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鸦片专卖: 巨大规模的国家贩毒（下）

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       作者: 刘成虎、高宇

三、扩大的鸦片货源

1937年10月，进行了鸦片私贩大搜捕之后，伪满洲国宣布了禁绝鸦片10年计划。1938年为其计划的第一年，伪满洲国根据关东军意旨对鸦片专卖制进行了大改造。在收购中，排除中间商，改由农事合作社进行鸦片收购；在销售中，将鸦片零售由私人经营的小卖人制改为由市县旗公营制；在缉私方面，裁撤了鸦片缉私人员，将缉私业务全部交由警察统一管理；在吸食管理方面，对鸦片麻药吸食者实行重新登录。

但出乎当局者意料的是，这些改变反而招致当年收购成绩极差，走私再度抬头的结果。1938年收获之后，鸦片供求间产生了很大缺口。“当年需求量预测为1千万两，但去年和本年度热河方面鸦片收购状况极差，连当局最初预想的7成也未达到。军方意思原打算从华北购买鸦片，也因从甘肃宁夏进口断绝而不能如愿”。1933年后关东军一直在策动华北独立，1936年终于靠“秦土协定”攫取了察北六县的行政权，想通过察北购买西北鸦片并向绥远和西北走私麻药。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占领绥远，甘宁的西北鸦片来路也随之断绝。同时绥远鸦片被大量销往华北。据张家口领事报告，“（伪）满洲国出于专卖法关系，50克1两价格为５元，而华北37.5克（实际为36克）为1两，行情为7.3元，换算为50克的话1两行情约为10元，相当于（伪）满洲国2倍”。东北鸦片定价过低，鸦片商不愿将鸦片运销到东北。

策动“秦土协定”的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伪满鸦片当局只好再度向日本政府求助，计划一次性进口伊朗鸦片3 000箱，一面委托三菱与伊朗洽谈进口大量鸦片，一面向日本政府和三菱表示，要全部吃下这批鸦片。专卖总局希望2月前一次性到货，但日本外务当局顾虑国际联盟鸦片咨询会议前大量进口会给人口实，希望能分批进口。“考虑到国际关系，只好分开，以此次进口为最后。今后方针专以国内及朝鲜的供给满足需求，朝鲜方面依据本年3月协定每年进口5万公斤，正为明年倍增为10万公斤与之交涉之中。我认为上述满方方针（军方已同意）也算合理，请本省同意”。信中透露的意思是，由于收购成绩不理想，短期先进口伊朗鸦片应急，长期则通过增加从朝鲜供给弥补不足。1938年3月伪满洲国与朝鲜总督府签订了每年进口5万公斤的进口协议，仍觉得不够，还想增加为每年10万公斤。特地加注军方已经同意，是让外务省免开尊口。

10月，日本大使就进口伊朗鸦片查询日本政府的条件，并请求政府各部门予以协助。“关于货款支付方式根据是否需要外汇分两种情况：本项进口结算为不需支付外汇的完全易货贸易、需要用外汇清算。在需要外汇结算时日本和满洲的负担比例如何？在第一种情况下日本依据日满间日本的权利，有否对满洲要求以外汇清算意向？由于以上各点不明，尚未能确切回答。望核实以上各点，并且与大藏省斡旋，在需要外汇结算时令满方只负担极少部分为念”。作为傀儡伪政权，伪满的外汇收入实际由日本大藏省掌握，各种收入的支配也由日本官员掌控。所谓国际贸易结算，只是表面文章。

日本政府要求进一步详细说明状况，10月中旬日本大使回答外务省：“据来电指示，尽快向满方查询得其回答如下：一是本年度满洲产鸦片收获遇到少见歉收，本应有650万两储备现只有250万两，现在每个月批发量约80万两，所以以现有储备仅够支撑到明年3月。从4月至8月新货下来前5个月间完全无着。现在对批发采取减量35%的限制，消费也尽量节省。此时进口伊朗鸦片430万两绝对必要。二是伊朗鸦片出于嗜好需要混入满洲鸦片一块使用，所以一定要设法留下部分满洲产鸦片，至2月下旬前定要完成进口。请本省尽早调整业者关系，令其直接履行进口手续。三是上项进口伊朗鸦片如前所述，是为了调节眼下紧急状态一时的措施，与朝鲜鸦片增产计划完全不同。朝鲜鸦片增产计划是今后圆满实施10年禁绝鸦片政策上绝对必要的，而且作为南朝鲜生产稻谷间作作物种植，所以与满洲方面鸦片国产主义以及朝鲜农民利益并行不悖。请本省将其与临时性进口伊朗鸦片分开探讨。”

外务省东亚局编《昭和十三年度執務報告》

由于收购失败，伪满洲国当年存货完全不敷使用，一面搞批发减量35%，一面在制造烟膏时减低使用烟土量，致使官土在质量上也低于私土。尽管如此，2月底之前如不能进口，东北产烟土存货亦将告罄。其中提到的朝鲜烟土增产问题，是关东军长期供给计划的另一个环节。从1933年开始，日本政府就要求朝鲜总督府为伪满洲国提供协助。要求其在中朝边境种植鸦片为台湾、旅大殖民地、伪满洲国提供制造烟膏的鸦片原料。1938年3月在关东军授意下，伪满洲国又和朝鲜总督府达成前述增产协议。稍晚的1938年12月，日本内阁也以追认形式允许“为生产供应或转让给（伪）台湾总督府、关东局及（伪）满洲国政府的生鸦片数量所需的朝鲜种植面积，可在有关官厅间协议之上决定”。如表6所示，从1933年到1945年，朝鲜每年向台湾、旅大租界、伪满洲国供应大量的鸦片，是日本控制下的重要鸦片供应基地。1938年向伪满洲国提供了28 668公斤鸦片。

表6 朝鲜鸦片麻药生产和输出

时任朝鲜总督南次郎

这宗向伪满洲国大批走私的烟土交易，在三菱公司、日本外务省、伪满洲国三方配合下分两批成交。中间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交易文书写法问题，二是进口第二批鸦片时，大藏省突然指示将进口鸦片中的260箱转卖给旅大租界殖民政府。关于文书写法，当时的国际鸦片条约专门控制国际间鸦片走私。因此交易文书格式不当，很可能会导致在其他国家港口被作为走私品查获没收。三菱公司负责进口的德黑兰子公司精于此道，专向日本驻德黑兰公使面授机宜。“三菱认为，以原产地证明书格式的话，出现万一情况会达不了目的地。因此请求一定以进口许可书的格式，对总公司也申明了这一点。关于驻满大使来电形式，提交以下格式文章：附有‘装船鸦片为波斯原产及（伪）满洲国政府依据日本政府所发通告（on the authority of the declaration），（伪）满洲国证明为供鸦片上瘾者用许可上述鸦片进口’开头，下面写入驻满大使来电第一号所示各条”。即正式交易方为加盟国际鸦片协议的日本，但由伪满洲国政府依照日本通告出具一种类似原产地证明的进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申明此项进口是为治疗中毒者所用。这样处理既不违反国际条约精神，责任也归于未加入鸦片国际条约的（伪）满洲国政府。

关于转卖给旅大殖民政府的指示，来自大藏省汇兑局。“最近由大藏省汇兑局向驻日加藤财务官提出强烈请求，要将第二次进口的伊朗鸦片1 500箱中的260箱（价额40万元）转为关东州用，卖给他们。关东州现在有20万元的储备，而且每年30万到35万元的需求量全部由朝鲜提供。上述也许是为预备将来汇兑关系恶化的储备，若非如此，恐会向他处转卖。希望紧急调查以上状况之外，可能的话设法让满洲全部进口”。新京大使揣测上意请求进一步指示。外务省指示驻新京大使，这是为了躲开国际监视的目光，而且本应由日本政府承担责任的旅大殖民政府进口鸦片的黑锅也打算让伪满洲国背。“我将贵训令的意思详细向满洲方面说明，满洲方面3月进口超出260箱（因此第二次为1 240箱），是本省认为在鸦片委员会召开前不可多量进口鸦片，专门限制为1 500箱，也违反了西村科长早先与该国原专卖副局长本年度合计许可进口量的内部约定。为此需避免给鸦片汇兑关系造成不好影响，而且从与关东州保持密切配合角度，也应尽力满足关东州的进口希望。关于这一点，本省也切望按当初约定先将3 000箱交付（伪）满洲国，之后再斡旋向关东州转卖其要求数量”。

旅大殖民地长官梅津美治郎

但旅大殖民地归日本政府关东局直接管辖，伪满洲国背后是关东军，两者是平行机构，不相隶属。因此沟通起来也比较困难。伪满洲国专卖局虽对关东局横刀夺爱大为不满，然而关东局上通日本政府，又控制进口港，吃定了这批鸦片。但其手法毕竟有些理亏，于是旅大殖民地最高长官关东局长只好请外务省出面斡旋。“贵电拜承，日本伊朗通过易货贸易购买伊朗鸦片3 000箱中的1 500箱已经对满洲国分配完毕，剩下1 500箱尚未缔约。关于将其中260箱分配关东局，此前已由贵局条约局西村第三科长与本局沼田财务科长达成谅解。对此本局已于昨日对260箱发给进口许可证。烦请按上述商定尽快办理手续。另外关于本件，由于与（伪）满洲国专卖局沟通困难，关于此事亦有专卖总局的希望，可否烦请以贵省为中心，会同（伪）满洲国驻日加藤财务官以及本局沼田财务科长一同商谈”。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进口、运输以及与出口国关系协调的问题了。日本驻新京大使植田负责协调各方，处理种种问题。“由该国专卖总局本年度第二次进口伊朗鸦片1 500箱，若能以3月22日从神户出港5月抵普希尔港的山下汽船满泰丸运进，对该国鸦片供求关系时机最好。对此已申请本省批准，请在特别审查后予以批准。另外，由于以上情况满洲方面的进口许可证来不及发出，以贵电第九三号（大臣发伊朗第六号）的要点（进口期限为六月下旬，其他相同），请发行表明本次也是由鸦片专卖总局进口伊朗产鸦片的、一种类似原产地证明书式的证明书，由驻伊朗公使办理相应手续” 。

至当年4月底，上述进口3 000箱伊朗鸦片的交易全部完成。植田向外务省报告说：“满方专卖总局对三菱商事关于第二次进口伊朗鸦片1 200箱的命令书和证明书已交付完毕。而且与本项进口相关手续全部完了。该局特向本省有关各方给予的各种配合表示谢意。” 每箱伊朗鸦片净重为160磅，通过这两笔交易，伪满洲国和旅大殖民地共进口了217 734公斤鸦片，约合435.45万两。

时任外务次官泽田廉三

尽管日本政府在伪满洲国进口鸦片问题上小心翼翼，但伪满洲国烟毒泛滥还是引起了国际联盟鸦片咨询会议的注意。1938年5月1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鸦片会议第一天的发言中，美国代表福勒（Fuller）一面夸奖国民政府1936年禁烟年报为各国做出了表率，一面指出日本扩大朝鲜鸦片种植向伪满洲国扩大出口，土耳其和伊朗也向伪满出口鸦片，伪满公布的罂粟种植面积和实际种植面积不符合，发表数据不足凭信，麻药制造量远超过需求等事实，指出伪满洲国是为了获得财政收入而实施专卖制的。而且随着专卖收入的增加，中毒者人数激增，甚至在日本人中，海洛因中毒者也在激增。其列举日本进口伊朗鸦片事实包括：（1）1937年12月29日运往远东伊朗鸦片1 500箱；（2）1938年1月以后3个月之间日本人“kaneiki”从伊朗鸦片专卖公司订货伊朗鸦片2 900箱，其中1 128箱于1938年3月初到17日间装船运往远东；（3）3月运出的428箱经著名日本商社之手租船运往大沽。上述船只启航两日前的3月12日发给澳门三井物产代理公司藤井的许可命令，由华北伪政权王克敏签发。据报告运送鸦片船只4月12日抵达上海后，其运送分发皆由日军负责。（4）向上海三井物产发货总数达46万磅的伊朗鸦片2 875箱，是由日军某大佐指挥下以现金结算方式购买的；（5）除上述428箱外，同一船只还装有另外550箱伊朗鸦片。其启航3日后，另一艘上海号轮又装运150箱伊朗鸦片运往远东。要求日本对于上述鸦片订货的去向和用途作出解释。美国代表的结论是，中国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地区正在做出认真的努力，而处于日本势力下的中国各地状况却日益恶化。

美国代表福勒

对于美国代表的责难，日本代表天羽向日本政府请示回答办法。日本政府训令说：“天羽代表对于顾（维钧）代表和美国代表的陈述，应与对他国代表部分合并一揽子回答。首先要对其指责皇军及日本官员参与违法交易予以严厉否认，帝国政府亦鉴于上述皆为无根据虚构的诽谤。6月16日特发以下内容训电。”训电大意为，满洲正努力绝灭烟害，美国信息是不正确的，要与美国代表私下谈判以获其理解。对于具体问题的回答，训令指示说：“1.（伪）满洲国进口是为救治上瘾者的正当输入；2.1 128箱为（3）和（5）装运数的合计，其他部分可想象为三菱、三井两公司根据预测的采购；3.华北新政权的进口，与我军一概无关，三井是在为有正当鸦片进口许可证交易办理运输；4.也许为第（2）所说的2 900箱的数字；5.550箱为澳门政府的正当进口，150箱为关东专卖局的正当进口。”其间又经日本代表与日本政府电信密谋，最终的回答变成：“1.三井物产虽采购了972箱，但装船和运往地尚未决定。其他有关向暹罗国的正当进口，可知是本国商社负责采购的数量；2.除428箱以外都应否定，而且上述事项我方正在调查中，美方无需要求。”总之，美国指责的事实非常接近真相，但日本政府最终除承认428箱进口外，对所有事实全部予以否认。而土耳其和伊朗代表也在会上宣布，与伪满洲国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没有任何交易。

日本代表天羽英二

四、鸦片零售与瘾者登录

1937年底，伪政权废除鸦片小卖人制度，并于1938年1月开始实施市县旗公营鸦片零售政策。到1938年底，除三江、黑河、热河、兴安各省中之“治安不良”地区及其他有特别原因的县旗外，伪满洲国9成以上地区实施了鸦片零售的公营制。到1939年则全部实施了公营制。1940年底又将麻药零售也移交给市县旗公营。鸦片零售点称为管烟所，麻药零售点称为麻药管制所。实施公营后由于预算限制，鸦片零售点数量大为减少。伪满洲国原有指定鸦片零卖人2 139人，也大幅缩减。1938年底共有零售点1 397处，外加253个鸦片零卖人。麻药管制所则按照每县旗设置1到3个的比例进行配置。但由于1938年和1939年严重的鸦片原料不足，专卖局将鸦片膏中含有之麻药成分逐年渐少，并对吸食许可证提高了限制，美其名曰“减低成瘾程度，帮助瘾者自动除瘾”。但现实却是官卖鸦片吗啡含量越来越低，把上瘾者逼向了吸食私土。

关于上瘾者登录，1938年初，伪政权下令整顿吸烟登记，要求各地至当年7月完成上瘾者重新登录。但伪满洲国表面上的戒烟宣传吓住了吸食者，烟民们“误以为（登录）是将来课税之对象，或强制奴役之前提，或拘泥于体面”等不敢出面登录。到登录开始4个月后的5月末，才登录了20余万人。伪政权又派出登录促进班进行宣传和解释，至7月末登录者达59万余人。对热河、三江、通化、牡丹江、兴安东、南、西各省种植区或“治安不良”地区，决定延长登录期间至1938年12月末。到12月末登录人数达700 285人。表7是到1940年为止的鸦片和麻药上瘾者登录情况，从中可以发现1938年登录数字达到最高，但很快又转为减少，1938年底就有55 278人将吸食证返还。因此当年12月登录数字虽为70万人，很快减为64万5千余人；麻药当年12月登录人数为35 761人，很快又有7 597人返还许可证（见表8）。1939年底，当年鸦片新登录人数为76 098人，而返还人数达159 977人，登录人数降至56万余人；麻药当年新登录人数3 069人，而返还人数为9 738人，登录人数降至21 000余人。产生如此之多的返还者的最大原因，实际上是各地管烟警察在登录中作伪。比如在哈尔滨市附近的傅家甸，朝鲜人麻药私贩获得私贩麻药的渠道之一，就是让吸食者虚报吸食数量或让不吸毒的人也领吸食许可证。“以前政府发给吗啡患者吗啡吸食许可证时，傅家甸警察每发一证索要贿赂10元到20元，朝鲜人却将此事视为奇货可居，代吸食者出钱贿赂警察，让吸食者多报吸食量领取许可证，之后每天将其剩余部分收购集中起来。让吸食者以官价1个0.25元买来之后，出价1元收购。满洲人自己也虚报数量领许可证，至有根本不吸者也领许可证，每天到管烟所购买规定数量，将其直接转卖就能混得一家温饱。其私卖价格为1个2元。到1940年初发行了新的吗啡许可证后，1个吗啡私卖价格跃升至2.80元”。同样，领取鸦片吸食许可的人也有不少假上瘾者。假上瘾者把配额的一半卖给管烟所私卖，自己则私卖另一半获取收入。除了这两种虚报之外，还有在管烟所代为登录以便获得多量的配额的情况，但“最近政府出售的鸦片质量逐渐低劣，走私鸦片质量要好得多”，这种情况导致了官土销售困难，最终很多管烟所不得不将虚报代领的许可证注销。而相当一部分的吸食者也由于削减个人吸食量和减低官制烟膏吗啡含量而转向了私土。

伪满洲国行政区划

伪满洲国民生部旧址

关于中毒者救治，1938年废除戒烟院，1938年底改设康生院，共设有省立10处、市立4处、县立50处，一年仅能救治14 748人。1939年救疗所增加到159处，一年治疗中毒者32 947人。由于康生院床位不够，对入院者规定优先顺序，“使立于指导地位者优先入院，其管烟所外吸饮者次之，自动入院希望者、壮年者、老年者、有难治疾病者等顺次收容之”。因为康生院并非免费治疗，因此这个顺序是伪官员和士绅优先、劳动力优先，老年者和有疑难病者处于最末端。入院治疗者半数以上是麻药患者。哈尔滨麻药和沈阳麻药泛滥最厉害。据哈尔滨市卫生当局发表的消息，1937年1月到7月间，市内路上发现身份不明的死亡者共1 793名，其中1 485名为麻药中毒致死。据奉天警察当局统计，仅1937年11月，沈阳就有麻药中毒死亡者67名。根据1937年10月的情况，居住东北的日本人中麻药中毒者处于激增状态，关东局的沈阳治疗所人满为患，不得不一面强制中国患者出院，一面对日本人入院也设立限制。这些日本人中毒者是海洛因中毒，比吸鸦片中毒更难识别。

表7 鸦片麻药瘾者登录数

表8 1938年伪满洲国鸦片麻药瘾者登录数

1939年伪满洲国决定对鸦片管理制度再度进行大改变。从1940年初将历来由财政部（后改名经济部）专卖总局的管烟科管理的鸦片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等业务，与民生部保健司烟政科管理的瘾者登录、戒烟院及宣传等业务合并起来，在民生部设立独立的禁烟总局管理，“将所有鸦片麻药事物管理权全部交给戒烟总局”。将各市县旗管辖的鸦片销售也全部改为戒烟总局官营（国营），其主要变更事项包括：1.禁烟总局为单独机构，由民生部长直辖；2.专卖工厂为总局附设工厂；3.以刑事警察代替缉私人员；4.在省、特别市、县旗市设立禁烟机构；5.加强收购制造销售机构，麻药零售归并到和管烟所统一销售；6.改善鸦片管理中的记录 。这一举措的要点是将鸦片在外表上完全和经济、专卖之类字眼拆开，将鸦片管理机构外表变成类似卫生机构的形象。但实际上是控制伪满洲国的日本当局不愿将鸦片收入由各省支配，再度实施集权管理。管理瘾者和管理鸦片生产、加工、销售依然是禁烟总局的两大职能。于禁烟总局之下，在热河省设立禁烟厅，在各省和特别市设禁烟科，在各县旗设保健科。

伪满洲国经济部旧照

在缉私方面，至1938年8月鸦片缉私制度被废除为止，缉私成绩为：没收鸦片167.8万两，换算金额386.2万元，获取没收鸦片奖金89.3万元；芟除私种鸦片烟地23.6万亩，估计私种产量为416.8万两，为没收鸦片数量的2.5倍以上。但缉私人员的行为与盗匪无异，因此日本当局在实施私贩大搜捕之后就将其裁撤，推测其目的是为维护所谓的“日本形象”。但废除鸦片缉私制度后，由于警察忙于治安，无暇顾及查缉私土，加上官土质量极度下降，私土产销再度活跃起来。伪政府不得不于1940年11月修正法律，给予部分烟务官员以司法警察的职务和权限，以取缔私烟。但这一措施似乎没有获得效果，不得不于1942年再度在戒烟总局内设鸦片缉私人员。

五、结语

伪满洲国皇宫旧照

纵观整个伪满洲国的专卖制，1937年和1938年是一个转折点。1934年到1937年完善各种生产和销售制度、设立缉私网、废除治外法权，为1937年的日本私烟贩子大搜捕创造了条件。私烟渠道的堵塞，又为1938年上瘾者重新登录创造了条件。到1938年日本军部和鸦片当局终于感到官土的地盘稳定了。但与此同时，货源从1937年再度成为问题。1938年按照军部统制经济构想进行了大改造的鸦片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剧了货源的缺乏。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各沦陷区的伪政权竞相模仿伪满从公开允许销售毒品中获取财源，导致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各沦陷区与以统制为主导的伪满洲国的鸦片价格差异的增大。这种价格差异也加剧了伪满洲国的货源问题升级。至此，伪满洲国的鸦片专卖制也和日军野心引发的战局一样，开始糜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