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 太平天国的起落和清代国家权力下移（下）

作者: 杨国强

三

延续多年的内战促成了兵制的变法和财政重心的下移，兵气的弥漫，还造成一种人世运会，使天下才智之士多聚汇于疆吏的周围。随后，是一个见识出于地方，人物也起于地方的时代，而庙堂里的衮衮群公则相形而显得气弱。这个过程使大吏的幕府一时恢张，在晚清最后五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中隐隐然成为天下重地。

自嘉道以来，人才的消长曾长久地引发过忧时之士的感慨和议论。酷烈的内战把议论里的题目移到了千里兵燹之独。又以兵戈掀起的波涛，将众多散在四方的有心人卷到漩涡里来。而后始有寻呼和回应之中的类聚。咸丰二年，张亮基‘自云南移抚湖南”，81恰逢大平军兵锋逼来，直指长沙。“时承平久，文吏未见兵革”，82正在贵州做官的胡林翼向他“举湘衡之士七人”。尤称左宗棠“康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83一个寻常举人因之而成了大吏心目中的豪杰。而后，躲在梁山里“避寇”的左宗棠方自“诛茅筑屋，为自保计”，84张亮基已“发急足至山中”招请，“一以兵事任之”。85迨张亮基迁湖广总督，继任的骆秉益礼敬之，“推诚委心，所计画无不从，得尽所为”，一手“专湖南军事”数年。86另一个举人郭昆焘也在咸丰二年入张亮基幕，自此崭露头角。随后骆秉章、毛鸿宾、恽世临、刘琨次第抚湖南，“皆延入幕，倾心倚任”87虽说他的哥哥郭嵩焘后来以超迈时流的卓识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以才干作比较，则咸同之间的人物更推许的还是郭昆焘。88古已有之的幕府制度在危难逼来的时候显出了它富有弹性的一面，为这些各怀韬略而没有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事功的路径。由是，曾被龚自珍用诗人的浪漫憧憬过的“不拘一格”便在内战的血火里非常不浪漫地出现了。

张亮基和骆秉章都是那个时候善用人才以成一时之功的识时务者。然而他们的局度也仅止于因才器使，其思虑所及，很少有广求远规的意态。与他们比，正在帮办团练事务的曾国藩则“每牒府县招致贤俊”，并“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钧礼”，颜然表现了更多罗聚四方的恢廓和自觉。因此，他所得到的响应也更多一些，“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一时悦服，“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89他后来在一封信中说：

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阁下眼界过高，将来恐全无中谷之人。程子告司马温公曰：“愿相公宁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贤之心自此而隳。”阁下味此二语，庶几悬格渐低，取士渐广。90

这些话意在用自己的阅历作别人的启导，说的都是平实之言，而文辞之中自有一种说理的洞达和力行的沉挚。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战争正在把人拖得精疲力竭，并以倏起倏落的成败利钝使人不息地转辗于喜怒哀乐之间。但曾国藩之热心延揽，却常常怀抱一种超越了成败利饨的寄托。咸丰十年，他与胡林翼论时势，曾非常苍凉地说过：“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91他所着眼的东西。要比同时代的人们显得更大一些，其苍凉之中也多了一派致远之意。因此，在二十年漫长岁月里，他曾汇聚和笼罩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群。同治二年，容闳至安庆谒曾国藩，目赌会集在那里的众多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92

他直观地写出了四围兵祸之中安庆一隅的人气之旺，既有惊异，也有赞叹。曾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了八年光阴的薛福成后来作《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罗举“所尝与共事，及溯所闻而未相觌，或一再晤语而未共事”的一时翘楚“都八十三人”，各以器识才干标榜，分为“闳伟”、“明练”、“渊雅”、“雄略”、“硕德”、“隽辩”、“清才”、“闳览”、“朴学”、“干济”、“勤朴”、“敏瞻”。比之容闳的直观记述，无疑要更深入一些。这些人附丽于湘军，而籍贯分属合肥、长沙、平江、武冈、溧阳、奉新、嘉兴、长洲、定远、中江、阳湖、溆浦、遵义、桐城、新建、开县、南昌、吴川、桂阳、江夏、衡阳、益阳、瑞安、乌程、江阴、湖口、剑州、望江、东湖、巴陵、南丰、武昌、德清、新城、当涂、独山、秀水、武进、海宁、江宁、石埭、南江、仪征、宝应、金匮、无锡、南海、宜兴、忠州、宣城、汉阳、富顺、歙、黟、泾，还有汉军，大半都不是湖南人。薛福成刻画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人“闻公《曾国藩》下士，徒步数千里从公”，又以他们的钦慕景从反衬出曾国藩“致力延揽，广包兼容”在那个时候的声气远播。于是而有“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93

幕府制度本是非常古老的东西，时至清代，已源远流长而几经变迁了。乾隆年间，袁枚曾说过：“古名士半从幕府出，而今则读书不成始习幕，此道渐衰。康熙、雍正间，督抚俱以千金重礼，厚聘名流。一时如张西河、范履渊、潘荆山入满保、李卫幕。岳水轩等皆名重一时”94古之幕府出产名士而今之幕府招徕名士。在这种对比里，“读书不成始习幕”的人和“厚聘”来的名流，“岁修所人，实分官俸’”，都是官员用自己的钱养起来的。所以，他们与朝廷的雨露雷霆都隔得很远，而和幕主的利钝祸福却贴得很近，并由此而自成一套佐幕的义法。

与前代征召辟置相比，清世幕府更多地维系于一种私人与私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与官场体制中的上下尊卑相比，幕府关系又更重官幕之间的“情谊亲洽”和“尽心为本”95。入幕的士人因之而能够与东家相对待，被称作西宾、西席、幕客、慕友、幕宾，其间正有许多礼敬。虽说袁枚以古今人物作比，感叹“此道渐衰”，但以义法而论，则清世的幕府制度显然与那个时候的官僚政治正相榫接。是以“佐人为治者”不食君禄，而天下吏治已半出幕客之手。当将帅和疆吏的幕府在内战中广开门庭之后，众多的佐幕人辐辏八方，为附生于官僚政治的幕府制度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然而在桴鼓相应中纷至沓来的，并不全是出自“山野”的“材智之士”，还有许多已入佳途的有心人。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关系，佐幕的义法遂不得不因时而变。

最先奉旨督师的李星沅、赛尚阿，代表了朝廷权威在战争中的延伸。因此，在他们的军幕里调取职官‘“供差遣”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后起的军幕日多一日，虽说它们已经没有那么多钦赐的权威了，但做官的人却依然在军务的名义下沿着旧例被檄调去佐幕。咸同之间，山西人冯志沂“由刑部郎简放庐州知府，出京赴任，道由河南，胜《保》奏留军中司章奏”，96一个本应到任的太守便被拽入军营做了文案。后来行走于军机处的阎敬铭这个时候还在户都做主事，署湖北巡抚胡林翼闻其“在部严整，不可干以私，为吏胥所畏，因奏调赴鄂委用”。97原本为国家理财的京官因此一调而去为湖北主粮饷了。丁宝桢佐蒋尉远，马新贻佐袁甲三，尹耕云佐毛昶熙，都与此相类，以朝廷命官而受军府差委，作大吏的幕客。在一个干戈遍地的乱世里，军幕更容易寄托抱负。所以，大吏檄调职官，职官也在寻找领兵的大吏。《清史稿》说：

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藩游，请求经世之学。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二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卅。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准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藩于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98

从咸丰二年到咸丰人年，李鸿章在皖北奔来奔去，先后依团练大臣吕贤基、安徽巡抚福济，职分都是办理乡团。“其时皖南北土匪遍地，各乡筑围以御，而又此围攻掠彼围，扰无虚日”。统带乡勇的李鸿章也在这种生涯里消尽了翰苑人物的儒雅与斯文。一个故事说他领乡团出战，败退，回到自己那个土围子里。“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人，盖先避去。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翘一是路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随咽随呼：同队快干《快食之谓》，好跑《即逃之谓》。”99这种意态仓惶正写照了皖北的乡团还远远没有自成气候的模样。咸丰二年巨贤基战死，咸丰八年福济“镌级去”，无所依傍的李鸿章遂在一个一个山头之间变得非常孤独。与胜保拽留冯志沂、胡林翼指调阎敬铭相比，他从“淮甸”归入湘军幕府，显然更多地出于自寻门户的意愿。而“无所就，乃弃去”则洗炼地说明了那个时候的职官在地域和门户之间流动的自主性。在后来的日子里，像这样带着官职到幕府里去帮忙的人越来越多。以身价履历而论，他们与来自仕途以外的“读书不成始习幕”者当然是不一样的。

在清代的祖宗家法里，朝廷命宫作入幕之宾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事。乾隆年间“两定准部，一定回部，两定金川，两定廓尔喀，一定台湾，及安南缅甸先叛后服”100，以千里远征造“十全武功”，统兵大臣的营幕里都有职司“章奏”、“书牍”、“营务”，以及“军事谋画”、“粮饷军火”的京官和地方官。但这些专为征战而设的军幕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临时性，它们的权限很少能越出兵营之外。由于襄办戎幕的人物都是国家配给的，所以，他们不会有来去进退的个体自由。幕客和幕主都在朝廷的节制之下，相处而不能相熟，相熟而不能相知，相知而不能相亲，很难形成盘根错节的私人关系。咸丰初年的军幕依然是沿用祖宗成法构筑起来的。然而仗打得越来越久，军幕的临时性越来越少，孳衍出来的权限却越来越大。军务在漫长的战争中已经历天下之重，因此，在人手不够用的时候，将帅调取职官到营幕中来当差便成了朝廷所不能钳束的事。佐幕的官员也因法度的松弛而获得了一点择技而栖的自由。当拥兵的将帅一个个身兼督抚之后，这种调用职官的权力又被移到了疆臣的官幕之中，并就此沉淀下来。变化是从军府里开始的，但由此伸展，却牵动了行之已久的许多关系。

食君主禄的朝廷命官从自己本来的位置上腾出身来，走进大吏的幕府里去，演示了一种由公室转人私门的过程。与官场里的上司和下属相比，幕府是一个更容易培植私谊的地方；然而以职官佐幕，主客之间的对待又并不全然等同于雇佣关系笼罩之下的东家与西席。这种异乎上司下属、东家西席的私谊需要一种对应的伦理，于是，咸同以后的幕府遂常常借用涵义宽泛的师生一说相维系。在“督抚俱以千金重礼，厚聘名流”的年代里，隐隐然居“宾师’之位的是幕客。但到了这个时候，做老师的已经是幕主了，幕客中的多数人却只配做弟子。其变迁之迹正说明了此一时和彼一时的显然不同。李鸿章后来追叙自己在湘军幕府中的经历，言之有味的也是师事曾国藩的那些情节：

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曾国藩》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101

这样的场面有点像《论语》里“子路、曾晢、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102因此。以师生一伦对应幕主和幕客，确乎有过其名实兼备的一面。然而在当日的督抚里，像曾国藩那样有心“持己所学，陶铸群伦”的人物其实并不多。他所关注的这一面被纷纭的世事磨涮得日久而日淡，并没有在后来的幕府中传下去。同光间，淮军继起，几经生息之后而而有北洋幕府挤插一时的“门下俊髦”；在南方，与之声光相埒的则是湖广总督幕府里的那一群“抱冰堂弟子”。这些地方罗致了众多愿意围在疆吏四周的才士，常常引动天下人注目，而用心审视，“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的景象则极难再得一见。于是，幕府中的师礼遂带上了一种不可用本义界说的模糊性。但模糊的东西常常更多些运用的曲折自如。对于幕主和幕客来说，因模糊而走了气的师礼虽然经不住循名责实的推究，却极便钩连人际，既能够表达出官场体制的上下尊卑，又能够表达出官场体制的上下尊卑所无法述意的私人恩义和私人情感。因此，佐幕的职官由公室而人私门，或多或少，或显或晦，大半都乐于对开府的疆吏奉以师礼。民国初年，被革命弄得非常狼狈的盛宣怀曾托人向袁世凯卑辞疏通，“谓愿出效力”。袁世凯回答说：“七年前，盛欲师事我，我不敢僭前辈。今犹此志，望勿复言。”103这个故事已在幕府制度的范围以外，是后来的事，然而联想前后，由此显出来的种种心态则不会不使人触类旁通，对晚清幕府中的师门与弟子之间那可用实利折价的一面略有心悟。

幕府中的实利最初是与军功连在一起的。同治年间，福建巡抚王开泰论时政，已指陈“军兴以来保案速开”造成的种种弊端，力主“限保举以慎名器”104类似的议论此起彼伏，正说明了内战中的军营是一个不停地制造功名和官价的地方。一仗之后，血肉的搏杀一定会在文字的铺叙中化出一个保案，使带兵的武将和从军的文官沿着等序拾级而上。帷幄中的人们虽然与战场离得很远，但曲径通幽。易入胜境，与军功的距离则往往更近一些。因此，仗打得越多，保案也造得越多；保案造得越多，这些人头上的顶子也换得越瑰丽。与军营外面那些守着缺分等候铨叙磨勘的官僚相比，在军营里供差遣的职官们无疑有着一种常规所不能统束的优势。他们在别人苦于淹滞的时候自能无碍无窒，九转成丹。

咸丰九年，阎敬铭以户部主事入湖北巡抚幕，官价止有正六品。次年，“官军复安徽太湖，敬铭与有功，以员外郎即补”；而后“升郎中”、升“四品京堂”；至咸丰十一年，已实授湖北按察使。两年之中，晋阶六级。当他最终离开湖北幕府的时候已官拜山东巡抚，而细数时光，则上距入幕之日不过三年有馀。105阎敬铭不是一个没有才干的人，但从仕途上造就了他的显然是湘军的军功。在那个年代里，像这样因佐幕而成大官的人是常常能够见到的。起家拔贡的李瀚章咸丰三年以知县入曾国藩幕府“总理粮台”。因时叙功，由知州、知府“存擢监司，旋膺疆寄”，继恽世临之后巡抚湖南。106李瀚章才地本自平庸，而后来仕路腾达，以总督开府武员、广州；挂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衔，赫赫然巍巍然。其一生功名的根基大半是在佐幕的日子里筑起来的。

军营中的保案能把名位不显的人托到青云里去；也能用军功赎抵罪愆，把已经剥掉的官职从朝廷那里讨回来。同光年间的洋务里手丁日昌本由“廪贡生捐教职”入仕。咸丰十一年，他刚刚“署卢陵县事”，即“坐失地方律，褫职”，被剔了出来；随后另辟溪径，以革职官员托身湘军幕府。不过一年，经“两江总督曾国藩疏报日昌随征有劳，开复原官。”107当李鸿章开府苏南之后，他又追随而去，为淮军佐幕；并从此崭露头角，数迁而成封疆大吏。虽说这些人累保而累升的会秩本属朝廷的名器，但为他们取来名器的则是开保案的那个人。同治年间，曾国藩有意招致淮军门户中的刘秉璋，李鸿章私下里说；“往也，惟此老翁能致人于方面重任。”108他所说的正是这种意思。因此，“保案迭开”一面在不停地制造功名和官价，一面又在不停地制造人际的私利和私恩。从后一面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一定会腐蚀食君之禄的人们对于君恩的依恋孺慕，使集权于朝廷的专制主义在一个个职官的手里走样。《异辞录》说：

金陵围攻不下，时苏州已克，朝旨令准军助战。李文忠迁延不行，显然让功之意。及大功告成，文忠至金陵，官场迎于下关。文正前执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赖于全矣。”方诏之日促也，铭、盛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过于东坝必战。”刘壮肃曰：“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知其事。文正益感不置，故云。109

在曾国荃围攻金陵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城内的太平军和城外的湘军都既病且饥，苦苦对持于精疲力竭之际，而言路讥弹已纷纷然起。曾家兄弟因之忧忿交集，绕室彷徨。与他们相比，李鸿章领淮军接连攻下苏南名城，正在锋头极健之时。于是而有“朝旨令准军助战”。朝旨代表的是君命，但对李鸿章来说，师门的脸面其实具有更大的约束力。所以，他宁可把“诏之日促”放在一边，用自己的敷衍迁延来成全曾国荃攻破金陵的勋业。其间的轻重权衡，已分明失去了以臣事君的准头。然而当时的议论和后来的记述，都把这种轻重失衡看成是处事的“忠厚”，在推许之中表现了世人对于正在变化的官场伦理纷纷认同。大吏以国家名器播种知遇之恩，而收获的则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深厚渊源。

内战使保案成为疆吏常常过手的东西。然而他们一旦把此中奥义弄得非常娴熟，就再也不肯轻易放手了。因此，内战过去之后，“保案送开”的局面却长久地留了下来。光绪九年，擅长以文字显刀笔之利的张佩纶上奏论保举，非常峭刻地说：

夫从军以摧锋敢死为上，而叙劳乃属文员；治水以负新揵竹为功，而请奖不必工次。甚或一案累百人，少亦数十人，连名比牒，作福市恩，此何异于斜封墨敕哉。

又说：

凡保案中任劳者十之二、三，徇情者十之七、八，亦纠之不胜纠矣。若不亟挽其流，下吏生事以邀功，大臣植私以滥举，将若之何？110

他所罗举而掊击的，都是那个时候的时弊。比之咸同之间，显然更多错乱芜杂。虽说太平天国和捻军已被敉平多年，但军营里面似乎还在源源不断地叙功。而军功未歇，新起的洋务又成为经国济时的要目，蓬蓬勃勃地造出了许多“劳绩”，加上没完没了的河工、海运、劝赈、劝捐等等，都在为天下的督抚们提供可用的名目，保案迭开也因之愈见得心应手。“一案累百人”，而且“徇情者十之七、人’，其间最近便的无疑是幕府中人。111这种从内战中延续下来的权力久假不归，使一代一代的疆吏之门云蒸霞蔚，也会使幕府制度中的人际关系被物利和物欲熏得越来越龌龊。

《国闻备乘》述宣统初年时事说：“张之洞晚年笃念故旧，愿以煦煦为仁，凡附之以求官者，必百计经营，餍所欲而去。”则他当年虎踞言路，以大义责天下的那些清议相比，这种“煦煦为仁”已是堕落。但张之洞浸淫孔学多年，心头毕竟还留有太多的君子小人之辩，所以，其放手植私的腕力与后辈人物相比又弱了许多。：“当时袁世凯势力极大，出其门者，不二三年辄至专阃。之洞自领卦圻，以至入参枢府，推毂人卒不过道府丞参而止。故和大有才者不甚附之。”112曾国藩、胡林翼那一代人曾以幕府汇聚人材，为王朝重造了中兴。然而五十多年之间，他们留下来的心法被后来的疆臣们沿用，却又一直在剥损朝廷的元气，使中兴变得越来越暗淡。督抚的幕府先占天下仕路之捷径，于是，一面是“天下之才不能自见于天下，而先委身于私门”；一面是“食君之禄的人“惟感臣门之私恩，而不复知朝廷之威福”。113君臣一伦遂被蛀得千疮百孔。等到袁世凯以直隶总督作疆臣领袖，四顾天下，已是公室衰而私门盛了。“出其门者”大半都不再受礼法的钤束，最初的私谊便亟亟乎向私党演化而去了。

朝廷命官檄调入幕和同一个过程里的布衣幕客叙功得官，显示了幕府人物的职官化；也折射了连年军务正在把种种事权从别的地方一个一个挪过来，使幕府被锻造为官衙。因军务而集中起来的政府权力屯聚于幕府，可以从纷乱否塞的官场关系中重组起一种与战争相适应的秩序，也会使佐幕人的面目今时不同往昔。咸丰年间，左宗棠主骆秉章幕，自谓“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璎冠之举，忘其愚残。一意孤行”。114为人作幕而志在“一意孤行”，说明了许多权势已经移到了他的手里。这种移来的权力没有一个规范的界度，左宗棠因之而能够意态纵横，也因之而常常光焰迫人。一则记载说他“腹笥笔底，俱富丽敏捷，而性情跋扈，在骆幕任意横恣。骆短于才，拱手听命。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好之生毛革，恶之成疮洧”。115这些话里显然掺杂着一己之爱憎，但由此画出来的一派声势却与真相离得并不太远。湖北人樊增祥以诗文鸣于清末民初，而文苑传写其人，则多半喜欢从他父亲樊燮讲起，并因之连及当年的左宗棠：

《樊》燮承袭一等轻车都尉，历官湖南永州镇总兵，酣饮不事事。巡抚骆秉章将劾之。湘阴左宗棠方以在籍举人佐秉章，主其军政。燮恐，谒求解，伏地拜。宗棠不答，又垢让燮。燮负武官至红顶矣，亦惭怒相垢唾而出也。遂以剥饷乘轿被劾。罢官归，谓增祥曰：“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116

于是从武官的门庭中产生了一个学而优则仕的诗人。在这个故事里，樊燮：“伏地拜”左宗棠，并不是一个朝廷命官拜另一个朝廷命官，而是永州镇将拜主持湖南军务的人。虽说左宗棠此时已叙功得兵部郎中并赏“四品卿衔”，117但对湖南官场来说，更使人敬畏的却是他在幕府中的地位。

“垢让”是一种用谩骂来达意的批评方式，其言辞的凌厉必然会夹入许多赤裸裸蔑视。一个候补的郎中能够以十足的傲慢“垢让”实缺红顶大员，凭籍的正是这种来自幕府的居高临下之势。然而大官伏地听小官“垢让”毕竟是一件既伤颜面又失官常的事。所以，被剥尽脸皮的樊燮忍无可忍，索兴从地上爬起来，“亦渐怒相垢唾”；并在落职之后迭连上诉湖广总督和都察院，深诋左宗棠，最后把官司打到了皇帝面前。

这场风波因左宗棠的倨傲而起，但透过个人对个人的恩怨，却不难看到正在扩大幕府事权与由来已久的官场旧序之间不可避免的角抵。湖南掀起的风波之所以能够远达北京，把才气自喜的左宗棠逼入困厄之中，正说明了渎职的樊燮曾经获得过不以是非论曲直的同情和共鸣。后来打动君心的是南书房里潘祖荫的一折，他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授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因此，“左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借此才。”118加上湘军群帅交章保存，遭“谤陷”的左宗棠才有惊无险地走出困厄，而后以事功发煌，渐至大位。樊燮与左宗棠的官司就此了结，反映了朝廷的权衡和取舍已不能不受到内战的制约。潘祖荫的奏议本意在于用军务烘托左宗棠，而不知不觉之间却论证了幕府在内战中扩展事权的合理性。合理的东西总是锄不掉的、因此，当左宗棠离开长沙之后，刘蓉接手为湖南巡抚佐幕，依然是一个能够坐在帷幄里支配文官和武官的人。

左宗棠的例子。以鲜明的个人方式表现了幕府的权威。但在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从政府移入幕府的过程里，个人方式不过是一种表象，比表象更深沉恒久的则是幕府权力在这个过程里的制度化。咸丰四年，曾国藩自卫州建旗东征，奏报军中“设立八所，条综众务：曰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皆委员司之”，119这些机构都在主军政的营务处之外，本应另成一局，但这个时候却移入军中，为幕府所统括。而八所兀立，又非常壮观地筑成了一排幕府的衙门。过去用岁修聘来的幕友礼遇隆而权分少，他们的足迹多半被圈在东家的官署之内，不能发号施令，也无须与上下左右的行政机构作公务往来。在那个时候．政府和幕府之间有着一条明晰的权界，坐而论道的西席不能越出自己所在的那个范围。

然而“条综众务”的八所显然不是坐而论道的地方，其中许多公事都与别人的官署相牵连，因此，司其事的人们虽然分属幕客，而行使的则是衙门对衙门的权力。这些从幕府里伸出来的权力本来是一种野生的东西，却极富张力，它们一经产生就会随幕主官位的腾达而膨胀，轻易地淹掉了幕府和政府之间原有的界限。咸丰十年。曾国藩奉旨“署理两江总督”，幕府制度也越来越宏大。他后来奏告说：“臣在皖南驻扎行营，仍于安庆水次设立老营，规模与行省衙署相似。历年文卷概存水次官署，专委司道大员经管。其地方寻常事件，即令代拆代行，紧要者汇封送营核办。此臣兼管地方变通办理之大概也。”120

“行营”和“老营”都是幕府，“行省衙署”则是政府。“老营”之“规模与行省衙署相似”，正非常明白地描述了幕府在内战中的政府化。因此，被“专委”的“司道大员”无须由朝廷指派到任，只要从幕府里的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就可以了。后来领兵作战的大帅们一个一个膺疆寄，大半都是用这种办法来“兼管地方’的。比之左宗棠的跋扈，这种制度化的过程显然更内在地反映了国家权力的变迁，它所牵动的官场关系也会广泛得多。两年后，久主粮台，为湘军“综饷务”的李瀚章经“曾国藩派充襄办广东厘务”，121期为军营助饷。就其本旨而言，“襄办广东厘务”是从粮台里派生出来的一种差使，但那个时候的广东既不在湘军的作战范围之内，也不在两江总督的治辖范围之内。所以，“派充”需要请旨，而“襄办广东厘务”也随之成了朝廷的一种差使。粮台的差使取得了朝廷差使的外观，使湘军幕府里伸出来的权力能够越界进入广东的官场之中，对比清代列帝惯以国家法度衔勒疆吏幕府的谨慎和细密，这种由朝廷助成的空间跨度无疑是不同寻常的。清人喜欢持“例”以为立论之据，内战则像一场大火一样，烧掉了许多旧“例”，又焙制出许多新“例”。后四十年里，督抚中的强者往往伸手越界．把幕府关系拉得很开，以“例”而言，并不是无所取法的。

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代疆吏生当多难之世，他们常常要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瞻前顾后，并不得不做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由此拓展出来的局面，最初都是与幕府制度接在一起的。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122他后来说：“窃中国试造轮船之议，臣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复奏购买船炮折内即有此说。同治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123是“内军械所”有时候又被简称为“局”。虽说后来的历史叙述已把这个机构指为“清政府经营近代军用工业的开端”，124但在当时，新起的“内军械所”与分属粮台的“军械所”一样，都不过是幕府里的一个部门，所以，主其事的徐寿、华衡芳皆以幕客受曾国藩“檄委”。与安庆的曾国藩遥遥相对，已经“孤军入沪，进规苏浙”的李鸿章也在长江下游忙着“就军需节省项下，筹办机器，选雇员匠，仿造前膛兵鎗、开花铜炮之属”125正在广东当差的丁日昌被“催调”入幕以“专办制造”；英国军警马格里也因“通习军器”而成了最早进入淮军幕府的西方人。于是便有了上海洋炮局。销后，左宗棠在杭州“引洋将德克碑、日意格考求西国机器制造，仿造小轮船试行于西湖”，126做的也是同一件事。

这一类以“局”、“所”立名的机构都是从幕府事权蓬勃扩张的过程里衍生出来的，它们由疆吏创置，也归疆吏支配。因此，李鸿章攻下苏州之后，就把上海洋炮局搬到了苏州；“嗣后李氏升任为《署两江》总督、他又把苏州的兵工厂迁到南京。”127最初的沪局遂一变而为“苏州洋炮局”，再变而为“金陵制造局”。直到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宁局仍是他伸手可及的东西。一个名叫鲍尔吉的西方人为马格里作传，叙述说：“虽然李鸿章离开了南京，但金陵制造局仍听他指挥，因此，马格里得同时应付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后来马格里监造的洋炮出了毛病，其“督管金陵制造局”一职也是由远在华北的李鸿章撤掉的。128管局务的人们与李鸿章之间的这种关系，显然是从内战中沿袭下来的。

这—类师夷之长技的事业于古无征，很难从板结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里自然分蘖出来。而富有张力的幕府制度则提供了一个茬口，使它们能够与中国社会接起来。在后来的三十年里，这些官局一个一个地成了炙手可热的洋务衙门。“仿铸西炮”的机构又蔓生出翻译馆、广方言馆、武备学堂等等。并由“制器”推及航运、电报、铁路、开矿、织布、炼铁，悬河泻水，浸浸乎以致富致强系国运之盛衰；官局的事务也在奏议和诏书里越放越大，成为时政中的要目。由此产生的势位，使它们在纵横舛结的官僚机构里得以后来居上，手眼通天。但自另一面看去，这些以“局”立名的机构又始终是国家体制中非常夹生的一种东西。它们的位置既不在六部管辖的范围之内；也不在司、道、府、州、县那个行列里。后来修《清史稿·职官志》的一班人因之而无法把这些新衙门嵌入国家的官序里去，只好让它们不明不白地消失掉了。

这种明显的不对称，正说明了从幕府制度里演变出来的官局一半已在嬗变中变形，另一半则老是蜕化不了。由于另一半老是蜕化不了，所以，管局务的“总办”、“会办”、“襄办”和成串的“提调”、委员都不是吏部编制里的“缺”，而是督抚指派的“差”。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槼光绪七年以京秩谒两江总督左宗棠于金陵，派为“两江营务处会办”，极得赏识，越明年，转“委上海制造局合办”。而后由局差游沪道，历苏、皖、浙三省巡抚。129上海制造局最初是从李鸿章的幕府里分娩出来的，因此，李鸿章能够长久地以个人影响支配局事；但以归属而论，这个时候的制造局显然已不再是他幕府里的东西了。从李鸿章幕府里解下来的制造局是留给继任的两江总督的，然而在两江总督治辖的属官中，未入国家典制的制造局又是一种既不能归类于军政，也不能归类于民政的外来物。所以，后来的江督便常常沿用管理幕府的办法来管理上海制造局。

聂缉槼以京秩入幕作“两江营务处会办”，然后佐制造局，都出自左宗棠一手提调。当时主局事的李兴锐曾特为上书，以聂缉槼“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致疑，左宗棠回信说：“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仲芳《聂缉槼》能则进之，不能则禀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改之、讦之。”130这些话虽因一人一事而发，但“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却非常直白地说明：在左宗棠的心目中，制造局的事务天然是一种幕府事务。所不同的是，咸同年间的幕府机构只能归随于幕主一人，而这个时候的制造局则是迁动不了的。因此，当左宗棠离任之后，又须把它从自己的幕府里解下来，交给下一任江督。于是，为国家造富强的官局便在前任与后任的交替之间成了疆吏幕府输管和共营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行政构造。在长期内战中积成的幕府制度政府化，使疆吏的幕府与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近代化过程缠绕在一起，众多效西法的洋务衙门在这个过程里产生出来的新的物力和权力遂大半融入了疆吏的幕府之中。后来郑孝胥佐张之洞、刘坤一、岑卷煊，先后做过洋务文案、洋务局提调并在商务局差委、芦汉铁路南段总办、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等等，要从这一段履历里细细分辨出哪些名目在幕府之内，哪些名目在幕府之外实在是非常困难的。疆吏的幕府在膨胀中把许多界限弄得非常漫漶，天下的官制遂越来越乱。

连续十多年的内战，为身系军务的大吏挣来了调职官供差委的权力，战争中的幕府因之而能够胜任繁剧。但这种权力是以轻重失衡为前提的，所以，当内战终于过去之后，用惯了这种权力的疆吏便常常要与朝廷的法度相磨擦。光绪元年，有一道上谕说：“官方亟宜澄叙。外省督抚遇有地方差委事宜，自应于本省各员内量材器使。嗣后不得率调他省人员，以杜营私奔竞之弊。”131显见得这一类事已经太多，朝廷非常想把借出去的权力收回来。然而在积久而成的惯性面前，诏书的告诫似乎没有一点约束人心的力量。七年以后，言官钟佩贤又说到这个题目：

军兴之时，用人不拘常格，自可从权。现在军务肃清已久，而外省请调京员，习为固然，并有请调翰林者。以文学侍从之臣，下供疆吏差委，殊乖国家设官本意。皇上若以此一二翰林宜于外任，原可改授府、道等官，无待于督抚奏调。今论官则仍厕词曾，而奉职则已同外吏，体制既多未协，名实亦觉相淆。132

上谕说的是一个地方的督抚调用另一个地方的职官；钟佩贤说的是疆吏调用京官。这些都是不按老规矩办事，“官方”、“体制”也随之而被弄得支离破碎。但“营私奔竞”一语又说明：在这种流动里，调人的督抚与被调的职官都是两厢情愿的，“他省人员”和“文学侍从之臣”乐于“供疆吏差委”。因此，后人读史，适可以从一次次的庙堂议论里看到，内战过去很久之后，天下人才仍在归趋于督抚。由幕府制度演变而产生的影响，与兵制的变法和利权下移一样，都在使后来的岁月成为一个疆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