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转型: 晚清民国川西县域文人的兴起及其活动

作者: 陈海龙       来源: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摘  要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转型不仅涉及中西、古今、内外（中心与地方）、文野（大传统与小传统），同时也关联“上下”。对以县域为代表的底层文人及其文学实践的研究，是更加立体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之路的必要维度。川西大邑的个案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变迁不仅有来自国家层面少数文学精英的精神引领，更有赖于底层文人知识分子具体而深入的文学和文化实践。正是底层文人与文学的兴起，带来中国文学、文化的“底层转型”，也可以说是更为根本的文学和文化转型。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申报》等多家著名报刊纷纷登载了一则关于四川匪患的震撼新闻。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的大邑县，作为事件发生地，由此在现代传媒历史上留下第一个印记。十余年后，1904年（光绪三十年）的《教育世界》刊登“本国学事”言：“四川大邑县傅椿萱、陈九韶两君，捐款七百金。将城南文昌宫蝉联之三刹修葺，创立义务高等小学。”方志之外，现在可考最早记录大邑故实的这两篇文献生动地记述了清末川西的乱局和变局——在一个社会秩序濒临破产的僻远县域，社会的动荡伴随着新式教育的创立，旧有秩序的暮色之中隐约响起时代变革的新声。作为引领此种变革的重要力量，晚清民国新式文人群体在地方的兴起及其文学活动，深刻影响到地方历史的变迁，同时也为我们重审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脉络呈现了一个基层县域的路径参考。

近来，以四川大学李怡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发生学角度重勘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地方轨辙，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地方路径”这一颇具挑战性和创造力的理论范畴，认为“地方路径”的提出，是“还原‘地方’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名为‘地方’，实则深究全局性的民族文化精神嬗变的来源和基础，可谓是以‘地方’为方法，以民族文化整体为目的。”与现代文学研究者同道，新兴的文学人类学基于文学作为人类“存在及其意义的言说”的学术观照，同样将理论视野聚焦到地方，不同的是，相较于现代文学领域对以成都、武汉为代表的“都市地方”的考察，文学人类学的地方研究可能走得更加具体而深入。文学人类学的“地方”可以是一个村落、一个族群地带，也可以是一个文学领域极少关注却十分必要的研究单位：县域。

现代文学批评视野和人类学经验方法的并置，提示我们在通往“现代中国”的诸种路径中，不仅应该从京沪之外的“都市地方”钩沉出有别于典范文学史叙事的地方经验，同时更应注意到在现代中国的底层空间更为基础、更为乡土，也更易忽略的文学与文化转型。新式文人在县域的兴起及其活动正是这一“底层转型”得以发生的现实基础。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本文着重讨论两个方面问题，一是晚清民国新式文人在基层兴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根源，二是底层文人的基本构成及其文学活动。笔者希望通过对近代以来川西大邑的个案探询，初步揭示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底层转型的具体情形及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特殊启示。

一、晚清变局、《乡土志》与新式文人在地方的兴起

开篇两则新闻发生之时，正是帝制中国急剧衰亡之际。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引发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先后上演，虽因诸种原因两者皆不能成功，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慑服之下，一种朝向西方、未来、现代化的变革思潮正愈发热烈并不断被付诸实践。这一变革社会的理想要得以落实，在当时，其思想资源往往求诸域外，其社会资源则常常指向国家之下的形色地方，尤其是对州县士庶的发动构成了当时社会革新思想之一大主潮。其中代表，如梁启超“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的主张，认为必使“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梁氏的论述代表了晚清社会的一种主流观点，即把州县风气之转移、民智之开启、人才之培养作为推广新学、变革社会的关键。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末新政中对于教育的革新，特别是其中关于推行乡土教育的内容，一定意义上正是此种通过教育以求对再造底层民众、继而推进一地一国之发展变革的政治落实。清末新政废除科举，以新学取代旧学，这里的新学实则西学，即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清廷以之作为开启民智、推进时务的基础。但在全国推行西学的同时，清廷却特别推出乡土教育，敕令各府厅州县编纂“乡土志”以为初等小学堂课本，“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于格致则讲乡土之植物、动物、矿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以《乡土志》为载体的乡土教育，在清末时局困顿、新学碾压旧学的特殊形势下应运而生，并随着大批乡土志的编纂及于全国。在川西大邑，乡土志的编纂始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颁布《例目》之后。和大多数乡土志一样，《大邑县乡土志》实际上也是对一项政治任务的落实，区别在于，《大邑县乡土志》虽亦为蒙童教学所准备，但编修刻意于“补邑乘之缺而有益于将来”，因此在历史沿革、职官政绩、人物列传记载尤详，特别对于四川兵事着墨甚多，而物产商贸等则较为简略，与其他诸种乡土志着重乡土物什颇有区别，也反映了当时编纂者对川省时事的认识和对乡土教育的理解。当下我们难以考证《大邑县乡土志》在清末初等教育中的实施情况，但其时文人表述对于我们认识新式文人在县城基层的兴起却颇有助益。

呜呼！三代而下，学术之日流于伪也……方今泰东西各国，崇尚实学，农工商医各设实业学校，声光化电每多专门名家，奇技异能之士莫不出所学以抒爱国之热忱，所以国势愈强而学术亦蒸蒸日上。我支那为文明最古之国，相形见绌，瞠乎其后，然后叹实学之不可不讲也……谕旨檄郡县修乡土志，将就乡土编课，授为蒙童读本。噫！是殆我中国讲求实学之权舆欤？夫理莫切于浅近，物必始于细微。积点而成线，积线而成面，积面而成体，胥是道也。将欲使民爱国，必使其爱种；欲使其爱种，必使其爱乡。乡者，种之至亲而国之所积者也……知一乡以知一国，知一国以知天下，而学术乃日隆矣。知爱乡而知爱种，知爱种而知爱国，而国势乃日强矣。而今而后，吾民将起而为日新之民，吾国亦将起而为日新之国矣。

作为《大邑县乡土志》前序，文章将乡土志的编纂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加以论述，以其为中国探索实学之肇端，其内在逻辑，在于论者对“乡—种—国—天下”互动关系的理解——“乡者，种之至亲而国之所积者也。”乡土是国家的组成，国家由乡土而累积，要引起国民爱国爱种之心，那么必须从认识乡土、热爱乡土开始，所谓“知一乡以知一国，知一国以知天下，而学术乃日隆矣。知爱乡而知爱种，知爱种而知爱国，而国势乃日强矣。”前一句提出对乡土智识（知）的要求，后一句则强调与乡土情感之联系（爱）。无论学术还是国势，其根本皆系于对作为其根基的乡土的经营，而乡土再造的实质是以“实学”为基础，通过乡土教育养成爱乡爱国的“日新之民”，继而由此“日新之民”去缔造一个“日新之国”。

大邑乡土志所提出的再造国家的思路，以及“爱国必爱种”“爱种必爱乡”的内在逻辑，固非大邑一地创见，而是晚清内外局势影响之下文化心态与社会实践一种普遍的“乡土转向”——“县域转向”。这种转向正如梁启超所论，试图重新回到州县底层的起点，从底层开始重塑爱国爱种的认同，从地方开始探寻实业兴国的可能。因而，此一转向事实上是内忧外患之下新兴的民族（种）国家（国）意识的变形表达，同时也是这种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在以大邑为代表的县域基层的一次具体落实。如何落实？即以区别于旧学的新的教育，尤其是乡土教育，召唤“日新之民”，再以其日新之力缔造一个“日新之国”。这个将为未来民族国家理想负责的“日新之民”，显然已经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热心桑梓、胸怀国家、熟稔于现代文明并能开启民智、扭转时风的“新民”——他区别于传统帝国体制中的士绅，同时也绝不仅是声光化电专门名家，而是承担着乡土和国族使命的新型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位于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地方与国家之间，作为被历史所期望的“新民”，承担着超越实学、远为重大的社会使命。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学在全国上下对于“实学”的尊崇中别开一枝，成为众多新型文人知识分子不由自主选用的思想武器。以文学的方式来启蒙民众、表达理念、影响社会，成为大批新式文人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而这也是他们成为“文人”的根本原因：文学定义文人，反之，文人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界说着文学的内涵、边界和意义。

以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清末梁启超重提“绅权”，虽别开生面却也招致诸多批评。在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之际，社会革新的重任似乎必然要落在更具开创性的新人身上。梁启超寄望于对士绅旧传统的发明以开辟一种新局面，正如先秦贵族、六朝门阀的命运一样，注定不能成功。所以，以晚清乡土教育为象征和发端，传统士绅在地方的逐渐衰落和新的文人群体的兴起正是20世纪上半叶一道汹涌的暗潮。古老的绅士最终在“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运动中淡出历史，而新的文人群体却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在民族国家的精神谱系中愈益逼近中心。这些新的文人群体在国家层面正是如雷贯耳的鲁迅、老舍、茅盾、曹禺，在以成都为代表的“都市地方”可能是我们未必一一深究过的李劼人、叶伯和、吴芳吉、吴虞等，而在“僻在西陲”的川西大邑，则是我们绝少留意过的白东、芝生、赵镫权、阿猫、镜梨、君定、幼欣、陶译、离奇、白菲……在文学成就上，前后或有差距，但作为同样承担历史使命的新式文人，遍及全国各个县域的底层文人知识分子正是推动底层社会现代转型、推动底层文学与文化更新发展的根本性力量，而对他们的研究，事实上，还未及真正展开。

二、县域文人的来源及其类型

新式文人在地方的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晚清以来现代文学观念的引入以及特殊历史情境下以文学“改良群治”之观念的普遍流行，为新式文人在地方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一方面，文学观念的变革，如新的白话文学的产生、西方文学四分法的引入等，为新式文人及其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文学内部的需求和支撑，构成了“新”的文学意涵；另一方面，新的文学观念的引入服务于晚清民国一以贯之的“文学兴国”理想，文学作为改良社会、塑建国家、再造国民的利器，其革命性和创造力被极为放大，这也就赋予新文学的从业者——新式文人以“新”的政治特质。

在县域底层，新式学生是新兴文人群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新式学生既包括本乡本土培养的新式学生，也包括大量旅外深造的大中学生，后者对于地方文人群体的形成尤为重要。民国时期，大批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大邑青年学人进入到全国乃至国外各级各类学校深造，他们中的相当部分熟稔于现代文明，热心桑梓而又专注文学，形成了一个以大邑为中心的、相当活跃的新式文人群体。其中代表，如邛大蒲旅沪同学会，由大邑及邻近县域求学上海的青年学人所组成。据其出版刊物附录会员统计，大邑籍学人事实上占到该会九成以上。在其于1934年创办的社团刊物《鹤声》中，编者写道：“因为本刊乃是四川邛崃、大邑、蒲江三县旅沪同学会出版的刊物，她目前的任务，也就是要想促进邛大蒲三县的社会教育文化，而对它负责的人些，又都是邛大蒲三县旅沪的青年同学。质言之，它乃是为贡献于桑梓而产生的含有乡土观念成分的一种刊物”，“在这整个社会基础发生动摇的时候，地方一切事业，皆趋颓废与不振，我们的‘鹤声’虽不如警钟之响可以醒人，但切望吾乡人士，有以响应，齐声共鸣，以期逐渐促进地方的改革。”

图1 1934年四川邛大蒲旅沪同学会出版刊物《鹤声》

旅沪同学会及《鹤声》杂志是大邑旅外青年及其创作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大邑旅省（成都）学友会、旅日（日本）同学会等皆有稳定的组织和会社刊物，尤其是旅省学友会在抗战前后几次重组，先后创办《大邑县旅省学友会刊》等数种在地方有重大影响的刊物，积极参与大邑文化之整理和革新，其团队亦构成民国时期大邑地方文人之骨干力量，其中不少人一直活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杨履中、李骏名等。

图2 1939年《大邑县旅省学友会会刊》

旅外学生往来城乡，其行动在地方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本土学生，不管是在校学子抑或毕业学生，他们以在地的、当下的经验参与到地方文学、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同样构成了新式文人的组成部分。1933年夏，大邑女子中学第一批毕业生走出校园，也宣告该校校外同学会的成立。当时的女校毕业生成立同学会时宣称：“对于社会贡献的计划是：一方面每年出一次会刊；一方面办贫民学校。”后一目标虽因经费问题最终搁浅，但会刊经历波折却最终面世，为我们了解民国县域本土学人、尤其女性文人的思想留下了珍贵记录。虽仅是中学毕业生，但大邑女中文人却以非凡的气魄关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地方的命运前途。在《会刊》中，这些青年文人开篇即论“我对大邑教育的希望”和“中国妇女问题”，展示出不逊于任何其他群体的卓越胸怀和见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在地青年不仅仅用文字表达理念，而且积极参与到地方的教育和改造中，如致力于推进县内女性教育和贫民教育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除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以外，大邑文人中亦有相当部分是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他们对于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转型往往持一种开明态度，对于青年的事业亦表示宽容和支持。他们延续了传统士绅的地方精神，奖掖后进，鼓励新学，也以自身亦古亦今的创作实践参与到地方文学和文化的改造之中，甚至在某些时候，他们的支持和鼓动成为地方事业持续革新的重要动力，对县域底层的现代转型发挥了积极影响。

以平云月刊社的文人群体为例。这个成立于1943年的文学社团，由大邑旅居成都的数十位同乡组成，成员尤以学界为多。在《平云月刊》“新一号”《本社成立大会纪要》中，编者交代了创办社团和期刊的旨趣，即“以建立公正舆论，促进地方自治为主。而发皇民德、转移风会，与联系乡情、砥砺学术两端，亦为本刊之重要使命”。平云诸人的用心其首要目标在于以刊物影响于社会舆论和风气，而归根结底在于促进地方的自治。在这一恢宏使命之下，青年文人固然不乏改造地方的热情，但真正要形成影响，还需争取更多社会的支持和参与。这也就有了平云月刊社成立之时，大邑旅蓉群贤毕至，新老学人济济一堂共商地方之前途与社团之未来的热闹情景。作为社团的主要赞助者，大邑籍军政要员、时任四川省政府委员的冷寅东在成立大会上提出的首要问题是“新老之团结”。辞曰：“尝见各地方社会情形，每有新旧不能融洽，老少之间，发生无谓纠纷，致使地方之力量分散，殊觉可惜。大邑位置偏僻，一切落后，集所有人力，以谋建设，尚感不敷，最望老年与少年朋友，均能精诚一致，共谋地方福利。”

图3 1946年大邑文人主办刊物《平云月刊》

代际的交流融合作为一项需要郑重以待的大问题被提出，其中当然有大邑“二刘之战”这一新近历史所造成地方阴霾的影响。同时，地方建设任务之重大，加之县域本身力量之微薄，都要求更加深入地处理代际之间的团结与协作。而之所以这种团结的问题不在乡镇、城乡、宗族、性别之间，专在代际之间，根本上就在于新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代际不仅是年龄问题，更意味着传统和现代、旧式与新式、因循与革新等等二元结构的对立与调和。作为对上述课题的回应，平云月刊社的青年学人在当时极力保持与地方耆旧的良好关系，不仅邀请李光普、魏廷鹤等地方贤达在社团成立大会上作专门致词，同时推选冷寅东、萧福階等35位县内名士任社团董事，“负责指导本社社务”。具体到刊物编纂上，检阅13期目录，其中绝大部分为地方现代治理与新式理念观点的时新表达，文学作品亦以现代诗歌、散文、小说为主流，但仍不乏传统文人及其著作的身影，如《也是楼诗草》就曾先后登载数期.这些作品均反映了民国时期在县域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层面，新旧之间、代际之间既分离又合作的具体经验。而那些被纳入新的制度框架的旧式文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均毫无疑问地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个人层面的新旧融合和转换，他们也将以自身特有的历史经验参与到新的地域理想的构筑之中，成为现代基层文人群体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三、县域文人文学活动及其影响

虽然新文学的发起者对新旧文人和文学辨之甚急，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彻底抹杀，也并不总像文学史书写那般层次分明、清晰可证。尤其是在底层社会，接受新式理念观点的社会条件远没有京沪等大都会成熟，新理念、新价值的传播更多是一个逐渐酝酿的过程：旧文学与新文学、旧文人与新文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塑造，从而不断为乡土文学与文化增添新的内容，同时也使乡土社会的本色得以延续。所以，文学与文化的转型以层累交融的方式在乡土基层演进，传统和现代都是相对的概念，唯有总体社会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尚的日积月累、因时而变，由此带来“新旧”的相对差异和暂时区分。

晚清民国新式文人群体的兴起，受到传统士绅的影响，甚至部分直接由士绅转换而来，但新式文人因为与科举仕进之途的脱离，加之新式教育体系的影响，在社会结构中与国家和乡土之关系都更为疏远。他们热切地关注地方，亦深挚地为国家忧虑，但和传统士绅相比，事实上他们仅能在少数方面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对于这一现象，余英时称其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杨念群称其在群体存在方式上呈现“一种游根无垠的状态”，是“思想的流浪者和反叛传统的新型边缘人（new marginal man）”，许纪霖则把这一现象概括为“知识分子的游士化”。这种现象从大邑文人对于本地官商名士的暧昧态度中也不难看出。不同的是，虽然现代文人在总体层面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但在乡土基层，新式文人作为地方面向现代的一道窗口，甚至是最重要的窗口，其与乡土基层之关系事实上要远为复杂而具体。在大邑，其活动和影响力的发挥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以文学干预地方政治之运作。现代文学的创生与一代知识分子寻求政治上的革新之道关系密切。在县城基层，文人对于政治的热情常常以造福桑梓之名义进行表达，他们自身也十分积极地参与到对地方政治的批评和建设之中。检阅大邑刊物，文人知识分子对县域政治之致思不胜枚举。如《平云月刊》“新三号”开篇即论《大邑县政前途》。作者郭元骐从大邑作为农业社会之本质，结合抗战以来民生凋敝的时情，提出休养生息以求民生复苏的主张。作者在文末作者以相当颓丧的态度描绘了自己对于县域事业的愿景：“总而言之，余对吾邑将来，无大希望，只愿其盗息匪清，闾阎安靖，市尘无扰，公路上车马畅通，斜江里夏秋行船，春无早旱，秋无狂潦，年堇丰收，家有副业，一县财政清白，收支可稽，社会风气澄清，弦歌日盛，则当年鲁之风俗，齐之富足，并可为吾邑人之所共享了。”其用心之良苦，尤足感人。

不仅于此，现存文献中大愚所撰《大邑团结建设之路》、胡瑞昌《故乡杂感》等，均致力于以文学方式影响地方之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来看，底层文人群体对地方政治的最终理想在于推进地方自治。以地方自治来增进民生福祉和地方权益，其理论背景归根于孙中山对“地方自治”、“均权理论”及“建国程序论”的论述，服务于国家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总体规划。大邑文人关于地方自治的论述，另如谭金荣所著《怎样完成地方自治》等，均是这种国家总体方针主导下生发的地方回应。这种政治的上下互动赋予地方文人以参与国家基层治理的空间，使他们自科举失落以后的政治身份和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新彰显，而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对地方治理的热烈讨论，正是底层文人参与地方治理、试图影响地方政治的一种具体尝试。

二是通过教育、结社和传媒影响社会之风气和舆论。关于新式教育、文人结社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出现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已有论述。许纪霖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中认为，学校、报纸和结社从功能上来说，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而这一公共领域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以新式文人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事实上，对上述公共领域的占据和运用，不仅都市文人如此，在县域基层，乡土文人同样极具创造性地运用此类手段以对县域之社会和风气施加影响，对学校、社团和传媒的操纵也是地方文人生活最为活跃的部分。

现代教育理念的实施构筑起一个从中央到地方蔓延的理念、机构、人才网络，经营学校和教育学生作为传统儒生的志业，在新的历史阶段很自然地转移到从科举制度中脱离出来的新式文人身上。大邑文人冷融的《大邑县立鹤鸣小学校创办纪念碑序》详述了一个乡镇小学的发展始末。作者在文中提到，“（鹤鸣乡）地灵葱郁而文化未开始，有清之季，镇中学人甚少。非无美茂英时之士，实地方僻远，人力不足以伸之也。”有感于此，冷融联系族兄乡党筹建鹤鸣小学，虽为私立，但“融不欲以其出于私人捐助与就地筹集而自私，故名曰县立第三小学。”经数年经营，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今者学舍讲堂连曼数十橼，学科设备稍不后于川中各名小学。十余年间毕业学生多专攻有成，散处教育政军各界。向也闭塞固囿，今有疏通充廓，虽瓮牗绳户之子弟、中人以下之资，皆得识字读书之所。进之则培育英贤以经纬家国，退之亦俾此乡后生小子脱蔬筍而为文明乡人，乐其成也。”基层文人通过学校建设，推行自身造福乡邦、服务社会之理想，由此对地方大批平民子弟产生影响，从而实现转移风气、“文明乡人”的目的。除了冷融，在大邑，李吉人、刘灼先、牟秉年、冷熏南、傅春宫等，或筹措经费兴办学校，或捐资助学扶持寒士，或执教乡中传道授业，均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地方教育实践中，对于推进地方社会文化之现代转型发挥了极大作用。

结社作为中国文人的古老传统，经明清两代而愈发炽热，晚清民国时期，因为社会形势更加复杂，无论是上层精英会社抑或民间秘密团体，均呈井喷之势。大邑是川西民间结社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其文人会社的组织与活动也格外热闹。史料可考，民国大邑相关文人社团达十数个之多。

表1 民国大邑相关文人会社及刊物

文人社团的大规模组织和文学刊物的大量发行，造成了文人群体之间的密切互动，同时亦把文人群体和社会大众区隔开来。社团和刊物在此意义上是平台和阵地，是鼓舞民众、教育民众的媒介，同时亦是文人群体与普通民众的社会边界，边界以内是专属于文人的领地，政治、诗歌、乡土、人生等都是其关键词，而边界以外则更多是零碎而繁复的百姓故事，是有待变革的颓丧地方。这也就是《平云月刊》所交代主旨——“以建立公正舆论，促进地方自治为主。而发皇民德、转移风会，与联系乡情、砥砺学术两端，亦为本刊之重要使命。”通过对社团和刊物的经营，文人群体得以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得以长久有力地在各种社会阶层中发挥其影响，也得以经营地方的事业和实现个体的价值。

县城文人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地方文化的诠释和重塑。对地方的解释对任何身处其中的人而言都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在传统中国，民间的解释固然有其合法性和生命力，尤其是采诗观风的古老传统之下，民间的言说甚至可能产生远超地方的影响。但是，随着中央集权与官僚制度在明清以来愈益成熟，对地方文化的最终解释权常常通过方志编纂等官方行为而被限缩于官僚士绅之中，文化解释权的专门化正是封建社会晚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突出现象。随着现代文人对传统官僚士绅的置换，地方文化活动的组织、地方文化历史的诠释，也渐渐过渡为现代文人的专门事业。这一现象强化了基层文人的文化功能，亦赋予其更多社会的使命和权力。

大邑文人对地方文化的诠释和重塑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营务乡贤祠等地方关键文化活动，塑造地方文化典范，彰显地方人文精神；二是通过对地方社会历史的钩沉索隐、对地方山川自然的文化读解，重新表述地方文化历史和人文生境，从而参与到基层人文空间的塑建和改造中。在民国地方刊物中，刊发了大量与地方人文历史、山川物产相关的论说文章，如《平云通讯》第三期的《民国以前大邑学术史略》、第六期的《大邑乡土杂什》、《平云月刊》新一号的《大邑天马冢存疑记》等。这些文章纷纷聚焦地域文化景观与县域人文历史，以极大的热情挖掘地方深广文化传统和自然山川之美，在赋予地方以人文精蕴的同时，也人文地建构起对县域自然和文化的在地认同。另外，通过对乡贤耆老的旌表和宣传，如对地方前贤汪屏山、耆旧李吉人、名宦冷杰生等的不断宣扬和建构，也把这种被政治鼓荡下、由地方自治而引发的日益炽热的县籍情绪进一步通过地方典范人物事迹而不断强化并落实到县域文化生活的具体细节上。

县域文人活动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现代学术的引入。在地方文献中，除了文学、时评、政论等文章类型之外，还有一批特别值得关注的现代学术论著，如《大邑经济调查》、《制度经济学派提要》、《伊壁鸠鲁士与杨朱学说之比较》、《亚当史密斯价值论的研究》等。这些地方学人的著作不仅关注县域之社会经济现实，亦着眼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同时对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亦多有发明，对古典知识传统和政治变革亦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这些都显示了新的学术范式在地方社会的落地生根，也代表了现代知识制度之下地方文人多角度探索乡土地方现代性的一种有益尝试。在这一尝试中，地方的意义不仅专属于它自身，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与超越地方的更为宏阔的世界构成一个普遍的学术共同体。地方文人用新的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来理解地方、分析地方、发展地方，由此也把地方纳入全球性的知识话语体系之中，成为人类总体社会文化经验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提供者，当然，亦是受益者。

结 语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段异常复杂的变革历程，其中不仅涉及中西、古今、内外（中心与地方）、文野（大传统与小传统），同时也关联“上下”。在对百余年中国文学的诸种观察路径中，“上下”的研究思路或被转换为“中心／地方”的讨论而落脚于对京沪之外其他区域文学中心的重现，或被收拢为对“官方（学界）／民间”文学互动历史的还原，可以说，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百年历史的整体理解，仍然有待更加具体深入的个案发掘和上下贯通的综合省察。而这个上下贯通的研究思路，不仅要求我们对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新文化运动、鲁迅等顶层历史及其叙事进行辨析，同时也应注意对次中心城市、地域性文人知识分子、文学发展的地方路径等有所考察。此外，在这个文学“中间层”之下，尤其有待深入开掘但常常为我们所忽略的，就是文学的基底层——以县域为代表的底层文人及其文学实践。基底层、中间层、表顶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演化的整体空间，不同文学层次之间的冲突、交融和相互影响正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转型历史中，最值得深究的部分。

本文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脉络中关注一个川西县域基层文人群体的兴起及其活动，以此为个案，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底层转型的发生进行了初步说明。晚清以来，国家前途的困局、地方的濒临破产以及制度层面科举废除对文人仕进之途的终结和新式教育的推行普及，都引发了旧式文人的转型和新式文人的兴起。对于这一趋势，有学者认为是文人“边缘化”的延续，有学者则指出这意味着一个新的“知识人社会”的产生。通过对川西大邑的个案考察，我们看到，新的文人群体虽然在现代制度之下有脱离地方的趋势，但事实上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在组织、论述和文学活动等方面主要还是围绕乡土家园而展开。基层文人通过对地方政治的参与，通过运作学校、社团和现代传媒，乃至通过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影响和对地方学术的重构，深刻影响到中国基层社会的现代转型，同时也树立起县域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底层文人确实构成了一个知识人社会的地方根基，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知识人社会并不是自我封闭的小众社群，相反，他们时刻关切着地方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上述对文学、政治、文化、教育、传媒、学术等方面的热切投入，正是他们借以实践自身理念、发挥地方影响的主要方式。可以说，在自我定位上自觉接续亦自觉超越于士绅传统，主动在国家、地方、大众的上下结构中占据关键位置，并以此界定自身的身份和认同，正是这个知识人社会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

归根结底，地方文人所勠力探索的道路，是在晚清民国的地方困局之中引入并建构种种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精神，其最终目的指向地方自治和国家建设。正如《大邑县乡土志》所言，“而今而后，吾民将起而为日新之民，吾国亦将起而为日新之国矣。”大历史与大变局引发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剧烈变革，新式文人群体的兴起以“新”相号召，他们以切实的行动力图在变革的世界中完成自我的蜕变和国家的重塑，而其出发点和结穴处却不仅是自我和国家，更多还是聚焦于广阔的乡土、切实的地方。县域中国正是这一群体实践人文理想的具体场域，在以文学方式改造国民、再造地方、重塑中国这一点上，鲁迅、茅盾等人如此，置身于川西县域的底层文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