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忧世”说及其词之政治隐喻

来源: 文艺研究      作者: 彭玉平

内容提要 王国维早年因人生之问题而钻研哲学，希望能由哲学之合理解释而得到人生之慰藉，但其感情丰富的诗人气质，使其对文学有着更多的共鸣。王国维在诗学上曾提出“忧生”、“忧世”说，虽分论忧生与忧世的不同，但两者实密不可分。王国维将诗歌的定义与人生相结合，主张表现家族和国家、社会中的人生，这意味着忧世才是其诗学的终极目的，而且其“无我之境”说对人类群体的关注，也与其诗歌定义彼此衬合。王国维的词集名先后有“人间”、“履霜”、“苕华”三种，正反映其从突出人生哲学之思到彰显政治意蕴的变化。王国维的词特别是其自赏的词往往集中表现其政治关怀，所以政治隐喻是考察其文学之精神和现实意义不可忽略的重要维度。

一、 王国维的“忧世”说与诗歌观念

王国维不止一次表达了对人生之“慰藉”的渴望①。他在而立之年所作的《自序》中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②其后，他的兴趣从哲学转移到文学，并非是他对获得人生慰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哲学的间接与抽象无法即时抚慰其忧郁之心，文学则因更契合其心性，而能给他带来更多直接的慰藉。

也许王国维对“人生”二字的强调过于突出，以至周策纵说：“静安词中实鲜伤时之作，所悲悯者要为普遍之人生。”③周策纵的这个结论当然值得商榷，但未尝没有被王国维“人生之问题”这一笼统提法吸引的原因在内。何况王国维的“忧生”、“忧世”说确实是分别表述着的。《人间词话》云：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④

按照王国维的示例，诗词中的忧生、忧世可以有所侧重。《节南山》中“我瞻”二句写贤才久被冷落，故有前路茫茫之叹；晏殊“昨夜”三句也是写才士渴望成就事业之意。两者的立说对象都侧重在个体之生命。陶潜“终日”二句和冯延巳“百草”二句，淡化了诗人的主体意识，表达了一种关怀世道时运的淑世情怀。王国维虽然以例证方式彰显了两种表达主题的差异性，但实际上忧生与忧世之间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种夹杂状态，难以厘清。

验诸王国维自身，他的忧生意识固然侧重在人生的本体上，但其忧生之中实含忧世之心。这一层意思，王国维自己就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他在《哲学辨惑》一文中便将“人生之问题”具体分化为“宇宙之变化，人事之错综”二端⑤。可见，王国维的忧生除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情怀——“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之外，也包含着自然宇宙与世间人事。他因为“忧生”而从事于哲学研究，固然希望哲学能为他释去个人之忧患，也希望能为人类社会留给他的种种疑问以合理的解释并消解掉他对世间的焦虑。他的诗词创作与他的这一段哲学研究几乎同时，如将其诗词看成是单纯的忧“生”之叹，自然是不全面的。

忧生中兼含着忧世的情怀，这也是王国维对诗歌的基本定义。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王国维借用了席勒“诗歌者，描写人生者”⑥的定义，但王国维认为进入诗歌视野的“人生”有其主观与客观两面。古代诗歌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⑦，所以带来了中国抒情诗的发达和叙事诗的相对滞后。所谓人生之主观方面，实际上是强调个性化的情感体验和抒写；而人生之客观方面，除了“自然”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对世间社会以及群体感情的关注。他说：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⑧

事实上，王国维在分析中国南、北文学不同的时候，之所以把诗歌作为北方文学之“专有”，正是考虑到诗歌与国家、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因为北方派的理想在改作旧社会，所以是“置于当日之社会中”，与南方文学“树于当日之社会外”以创造新社会，形成了明显的区别⑨。“改作”旧社会的过程，必然与相关势力形成种种冲突，凡此皆为诗歌表现之绝好内容。王国维对此言之甚明：

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小雅》中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⑩

王国维这里说诗歌与北方之关系，主要是就战国以前而言的，后世这种南北文学在文体上的差异也就越来越小并渐趋泯灭。但撇开南北文学的话题，诗歌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确实是诗歌无法回避且必须着力表现的问题。这些理论充分说明，王国维的诗歌理论并非着重弘扬孤立封闭之人生，而是强化着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人生。这也意味着，王国维的忧生必然伴随着浓重的忧世情结。

不同的个体组成人群，不同的人群构成社会。王国维对群体感情的关注注定了“忧世”在其理论和创作中是不言而喻的一个重要目的。质实而言，王国维对“无我之境”的强调，其实也正是要求诗人能从忧生出发而带来更为宏阔的忧世主题。所以，王国维的忧生虽然包括个体的生命，但其实以“人类”为最终目的。王国维说：

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11}

“美术”之中，文学担当着尤为重要的使命。“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的创作理想，使诗人的创作必须突破个体的限制。与此相对应，他的著名的“出入说”，也可以与“忧生”、“忧世”说形成直接的呼应：入乎其内，侧重在感受个体而具象的生命；出乎其外，则兼赅群体与抽象的感受。只有群体的意义才能更充分地彰显世间的基本形态。可见从个体到群体，从忧生到忧世，乃是王国维考量人生的基本理路。王国维被誉为“客观的诗人”{12}，大概也是因此。王宗乐说：“他所感到的人生的悲哀苦痛不只是个人所有的，而且是世人共有的，所以他的词多思深意苦之作。”{13}王国维的理论与创作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是大致平衡的。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的“忧生”、“忧世”说应该受到刘熙载的影响，《艺概》卷二云：“《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14}刘熙载的著述是王国维熟读深玩过的，只是刘熙载从大、小雅之“变”来区分忧世与忧生的不同，而王国维则从文学主题方面拓展了其内涵而已。

世间一直是王国维密切观察和细致考量的对象。早在1904年，他任职通州师范学堂时，听闻某中学校原与某佛寺相邻，因为扩建的需要，而“以官力兼并寺而有之”。王国维认为从僧侣的角度而言，如此“以强力夺弱者之所有而有之”，堪称“烈于盗贼”。所以他说：“故凡侵犯他人之生命、财产、自由者，皆社会所谥为不义，而为全社会之大谬也。”{15}因为“义”是“社会之保障”和“个人之金城”，而王国维眼中当世“正义”之缺乏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而刊于《教育世界》第117号的《教育小言十二则》，则充满了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担忧。略引一则如下：

去岁之冬，我中国学界最多事之时代也。于东京，则有留学生多数之停课；于南京，则有苏学生与赣、皖学生之争额；于苏州，则有苏、松太学生与常、镇、淮、扬、徐、海学生之争……乃以我国最有望、最可爱之学生而所争者如此，此不能不为教育前途惜者也。{16}

此足见王国维对世事关切之深。他的《论平凡之教育主义》一文的宗旨也是从“足以理万端之新政”{17}出发的。而他的《去毒篇——雅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文编及《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所论话题皆在当世社会之种种弊端，其中所投入的政治关怀也是开卷可见的。

二、 《人间词》、《履霜词》与《苕华词》：从侧重哲学之思到彰显政治意蕴

“忧世”理论既如上述，那么，词中的王国维是否同样担荷着忧世的精神呢？答案是肯定的。先看其词集名的变迁。王国维的词集初名《人间词》，分甲、乙二稿先后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为何将词集以“人间”命名呢？按照罗振常的说法，是因为王国维“甲稿词中‘人间’凡十余见，故以名其词云”{18}。这个说法确实可以在其词集中得到切实的证明。但王国维何以如此密集地使用“人间”一词？其“人间”一词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呢？却是需要继续追问的话题。前者当然是因为王国维关心“人生之问题”而导致的。事实上，王国维词中的“人间”有不少是可以直接替换为“人生”的。以此而言，王国维所谓“人间”自然包括忧生的主题，因为“忧与生来讵有端”（《欲觅》）{19}是王国维反复说明过的。但王国维的“人间”，在绝大部分的语境中，其实是“人世”的意思，这却是需要细加辨明的。如“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鹊桥仙》）{20}、“尽撤华灯招素月，更缘人面发花光，人间何处有严霜”（《浣溪沙》）{21}、“人间曙，疏林平楚，历历来时路”（《点绛唇》）{22}等等。这些“人间”用例在意义上都大体指向“人世”。其中有的“人世”还有着非常明确的地域指称。如“人间夜色尚苍苍”（《浣溪沙》）{23}和“人间夜色还如许”（《蝶恋花》）{24}中的“人间”就分别是指北京和苏州。

王国维诗词中的“人间”不仅大部分意为“人世”，而且其诗词中有时就直接用“人间世”代替“人间”一词。如“蝉蜕人间世，兀然入泥洹”（《偶成二首》之二）{25}、“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蝶恋花》）{26}、“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苏幕遮》）{27}等等。这些用例有力地说明，王国维语境中的“人间”往往就是“人间世”的简称。以“人间”名词集，其用意可知。“人间词”作为王国维词集名一直持续到1909年初。这一年，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以甲、乙两稿为基础，删减若干，并增加了近年所作数词，合为九十七首，仍以“人间词”为名抄示吴昌绶。

1918年6月，应沈曾植之约，王国维以抄本《人间词》为基础，斟酌选录二十四首，而成《履霜词》一集。与前诸种《人间词》刊本、抄本不同，王国维为《履霜词》专作一跋，略述其编选宗旨，并特别提到之所以用“履霜”为名，是因为“所以有今日之坚冰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28}。“履霜”一词出自《周易》之坤卦，即所谓“履霜，坚冰至”{29}。“履霜”是指秋日阴气凝结，故步履及霜，而随着季节的自然推移，严冬的“坚冰”也必然而至。坤卦所说重在说明自然规律之不可移易，而王国维借用其词，则显然包含着对国家社会命运的深刻担忧。所以，这二十四首词虽然是光绪、宣统年间所作，如果说彼时社会尚属“履霜”的话，到了1918年，不仅清朝消亡已有七年之久，而且距张勋复辟失败也近一年了，“坚冰”已宛然在前。王国维重编词集并以“履霜”为名，除了有彰显自己的忧世情怀之外，当也有对自己的词居然如此精准地预想到了人世发展轨迹的一种慰藉。需要说明的是，王国维以“履霜”名集，并非兴来神到，突发灵感，而是“履霜”之意久已酝酿胸中。他在1912年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中已经感叹地说：“履霜坚冰所由渐，麋鹿早上姑苏台。兴亡原非一姓事，可怜惵惵京与垓。”{30}因此一种盘旋横亘的心怀，六年后重编词集，王国维才能独拈“履霜”二字以浑契素来心迹。1926年4月15日，王国维在自沉昆明湖前一年多，在致刘承干信中依然说：“一别三年，恍如隔世，履霜之戚，继以坚冰，其间艰难困辱之况与夫书问阔疏之故。”{31}政治变化对他刻骨之影响可见一斑。

王国维去世后，罗振玉、赵万里等人编纂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外编》之《观堂外集》卷四，收录罗福成校本《苕华词》一卷。这是王国维词集的第三个名称。此集并非王国维编纂，故此集名亦非王国维自定，但王国维生前在评论自己词时用过“苕华”的寓意，编集者（很可能是王国维助手赵万里）或许曾接闻王国维绪论，故径以“苕华”名集。毛诗小序说《苕之华》一诗，乃是“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32}，而“苕华”一诗的忧世意义正是王国维曾经关注的。周策纵虽然将《苕华词》误为王国维自编，但他将“苕华词”的命名与王国维晚年“痛清社之屋，悯外患内乱，生民凋丧”的心境结合起来{33}，倒是得其意旨的。

以上从王国维三种词集名称的演变来考量王国维的忧世情怀，已可使读者得大致之印象。如果说《人间词》一名尚将忧世之心隐遁在其人生哲学之思背后的话，《履霜词》、《苕华词》之名则直接凸显出王国维深沉的家国政治关怀。而且王国维对词集的更名是在中年之时，此时距填词创作的高峰期已久，而王国维却将此前沉潜在词中的忧世之意，郑重地在词集名上表露出来，这种在沉淀之后揭出的创作宗旨，也许有着更为稳实的意义。

三、 闵时、忧民与伤己：王国维词中的政治隐喻

在王国维的青年时代，他面对的是怎样混乱的世间呢？此稍检历史就可大致明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王国维先后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等。这些战争和变革导引的方向是作为封建文化承载的晚清王朝日趋没落并最终沦亡，西学、新学思潮汹涌而入，政局动荡不息，社会颓然沉沦，人心涣散无依。1918年，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说：“今日百姓，殆所谓佛出世亦救不得者。”{34}并时有“时事山穷水尽”的感慨{35}。可见其对当世的绝望之心。周策纵曾评论其《浣溪沙》（天末同云）一首“显现世间一切险恶危机与生存挣扎之苦痛”{36}。此虽非就其词之整体而言，但确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无论是在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还是在《人间词话》手稿中，这首《浣溪沙》一直是王国维自赏的第一首词。录词如下：

天末同云暗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37}

这首词带着强烈的象征意味，“云暗四垂”、“江湖寥落”喻指当时沉闷、压抑甚至凶险的社会现实，而“失行孤雁”则喻指孤独的生命个体，“逆风飞”则是就个体所在的具体而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其为此所作的艰辛的生存挣扎。上片渲染的情景带着惊恐的意味。下片写人，但这是一群强势而无情的人，所以这孤雁轻易就成为他们的猎物，并最终成为盘中佳肴。而“今宵欢宴胜平时”一句，写尽了强者的冷漠甚至残暴。此词表面上虽然是写雁与人的不同命运，其实是隐喻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强凌弱的普遍现象，而这种现象正是当时政局凌乱的一种反映。佛雏说，这是王国维用他锐利的“天眼”观察并再现出来的“下界众生的罪孽与痛苦的全部真相”{38}。王国维对纷乱世象的沉重感叹于此可见。

王国维在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中曾将《浣溪沙》（天末同云）、《蝶恋花》（昨夜梦中）、《蝶恋花》（百尺朱楼）自誉为“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39}，显然非局限于一人一事，而带有对人类及社会命运的普遍而深刻的思考。陈鸿祥认为此三词以强者与弱者、富者与贫者、尊者与卑者“构建”了三个不同的“人间”境界{40}。这种整体把握，我认为是准确的。不过，王国维不是在主观“构建”，而是在客观“展示”这种笼罩在浊乱政局下的人世，而其宗旨则在展示之外，表达自己对此深重的忧虑情怀。

如果说王国维在自赏《浣溪沙》（天末同云）等词时，只是用“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41}或“意境两忘，物我一体”{42}这样抽象的语言来表述其忧世之心的话。那么，在1918年王国维新编《履霜词》抄本的最后一词，则直接寄寓了他对世道人心的感叹。王国维在将抄本《履霜词》呈教沈曾植时曾附录一信，特别提及“末章甚有‘苕华’、‘何草’之意”{43}。“末章”即如下《浣溪沙》词：

已落芙蓉并叶凋。半枯萧艾比墙高。日斜孤馆易魂销。 坐觉清秋归荡荡，眼看白日去昭昭。人间争度渐长宵。{44}

此词作于北京，时在1908年秋。从“坐觉清秋归荡荡”一句来看，当是秋思主题。不过，一般的秋思多写因季节变换而带来的人生短暂的感慨，王国维此词则别开蹊径，通过对秋日景象的对比描写来喻指宛然时处深秋的家国乱象。“魂销”是一阕之眼。这魂销不仅缘于“日斜孤馆”所处之境地的落寞，也不仅是面对清秋白日的归去与漫漫长夜煎熬的无奈，更多的是芙蓉并叶齐凋与萧艾半枯攀高形成的对比景象，激发了王国维内心对时局的联想和忧虑。正如陈永正所说：“芙蓉萎谢，萧艾得时，正是清末政治局面的写照。”{45}此词对清末政局的暗喻是一方面，直陈1918年前后王国维的心境才是更切实的。在1917年张勋复辟过程中，王国维的心境也随之起伏。王国维虽然不是实践意义上的复辟派，但在精神上是支持张勋的。张勋复辟失败后，王国维对当时军阀与民国政府曾满怀激愤，披阅这一时期其与罗振玉的通信，尽可见其心迹。1923年张勋去世，王国维时在南书房任上，曾代逊清帝溥仪撰《谕葬张勋碑文》，一方面称赞张勋“功庸著于中外，忠诚贯于日月”；另一方面也对一直以来“庶僚之阴谋”深怀痛恨{46}。这与其致罗振玉信斥责张勋失败后各派之间“人心险诈，乃至天理尽绝”{47}，同持一心。“人心险诈”的局面与此种对萧艾得时的讽刺，简直是契合无垠。周策纵以“悲天悯人”概括此词主旨，堪称的论{48}。

现在回到王国维致沈曾植信的语境之中。何以王国维要特地说明此首《浣溪沙》有“苕华”、“何草”之意呢？“苕华”即《苕之华》，“何草”即《何草不黄》，此二篇乃《诗经·小雅》煞末两篇。前诗面对苕之华而“心之忧矣”，忧的是“知我如此，不如无生”{49}。后诗面对何草不黄，而“哀我征夫，独为匪民”、“朝夕不暇”{50}。二诗大旨在闵时、忧民与伤己而已。毛诗小序分别用“大夫闵时”与“下国刺幽王”{51}分论二诗，可谓得之。方玉润以“亡国之音哀以思”拟之，也是读出了诗中浓重的政治感叹{52}。王国维将自己的《浣溪沙》词与《苕之华》、《何草不黄》二诗联系起来，其用意自是要揭出自己深沉的时世感叹。但此在王国维而言，也是先有对时势类似的看法，然后才与相关的词对应起来。在编定《履霜词》前半年，王国维已经在致罗振玉信中说：“《苕华》、《何草》，《小雅》告终，今其时矣。”{53}带着这样的政治判断，王国维才能最终将此《浣溪沙》词的地位特别地擢拔出来。

按照王国维的心性，他自然会厌倦这种混浊的时世。他在《平生》诗中曾经说过“人间地狱真无间”{54}这样带着极端情感的话，所以忧世之中，也时有避世之念，“苦求乐土向尘寰”（《杂感》）{55}，以自求解脱，只是茫茫人世，王国维难以觅到可以安心栖居的地方。我们可以对勘他刚到北京入职学部不久后的一首《浣溪沙》词：

七月西风动地吹。黄埃和叶满城飞。征人一日换缁衣。 金马岂真堪避世，海鸥应是未忘机。故人今有问归期。{56}

上片三句言京城秋景的凌乱污浊十分形象。所以说开头两句“隐喻当时不稳定的政治局面”{57}，或者说“黄埃”一句是当时“政治气候的写照”{58}，都切合王国维的创作心境。而下片流露出来的避世而不能的无奈，也可见出其对时局的失望心情。其实，在类似的失望之余，王国维或“驰怀敷水、条山里，托意开元、武德间”（《杂感》）{59}，让想象行走在惬意的历史中；或以梦境的方式虚构其理想的生存世界，如其《点绛唇》词，以“梦中昨夜扁舟去”一语带出“萦回岛屿，中有舟行路”、“波上楼台，波底层层俯”的迷离、巍峨而梦幻的世界{60}。但现实不堪，梦境也同样难以接近。此词以“断崖如锯，不见停桡处”结尾，足见其将现实的无力感也同样带进了梦里。王国维不仅忧虑现实之世界，而且忧虑虚构之梦境。

萧艾应该是较早从整体上关注王国维词中政治情怀的学者之一，其《王国维诗词笺校》曾多次揭出其诗词中的忧世特点，如评说《浣溪沙》中“人间夜色尚苍苍”一句，“殆有感于朝政之暗昧邪”{61}。又评《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说：“予以为词旨即屈子众醉独醒之意。于此，弥见斯人忧世之深。”{62}皆是其例。评诗也多类此，如评《题梅花画箑》“梦中恐怖诸天堕，眼前尘埃百斛强”云：“……况此污浊世界亦未必久长乎。梦中恐怖，诸天欲堕。诗人忧世之怀，殆无涯际。”{63}此不烦一一例举。试再看一词《蝶恋花》：

窣地重帘围画省。帘外红墙，高与银河并。开尽隔墙桃与杏。人间望眼何由骋。 举首忽惊明月冷。月里依稀，认得山河影。问取嫦娥浑未肯。相携素手层城顶。{64}

此词的政治隐喻就更明显。王国维在词中简直是直陈自己的政治抱负，希望能与嫦娥携手到天帝所在的层城顶（朝廷）。但王国维身处在“窣地重帘”以及帘外高及银河的“红墙”之中，桃杏虽然开尽，风华却在“隔墙”，他其实不闻春色。“人间望眼何由骋”，写尽其黯然孤寂之意。作者转而寄望于月中山河，但携手的愿望也被嫦娥“浑未肯”。有学者将王国维的这种对理想的憧憬和现实的困顿与当时的立宪风潮结合起来{65}，或可备一解，因其中的政治内涵确实是脉息可感的。

由以上之分析，可见年轻时期的王国维并未疏远政治，且时时涌动着不羁的政治遐想。不过，王国维的想象更多地体现在对清明政治的憧憬上，并非刻意追求个人政治命运的辉煌。明乎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王国维早年对政治及政治家带着明显的排斥情绪，而其自身创作却浸染着政治色彩的原因所在。其《人间词话》云：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66}

王国维只是反对在诗词中明确表达其“域于一人一事”的政治目的，并非主张诗人回避抨击政治、忧患时事的话题。事实上，“长陵”二句也关乎政治，只是超乎具体人事之外而已。他自己词中的政治隐喻也是不一而足，此仅以上面简略分析已可见一斑。“可怜心事太峥嵘”（《鹧鸪天》）{67}。随着阅历的增长，王国维的忧世之念也与日俱增。1919年，他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就曾称赞沈曾植“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68}。在《东山杂记》中，王国维也认为沈曾植《秋怀》三首中的第一首“见忧时之深”{69}。凡此都可见出“忧世”说在王国维诗学观念中的重要意义。

余论：政治纬度与王国维文学之精神

对晚清朝廷的失望与对民国政府的抗拒，都是王国维心志中亟须注意的地方。他一方面钻研中西方哲学，以寻求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又深切地关怀当世，以诗词表露自己对政治时局的忧世之情。相比词的隐约婉转，王国维诗歌的政治色彩更浓厚，也更直接。除了《颐和园诗》、《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蜀道难》所谓“壬子三诗”以及《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等明确的政治主题之外，他还在很多诗歌中直陈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如其《读史二绝句》之一云：“楚汉龙争元自可，师昭狐媚竟如何？阮生广武原头泪，应比回车痛哭多。”{70}诗中痛洒悲泪的阮籍背后，当然隐着王国维的影子。而“师昭狐媚”云云显然以司马师、司马昭阴谋篡魏事喻指袁世凯以欺诈手段逼迫清帝退位之事。其实，王国维在忧世之际，也颇多救世的雄心。其早年钻研西方哲学，也是为了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思想革命{71}。其《人间词话》之所以不避偏锋，恣意而言，也是因为怀着“因时而起，岸然救弊”{72}的动机。这也正是我们在衡量王国维词学的理论价值之时，不能忽略其现实意义的原因所在。哲学与文学固然需要互相参证，才能看清王国维所谓“人生之问题”的基本内核；而在文学之中，也需要将忧生之念与忧世之心合并来看，才能见出王国维文学之全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