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博物馆历史述略

来源: 中国博物馆      作者: 梁吉生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作为一定的具体的历史过程而存在的。没有无历史的事物。博物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同样有它的历史，有它的蕴育、萌芽、成长和繁荣的过程。

历史是一条永不枯竭的长河。现实和历史无法截然分开。古是今之上游，今是古之延续。认识现在必须了解过去。我们要把握今天的博物馆事业，要推动博物馆发展，要预测博物馆的未来，就不能不了解博物馆的历史。历史有不少现今养料，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避免重蹈前人已走的弯路，可以“鉴往知来”，因此，研究博物馆历史是非常必要的。

解放前，对博物馆历史的研究很不够。许多历史资料未能得以搜集、整理，对博物馆历史的理解也多有偏狭。特别是不能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角度，深刻揭示博物馆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五十年代以来，博物馆史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无论综合的、专题的研究，或者史实订正、评述，都有不少可喜的进展。如傅振伦的《博物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包遵彭的《中国博物馆史》（台北，1964年版）、《博物馆学》（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版）、宋伯胤的《博物馆史事与人物》（载吉林《博物馆研究》）等，在博物馆史研究方面都做了大最的基础性工作。

现在，博物馆史的研究还有许多事情要作。对解放前博物馆的发展，从历史材料方面分析还有不少缺环。对革命根据地的博物馆事业也缺乏系统的论述，特别是解放后三十多年来博物馆事业更需要认真地总结。总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博物馆历史，还刚刚开始。科学地总结我国博物馆的历史经验，是博物馆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下面谨就解放前我国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作一概述。

一

博物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追溯很远的历史。

我国古代没有“博物馆”这一专用名词。周时文物珍品收藏之处，名曰“玉府”、“天府”，“主守于藏史”。汉时以天子之力，建“天禄”、“石渠”、“兰台”三大图书文物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

古代的苑囿、花圃早有发展。孟子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以后历代王室、贵族都有自己的园林，山水辉映，奇石怪木，飞禽走兽，佳景错落，美不胜收。

我国对历史人物画像的陈列也起源甚早。不但历代供奉帝王御容，相沿成制，而且建阁陈列勋臣名相的肖像。这方面见诸记载较有名的，如汉代在未央宫中建麒麟阁，公元前51年汉宣帝把十一个功臣像画在阁上。惟霍光不称其名，而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候霍氏”，其余十人皆署其官阶姓名，并“图画其人”，“法其形貌”，以褒扬其功勋。公元60年，汉明帝建云台，又把东汉中兴功臣二十八人肖像画在台上，世称云台二十八宿将。到了唐朝，李世民建凌烟阁，贞观十七年（公元643）把唐开国功臣（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尉迟恭等二十四人像，让著名画家阎立本画在阁上，唐太宗亲自为功臣像作赞词，并由著名书法家褚遂良题写。这种绘画功臣肖像的作法，宋、明时期更有发展，明时已经出现“画廊”一名。功臣肖像也进一步分为图像和塑像。

文物的研究亦早已有之。郭沫若曾经指出，大致从汉朝起，人们就对出土的文物引起重视。大文学家许慎就利用古器物上的铭文，作了大量文字变迁的研究。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搜求、研究文物的鼎盛时期。统治者崇尚古物，极尽搜剔之能事，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悉献于上”。宣和（1119-1125年）时，皇室“收藏的累数至万余”，分别庋藏在崇政殿、宣和殿，以后又建保和殿，并在其左右分建稽古阁、博古阁，“以储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

除了皇室以外，士大夫也竞相收藏。欧阳修、赵明诚等都是名重一时的收藏家。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赵明诚与其妻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同好金石书画。他们“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赵氏所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等共二千种之多。

收藏日丰正是鉴赏之风日盛的一种表现。宋朝出现了一批有关文物考释、编目的公私著述，如《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以及《集古录》、《金石录》等。这些著作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

以后一个时期，文物的收藏和研究虽不及宋代这么发展，但也没有间断。到清朝，皇室收藏更为丰富。仅据《西清古鉴》、《西清续鉴》以及《宁寿鉴古》等所收录铜器，即达4115件，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府库。据说当年乾隆皇帝自己最喜爱的珍玩，就装满了北京紫禁城内建福宫一带许多库房。至于分藏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宁寿宫、御书房以及圆明园、奉天（沈阳）行宫、热河（承德）行宫等处的书画、缂丝、古玩、拓本及历代帝王名臣图像、更不胜枚举。与此同时，清朝由于金石考据之学的发展，还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收藏鉴赏家。

由以上可以看出，早期的博物馆形态，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门类。最初多是皇室文物收藏所，储藏结构是集中的。后来有所变化，社会上逐步出现了较多的文物收藏点，除皇室官府的收藏仍然得以发展外，也有了私人的收藏活动。但是，这种收藏的利用范围很小，收藏室是封闭式的，基本上得不到公开的社会利用。建筑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这一文化形式，不可能有任何突变性的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的解体。

二

中国近代的博物馆，并不是从皇室或私人收藏室发展而来，它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应运而生。

大家知道，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满于封建主义的束缚，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实行新政，发展新式教育和文化。十九世纪末曾经酿成著名的维新变法运动。博物馆的建立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因此，可以说近代博物馆的产生乃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的一种反映。

综观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历史，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酝酿阶段、初创阶段、发展阶段。

酝酿阶段

这个阶段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当时，由于中国和西方政治、文化往来的加强，到欧美、日本出使、留学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惊奇西方国家各方面的长足进步，于是写了大量“游记”、“随录”，真实地反映他们的所见所闻。这其中就包括了西方国家博物馆的各种情况，最早地传播了资本主义博物馆的信息。

从1866年清朝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官员出访欧洲，到1905年第一个博物馆建立，在这三、四十年时间里，介绍有关博物馆情况的著述不下数十种。如斌椿的《乘搓笔记》、张德彝《航海述奇》、王韬《漫游随录》、志刚《初使泰西记》、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郭嵩焘《使西纪程》、黎庶昌《西洋杂志》、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陈兰彬《使美纪略》以及徐建寅《欧游杂录》等。

这些著作虽然不是对博物馆的专门记述，但一般都记录翔实、生动有趣。值得注意的是，最初还没有使用“博物馆”这个名称，而是用公所、行馆、万种园、画阁、军器楼、集宝楼、积宝院、集奇馆、积骨楼、禽骨馆等名称，描述他们参观过的博物馆。第一个将英文Maseum译成“博物院”的人是王韬。王韬是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政论家。1867-1870年间他随英人理雅各去英国译书，曾在苏格兰的杜拉居留两年，此间漫游英法、俄等国，并以这段经历写成《漫游随录》，该书记述所见博物馆不下十五处。“博物院”这个译名对以后有很大影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有关外国情况的著述愈来愈多地使用这一名称，其它怪僻称谓渐渐少了，就连对博物馆曾经率先创制各种名称的张德彝，在他的《随使日记》中除把博物馆直接音译外，也接受了博物院这一译名。

应当说，这时对西方博物馆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对博物馆的记述，视如一般风土人情而已，并没给予格外的关注，也不是对博物馆的专门考察。虽然有人已经认识到博物馆能够“广见闻，增智慧”，但是要求中国建立博物馆的呼声并不强烈。

从介绍西方博物馆到主张建立博物馆，大多是一些以资产阶级观点提出“变法”思想的人。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对清朝封建统治愈加不满。资产阶级维新人士要求抵制外来侵略，主张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图样实行某些政治上的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提倡新式的文化、教育，包括兴学校、办报馆、开博物馆等。郑观应认为，博物馆可以起到借鉴强国经验，而广见闻的作用，因此，《盛世危言》提出要将博物馆一事连同铁路之事、轮船、矿务之事等列为学生经常的时事测验内容。维新变法的首领康有为甚至把博物馆彰明较著地列入他的《大同书》中。他主张在其理想的未来社会—“太平世”的各级行政组织里，都要有博物馆的设施。同时，他还希望：为公众进化计，在大同之世，音乐院、美术馆、动植园、博物院要做到“美妙博异”、“奇精新妙”。

随着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建立博物馆的主张愈加强烈，设想愈加明确、具体：一是要在学校建立博物馆，首先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博物院，皆为考订之资，自当陆续设立”。1897年7月21日天津出版的《国闻报》刊登“京城大学堂奏派总办提调名单”，其中有“仪器院提调一员，工部郎中周憬”，此人可能是我国学校博物馆最早拟议中的馆长。二是要在学会办博物馆。学会是维新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团体组织。梁启超论到学会时，提出学会应办十六项事，其中第12项即“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上海强学会提出要办四件要事，其中之一也是“开博物院”，并明确拟定所设博物馆的性质，“凡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各种新器，如新式铁舰、轮车、水雷、火器，及各种电学、化学、光学、重学、天学、地学、物学、医学诸图器，各种矿质及动植类，皆为备购，博览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郴州舆算学会也提出，“兹拟设立博物院一所，即借公所庙宇，先行陈列中国土产，凡花卉、草木、虫鱼、泥沙有关考究者，无不可入。”

维新派关于建立博物馆的主张，曾经得到光绪的支持。1898年7月5日光绪接受康有为“劝历工艺，奖募创新”的建议，令总理衙门详定奖励章程十二款，其中特别提到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办法：

“第七款，如有独捐巨款，兴办藏书楼、博物院，其款至二十万两以外者，请特恩赏给世职。十万两以外者，请赏给世职或郎中实职。五万两以外者，请赏给主事实职，并给匾额，如学堂之例。

第八款，捐集款项，凑办学堂、藏书楼、博物院等事，仅及万金以上者，亦请加恩，奖以小京官虚衔。”

以官职奖励倡导办博物馆，这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虽然，这些美好的愿望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未能实现，但是，资产阶级的积极倡导，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为我国近代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舆论基础。

初创阶段

二十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是近代博物馆的初创阶段。

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从1895—1911年十七年间，民族资本工矿企业增加490家，资本总额达到1亿1千多万元。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博物馆建立的经济基础。1905年张謇创办我国近代第一个私立博物馆就是以其经营企业的利润为后盾的。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清末状元，资产阶级实业家，近代著名的立宪派。他把实业、教育视为“富强之大本”，主张“欲国之强，当先办教育”，而“欲兴教育”，则“先兴实业”。1896年他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大生纱厂。以后，张謇又陆续举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企业，并以这些企业的利润来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1902年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实业与教育，参观日本的博物馆和博览会，深受启发。进一步充实了两年前（1901）他曾经提出的，在沿江沿梅省会及通商大埠建博览所的设想。回国后，他积极倡导创办博物馆，向张之洞和清朝学部分分别递交《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建议在北京建立国家博物馆，然后“可渐推行于各行省，而府而州而县”。他大声疾呼：“揆诸时局”，此举“诚不可缓”。但是，对于张謇的呼吁清政府无动于衷。但他没有因此而灰心。他感到“图地方人民知识之增进，亦必先有实现之处所”。于是首先从其家乡做起，以其个人财力在师范学校以西，购并民房29家，迁移荒缘三千余座，平土筑垣，兴建包括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在内的博物苑。张謇广泛搜集中外动植矿工之物，乡里金石，先辈文笔，并亲自制图设计陈列柜，历十年惨淡经营，终于初具规模，藏品达二千九百多号，计二万多件，分为自然、历史、美术等部。

南通博物苑的建立，有力地配合学校教育，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开风气先，对近代博物馆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謇不仅是博物馆事业的热心倡导者，认真务实的实干家，而且是我国早期博物馆理论的奠基人。他的《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等著述，对有关博物馆的一系列问题：从国家博物馆的筹建到地方博物馆的规划；从文物标本的征集到藏品收藏保管；从陈列技术到规章管理；从馆址选择到设备制作，他都或多或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张謇非常关注祖国文物的安全。他尖锐地提出保护文物的重要性、迫切性。他说：“今则钳发碧瞳之客，蜻州虾岛之儒，环我国门，搜求古物。我之落魄士大夫醉心金帛，不惜为之耳目，稗贩驰驱。设不及时保存，护兹国粹，恐北而热河，东而辽沈，昔日分藏之物，皆将不翼而飞”。在那国家危亡，江河日蹙的年代，张謇对祖国文物表现出鲜明的爱国立场。

第二张謇强调博物馆的社会作用。认为博物馆“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咸备，纵人观览”，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国家政治和学术参考的重要部门，学校教育的有力助手，可以“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

第三张謇认为，文物收藏目的在于“留存往迹，启发后来”。文物征集的途径，一是“国家尽出其历代内府所藏，以公于国人”；二是鼓励“收藏故家出其所珍，与众共守”。但“此事不在官方之强迫，而在众愿之赞成”，而且不能“吏胥籍端征索”。对于捐赠文物既多、价值又高者，“自应破格奖励，不惜爵赏”。

至于征集范围，他主张“纵之千载，远之外国”，古今中外，都要博求广收，“外而欧、美、澳、阿，内而荐绅父老，或购或乞，期备百一。”张謇这样主张，也这样实践。南通博物苑的自然标本搜罗遍及五大洲许多国家，如日本的三叶虫、货币虫化石，南洋群岛的猩猩，印度的鳄鱼，俄罗斯的斑鼠，美洲的蜂鸟，非洲的驼鸟，爪哇的孔雀，朝鲜的笔贝等等。历史文物包括金、玉石、陶瓷、拓本、土木、乐器、画像、卜筮、军器、刑具、狱具等；美术品包括书画、雕刻、漆塑、织绣、缂丝、编物、文具等类。

对于征集而来的所有物品，张謇强调妥善保管，按藏品性质分为自然、历史、美术等部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每件物品都要“条举件系，立表编号”，做好鉴定、著录工作。

第四，关于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他认为既不同于工商展览会，又比图书馆工作更难。他提出，博物馆陈列要“参研学理，确有规则”。具体“陈设支配”，则要区分不同情况：自然标本可按地区为次序；历史、美术则按时代先后。如此布陈，“规古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秉微知钜，亦可见矣”。

第五，张謇重视博物馆管理工作。“经理之事，关乎学识”。搞好管理，就要有管理人才，他认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博物馆工作的，“非博物好古丹青不渝之君子，又能精勤细事、富有美术之兴趣者，莫克当此。”博物馆的管理还必须有严格的制度，“严管钥，禁非常，及其他种种之有妨碍者，均当专定章程期限遵守。”

第六，关于博物馆的规划、筹建。张謇认为，博物馆应建在交通便利，便于开拓的地方；建筑的大小，要考虑到眝藏和陈列的要求，既要方便观众，又要方便管理，“馆中贯通之地，宜间设广厅，以备人观者憩息，宜少辟门径，以便管理者视察”；要美化环境，“隙地则栽植花木，点缀竹石”。设备方面，“庋阁之架，毋过高，毋过隘，取便陈列，且易拂扫”。

张謇的博物馆主张，虽然并不系统，而且多是针对南通博物苑而言的，但他结合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吸收了外国博物馆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初期博物馆的建设有一定指导意义。

南通博物苑的建立，是民族资产阶级多年来倡导博物馆的第一次实践。此后，各地多有博物馆建立，或者举办陈列。如1905年学部侍郎严修在家乡天津的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1906年泰安创设教育博物馆。同年，京师乐善园（今北京动物园）辟为农商部农事试验所，陈列自然标本。不久，端方以个人收藏在北京琉璃厂海创王村办陶斋博物馆。

这一时期，在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推动下，近出现了一批反映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陈列馆（所）。如：

1902年，天津考工厂设陈列馆；
1904年，河南省城成立劝工陈列所；
1905年，直隶省设国货陈列馆；
1906年，湖南开办商品陈列馆。同年，农工商部设立劝工陈列所，并通布各省工艺局工厂设成品陈列室；
1907年，沈阳创办华产商品陈列所；
1908年，江西设立农工商矿总局陈列所；
1909年，江苏巡抚奏苏省建设商品陈列所；贵州巡抚：奏设劝工陈列所。

辛亥革命后，博物馆的观念渐为世人所接受，博物馆更得以显著的发展。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从此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使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动，带来了新气象。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民族工商业显著发展；城乡普遍兴办学校，“声、光、电、化、理、数各科”为人们所重视。所有这些，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对博物馆的认识。如民国元年章鸿钊就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吁请地质调查所“于庶务科设置图书馆与陈列馆”。1916年10月，留美学生组织的科学社改为中国科学社，其社章明文规定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解决实业科学上疑难问题。1917年5月，蔡元培、马良、严修、伍廷芳、张元济等教育界、实业界四十余人联名发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黄炎培为办事部主任。大会规定，该社三方面具体工作中，其一即是设职业学校和教育博物馆。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教育部明确规定社会教育司具体负责博物馆业务，总务厅具体负责博物馆修建。7月，教育部在北京国子监旧址筹设国立历史博物馆，以胡在缙为主任，集太学器皿百余件为基本陈列品。1917年历史博物馆迁往故宫午门，积极征集文物，藏品达57127件。1926年10月正式开馆。

继历史博物馆之后，相继建馆的有交通大学北京铁道学院博物馆和古物陈列所。前者属于教学实习博物馆。1915年该馆制备的各种大桥涵洞模型曾在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荣获大奖章。后者，1914年建于故宫前三殿。民国成立后，内务部开始接收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的古文物，并于1913年底、1914年初运到北京。古文物陈列所就是主要掌管保藏两行宫文物的机构。所内有所长、副所长，书记员和司事，分设文书课、陈设课、庶务课。文书课分任编辑、登记、调查、报告等事项；陈设课主要负责陈列和保管文物；庶务课专任会计出纳、总务后勤、纠察保卫等。该所建有规章制度。《办事细则》明确规定了各殿陈列古物保管程序和各库房存储古物保管程序，以及提收古物的暂行规则。

为了吸引观众，规定陈列品每周都进行更换，稀世珍品随时更易，不作长时间展陈，以便慎重保护。普通展品“或旬月一换，或逢令节纪念等日减价期间，分别选择更易”。此外，还在东、西华门外各置一大公告木牌，书写陈列物品门类，以期观众预为知晓。

古物陈列所开馆后受到观众欢迎。当年藏诸深宫为皇帝所专有的文物，今日公诸于世，一任民众自由观览，这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思想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7月中旬到1934年，六年间该所共接待观众42万2千人次，最多月份观众17457人次。

首都的博物馆竞相建立，对地方是一个鼓舞和推动。地方博物馆陆续建立起来。如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设地质陈列馆；同年，保定教育博物院；1918年，天津博物院、江西省立教育博物馆；1919年，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等等。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载，到1921年全国已有13所博物馆。

总的来看，二十年代以前，我国博物馆事业尚处初创阶段。博物馆的数量不多，社会功能也不显著，相当一部分博物馆还不是独立实体，而是图书馆的附属。这说明，我国的博物馆还在刚刚起步。

这个阶段，在博物馆建设上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博物馆。

外国在中国开办博物馆，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很长时间在我国有一种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文化，即帝国主义文化，其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外国在中国创办的博物馆就是这种“文化机关”的一种。

外国在中国办博物馆，始于十九世纪中叶。1847年，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建造藏书楼，专门存放中国古籍、文物及各种中外报刊、图书。1868年，法国耶稣会士厄德·皮埃尔（汉名韩德，或韩伯禄）来华，在上海徐家汇耶稣会任职。他为搜集自然标本，五次到华中考察，创办《中华帝国自然历史录丛》，发表他关于中国动物的论文。他还建徐家汇博物馆（即自然历史博物馆）认收藏动植物标本，作为圣依纳爵公学的附属事业。该馆所收糜鹿门藏品最为丰富。后来，该馆又收入传教士葛必达搜集的大批中国艺术品和文物。1930年因馆舍不敷应用，迁至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北侧新址，归震旦大学管理，改名为震旦博物院（又名韩德博物院）。

另一个博物馆是英国人1874年在上海筹建的亚洲文会博物院。

进入二十世纪后，在中国建博物馆的国家更多，计有：

1904年，法国传教士在天津建华北博物院；同年，英国传教士在济南开办广智院；
1914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在天津筹设北疆博物院；
1915年，日本在台北建立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纪念馆；
1916年，日本在旅顺建立满蒙博物馆；
1919年，美国传教士在成都筹建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

应当承认，这些博物馆传播了西方一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使中国人通过博物馆这个渠道了解了一些比原来封建的中国先进的东西。同时，他们带来的西方博物馆的管理制度和博物馆技术，也给予中国人开办的博物馆以借鉴和影响。但它们又都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机关。它们往往自诩为“文明”的代表者，鄙薄中国民族文化，视中国人为愚昧落后，在陈列中歪曲中国情况。更有甚者，打着博物馆旗号，披着外交家外衣，掠夺中国文物和自然标本，搜集中国情报。这方面，北疆博物院创办人桑志华就是代表。

黎桑·埃米尔，汉名桑志华，法国耶稣会士，曾获法国科学院博士学位。1914年3月31日来华。他一到中国就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域的经济、科学价值甚感兴趣，立即着手展开“有文献又有收获的标本工作”。从1914年起，桑志华跑遍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内蒙、东北南部和西藏东部地区，行程达五万公里。搜集了大量的动植物、化石、矿石标本，以及有关考古学、民俗学资料。仅高等植物标本就采集了8000多号，另有2500个制好的鸟类标本和2000具以土的人类学标本。其中仅1920年一次考察所得就需要83个骆驼组成的运输队运送。他利用这些有价值的资料先后写出两部著作《1914—1923年黄河流域十年勘察报告》，1924年出版，四卷本，1100页，并附有两本地图（一本154图，一本77图）。另一部取名《1923—1933年黄河流域十一年勘察报告》，四卷，1935—1936年出版。两部书共有4500幅照片插图。

桑志华搜集的我国标本资料很多都运往国外。他自己承认，1922年将4100种植物标本送往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1923—1924年送往巴黎的主要是第四纪古生物化石，仅1924年一次就发出100箱化石标本。1927年又将1926和1927两年采集的标本与化石运走。同年又分别送给巴黎各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英国皇家新花园一组植物标本，给美国送蝗虫科标本，给法国古人类学院送了一批重要石刻。他在《二十二年在中国北方考察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这些发送工作正在继续进行，而且将还要进行。按照整理和搜集情况，逐渐送走藓苔类、昆虫类、矿石、海藻类、化石”。

桑志华送走的我国科学资料当然不止如此。他的调查甚至也不仅仅是地质、古生物、动植物而已。他还调查山西一带地区的人文资料，勘察自大同经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到西伯利亚修铁路的路线，筹划如何在中国给越南培育战马。他在采集、运输标本资料时，打着写有“法国进士、中国农林咨议”，中间大书一个“桑”字的旗帜，所行之处，畅通无阻。在中国人民无权的时代，一个外国传教士如此肆无忌惮地从事这些活动是无人敢千预的。正如1924年4月3日北疆博物院开馆展览招待会上，法国驻天津领事苏西纳以法国驻华大使弗勒留名义讲话时指出的：桑志华在中国的考察任务是“在最高保护之下的，即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特别是名教授布勒先生和人类古生物院、法国教育部，并法国驻北京大使的保护。”法国领事的这番表白，恰恰道出了外国在我国开办博物馆的动机和背景。

法国政府鉴于桑志华在中国的出色“成绩”，1927年1月1日宜布授予他五等功勋荣衔。法国驻天津领事亲自将十字勋章佩戴在他胸前。他的“十年勘察报告”一书，也得到巴黎地理学会颁发的斐利克斯——付尔聂奖金。

发展阶段

二十年代以后，博物馆发展表现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博物馆逐步脱离图书馆附庸地位而独立；二是一些大型国立博物馆和省级博物馆陆续成立。

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取得了全国的“统一”，政治上相对比较安定，在一段时间内经济、文化、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一形势，给博物馆的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所以，从二十年代中期到抗日战争前，博物馆有了较大的发展。

二十年代中期，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二二十四个皇帝盘踞五百多年的皇宫，占地七十二万平方米，殿宇九千余间，曾经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心。辛亥革命后，故宫前部设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后三宫仍由己被废黜的清朝皇帝溥仪居住。俨然以小朝廷自居，时时作着复辟的美梦。后来，当他们预感日暮途穷之时，甚至打算将三大殿作为博览馆，勾结外人，在故宫“自保自养”苟延残喘。1924年2月，金梁写给溥仪的“条陈”说：

“——曰重保护。保护办法当分旧殿、古物二类。——保古物，拟将宝物清理后，即请设皇室博览馆，移置尊藏，任人观览，并约东西各国博物馆，借赠古物，联络办理，内外一家，古物公有，自可绝人干涉。——保旧殿，拟即设博览馆于三殿，收回自办，三殿今成古迹，合保存古物古迹为一事，名正言顺，谁得觊觎。且此事即与友邦联络合办，遇有缓急，互相援助，即内廷安危，亦未尝不可倚以为重。”

很显然，金梁的用意并非真正开办博物馆，而是以博物馆为名，作政治筹码，从而达到勾结外人，保住“基地”，徐图复辟的目的。

但是，1924年11月5日溥仪终究离开故宫，移住醇王府。1925年9月29日，“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根据“善后委员会条例”和，1924年11月7日摄政内阁命令，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推选严修、蔡元培、熊希龄、张璧、鹿钟麟、梁士诒、黄郛、范源濂、吴稚晖、李组绅、任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煜瀛等二十一人为董事，李煜瀛、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九人为理事。李煜瀛为理事长。10月10日在乾清门广场举行成立大会。开幕那天，北京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昔日的皇家宫阙终于成为群众游览的场所。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明文规定负责“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物、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播事宜”。该院设古物、图书两馆。见故宫博物院初期组织机构图。

北伐战争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接收故宫博物院，于1928年10月5日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理事会条例》，规定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成立了有蒋介石、阎锡山、胡汉民、王宠惠、黄郛、张学良、宋子文、冯玉祥、汪精卫、何应钦等军政要人在内的理事会。易培基为院长，下设古物、文献、图书三馆。由于时局暂时平静，从1928—1931年，故宫博物院达到鼎盛时期，除各宫殿原有陈设保持原状开放参观外，新布置的专门陈列室，如宋元画陈列室、明画陈列室、清画陈列室、玉器陈列室、铜器陈列室等就有37个之多，出版影印字画、图书文献二百余种，定期刊物七、八种之多，故宫博物院成为一所有影响的综合性古代艺术博物馆。

这时期成立的其它较有影响的博物馆还有河南博物馆（1927年）、兰州市立博物馆（1928年），浙江省西湖博物馆（1929年），中央博物院（1933年）、上海市立博物馆（1934年）等。博物馆类型的增加，是这时期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如湖南地质矿产陈列馆（1927年）、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院（1928年）、北平野生生物调查所生物通俗博物馆（1931年）、中国戏剧音乐博物馆（1934年）、庐山森林园（1934年）、卫生体育博物馆（1934年）、上海医史博物馆（1938年）等。

三十年代初开始筹备的中央博物院，是一所规模宏大的现代博物馆，其建立宗旨是：“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知识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藉以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其任务为“系统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按照计划，全院分自然、人文、工艺三馆。教育部所拟《中央博物院设立意见书》提出：“自然馆中，求能系统的扼要的表示自然知识之进展，并求其利用中国材料。人文馆中，求能系统的表示世界文化之演进，中国民族之演进。工艺馆中，表示物质文化之精要，尤其是关于实业及国防者，用以激励国人。”显然，这是一个恢宏而又周详的计划，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

中央博物院1933年4月成立筹备处，筹备主任为傅斯年（后为李济）。三馆分别由翁文灏、李济、周仁负责筹建工作。择定南京中山门内159亩土地为馆址，并由英国退还庚子款下拨补建设费150万元。1936年4月成立理事会，推选蔡元培为理事长，决定院务方针。6月，按建筑师徐敬直设计蓝图第一期工程兴工，开始建造人文馆及大殿与各办公室。到1937年8月底因战争关系停工，第一期工程仅完成75%，筹备处被迫迁往四川。

随着博物馆的发展，博物馆从业人员增加很多，专业意识和学术研究也明显加强。1935年4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京成立。协会“以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并谋博物馆之互助为宗旨”，推举马衡为会长，袁同礼、朱启钤、叶恭绰、沈兼士、丁文江、李济、翁文灏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协会会员分为机关会员、个人会员、永久会员、名誉会员四种。当时加入协会的团体会员30多个，个人会员120多名。协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分工研究博物馆学术及与博物馆相关的各项学术，设计博物馆建筑、陈列或设备，并负责审查博物馆学书籍、论文，举办学术讲演。同年9月，刊行《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协会的成立对博物馆事业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会员们十分关心博物馆的建设。在翌年7月青岛召开的年会上，“现代博物馆建设”成为重要议题，一致强调“为今之计，现代博物馆之收藏，应包罗万象，无论中外新旧，无论科学工艺，标本实物，以及历史文化之古物图书，均应博搜广求，考订说明，以供民众之观摩。”这次会议还就“设立博物馆人员训练所”、“教育部指定国立大学若干所，添设博物馆学系，造就专门人才”、“审定博物馆学名词”等问题提出23项议案。协会促进了博物馆学理论研究的开展。《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学概论》、《中国博物馆一览》等论著与资料陆续出版。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制定了有关文物博物馆法规。如《名胜古迹保存条例》（1928年）、《古物保存法》（1930年）、《鉴定禁运古籍须知》（1930年）、《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1935年）、《古物出口护照规则》（1935年）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二、三十年代确是中国博物馆事业比较发展的阶段。国民党政府为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十年代，在我国东北还有伪“满洲国”的博物馆。这是中国社会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毛泽东同志1940年1月曾经说过，“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伪“满洲国”的博物馆，正是日本在我国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文化机关。

在日本操纵下，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立即通过“满日文化协会”插手文物博物馆事业。1935年6月，建立所谓“国立博物馆”（1939年改称“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藏品资料37823件，大部分是张学良、汤玉麟的家藏，也有罗振玉、“满日文化协会”主任杉村勇造的“赠送”。在这些藏品中，有辽金时代300件完整的陶瓷器，有原收藏于热河行宫的乾隆的工艺品，其中以缂丝制无量寿佛净土曼陀罗为第一珍宝，大量书画多为张学良家旧藏。

伪“满洲国”的“国立中央博物馆”于1939年1月成立于长春，是一个综合性博物馆。为加强殖民主义宣传，灌输“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这个馆从一开始就以“没有展厅的博物馆”深入社会，举办所谓“博物馆的黄昏”，搞什么讲演、音乐、电影，“资助一般群众的启蒙和情操的培养”。1940年以后，它们加紧搜集东北动物、地理、矿物、地质等方面资料，并整理、展出，特别强调“对满系群众的启蒙作用”，实际是驯化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民族心理。

伪“满洲国”的第三个博物馆是热河宝物馆。1933年3月日军侵占承德后，就把热河行宫作为其师团司令部，并将山庄的长湖、半月湖填平充作靶场。“满日文化协会”委托日本特务机关清理行宫文物，竭尽搜刮、掠夺之能事。日寇在外八庙设的“监视员”，不断将文物劫送日本，包括大小金铜佛，各种镀金、镀银佛，各庙的丹珠经、甘珠经等等。1944年，又将雕刻精美、制作精巧、装卸自如的珠源寺铜殿——宗镜阁劫运至日本。为了掩人耳目，在他们盗窃承德文物的同时，1935年2月建立热河宝物馆，翌年8月开始陈列，陈列品分13类展出。

此外，还有哈尔滨博物馆和长春南湖畔民俗展览馆。

伪“满洲国”的这些博物馆，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文物标本，实行奴化教育的工具。

解放前博物馆的厄运

从二十年代中到三十年代中，十多年时间，是旧中国博物馆事业的黄金时期。此后，从1937年到1949年，博物馆事业遭到挫折，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这一阶段，影响博物馆发展的，一是日本侵华，一是蒋介石的内战。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博物馆遭到大量破坏。有的博物馆在当地毁于日军炮火，有的沦陷后遭到敌伪劫掠散佚；有的被迫内迁，在辗转迁徙中受到损失。实际上，由于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文物、博物馆损失，很难有一个精确统计。1938年10月出版的《时事月报》所载《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一文，提到沦陷区或战区42所博物馆、所古物保存所的损失情况，“共计二千九百八十四箱”，若以财产损失而论，“就可知者，中央博物院五十五万元”。1945年10月国民党“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曾举办全国公私文物损失登记，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分类编成《战时文物损失目录》，计列书籍、字画、碑帖、古迹、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等八项，文物损失总共3607074件，又1870箱，741处古迹。

抗战期间，迁到内地的博物馆曾尽力开展一些业务活动，也有少数博物馆在“大后方”新建，但终究没有产生太多的社会影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很快又发动内战，国计民生愈加艰难，博物馆也就更不景气。到1948年初，苟延维持门面的博物馆只剩下13所。（见1948年初博物馆概况表）

1948年冬，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国民党指示北方的一些大博物馆将文物南运，准备逃离大陆，同时给一些著名博物馆学者送去飞机票，要他们即去台湾。12月，经蒋介石批准，决定将故宫博物院滞留南京的文物，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文物，以军舰四批迁送台湾。第一批由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第二批由招商局海沪轮，第三批由海军昆仑运输舰，三次共运中央博物院文物八百五十二箱，故宫博物院文物二千九百七十二箱，231910件。蒋复聪、庄尚严等九人受命押送文物去台湾。

这些文物到达台湾后，先存于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1949年11月成立所谓“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1965年在台北士林外双溪建筑新馆，并组成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以宋美龄、王云五、王世杰、孔德成、李济、陈雪屏、张群、张大千、黄少谷、蒋彦士、蒋复聪、钱穆等33人为委员。

总之，旧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从1905年至1949年，前后五十年的时间，若从更早的十九世纪中叶博物馆事业酝酿过程算起，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光景。在这近百年中，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博物馆事业伴随这场深刻而又复杂的历史变革，不断地演进发展。博物馆从南通漆河畔的博物苑到全国多达七、八十个博物馆；从文物馆的单一型态到博物馆的多种类型；从保藏的目的到利用的目的；从学术研究的功能到开展社会教育的功能；从简单的传统管理方式到科学管理的探索；从散漫的馆际交往到专业性的团体组织；从师徒传授式的人员培养到大学博物馆学教育的实施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旧中国博物馆事业有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它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奠定了历史基础。

但是，旧中国的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既曲折又不平衡，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刻烙印。博物馆工作基本上处于古董摊子的水平，有的甚至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

近代博物馆的发展历史说明，博物馆只有成为人民的事业，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三

新中国成立前，在党领导人民大众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有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即党领导的文化教育事业。它起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博物馆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的一部分，也曾得到重视和发展。研究革命根据地的博物馆历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1、苏区的博物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岗山和各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政治经济上获得解放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文化和精神食粮。列宁小学，列宁师范、苏维埃大学以及各种干部学校都逐步建立起来。苏区群众的革命艺术也有发展。与此同时，党也注意到革命文物、博物馆工作，早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中，就明确提到博物馆：“死亡战士之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收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示纪念。”1932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文告《人民委员会对于赤卫军及政府工作人员勇敢参战受伤残废及死亡的抚恤向题的决议案》也提到因作战牺牲战士“但有革命意义的物品，应保存于革命陈列馆”。1933年，中央教育部决定建立博物馆，并发出征集陈列品启事。全文如下：

“中央教育部决定建立革命博物馆，暂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开始，请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蒐集下列各种物品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一、关于革命的文件（1933年以前的）：

甲、标语（贴在壁上的标语，或标语稿本）。
乙、各种决议案、指示信、报告书等。
丙、传单画报、杂志、报纸，及政治简报等。
丁、关于革命的印刷品或抄本。
戊、统计图表（党的、红军的、苏维埃的）。
己、反动的文件（敌人进攻的计划书，反动宣传品，反革命政治派别的各种文件和供词）。

二、关于革命的各种物品：

甲、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武器（棱标、土炮、单响枪、土造五响枪等类，自己制造的及战利品，不论好坏，不论攻击的或防御的）。
乙、各种胜利品（武器、古董、衣服用品等）。
三、像片：
革命团体的，革命领袖的，死难烈士的，以及白色恐怖的，俘虏军官的各种像片。
四、旗帜、印章、徽章等类。我们自己的和敌人的均可，并不论有无破损。
五、私人的物品：
革命领袖的，烈士的，反革命领袖的。”

为了能使中央革命博物馆能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之前开馆，1933年11月1日中央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副部长沙可夫又发出《革命博物馆启事》，再次要求各单位“帮助本博物馆搜集革命纪念物品及胜利品，早日送来本馆，以便按期开幕”（《红色中华》，1933年11月11日）。

当时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还举办过各种展览会，兴国县在博生还设立了农产品陈列所，推广先进技术和改良品种。

2、延安等地的博物馆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力量更加广泛，更加壮大。文化教育事业得以更大的发展。仅陕甘宁边区的文教事业，小学从1937年的545所，发展到1945年的1395所。在学人数由10396人发展到79500人。中学由1所发展到7所，学生由250人发展到2443人。边区的社会教育、在职干部教育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了开展宣传工作，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还广泛利用了民众教育馆、展览会、庙会举办展览。如1940年秋，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军政治部129师，为配合边区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追悼死亡烈士大会，举办“军民死难烈士遗物展览会”，展出烈士们的血衣、照片、遗物、图籍等，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从1943年开始，延安每年都要举行包括有关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军事、财政、司法、文教卫生等方面内容的大型综合展览。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延安等地举办的文化、美术、生产、卫生等重要展览会不下一百个。一些陈列馆、博物馆也因陋就简着手筹建。如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就设有陈列馆。它和图书馆同属该院秘书处领导。陕北公学在教务处以下也设有陈列室。纪念性博物馆方面，1940年7月，毛泽东同志发起公祭成吉思汗时，设在杨家湾的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也落成开放。1946年西北党校设立了“四八”烈士纪念室，陈列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飞机遇难同志的遗作、译著、纪念文章。

当时博物馆的活动还深入到学校。延安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竟创办了一个“小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完全由学生筹建、管理的。他们用黄泥做成各种形状的标本盒。师生们自动捐出瓶子、罐子、磁缽、颜料、历代钱币、枪弹、野鸡毛等，还采集各种植物制成标本，创作从马兰草到马兰纸的造纸流程模型，并用标本、图表设计出“蚕吐丝”、“蜂酿蜜”、“从种棉到制成衣服”、“从种麦到做成摸””等专题陈列。建立在窑洞里的这个小博物馆，使学生们受到生动有趣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

规模较大的博物馆，边区政府也在着手筹备。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决定在延安建立博物馆。当时的报道说“边区教育厅为了开展社会教育，特在边府附近建立俱乐部、大礼堂、运动场、博物馆各一所，同时将原有的鲁迅图书馆扩大，所需经费得政府批准，一切均在进行中。”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周扬等提出筹设历史博物馆案，提案强调“为提高边区人民对中国文化及中国革命之意识，与对于革命史实之具体了解，并加强其对于革命之信念，应请政府募集巨款筹设历史博物馆”。参议会全体代表通过此案，“交政府切实办理”。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召开，有关博物馆提案就有三项：

“第九案，编修革命烈士史略，建立烈士塔与革命史迹博物馆等，以彰先烈而垂后世案。”
“第十一案，请求政府拨款绥德分区各县建立革命烈士纪念堂和纪念碑案。”
“第三十三案，准备建立烈士纪念塔、革命史迹博物馆案”

经大会审查，以上三案“原则通过，拨交政府聘请专人成立委员会负责计划筹备。”以林伯渠为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的边区政府非常重视落实议案，5月16日林伯渠亲自邀请各方面有关人士三十余人座谈商讨，决定着手搜集革命历史文物，成立“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并选出邓洁、曾三、赵伯平、柯仲平等七人为委员，同时决定起草发起缘起及筹备纲要。

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其它解放区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考虑或筹建博物馆。在晋冀鲁豫边区，1941年9月1日公布政府组织条例，规定其教育厅掌理“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及公共体育娱乐场之管理事项。”解放战争初期，山东省制定的群众教育工作纲要，明确提出要充实以区为单位的“宣传棚”，“如建立图书馆、读报室、展览室、陈列馆、巡迴文库等，类似农村民教馆性质，为社会文化事业服务。”在热河、东北地区，1945年8月八路军与苏、蒙联军解放承德后，立即着手成立离宫管理处，进行避暑山庄的保护管理工作，不久又筹备承德民教古物馆。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还在哈尔滨市筹建“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牺牲烈士纪念堂”（后改名东北烈士纪念馆），第二年10月10日正式开馆。

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博物馆事业，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它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性的工作。在宣传教育方面，各地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利用和改造博物馆的旧形式，充实了无产阶级的崭新内容。它把博物馆直观、形象的特长，与民族的、大众的传统形式（如庙会、集市）结合起来，真正为广大军民所喜闻乐见。针对特殊的战争环境，和广大农民文化水平低的特点，展具因陋就简，轻便、坚固，以通俗的乡语辅助陈列起到了革命宣传“轻骑兵”的作用，第一次如此广泛地发挥了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地区庙堂式的博物馆，表现了鲜明的革命性，广泛的群众性，紧密地配合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虽然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博物馆事业受种种条件所限未曾得到更大的发展，但作为崭新的、无产阶级的博物馆事业，它的萌发却具有重大意义，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博物馆事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