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军团与“美国主义”的转向

来源: 美国研究      作者: 张大鹏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不断蔓延的冷战恐慌气氛中乘势而起，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共同的反共思想主张，美国军团与约瑟夫·麦卡锡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成为麦卡锡主义实施政治迫害的协同者。美国军团利用自身的组织和人员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参与了清除共产主义文化的运动，在思想文化和公立教育领域打压自由派知识分子，全方位否定共产主义。20世纪50年代同时也是美国现代保守主义形成的关键时期，正是反共的共识为保守力量的凝聚提供了基石，美国军团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冷战时期的反共运动促使美国军团在政治上迅速转向，以捍卫它所理解的传统美国文化，并将“美国主义”的理念与实践推向保守主义的方向。

麦卡锡主义的源起与冷战密不可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不断爆出的间谍事件让美国人惴惴不安，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产生后不到两周内，联邦政府雇员被要求接受忠诚审查。不久，国会开始传召与共产主义有联系的公民，要求他们公开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倾向。1950年2月，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在西弗吉尼亚州首府惠灵（Wheeling）宣称自己手握205名仍在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共产党人的名单。这立刻引起舆论哗然，他也一跃成为当时最受美国人关注的政治人物之一。“麦卡锡主义”之所以成为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政治术语，是因为麦卡锡及其支持者，以清剿共产主义思想的名义，大肆打压异己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气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的自由政治传统，甚至可以说，麦卡锡及其背后的支持者，是他们所宣传的美国社会的最大威胁。由于麦卡锡的肆意妄为招致越来越强烈的厌恶，1954年12月2日，参议院以67票对22票要求审查麦卡锡，至此麦卡锡的个人政治信誉正式破产，麦卡锡时代终结了。

麦卡锡主义对美国政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反共的意识形态渗入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外交政策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裹挟，不得不将反共作为唯一路线，在对华政策上采取非常僵硬的方式。数千人因歪曲夸大或无中生有的指责而失去工作，左翼力量受到空前的压迫，被排挤出主流社会之外，各类民权组织非常谨慎地与激进主义划清界限，本就孱弱的美国共产党更是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思想界的自由讨论空间被极度压缩，大众文化的生产也竭力避免敏感的政治性题目，而代之以无关痛痒的娱乐节目。

关于这一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极端政治年代的成因，历史学者给出了多种解释。罗伯特·格雷菲斯(Robert Griffith)和理查德·弗里兰(Richard Freeland)从党派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认为麦卡锡和极端政治的出现契合共和党上层领导集团的政治意图，而民主党为避免沾染“亲共”罪名，不敢批判麦卡锡，因此麦卡锡才会有恃无恐。而最通常的解释是，在冷战的背景下，麦卡锡的反共活动是有强大民意支持的。在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杜鲁门政府“失去中国”，以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上上下下都感到了一种“切实的”共产主义“威胁”，这为麦卡锡的渲染、夸大行为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威廉·L.奥尼尔（William L. O’Neill）认为麦卡锡的极端反共是为美国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理查德·基德·鲍威尔(Richard Gid Powers)、理查德·M.弗里德(Richard M. Fried)和艾伦·施雷克(Ellen Shrecker)在这一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将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视作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反激进主义传统的延续，是这种传统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极端表现形式，同时，施雷克运用丰富的文献材料证明美国从国会到社区始终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反共网络。

从麦卡锡声名鹊起之前到黯然离场之后，美国社会一直都有反共行动。从1919年司法部突击搜查激进组织和将激进分子递解出境开始，联邦政府在法律制订和机构设置方面都建立了限制和镇压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活动的机制。1945年之后美国国内出现的各类反共活动，绝大部分都不是麦卡锡的个人行为，但性质却与麦卡锡主义非常接近，可以说麦卡锡式行动在1950年之前就有，在1954年之后仍然存在。麦卡锡主义也并非仅限于麦卡锡在国会层面的肆意妄为，而是在民间层面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麦卡锡仅凭个人是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的震动的，实际上他更多地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将共产主义人士在美国的存在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呈现出来，迎合了美国民众对苏联间谍问题的关切；他利用和蓄意引导弥漫在美国社会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情绪，以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在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以与共产主义有关系为由对个人进行无端指控和刻意歪曲的现象在美国社会屡见不鲜，而这种麦卡锡式行动主要是由反共的公民组织来完成的。

在各类规模大小不一、成员来源纷繁复杂的反共团体中，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是最为活跃和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目前对麦卡锡主义的既有研究主要关注麦卡锡本人的活动及其对美国社会的整体影响，而对其中公民组织的作用研究不足。本文试图以美国军团为中心，以军团内部刊物及美国地方报纸为研究材料，通过对原始材料的解读，探讨保守团体如何参与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活动，从而厘清“美国主义”如何在冷战背景下成为与共产主义对抗的思想武器，并进而为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形成提供养分的问题。

一、美国军团与麦卡锡的关系

作为美国最大的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目的之一，便是防止美国退伍军人受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想的影响，保持“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在吸纳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之后，美国军团的人数规模进一步扩大，在1949年其人数达到约400万，它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是美国社会举足轻重的一支民间政治力量。无论是在1919～1920年的“第一次红色恐惧”(the First Red Scare)时期，还是在1950～1954年的“第二次红色恐惧”（the Second Red Scare）期间，美国军团都是“红色恐惧”的重要参与者，它利用其庞大的成员数量和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民间层面，都对“红色恐惧”的蔓延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麦卡锡本人也是美国军团成员，并与军团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因一张与飞机尾炮的合影获得“尾炮手乔”（Tailgunner Joe）的绰号。他退伍后加入美国军团，借助退伍军人的政治资本成为威斯康星州国会参议员。实际上，在惠灵演说之前，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军团内部，麦卡锡都并不引人注目，直到名声大噪之后，麦卡锡才在全美各地四处演讲，扩大个人影响。美国军团在全国各地的站点是麦卡锡进行讲演的主要场所，通常是由某个站点指挥出面邀请他，然后该站点召集军团成员及发动社区民众参与听讲。毫无疑问，军团乐意看到与它政见相投的政治家广为人知。因此，军团迅速利用化身为“英雄”的麦卡锡来宣扬它一贯坚持的反共主张。可以说，美国军团与麦卡锡通过合作各取所需，分别借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实现各自的目的。

美国军团与麦卡锡的合作，主要体现在邀请麦卡锡参加军团在各地举办的活动方面。作为分支遍布美国的公民组织，美国军团经常举办形式繁多的集会，而麦卡锡作为反共标志性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初则被军团频繁地邀为嘉宾发表演讲，军团甚至多次给他颁发奖章。麦卡锡获得的最多的勋章是军团各分部颁发的“美国主义荣誉勋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甚至还曾获得过人权方面的奖章。1953年美国军团伊利诺伊分部就曾给他颁发人权奖章，奖励“他在国会揭露‘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战场被虐待的问题”。每逢麦卡锡发表演讲，军团不仅要求成员积极参与，还会鼓励社区民众前往听讲。即便是在1954年6月9日麦卡锡被陆军部律师约瑟夫·韦尔奇（Joseph Welch）质问之后，美国军团依然为麦卡锡辩护，认为麦卡锡身上体现了与共产主义“针锋相对的美国主义”。

兴起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的使用频率已经远不如以前，但是美国军团从未放弃使用这个概念，并且将“美国主义”视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麦卡锡在演讲中多次提及“美国主义”和“美国方式”，例如他在1954年的演讲中做了题为《劳动节：美国方式》（May Day：U.S. Way）的报告，认为美国人应当以“美国主义”的思维方式看待劳资关系，而“不要陷入共产主义思想的陷阱”。军团在1955年把劳动节“去共产主义化”这一主题讨论延续了下去。即便是在参议院投票谴责麦卡锡之后，美国军团仍然坚持认为，麦卡锡作为反共的旗帜性人物所受到的怀疑并非源于他的个人品质，而是源于共产主义国家的“阴谋”，因此军团拒绝加入谴责麦卡锡的行列。在1954年12月1日的参议院讨论中，美国军团成员、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爱德华·马丁（Edward Martin）并不支持谴责麦卡锡，他认为参议院展开是否对“反共斗士”进行谴责的辩论是“对美国主义的羞辱”。

为何美国军团如此坚定地支持麦卡锡？主要原因应当是麦卡锡的反共主张契合美国军团的一贯理念，因此麦卡锡才得到军团的青睐与袒护。在美国军团看来，苏联对美国的威胁不只是外部的军事威胁，更严重的是，美国人对宪政体制和美国生活方式的认同有可能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冲击下产生动摇。对比两次“红色恐惧”可以发现，1919年“第一次红色恐惧”开始时，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还不足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红色恐惧”在1920年便已基本消散，而“第二次红色恐惧”在麦卡锡失势之后也未消失。在美国人已经普遍意识到美国的安全与世界局势息息相关之后，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美国人的神经，直到苏联解体。当身为参议员的麦卡锡抛出耸人听闻的言论时，美国军团并不去进行谨慎的分析、鉴别，而是毫不犹豫地支持、响应，认为他揭示了迫在眉睫的危险。虽然并无证据显示他的惠灵演说与美国军团有直接联系，但或许是因为同为退伍军人，麦卡锡与军团成员在反共问题上很容易达成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个人的麦卡锡和作为公民组织的美国军团在反共实践方式上有所不同。美国军团建立之时，为避免重蹈之前退伍军人组织卷入政党政治旋涡的覆辙，宣称它不涉足政治。但是这种政治指的是党派政治，而非国内政治。这意味着，军团并不愿意看到作为共和党参议员的麦卡锡在宣扬反共理念时对民主党进行党派攻击，在他发表有政党偏见的讲话时还会对他加以阻止。例如麦卡锡在1952年威斯康星州军团组织的集会上发表涉及民主党人的言论时，就有军团成员表示反对。195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也曾在军团全国大会上发表抨击麦卡锡的讲话。事实上，由于美国军团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大部分政治家都乐意在军团集会上做演讲。虽然在绝大多数政治议题上，例如要求撤换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对共产主义国家毫不妥协、封锁“红色中国”等，美国军团与麦卡锡能够达成一致，但是在一些攻击或谴责具体的个人的问题方面，美国军团与麦卡锡会产生分歧，例如在对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和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上，麦卡锡偏激的攻击言论并未得到美国军团的支持。实际上，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都是军团成员，并且与美国军团保持着密切联系，艾森豪威尔也曾夸奖军团“在美国的每个角落不知疲倦地打击着颠覆活动”。

二、美国军团的性质

作为麦卡锡主义反共网络重要的一环，美国军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包括退伍军人的政治优势、军团成员人数众多、军团有全国性的联络通信刊物、部分成员在政商界占据重要位置，等等。除此之外，美国军团与包括联邦调查局、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Un-American Activities，HUAC）等机构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容易与包括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在内的保守团体展开合作，这些优势使美国军团的影响力可以渗入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并使它能够实现多层级联动，在全国范围内深入社区、教室灌输自己的意志。

作为麦卡锡主义在民间层面最为有力的支持者，美国军团自成立之日起便因人数众多而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它的成员人数多，而且其成员多为中产阶级，领导层多为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称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因此美国军团无论是在上层政界抑或在社会基层都拥有强大的话语权。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是军团成员。在国会及州议会层面，军团成员也占据了相当多的席位。

美国军团在20世纪50年代拥有300多万成员，自成立伊始便出版自己的刊物《美国军团周刊》（The American Legion Weekly），用以联络各个地区的成员，以及宣传反共思想。《美国军团杂志》（The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月刊在20世纪30年代取代《美国军团周刊》成为军团的主要宣传工具。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军团杂志》有评论文章、战争故事、历史故事、时政新闻、军事消息和漫画、诗歌等内容，这些内容倡导传统的中产阶级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异性恋家庭结构。杂志刊载的文章的主题大多是揭示共产主义思想的“谬误”、共产主义分子的“阴谋”及其运作模式的。在冷战愈演愈烈的形势下，美国军团开始出版《趋势与发展摘要》（Summary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周刊,后来该周刊改名为《交火线》（Firing Line），订费为每年三美元。《交火线》的内容大多是美国军团所认为的非美行为和个人信息，它以新闻简报的形式，更快捷地刊载反颠覆的信息，发布共产主义人士的动向，通知全国军团成员提高警惕。

美国军团作为公民组织不仅在民间层面解决问题，而且与政府机构，主要是联邦调查局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采取政府与民间互动的方式达到目的。联邦机构和民间团体展开合作，清查不忠诚分子及其活动，这种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存在。美国军团与联邦调查局的合作关系密切，包括胡佛在内的多位联邦调查局官员与美国军团成员之间的私人关系良好，胡佛还亲自为1966年由美国军团赞助出版的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撰写的《美国军团的故事》一书作序，赞扬美国军团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合作。李·佩宁（Lee Penning）曾是联邦调查局的高级特工，也是一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和美国军团成员，1954年退休后进入美国军团美国主义委员会继续工作。曾是联邦调查局官员的卡萨·德罗驰（Cartha Deloach）在1959年担任美国军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长期担任美国军团美国主义委员会主任的霍默·L.柴劳克斯（Homer L. Chaillaux）也曾多次与联邦调查局人员会晤商谈，交流信息，并有书信往来。不仅如此，美国军团、联邦调查局与包括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有关忠诚审查的委员会在反共网络中开展合作，联邦调查局有时会借调特工供国会安排调查活动，美国军团则会经常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通报信息并派人到场作证。

美国军团与联邦调查局开展密切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外在延伸和辅助机构。1940年随着国际局势的紧张，美国军团领导人向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建议招募可靠的美国军团成员做线人（informer）。杰克逊拒绝了这一提议，并警告说，招募这些军团成员做线人会引发“群体暴力和恐慌”。在得知美国军团领导人的建议被拒绝的消息以后，联邦调查局官员积极游说杰克逊，阐发与美国军团合作的益处：拥有1.1万多个站点的美国军团可以帮助司法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监视间谍、破坏、颠覆、非美活动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得到杰克逊的同意后，胡佛迅速付诸行动，“国防秘密线人（Confidential National Defense Informants）”计划在联邦调查局与美国军团之间展开。胡佛告诉美国军团挑选“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在重要工程和公共事业单位工作，或者有移民血统，以及生活于非美同情者活动的社区”的人。在不断完善的联邦调查局计划中，被挑选出来的可靠的军团成员主要包括两类人：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苏联籍军团成员，以及在重要军工厂工作的军团成员。美国军团从1.17万个全国站点中选出了约4.3万名线人与联邦调查局特工建立联系，军团成员在社区或者工厂监视并举报可疑行为，在事实上成为联邦调查局安插在全国的眼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迅速出现的冷战使这一并没有沉寂太久的合作项目有了新的目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在麦卡锡时代继续利用军团线人获取情报。然而，项目的效果远不及联邦调查局的预期，因为人手有限的联邦调查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处理人数众多的军团线人所传送的庞杂而琐碎的信息，而其中有用的情报的数量很少，这种低效率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官员的抱怨。胡佛认为依靠外部团体提供信息并非上策，但是他相信联邦调查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这样一个迅猛增长的群体保持密切的合作，军团成员是众多可靠的爱国公民”，建议每个联邦调查局特工“尽可能地利用美国军团提供的服务”。

美国军团与第二大退伍军人组织——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虽然在吸纳会员方面存在竞争关系，但是两者在许多议题上都有共识，如何将5月1日劳动节转化为爱国节日，就是两者多项合作中的一个。1948年，由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发起的以“忠诚日”（Loyal Day）取代劳动节的行动，得到了美国军团的响应。1948年5月1日，由劳工组成的游行队伍，与主要由美国军团成员、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成员和保守的工会成员构成的队伍在纽约街头对峙，双方人数相当，中间被数百名警察隔开，双方就各种问题展开争论。美国军团在全国发出号召，称“居心叵测的暴徒”在劳动节的活动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劳工游行，而是“共产主义狂欢”。美国军团将劳动节的工人活动视为对美国价值观的挑战，要求各地成员积极组织“忠诚日”游行，“驱散劳动节散发出的非美气氛”。1950年已有包括纽约、芝加哥在内的约400个市镇加入庆祝“忠诚日”的活动。在纽约，美国军团作为组织者之一在城市主干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忠诚日”的活动。数百名童子军挥舞着美国旗帜走在前列，由美国军团组织的军乐队紧随其后，队伍中间有装扮成哥萨克骑兵的俄国人反共中心（Russian anti-Communist Center)和天主教学校乐队，各类“忠诚日”支持者手执国旗进行游行，展示爱国热情。在宣扬美国主义的“忠诚日”的冲击下，对于劳动节的纪念在20世纪50年代日渐减少，不再引起公众的关注。1955年5月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举行全国“忠诚日”庆祝活动，政府机构的建筑要在当天悬挂国旗。“忠诚日”在1958年被国会正式确立为一个全国性节日。以美国军团为首的反共团体成功地将劳动节挤出了公共空间并代之以宣扬美国主义的节日。

在冷战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麦卡锡主义兴起之后，美国人对于如何对待共产主义在国内的影响的分歧逐渐扩大，这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现代保守主义产生的一个源头。美国军团对保守主义思想并无理论贡献，但它却是在实践层面真正贯彻保守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公民组织。美国军团在1950年设想将全国所有敌视共产主义的组织和个人联合起来，结成强大的全国性反共组织。1950年5月13日至14日，由美国军团牵头在芝加哥召开了全美反共大会（All-American Conference to Combat Communism）。约有60个组织参加了此次大会，这些组织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天主教协会（National Catholic Conference）、国际狮子会（Lions International）、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美国犹太人反共联盟（American Jewish League Against Communism），“二战母亲”（Mothers of World War II）等，《美国精神》（The American Mercury）编辑H.L.门肯（H.L. Mencken）和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国会参议员卡尔·蒙特（Karl Mundt）和多位政界人士也参加了会议。美国军团声称与会公民组织的全部成员加起来约有8000万人，“恰如其分地对应了全美（All-American）的名称”。《基督教先驱报》（Christian Herald）主编、牧师丹尼尔·波林（Daniel A. Poling）被推选为大会主席。波林发言说：“这次大会标志着所有地方的美国人民在抗击共产主义的活动中，第一次充满活力地联合起来了。我们今天必须动员起来，强力清除掉在我们的土地上的每一块共产主义滩头阵地。”作为大会公认的领导者，美国军团全国指挥乔治·克雷格（George N.Craig）被一致推选为荣誉主席。美国军团计划建立大会总部和常务委员会，将全国保守力量集结起来，构建步调一致的反共大联盟。然而在后来的运作中，大会只维持了一个松散的形式，这种松散的状态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

三、美国军团与麦卡锡时代美国思想文化的重塑

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影响波及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守团体形成政治同盟反对不符合自身价值认同的思想文化，虽然此前美国也有反共活动，但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牵涉范围如此之广的超出反共范畴的政治运动。美国军团在这样一场高强度的政治运动中，利用自身优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广反共主张，打压不符合自身价值理念的自由派思想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它所秉持的“美国主义”在同共产主义思想的比较中开始转向，不断地向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基本内容靠拢，比如反共，重视宗教、国防、传统家庭结构等。

美国军团将美国人享受充裕物质生活的情况与苏联人贫乏的物质生活状况加以对比，从而彰显美国制度的优越性。《美国军团杂志》充满了攻击共产主义的言论，例如：“拿走一个人的财产，让他依附于一个极权国家，这就是所谓的美丽新世界？”除了对内进行反共宣传，美国军团认为美国还需要积极向欧洲民众揭露“共产主义的谎言”，争取他们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认同，因此它也对国外输出观念，例如支持“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项目和“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为塑造典型从而形成对比，美国军团甚至赞助一位罗马尼亚移民，帮助他获得贷款以购买农场，使他通过劳动获得房屋、汽车，然后美国军团将他在美国的经历讲述为一个“来自铁幕一侧的被压迫者在自由之地实现美国梦”的故事，并辅之以描绘物质匮乏的苏联人的生活的配图，来证明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

杜鲁门政府“失去中国”后，美国军团依然坚定地支持蒋介石政权，成为美国民间重要的反华势力，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使美国军团将世界局势视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战争。军团攻击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称他是美国“失去中国 ”的一大元凶和“高级沙俄间谍”，拉铁摩尔在其住所被军团成员多次质问诘难。宋美龄曾接受美国军团的专访，并登上《美国军团杂志》1953年8月号的封面。英文流利的宋美龄还在当期发表文章，在文中，她将败退到台湾岛的蒋介石政权描绘成中国人民自由的守护者，把台湾比作亚洲自由的灯塔。《美国军团杂志》充满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被塑造成蛮横暴戾的恶棍，而美军则是给朝鲜人民带去和平的“麦琪”（Magi）。越南争取民族自由的解放战争被美国军团形容为共产主义对自由的“侵犯”，而法军则是捍卫“自由”的勇士。弗朗哥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西班牙也被美国军团叙述成抗击共产主义思想的前线。《美国军团杂志》对世界局势充满偏见的报道表明，美国军团将世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它认为为了维护国内的安全，美国必须承担起领导“自由世界”的重任，否则共产主义的“乌云”将会遮蔽世界，美国最后也会无法“幸免”。因此，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战争或者骚乱，都会被美国军团归入“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较量，即便是亚非拉地区争取民族解放的抗争，也会被它解读为共产主义“侵害自由的阴谋”。

美国电影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看电影成为步入消费社会的美国人的新兴娱乐方式，但是电影业的从业者在保守派看来是受共产主义影响的“重灾区”，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所占的比例远超其他行业。美国军团认为必须对好莱坞电影工作者进行审查，因为“1939年夏天，戴斯委员会（Dies Committee）开始调查电影工业的红色分子却遭到嘘声，但现在，九年时间过去了，时间证明了戴斯委员会是正确的”。电影业之所以引起美国军团的关注是因为其行业的特殊性：高额的报酬为“背叛”活动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影像灌输共产主义价值观，“迷惑”劳工群体，激化阶级矛盾。美国军团美国主义委员会（Americanism Committee）认为，与顶峰时期的人数相比，在好莱坞电影圈仍有75%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美国军团意识到电影在塑造人的心灵方面的巨大影响力，所以凡是它认为其中有共产主义分子（无论是作为导演、编剧还是演员）承担部分制作工作的影片，它都会极力干涉电影的放映，力图切断“共产主义分子对好莱坞的渗透”。美国军团在众多期刊、报纸、广播和电视媒体列出它认为是共产党人的电影人，要求公众对他们加以抵制，因此美国军团也被媒体冠以“专业列黑名单者”的诨名。

《美国军团杂志》是各方反共人士发表观点的核心刊物。J.B.马修斯（J.B. Matthews）是美国教育学家、作家和政治积极分子，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自称是和平主义者和美国共产党的“同路人”（fellow traveler），但是马修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共产主义感到幻灭，转而与戴斯委员会密切合作，并在强烈反共的赫斯特报业集团（Hearst Corporation）担任顾问，1953年到麦卡锡领导的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任职。马修斯在1951年发表文章《电影业真的打扫干净屋子了么？》，指出“大批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依然盘踞在电影业”，必须施加必要的压力以净化好莱坞里面所有的共产主义的影响，公众才能被“唤醒”。他列举了66个影人及影片，建议将其“列入黑名单及灰名单，使其不再侵害美国人的心灵”。

美国军团干涉电影制作及放映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向电影大亨施压，禁止其雇佣美国军团怀疑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二是在地方影院干扰影片的正常放映，具体形式包括恫吓影院所有者不得放映影片，威胁当地报纸不要刊登放映信息，在影院周围举牌示威、抗议，以及阻挠有观影意愿的人买票等。美国军团协助会（American Legion Auxiliary）成员甚至组成电话旅（Telephone Brigades），打电话给全国各地的女性，警告她们不要去观看被列入黑名单的演员参与创作的电影。1952年，数家电影公司共同派出代表唐纳德·威尔逊（Donald Wilson）去与美国军团协商，美国军团的奥尼尔拿出一份数百人的红色分子名单，要求电影公司尽量避免雇佣名单上的人员参加影片的制作。1952年，抨击“美国梦”是一个华丽的泡沫的电影《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上映，美国军团警告影院所有者和发行商“应该自我保护，抛弃这种污染变质的电影”。在马里兰州，美国军团分部成员积极响应总部的号召，成立“特别纠察委员会”（special picketing committees）阻挠这部电影的公映。

揭露美国社会虚伪、冷酷的影片，往往被美国军团视为诋毁美国体制，甚至被视为是共产主义国家“颠覆”美国的文化武器。美国军团20世纪50年代初组织抵制了一系列电影，包括《婚姻趣事》（The Marrying Kind）、《帕特和迈克》（Pat and Mike）等影片都被它斥为败坏风气的电影。1952年上映的电影《正午》（High Noon），揭露了在麦卡锡主义的笼罩下，美国社会中人人自危的真实现状，因而被美国军团列入封杀名单。同年由被军团成员指责为共产主义者同路人的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导演的《红磨坊》（Moulin Rouge）上映，好莱坞美国军团成员举着写有“共产主义媒体表扬约翰·休斯顿”的标牌迎接参加首映的休斯顿。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资助苏联反击纳粹的侵略，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被美国政府怀疑与共产党之间有某种联系，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1947年传唤了卓别林，要求他澄清自己的政治立场。1952年，卓别林所主演的《舞台生涯》（Limelight）上映，底特律、纽约等城市的军团成员组织人员站在电影院外，阻止有观看意愿的观众观看影片。《交火线》将抵制这部影片的动机解释为“避免诚实的美国人的辛苦所得，流入那些想要摧毁美国的阴谋家的口袋”。美国军团不仅抵制所谓的红色电影，而且主动出击，赞助制作符合美国军团理念的电影。1952年美国军团赞助了由利奥·麦凯里(Leo McCarey)担任导演的影片《我的儿子约翰》（My Son John）。这部影片描写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子性格软弱，在加入共产党后发现共产主义“其实是一个阴谋”，他被作为军团成员的父亲“开导”之后“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对这一“揭露共产主义谎言”的电影，美国军团鼓动全国的成员积极买票观看。

书籍与电影一样，是重要的文化产品，也是美国军团的重点审查目标。在1951年美国军团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麦卡锡的支持者、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伦（Patrick A. McCarran）和参议员威廉·詹纳（William E. Jenner）对“目前图书市场共产主义思想的泛滥深感痛心”。美国军团认为书店之所以会出现大批红色书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左翼书评人对这些书籍的宣传（书店店主通常根据书评人的推荐购入图书）。美国军团认为，流入市场的红色书籍对美国人危害巨大，能对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阅读自由派的书籍会在美国人心灵中“埋下叛逆的种子”。因此，1951年美国军团在全美范围内掀起图书审查的狂潮，敦促书店撤除被怀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坚守家园防线”。《印第安纳军团成员》（Indiana Legionnaire）是美国军团印第安纳州分部的一份期刊。20世纪50年代初，它建议全州成员阅读标志着美国现代保守主义形成的两部重要作品，即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Jr.）的《耶鲁的上帝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和约翰·T. 弗林（John T. Flynn）的《当你睡时:我们在亚洲的悲剧及其制造者》（While You Slept: Our Tragedy in Asia and Who Made It）。它还建议全州成员在当地图书馆清查《拥抱和平》（Let’s Have Peace）、《社会主义是答案》（Socialism: The Answer）、《理解苏联》（Understanding USSR）、《共产主义下的进步》（Progress under Communism）和《我被迫害了》（I Was Persecuted）等左翼作家的著作。1954年，印第安纳分部邮寄大批图书到全州约300个图书馆，以抵抗“潮水般涌入”的共产主义材料，全州军团成员帮助当地图书馆人员发现并移除书架上的“红色宣传材料”，其中包括左翼记者、《民族》（Nation）周刊的编辑凯里·麦克威廉斯（Carey McWilliams）写作的抨击麦卡锡主义的书籍——《猎巫：异端的复兴》（Witch Hunt:The Revival of Heresy）。《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麦卡锡时代也被划为“粉色知识分子”，他的著作被清除出图书馆，其家庭也受到美国军团成员的骚扰和威胁。对于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斯诺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进行抗议。

美国军团审查的范围不止电影、书籍，还包括从欧洲传入的现代艺术。20世纪上半期现代艺术在欧洲产生之后，这一主张表达内心思维的抽象表现方式逐渐传入美国并生根发芽，但现代艺术的大部分艺术形式都被保守的美国军团斥为“野蛮、丑陋、性变态”和“共产主义的阴谋”，它称“现代艺术是充斥着谎言与阴谋的垃圾，毫无价值，是可怜愚蠢，令人厌恶，宣扬颓废堕落的废料”。1940年，俄裔艺术家安东·雷弗里吉尔 (Anton Refregier)利用城市基金开始在旧金山城市建筑的外墙作画，旨在用现代绘画的形式叙述不同种族的工人与无情的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史，1948年画作终于在27面墙体上完工。美国军团、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及当地商会结成反对力量，对画质和画面内容都表示反感，要求创作者改变其中一部分内容，包括展现1934年旧金山大罢工时一位工人带着退伍军人帽的细节，但被雷弗尔吉尔拒绝。总之，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背景下，与美国传统价值观和审美品味相抵触的文化形式，都会被美国军团视为图谋不轨。

四、美国军团对教育领域的干涉

美国军团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在麦卡锡时代，它在教育领域更加强调对颠覆思想的警惕，警惕的范围远不止共产主义思想，任何被美国军团视为不利于培养符合“美国主义”青少年的思想文化，都会被它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而被否定，这也意味着军团对教育的干预已经远远超出反共的范畴。

美国军团格外关注青少年教育问题。美国军团怀疑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青少年问题都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有关，男性学生在行为举止方面显示出女性化特征，以及不断增多的同性恋问题等都属于“性变态”（sex perverts），是“一个红色阴谋，是共产主义分子对美国肌体的侵蚀、毒害”，健康的美国社会应该摒弃这种病态。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格兰岱尔（Glendale）的美国军团在调查市区的少年犯罪行为时，宣称少年中“反男性”（anti-masculine）的倾向日渐明显，美国的男孩越来越“柔弱”和“放纵”，这“毫无疑问会招致日本的袭击，鼓舞希特勒的世界征服梦”。美国学校必须摒弃由“一群文人骚客（sob-sisters）从俄国引入的、标榜为进步主义教育的自我表达教条”，教导男孩重拾男子气概，才能在未来应对“红色威胁”，捍卫美国安全。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众多保守派人士的关注，美国军团曾多次与参议员麦卡伦商议解决途径。1950年，麦卡伦领导的参议院移民委员会起草的《麦卡伦法案》（McCarran Act）在国会通过，该法案把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颠覆分子”排除在国门之外，也拒绝“备受精神病折磨的人、同性恋者或性变态者”进入美国。麦卡锡对联邦政府的清洗目标也包括同性恋者，他认为同性恋与共产主义联系紧密，甚至许多同性恋者就是共产党人。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同性恋者普遍不受欢迎，甚至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这样的公民组织都支持联邦政府把同性恋者驱逐出联邦雇员的行列。

美国军团密切关注高校教育，特别注意防止共产主义思想对美国高校的“渗透”。《美国军团杂志》的内容不仅包括军团内部人员撰写的文章，还有大量保守派人士撰写的时评，可以说《美国军团杂志》在麦卡锡时代逐渐演变为一个保守派的言论平台。路易斯·弗朗西斯·比登兹（Louis Francis Budenz）是一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51年他在《美国军团杂志》发表文章《学院应该雇佣红色教授么？》，点名批评包括社会学家罗伯特·斯托顿·林德（Robert Staughton Lynd）在内的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教师的共产主义倾向，声称“高校是共产主义分子的安乐窝（havens）”。1952年1月，萨拉·劳伦斯学院所在的纽约州威斯特切斯特县（Westchester）军团站点美国主义委员会派出代表前往学院，向校长哈罗德·泰勒（Harold Taylor）提出抗议，声称学院的三名教授“有理由让退伍军人引起注意”。美国军团的代表警告泰勒，如果他不采取措施，美国军团将会“全面曝光”这三人。泰勒以政治自由和智识自由为依据拒绝了美国军团提出的要求，并在事后表达自己的不满，抱怨美国军团粗暴干涉学术自由。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社会人士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选边站队。一位新教牧师哈罗德·霍利（Harold Hohly）写信给威斯特切斯特站点美国军团指挥丹尼尔·伍德胡尔（DanielWoodhull），谴责美国军团在调查活动中的越界行为。33座周边新教教堂联合反对军团的行为，指责军团对泰勒的质询是“接近麦卡锡主义的手段”。而布朗克斯威尔（Bronxville）镇长则支持美国军团，批评萨拉·劳伦斯学院对非美行为的态度含糊不清。当地美国军团对批评声音回应说，自由派的攻击是一种贼喊捉贼的伎俩，美国军团将继续自己的清洗行动。伍德胡尔将这一事件上报给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请求它对该学院进行调查，并要求学院放弃纳税豁免权。根据萨拉·劳伦斯学院的统计，共有18名教师在麦卡锡时代遭到迫害。标榜自由价值的大学注定与注重一致的美国军团格格不入，容易成为美国军团攻击的目标。学术自由在美国军团的眼中类似非美思想，军团认为红色或者粉红的教授“以追求学术自由的名义引诱学生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将莫斯科制造的病毒注入我们的孩子心中”。一旦美国军团发现高校中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就会向校方施压，要求学校开除他们，1954年美国军团就曾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温·沃森（Goodwin Watson）从其工作岗位解职。

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劳资关系趋于缓和，但是美国军团仍然没有放松对工人群体的非美行为的监视。1951年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在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的工作人员因散发呼吁全国劳工联合的传单，被美国军团圣保罗站点成员说成是共产主义分子。1930年由洛克韦尔·肯特（Rockwell Kent）发起成立的“国际工人秩序”（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Order，IWO)是一个集保险、互助等多重性质于一身的团体，它提供医疗服务，赞助文化和教育活动，同时为其会员8岁至16岁的孩子举办训练营（Camp Kinderland），目的在于建立工人内部小型社区。这个团体与共产党组织关系紧密，高峰时吸纳会员约20万人。美国军团早已将“国际工人秩序”定性为颠覆性团体，一直要求政府对它进行调查并取缔它。1944年，戴斯委员会指责这个团体为共产主义分子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军团成员出席听证会作证。1954年，“国际工人秩序”被纽约州警方强制取缔。美国军团据此认为“共产主义分子在美国的一个根据地被拔除了。”

对于共产主义的敌视甚至影响到美国军团对于联合国机构的看法。在战后美苏不断升级的对抗中，美国军团希望借助联合国实现美国安全的愿望破灭，在这种失望之下，美国军团对联合国的态度发生转变，既不希望美国退出联合国，同时又对联合国发挥的作用表示怀疑。在麦卡锡时代冷战思维的影响下，美国军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感日益强烈，盖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扬“一个世界”（one-world）和“世界公民”（world-citizenship）的理念，“危害了”美国军团秉持的“美国主义”所包含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以致这种普世理念被美国军团解读为“共产主义思想渗透的阴谋”，要求军团成员清除在各地教室出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传材料。美国军团认为“联合国的名字只是反映出一种希望，而远非现实”，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美国的活动是颠覆性质的，甚至请求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调查。1952年《好莱坞军团成员》（Hollywood Legionnaire）的编辑声称联合国旗帜与锡安主义旗帜一样，因此怀疑联合国是犹太人的阴谋，企图毁掉西方基督教文明。这种杯弓蛇影的阴谋论在美国军团内部也受到鄙夷，不久该编辑被迫辞职。

五、结语

美国军团凭借其巨大的成员数量、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与遍布全国的网点，与麦卡锡遥相呼应，成为20世纪50年代反共运动中美国民间层面最重要的反共力量。美国军团成员以纯正爱国者自居，认为自己是“美国主义”的守护者，并以保护美国自由免受共产主义侵蚀之名，行破坏自由之实。美国军团成员秉持狭隘的、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美国主义”，他们的所有考量都基于保卫美国的安全和保持美国的特性，其退伍军人身份使他们对强大的苏联军力非常敏感，而这种恐惧心理在美国国内的表现是，美国军团对被它视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一切载体都要予以清除以绝后患，而且它把国内的问题一概归结为共产主义的“阴谋”，因此经常会出现歪曲事实、渲染夸大威胁的现象。

自建立伊始美国军团就秉持所谓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虽然时移世易，但是它从未放弃这个口号。在美苏展开意识形态对抗的时代背景下，“美国主义”所包含的种族色彩已经非常微弱，而更多地具有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敬拜上帝等与共产主义思想截然相反的内容。在麦卡锡时代，美国国内的反共情绪不断高涨，美国军团借机充当文化警察，逐步扩大对国内电影、书籍等文化产品的审查范围，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和历史解释权，在艺术领域清洗外来现代艺术，维护美国传统文化，继续开展它自建立以来便从事的同化移民、镇压异见和向下一代灌输“美国主义”的工作。从1919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经历了剧烈变迁，相较时代变迁而言，美国军团的强硬立场的变化幅度较小，但是它所秉持的“美国主义”的内涵却在悄然发生变化。在美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想逐渐形成的历史进程中，美国军团秉持的“美国主义”逐渐与保守主义交织缠绕在一起，美国军团也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力量在民间的坚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