，终身受益。

两位大姐还给我们讲述了丹洲的一些情况：丹洲因曾经当过几百年三江县府，所以地方虽小但庙宇会馆众多。有县衙、城隍庙、金花宫、忠贞寺、节烈寺、功臣庙、文庙、武庙、三皇庙、丹洲书院、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湖南会馆、江西会馆、南城楼、北城楼、街公所等几十座公共建筑。当抗战时期桂林已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城市时，丹洲同时接纳了如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幼师和小学部、桂林女师、德志中学、中央研究院等多个学校机关。

其中桂林分院幼师借用福建会馆，桂林分院小学部先借用武庙，后因学生多了迁三皇庙。学生每天晨会后都大声朗诵：“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靠人靠天靠父母，不算是好汉！”

黄振英大姐的父亲就是丹洲书院的老师，看到慈小的教育质量好，马上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慈小读书。

图中间的男子可能是戴自俺，左右为池宝华、李蟾桂都是妈妈的校友（可能晚一二届），也是她的好朋友

湘桂大撤退

1944年6月，日寇为打通华南由湘北南侵，连陷数城桂柳震惊。政府令学校提前放假，学校于6月30日放假买棹向丹洲趋避。后因日寇被阻于衡阳，局势又似稳定，学校即返回柳州于9月1日开学上课，此时学校有12个班546人，教师21人。但开学仅几天，便有驻防柳州的某军部进驻学校，所有教室均被驻兵。原来是从1944年8月上旬，日军攻占衡阳后，为贯彻其打通大陆交通并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之目的，乃继续发动桂柳作战，至桂林失陷。

学校坚持在露天上课两天后，终因战事日趋恶化而停课紧急疏散。奉毛院长命北京来的老师张子招、周仰岐、李韵竹、王旭晨、李凌云、陈如九共六人撤向重庆，广西当地的老师回乡躲避。由于没有交通工具，直到9月17日才由第七工程处允许在其疏散的车上让一座位，由一人护送病危的张子招校长为第一批向河池方向的贵州疏散。但张校长已经不起颠簸了，下午2点在汽车抛锚于欧峒时与世长辞。当时只能做个标记，与他的眼镜钢笔一起草草埋葬。嗣后日寇步步紧逼，学校门前彻夜车奔马腾，沿新修的西南公路向贵州方向撤退，街巷渐空。

9月27日夜袭中校舍新楼中一弹，10月1日留守的老师们最后一批离开柳州，投入湘桂大撤退的洪流中。兵荒马乱的同事们不可能总聚在一起，逃难前已将学校资金兑成几枚金戒指，由几位老师分别带着，说好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能动用。逃难路上的千辛万苦难以述说，听父亲说过：几个月见不到荤腥甚至没有东西吃，他们吃过苗民的蚯蚓饭团；饿急了吃地里挖的生芋头结果喉咙过敏，还是用农民教的方法喝凉水才解困；吃过沟渠边找到的死猪，泡得发白了，仍不顾一切地捞起来吃掉。还说老师们逃难时开始都不肯丢书，但书最重，又不能吃不能喝不能换钱。最后都把书丢了，只带枕头逃难。逃到哪儿睡觉都要用枕头才能休息好。

到1944年底，慈小同仁一路风餐露宿，历千辛万苦，徒步辗转几千里，经三个月始陆续到达战时陪都重庆。在重庆由战时儿童保育会总干事/香山慈幼院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熊芷接待，并将他们分别介绍几个地方工作。陈如久是原香山慈幼院铁工厂的技术人员则去某工厂，王旭晨李凌云去歌乐山第一保育院工作，父亲在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当干事。

2012年深圳大学张纯老师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发现一份父亲1944年3月视察贵州第二保育院所写的报告，极其详尽周到。父亲说过有一次去某幼儿园视察，因事先未来得及打招呼，对方没准备，好像突然袭击，惹得人家很不高兴。后来他说微服私访也很难，要考虑到人家的感受，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慎用。

恢复柳州慈小

1945年7月底，听说日寇退出柳州，学校同仁们兴奋之余，分投函电探听柳州情况。从各方面回复的消息看来，学校校舍未遭焚毁。尤以张任民副司令的回复最为详细，并谓欢迎慈小同仁返柳复校。但因此时交通不便且经费无着，只能暂缓行期。到8月15日，日本投降，举国欢庆，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总算胜利结束了。大家欢欣鼓舞，都在做着“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准备。是回平还是返柳，要听毛院长安排。

1946年春张雪门携雷动等一批同仁回到北平香山慈幼院，毛彦文院长蒞渝，嘱父亲尽快经贵阳来柳视察恢复柳州慈小。同时莫树杰专员肖劲华秘书长及各机关首长已组成复校协进会，函促迅速来柳。

父亲于4月1日乘飞机到柳，看到当时校舍全部由粤桂公路工程局和湘桂黔铁路局借用。经向各方接洽，收回校舍，修复费用也有了着落：修复费用除联合国救济分署拨助200万元（旧币，下同）外，县府拨助50万元，湘桂黔铁路局捐助百万元。一切落实后，遂于4月11日飞渝，向院方报告，并与王旭晨老师协商复校事宜。很快前来柳州进行筹备工作的先遣人员王旭晨、邱建中、李凌云等人均先后到达柳州。见部分校舍墙壁倒塌门窗不完，屋瓦破损室内见天，如此景象实令人唏嘘。筹备了四个多月，略事修理校舍，其他设备更一时无法完备，勉强于8月20日复课并摄影留念。由父亲任校长，母亲任教导主任，王旭晨老师负责总务，计开7班，学生320余人。

同事们陆续到齐后，清点临撤退时分别携带的金戒指，一个也不少。知道逃难路上的艰辛，才会知道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当年的人品真让人景仰！

抗战胜利后，原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的老师在张雪门带领下回京。柳州慈小更名为《香山慈幼院柳州小学部》，去掉了桂林分院及抗战遗族等字样。最近看到有回忆文章说李、池二位1946年追随张雪门先生去台湾办幼儿教育事业了。

以上柳州慈小抗战时期历史有父亲1946年9月亲自撰写的《本校史略》、历史照片和毛彦文院长1987年8月写的《往事》为参考。

应该提一句的是因柳州慈小的慈善性质，1946年复校中获得了不少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援助。有善款及奶粉、饼干、粮食、衣服、军毯等二战剩余物资，解决了不少慈小的实际问题。校友回忆说，当时每人都发了衣服和奶粉等，李平至今还穿着那时救济的衣服，还用着当年的军毯。我家至今也在锐锐处还保存着一条当年联合国救济的军毯。

复校后学校发展很快，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学校复校后，得到了许多热心家长的大力支持。学校一方面要满足热心助学家长的要求，另一方面不能放弃香山慈幼院救孤助贫的宗旨。为解决这一矛盾，学校成立了普教班（相当于香山慈幼院的正生），将孤贫儿童集中为一班，食宿学杂费全免。也是想尽可能避免富裕儿童对孤贫儿童心理上的不良影响。

普教班从1946年起到1949年每年招收一班到二班，直到1949年后才停。1949年的普教班最后和第九班合并，于1951年毕业。

学校开办已近8年，许多毕业学生仍与学校和老师同学有很深的感情，为便于联系，1947年1月1日成立了由已毕业的三班学生伍文承、蔡培为正副常务会长，全由毕业学生主持的柳州慈小校友会。

按校友会通讯录载这时的老师有：周仰岐、王旭晨、李韵竹、李凌云、邱建中，田季文（已调走）、唐振宗（已调走）、廖三素、王亦缇（已走）等九人；职员有：黃志光、雷玲（已调走）、李炎如（已调走）、陈如久等四人；侗族校工吴士尊。好像没看到幼稚园的老师。

1947年1月1日成立香山慈幼院校友会，这是个以学生为主体的校友会，所以老师不再居中间位置

5月1日慈小举行了成立8周年庆祝大会，当时母亲还没满月，但也出席了庆祝活动并合影留念。原应在8周年庆祝大会上发放的校友通信录因经费无着，过了很久才由校友捐助得以刊行。

1947年下半年，桂林分院幼稚师范毕业的学生李汉雄来到慈小幼稚园当老师。

从时间看我应有三个多月。当是1947年8、9月所摄

照片背后王旭晨老师题字为：小多多120天。如果不是王老师这几个字，我真不敢相信这是我四个月的样子

1948年5月学校筹款派人去欧峒迎回张子招前校长遗骨，隆重安葬于校园中，并在其上由师生捐款建子招亭和成立子招纪念基金以誌纪念。还由父亲作词，王旭晨（也有说是易招老师）作曲，创作了《子招先生纪念歌》，经常在集会上唱，以纪念张子招先生。

每唱毕，都要由司仪深情地说：“子招先生，安息吧！”场面非常感人。

另由父亲作词，龙吟（即龚邦榕老师）作曲，创作了《香山慈幼院柳州小学校歌》，歌曰：民九创立香山成长，保教兼施慈幼之光。七七烽火燃于华北，不甘奴化迁来南方。桂林丹洲两度建校，为谋发展又到柳江。狮子岩下小龙潭旁，宽宽敞敞济济一方。赖父老协助，师生努力，除尽荒凉。经营三载规模渐备，还要造成摇篮一样。桂柳劫余校舍幸存，弦歌续起欢聚一堂。工作学习游戏，慈小的生活欢畅。自觉自律自给，慈小的道路安康。明是非讲道理乐助人，慈小之友皆能自强。我们要携手并肩向前进，使慈小的精神发扬。

歌词言简意赅，涵盖了柳州慈小的历史和办学宗旨。

后排左起王旭晨、周仰岐。后二排左起第四沈惠诚。前第二排最左李凌云老师，第四李雪槐，右起李韵竹、王昆尧老师

此亭毁于“文革 ”，2000年修葺校园时意外发现先生遗骨，由城区教育局出资厚葬于月山公墓

1948年9月四叔带钧、铃二个姐姐来柳州。后排左起李敏、维钧、维铃。前排左起四叔、父亲、母亲、抱着的是多多

1949年底欢送冯医生去香港

后排左起王旭晨、李凌云并抱李文、李静性（二姨）、李韵竹抱多多、周仰岐。中间为冯医生夫妇曾为李平、李文、多多接生。前左为刘伟潮、右为李平。

1948年6月，维钧姐和维铃姐在北平香山慈幼院小学毕业，四叔带着她俩到柳州投奔父亲。不知是因水灾还是战乱平汉线不通车，四叔带着她们从北平到天津，乘海轮到上海。再乘江轮到武汉，再过江由武昌坐火车到衡阳再到柳州。由于9月学校已开学她们才到，父亲把她们安排到柳州市二中读初中。

1949年慈小与柳州电厂合办了一所柳州电厂小学，由父亲任校长。另还有李韵琴和李光瀛是母亲的堂妹堂弟，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前来投靠。父亲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分别为他们在柳州二中和电厂子弟学校介绍了工作。

1949年11月23日锐锐出生了，是由二姨亲自接生的。兵荒马乱的马上抱着孩子躲入电厂，又遇到国民党派人来炸电厂，地下党给塞钱保住了电厂才算是有惊无险度过了。

1949年11月25日解放军进城了，当时学校内还有少量国民党兵驻扎，听说解放军来了，枪都不要了便作鸟兽散，何青老师也捡了一把枪。据说领着解放军进城的就是慈小的毕业生。

几天后柳州原地下党及党外积极分子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父亲作为党外积极分子也参加了会师大会。

“文革”中我还看到家里有柳州胜利会师纪念章，还有包着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外皮的解放区东北三联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林琴音老师和何青老师很快调走了，龚邦榕老师也离开学校去了市文化馆。我对柳州四九年的印象就是街上成天都是腰鼓队、秧歌队和汽车上架着机枪押着土匪的游行队伍。

1950年2月北京香山慈幼院就派人来柳州慈小视察。为此学校专门将校门口的“香山慈幼院柳州小学”的牌子重新漆过，改为“北京香山慈幼院柳州小学”。来视察的韩、李两先生与慈小的老师们在校门口、操场、狮子山上等留下了许多照片作为考察结果。

1950年2月在柳州慈小全家福

左起铃、钧、四叔、爸爸、二姨、妈妈抱着锐锐，这时锐锐才三个月左右。前排是我和三哥。这应该是二姨临回京前的合影。

1950年慈小部分老师

右起：李汉雄，李韵竹，梁卿云，廖三素；左起：王旭晨，周仰岐，王亦缇；后排右起：黄五瑞（黄鲜花的父亲），XXX，XXX

1950年2月北京香山慈幼院派韩、李二人来柳视察，与当时的柳州慈小同仁合影。最右二人为富永珍、刘传璋

北京籍教师与北京来视察的老师合影

后排左起为妈妈，韩、王旭晨、李、爸爸、富永珍。前排左起老姨妈、李文、李平、多多。

与北京来视察的老师在狮子山上，对面是柳州八景之一的鹅山。山下最近处是校园

慈小幼儿园部分孩子。站立者管生活的阿姨凤娘娘（王程芳），对面的小女孩李平，背对相机的是我

1950年10月母亲把锐锐留在北京交大姨和二姨抚养，锐锐与三哥刘伟潮合影

1950年10月母亲随柳州高中师范班毕业生参观团赴京参观，留下锐锐时与大姨妈二姨妈合影。后左为二姨李静性，后右为大姨李韵兰

但2013年我们回北京看望90多岁刚抢救过来的老会计杨永欣老师时，他喘着气艰难地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坏人！姓韩的叫韩志和原是熊院长的仆人，所以香山慈幼院的老师学生都认识他；姓李的叫李文光，是1948年毛院长去南京参加国大会时由刘梦兰找人介绍来当恕村管理员。但干了没几天就不见了。

1949年2月香慈搬进城后他又跑出来说原来是地下党，为表功诬陷代院长雷动给学生饭菜中下毒，把雷动逮捕判刑。当时毛院长在上海没走还想回来，一看这种情况就不敢回来了。李文光拉着韩志和去柳州就是招摇撞骗，因为香慈的老人都认识韩志和，是个活招牌。他们后来还去过内蒙古等地香山慈幼院的产业行骗。雷动原是1920年第一批进入香山慈幼院的湖南孤儿，正直进步，是熊院长亲自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抗战前曾参加南下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抗战时是湖南芷江分校的校长，毛院长指定为代理院长可见对他的信任。雷动的冤案是另一段曲折的故事，可惜至今还没人整理出来。

慈小余辉

1951年与柳州电厂合办了艺术师范学校，培养音乐、美术、劳作、体育人才，共办了二个班，每班40至50人，由王旭晨负责。当时李光瀛舅舅在此教书后来娶了我妈妈的学生富永珍老师回北京。

1951年暑假，母亲带我回北京接小妹，同时还把刘光麟老师请来到幼稚园工作，为的是更方便照顾我们。

1951年8月，柳州市根据广西省教育厅关于“建国后教育工作中有关培养幼儿师资”的指示在柳州市鱼峰路的北京香山慈小内办幼稚师范班，主要招收社会青年为主的两个幼稚师范班共80人，学制一年。

1952年，全国统考招生，幼师班招收以应届初中毕业生为主的两个班，共100人，学制2年。规定为在全地区十几个县内招考，柳州市和慈小可以保送一二人。

父亲看到马秀英家庭困难，就把她保送上幼师。原来马秀英家就住慈小附近，她父亲是邮递员，母亲有精神病，家庭生活困难，女儿十几岁了还不能读书。于是让她来慈小读书，课余时间帮忙打扫卫生。因她岁数较大了学得快，两年后让她毕业去幼稚园当见习生。现在有这样一个保送的机会，就把她报上了，且当了幼师班的副班长。如果真凭考试她肯定考不上的。马后来嫁给柳州市团委书记，所以她说：“周校长是我的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1952年1月10日补照了幼师班成立的照片（图24），这是我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从神态上看面容憔悴远不如前几年那样容光焕发了。

1952年1月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工作组威逼利诱下，刘传璋诬告说父亲贪污了五百令纸。父亲被隔离审查关在我家旁边的二层小楼上，由姜新埏派学生积极分子日夜看守，大小会批斗父亲不说，还要送到市里批斗。同时也不放过母亲，污蔑诽谤、人格侮辱、骂她为母老虎还朝脸上吐口水。没经历过这阵仗的母亲实在不能忍受，上吊自尽了。学生们从此再没见过周校长灿烂的笑容。

母亲死后，父亲马上就解除看管恢复自由了，组织上说已弄清楚没有贪污行为。家破人亡，这里是他的伤心之地，于是暂调到柳州高中幼儿师资训练班工作。

1952年9月父亲带着我和钧姐、铃姐回到北京。姐姐们很快插班上高中，我到已搬到西安门大街的香山慈幼院上幼儿园中班。锐锐早在母亲刚去世就由刘光麟老师带回了北京，由二姨、三姨、五姨轮流照顾，后来才去上了香山慈幼院的婴儿园。父亲说因当时一个小学老师的工资无法供我们姐弟四人生活和读书，只有另谋生路。他在前门外的私立文达书局谋了个编辑的职位，兼给经理的儿子当家庭教师，挣两份薪水才够支付我和妹妹在香山慈幼院附生高昂的学宿费。学宿费是一学期一交，父亲要省吃俭用每月存定期，到开学时才能一次交清，长大一点后每当看到一次交上那么一大沓钱时真心疼父亲。

刚回京时因无住处，就租住李家的朋友刘光麟老师家，在鼓楼大街方砖厂辛寺胡同甲8号。刘老师是五姨的同学，俩人上中学起就你帮我作数学，我帮你做英语的，关系非常好。刘常去李家，很快又学了一口的钟祥话，深得外公外婆的喜爱。母亲生下小妹后不到一年，为抽出更多时间学习以适应新中国形势需要，1950年10月先把小妹送到北京的姐家。

1951年又趁学习出差机会把她接回，并请刘老师到幼稚园当老师，以便照顾小妹。母亲去世后刘老师即带小妹回京。那个小院三间北房三间西房，我们和刘老师各住一间北房，中堂合用，西房另租他人。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九年。

我们回到北京后，父亲一直没间断与柳州的王旭晨、李凌云老师的联系，经常把他们的来信念给我们听。从那一封封来信里我们知道了教音乐的郭锡琳老师被她丈夫砍了十几刀而死，知道了柳州大火烧红了半边天等等，总之柳州和慈小的一切仍然牵动着他的心。

1952年秋政府不允许办私立学校，柳州慈小收归教育局改名柳邕路一小。北京香山慈幼院柳州分校至此寿终正寝。1952年底经院长于汝麒批准，将王旭晨、李凌云调回香慈。他们带着李平、李文一起回到了北京，当我在已迁至西安门的香慈幼儿园里看到儿时的玩伴李文时可高兴了。

北京香山慈幼院因把香山让给中央机关有功，成为唯一由民政局拨款的学校勉强支撑到文革初，但也不是原来救助孤贫儿童的性质了。

此后，香慈因其优质教育和住宿资源成为高干子弟学校。

1951年暑假母亲带我回京，几个老表合影。最后一排多多，中间左起李敏、建中、三哥刘伟潮。前面是锐锐

广西柳州幼儿师范班成立纪念全校员工生合影 1952年1月10日补照。这是母亲（第二排左起第八）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1952年7月18日母亲当时所在第十班毕业，照毕业相时为纪念原班主任李韵竹，由刘光麟老师抱着锐锐在第二排右起第4、5作为纪念。第二排左起为王旭晨、凌峰靖、刘传璋、XX、姜新埏、李汉雄、甘汉珍、刘光麟、锐锐（抱着）、刘瑞卿、石琴文、园园（抱着）、郭锡琳（黑衣）。第一排左1为黄五瑞老师、左6为覃思元，第三排左1为李凌云老师，最后一排左边是现任班主任李文卿。前第三排最左是李凌云

后排右起李汉雄，马秀英（抱柱者），凤娘娘（王程芳），蒋树椿（后为刘传璋妻），王树森（后为王偑恒丈夫）；前排右蹲起：王偑恒；邓兰芳，马碧明（坐者）摄于1953年北京老师撤走后

父亲大约1960年前后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