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居所抑或摩登都市？——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及相关研究

自1862年“千岁丸”号幕末遣清团首度访沪以来，近代以来的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一方面强调其不洁、犯罪、诱拐等魔都形象，一方面又对其摩登时尚的一面充满期待和眷恋，这看似充满矛盾，但却统一于他们观察中国的“东洋主义”态度，即像萨义德所谓“东方主义”一样，从既有的文本阅读和相应的意识形态诉求出发，关注的不是上海的现实而是日本对上海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并逐渐将这一态度与日本军国主义结合起来。徐青的《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1862—1945）》就在时间维度上，以在日本发行的报刊杂志、纪实报道、旅行指南、小学生作文、电影歌曲及影星轶闻等国内难得一见的资料，纵横交错地梳爬了“近代日本人上海认识”的多重吊诡，而本文，则是结合其他相关著述，在对此作出评述的基础上，描述了矛盾的上海形象塑造背后的悖论。

作者: 赵牧

“被上海的男子”，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或让很多人莫名其妙，但在1925年时，它却被当做一篇日本小说的标题。谷让次，据说是当时有名的侦探小说家，他的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位在外国轮船上工作的男子的绑架案，但该案却是发生在日本的神户港，跟上海没有任何关系。何以会取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呢？其实并没有多少玄机，因为在当时的日语里，“上海”被赋予了“诱拐”的意思。①无独有偶，在英语里，“shanghai”，除被解释为“中国的一个港口城市”之外，还被用作动词，意思是“为使某人充当水手而先将其灌醉，再拐到船上胁迫其就范”。如此说来，谷让次的小说，简直就成了对这一解释的形象诠释。那么，“上海”作为国际大都会，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总是跟摩登时尚联系在一起的，怎会在日语和英语里被赋予如此恐怖的意义呢？这实乃刘建辉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和魏斐德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等所要试图回答的问题，但是，就在这些回答的基础上，人们却又发现，近代以来的日本人既把上海当作传统中国的一部分而极力渲染其“魔都”形象，又把上海视为了解西洋文化的桥头堡而对其抱有无限迷恋。像这样一种“分裂”的印象，到现在似已成了常识，而这常识是如何形成又是怎样传播的呢，这个，则成了徐青的《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1862—1945）》所要追问的核心问题。

▲《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1862—1945年）》徐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一、“被上海的都市”

之所以将1862年作为近代日本人观察上海的起点，是因为在这一年的6、7月间日本“千岁丸”号访问上海被作为标志性事件。“千岁丸”是一艘英国制造的货船，它在这一年4月由日本幕府以洋银3万4千两购得，并于5月底从长崎出发而驶向上海，6月2日停靠在雨后的吴淞码头②。除包括船长在内的15名英国人和1名以货主名义雇来的荷兰人之外，船上还载有一个由51名日本人组成的幕府遣清使团。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刚结束，开埠不久的上海，已沦为英帝国的开放口岸，而扫荡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则还在上海近郊与清政府交战。对此，日本方面虽已有耳闻，但因为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基本上都是文本化的，道听途说和文字的阅读实乃最为主要的途径。但“千岁丸”号的上海之行，却使得近代日本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真相”。其结果，作为“文化母国”的荣光暗淡下去，原先一度在幕末精英群体中颇有号召力的与中国联合起来对抗西方入侵的想法，也不复存在，而那些使团成员，本要考察一下上海如何为同样处于西方列强窥伺下的日本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提供镜鉴的，但因为看到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兵士们的“没有一点英雄气概”，一般民众又在自家地盘上甘为外国人役使，便不仅激发了引以为戒的紧迫感，而且唤起“纵横清国”的骄横③，为此后的侵略论述提供了基础④。

▲开埠后的上海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从此，上海进入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朝着远东第一大都市前进。

▲“千岁丸”号

1861年5月，幕府官吏小栗忠顺、冈部长常建议派官船前往上海、香港调查贸易状况。在选派船只时，因荷兰商船租金太贵，幕府认为购买洋船更为划算，遂以日本银三万两购买英国船只“亚·米斯特斯号”。当时负责交易的是长崎奉行（长崎市长）高桥美作守，高桥取“可用千年”之意命名“千岁丸”。1862年，幕府派遣“千岁丸”号入沪，展开为期两个月的上海之行。

这样一种政治化的视角，是冯天瑜在《“千岁丸”上海行》中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解读的前提，而徐青尽管也明确将之作为近代日本人观察中国及其上海的起点，但却更倾向于从都市卫生学角度，考证近代日本有关“上海=中国，是很不卫生的”这一认识的起源。在“千岁丸”上的遣清使团中，有一位叫纳富介次郎的随从，作为画家，他本来承担的任务，是“绘画清国事情”，但可惜刚到上海便病倒了，而为弥补不能实地写生的遗憾，他就撰写大量“见闻”，成《上海杂记》一册，其中，便有对“上海市坊道路之脏无法形容”的描绘：“到处是垃圾粪堆，无插足之地，人们也不清扫”，并听人讲起“一出城区就是野外，荒草盖路，棺材纵横，有的死尸草席一卷到处乱扔”；而最令他感到艰苦的是“饮水的浑浊”：“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这些都漂浮到岸边，江上还时常漂浮着人尸；当时霍乱流行，难民得不到治疗，很多人死于饥渴，又无力安葬而将尸体投入江中，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但像这样漂浮着各种垃圾、屎尿和尸体的江水，却成了上海及其周边的人们淘米、洗菜和饮用的主要水源⑤。徐青在引述纳富介次郎的这段描述时，特地以涩泽荣一于1867年访问上海时的见闻为旁证，但却在承认“上海不卫生”的判断的同时，插入一段“都市公共卫生史”的考察，似乎意在证明，那时大都会的不卫生，其实并不以上海为限，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法国的凡尔赛宫殿在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繁荣和壮丽”背后，却因没有公共厕所而到处弥漫“肮脏和恶臭”，而当时日本的京都，美丽的外表下也充满无法阻挡霍乱等疫病流行的污秽。的确，公共卫生19世纪中后期才在城市建设中受到关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新旧杂陈的上海，虽给近代以来最初的日本访客以不洁的观感，却又有“外国人的官舍”及其附近的汽油灯、电线、西洋风格的建筑群、宽阔的街道让他们沉迷，只是这沉迷，无奈被进一步转化为“上海=中国不卫生”的认识⑥。因为这个认识的不断重复，徐青发现，到了1931年一·二八事变前后，就演化为中国乃“劣等民族”的观念，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以说，徐青与冯天瑜，他们的研究虽然角度不一，但却结论相似，真乃殊俗同归也。

▲冯天瑜（1942~2023）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编纂，湖北省历史学会第五届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明清史及湖北地方史志教学与研究。近年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人文论衡》《月华集》《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千岁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等。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纳富介次郎（1844~1918）

画家、工艺美术家。号介堂。佐贺藩士。曾创立金泽工业学校、香川县工艺学校等。

▲清末上海高昌庙街道杂乱肮脏

▲20世纪30年代上海南京路的夜景

南京路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繁华异常。这里是万商云集的宝地，两侧商厦鳞次栉比，夜晚霓虹灯璀璨。

一边是传统中国的污秽，一边是西方文明的奢华，像这矛盾的上海印象，当然跟上海的城市特色有关。我们今天所说的上海，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构成部分，一个是旧县城为中心的“上海”，虽然对外贸易自元明以来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但作为其背景的，却是传统水乡的江南；另一个是以所谓租界为中心的“上海”，跟它相联系的是西方殖民统治和近代资本主义都会。直到1912年旧县城的城墙被拆除之前，这两个上海之间还有着明确的分界线⑦。在充满传统情趣的江南水乡的映照下，“租界的上海”呈现出一派西洋风的新潮，而在资本主义都会的映照下，“旧县城的上海”，则显得愈发腐朽和破败。对于“千岁丸”上的日本访客而言，他们对传统中国及其江南水乡的审美想象一旦和贫困、脏乱以及腐朽的现实接触，便轰然倒塌，于是转向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似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然而在这选择背后，“旧县城的上海”的败落与“租界的上海”的兴起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往往给忽略了。事实上，“千岁丸”上的一名藩士峰源藏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曾因“上海县城内”内“垃圾粪土堆满道路，泥尘埋足，臭气刺鼻”而“责问本地人”，他所得到的回答便是“以前并非如此，自从英国人到来后，商市兴盛，街道却变得肮脏，是因为本地人忙于眼前生计，多被雇为按日论薪的缫丝短工，没有闲暇去关心农作，倘象从前那样把垃圾运往农田去当肥料，街路自然不会这样不雅观”⑧。当然，自上海开埠以来的乡村人口的大量涌入也与此高度有关，峰源藏就有对“难民从四方涌来上海”的描述，而因为这些人或在“租界的上海”谋取了职业，但居住，却可能选择房租相对低廉的“旧县城的上海”，从而给公共卫生管理造成极大压力。

▲《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

英国人在打开通商口岸后，想要在上海圈一块地给自己安置英国商人和移民，于是和苏松太道宫慕久协商，于1845年11月29日签订《上海租地章程》，规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黄浦江以西的830亩地租与英国商人，作为建筑房舍及居住的地方。1848年11月27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与上海道道员麟桂签订协议，将租界扩张到北至吴淞江、西至洋泾浜的2820亩范围的地区。

▲《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

清许雨苍测绘，上海点石斋修正，110×70cm，1884

此图以黄、红、绿、赭四色分别表示上海的华界与法、英、美租界，标示了各区域内街区、桥梁、码头设施以及各国驻沪领事馆、教会、洋行、学堂、医院等。

▲1924年的上海租界巡查

图为英国租界里当差的印度巡查。租界里的巡查类似于现在的保安，但权力要更大一些。

▲1937年8月，上海难民涌往租界的情景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时，大批中国居民为避难求生，从闸北、南市等华界地区涌向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地区以及法租界地区。

当然，这些“乌合之众”不断穿越新旧上海的分界线，在为一座新兴的国际化都市的繁荣作贡献的同时，也在街角的暗影处搬演着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勾当。于是，劫掠、诱拐、械斗、暗杀、买春以及秘密结社等传统中国本已存在的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了。新居格，一个曾在1930年代的上海与鲁迅有过交往的日本作家，在初次到访时就被告知：“城内是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穿起西装在城里走都很危险”的，从而将上海当作“一切阴谋的发源地，是罪犯和危险的庇护所”⑨。新居格所谓的“城内”，就是与“租界的上海”相区分的“旧县城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本是新的社会问题的因，但污名，却全由“旧县城的上海”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中国承担了。一个被用作动词的“上海”，大概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城市的名称被当作动词来使用，在世界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刘建辉认为，这或比其他任何事实都更能说明曾被冠以“魔都”之名的上海的“魔性”。拐骗和阴谋，在这里成了理解“上海”的关键词，但徐青所给大家的提醒是，上海及其所谓的“魔性”，其实也是“被拐骗”的结果：

▲新居格（1888~1951）

作家、文艺评论家，1934年来中国旅行，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

上海在没有任何意识的情况下被诱拐，成为被各种所谓“租界”圈起来的土地、围起来的城市。在中国大地上，上海被各国列强强制性地夺取、诱拐。如果从被宗主国当苦役的意思来理解的话，用“被上海的城市”来诠释是再合适不过了⑩。

这是徐青引述的日本当代知名文学评论家川村凑在《“被上海”的都市——五个有关“上海”的故事》中的一段话，其意义并不仅在于“对已在日本广为流传的、熟悉的上海形象的再次确认”⑪，而还在于它表明了“上海”之所以可以作为动词与诱骗和绑架之类的含义联系起来，是因为它自身作为一个城市，也是被近代以来的殖民势力“夺取”、“诱拐”下而“没有任何意识”地发展起来的。所谓“没有任何意识”，当然是川村凑及其所评述的1920年代的短篇小说的作者们从殖民者的眼光而对上海进行外部观察和描述的结果。在这样一种“被表述”的情况下，上海没有开口给自己辩解的机会，而在那些日本的人眼中或者笔下，可能只有“西洋人对待上海当地人就像使唤牛马一样”的景观。这些“被役使的人”所造成的交通堵塞和所发出的嘈杂声响，一方面让他们觉得“讨厌”，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将艳羡的目光投向那些挥舞着棍棒的英法殖民者，以为自己效仿的榜样⑫。上海对日本人而言也就成了双重的他者：一是它所代表的传统中国的一面，是腐朽的，堕落的，仿佛一个犯罪的巢穴和魔鬼的居所；一是在这腐朽和堕落的背景之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悄然生根发芽，它因而变得摩登而时尚，被形容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猎奇的都市”，在这各种梦幻般的称谓里，暗含了所受到的最广泛的注目。

▲川村凑（1951~ ）

文艺评论家，法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名誉教授。生于北海道，1975年开始评论活动，1980年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优秀奖(评论家类)。1982年起的3年间，在韩国釜山市的东亚大学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的副教授。在积极从事文艺评论之余，着力展开对原日本殖民地的日语文学、日本移民社会的日语文学研究，以及东亚与日本的比较文化研究。著有《什么是“战后文学”》《异乡的昭和文学》《言灵与他界》《战后批评论》《满洲崩溃》《首尔都市物语》《日本的异端文学》《南海普陀观音信仰之旅》《狼疾正传——中岛敦的文学与生涯》等。

二、在“东洋主义”的视域下

或者这两个方面，都曾是上海真实。然而，当近代以来的日本人一边感叹着上海的“摩登”，一边却将之视为“魔都”的时候，或是怀着“被上海”的危机感，或是涌出追赶西方文明的热情，或是激起殖民中国乃至亚洲的冲动，因而，民族主义情绪的唤醒与膨胀才是他们最大的关切，而所谓上海的主体性，其实并非一个主要考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青将近代以来的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与欧洲人对阿拉伯世界的“东方主义”等同起来。所谓“东方主义”，在萨义德看来，就是欧洲人在某种既有的意识形态诉求下，将想象投射到他们所观察和描述的阿拉伯世界，仿佛是凭空创造出来一个东方，这样的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等等，而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的现实，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一位在黎巴嫩内战期间访问贝鲁特的法国记者对满目疮痍的市区景象曾不无感伤地想起“夏多布里昂和内瓦尔笔下的东方”，这让萨义德忍不住感叹，早在夏多布里昂和内瓦尔的时代之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东方人，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和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抉择，对这位法国记者而言似乎都无关紧要，他“最关心的不是东方的现实而是欧洲对东方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⑬。同样的，徐青发现，近代以来的日本人，最关心的也不是上海的现实而是他们对上海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如新居格，在《上海的第二印象》一文中，谈到他住在上海一家旅馆中，天还没亮的时候，仿佛外面传来一阵手枪的声音。“这样就是上海了”，他想，于是就在头脑里中现出“一队追赶匪徒的巡捕们放枪的光景”，但后来才知道，自己所认为放手枪这回事，不过是“对门中国旅馆放爆竹送客人出门”罢了。之所以会有如此“滑稽的误解”，实在是因为“上海这名词”，在他那里，已经成了“恐怖都市”的同义词，“一见着它，就想起侦探小说中的离奇事，和那使人不愉快的街”⑭。我们知道，将上海与“侦探小说中的离奇事”联系起来的，并非始于新居格，因为此前一个叫作谷让次的日本侦探小说家，就曾将一篇以发生在神户港的外国轮船绑架案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冠以《被上海的男子》之名。所以，新居格不过是将日本人那里广为流传的上海形象再次确认罢了，而这一确认，则又暴露出他像那个到访贝鲁特的法国记者一样，尽管脚踏在上海的土地上，所见的却不是上海的现实，而是近代以来日本人有关上海的种种负面化的表述。

▲长谷川海太郎（1900~35）

小说家，翻译家。出生于日本新泻县佐渡郡。曾赴美国留学，归国后以“谷让次”之名创作美国见闻录，以“林不忘”之名创作剑侠小说，以“牧逸马”之名创作犯罪实录小说。他所塑造的独臂剑侠丹下左膳，是日本影视史上长盛不衰的经典人物形象。

像这样一种“东洋主义”，在对上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观察和描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自1862年“千岁丸”上日本遣清使团的随从纳富介次郎以来，这一问题，在涩泽荣一的《航西日记》、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横光利一的《上海》、谷崎润一郎的《上海见闻录》、吉屋信子的《到战祸中的中国北方和上海去》以及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中被反复提到，并颇为相似的，都将黄浦江的浑浊，饮用水的不安全，中国式的随地吐痰，流行病的施虐，娱乐场所的混乱，厕所的肮脏等，作为一再描述的对象。因为这些日本知识人在公共媒体上的喋喋不休，据徐青的介绍，到八一三事变之后，像这样的上海的负面形象，已普及到日本的大众世界，以至1939年，由新居格所主编的《支那在留小学生作文》中，那些日本小学生们，彷佛受了视觉的引导一样，对于那时上海的街道上应该会有的抗日标语全都视而不见，只顾在日本与上海正负对比的构图中，千篇一律地感叹上海的沟渠“没有不浑浊的地方”，并冷血地提及“在这样浑浊的水下面还有几十万具中国士兵的尸体”，而“那样令人恶心的水，中国人却可以若无其事地使用，如淘米，洗衣服，乃至煮开了饮用”⑮。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侵华战争所导致的“浑浊的水下面还有几十万具中国士兵的尸体”等恐怖场景的置入，这样的描述，简直就是对前引纳富介次郎在《上海杂记》中的文字的原版摹写。这些日本小学生，很可能也是在上海的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而只在脑海里搜索着日本成人所提供的有关上海负面形象的“陈词滥调”。

▲20世纪初的黄浦江已经污染严重

▲1919年霍乱在上海大流行《申报》，1919.7.28

民国初期至20世纪30年代，霍乱在上海曾有6次大流行。1919年霍乱在上海大流行，死亡680人。据当时《申报》报道：“疫症（霍乱）传染愈烈，蔓延愈广，全埠几有卷入漩涡之势，浦东洋泾一带，沪南十六铺地方均已发现时疫者，日本且已宣布上海为有疫口岸。”“浦东烂泥渡陆家嘴等处因疫死亡人数过多，贫者无力掩埋死尸，村口臭气逼人。”

▲巡回诊疗车为市民免费治疗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上海瘟疫流行，上海市卫生局派出巡回诊疗车为市民免费治疗。

当然，近代以来的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的。为此，徐青在她的著作中分别从幕府末年及维新时期，一·二八事变前后、八一三事变前后、孤岛和占领期四个阶段考察了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及其变化。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跟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变动相一致，而从徐青的考察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的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也大致是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投影。在幕府政治的末期，日本的知识人还只是从对中国的失望中体味到一种引以为戒的危机感，但甲午海战之后，他们已自比殖民者中的一员，而到了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时，则又更进一步，以为可以充当中国的主宰，侵略的野心，也由此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也就是说，侵华战争虽是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时全面爆发的，但思想上的铺垫，或者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其实早在1932年就已准备就绪。如果说从“千岁丸”上踏入中国土地的日本人对于上海的种种负面的观察，还有一个“文化同宗”和处境相似的心理前提，“同病”却不“相怜”，是它的根本特征，那么，当一·二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人对上海的妓女问题、鸦片问题、走私问题、阴谋问题以及卫生问题喋喋不休的时候，用彼时被称作“上海通”的后藤朝太郎的话来说，他们已不再是“用罪恶的形式论来看问题，而是从中国民族的本质论来进行考察”了。所谓“罪恶的形式论”，或将问题指向社会治理层面，而所谓“民族本质论”，则是在炮制中国人属于“劣等民族”的言论了⑯。这一点，就充分体现在那些战时居留上海的日本小学生对上海的种种负面描写中。比如前述对于饮用水的不洁的描述，也以“这在我们日本人看来简直无法想象”来作结，而有关上海人的吃饭方式，也是先说“他们把饭菜装在很大的碗里，一边是饭，一边是菜”，或是“站在外面吃”，或是“坐在长条凳上吃”，紧接着便来评价，“这在日本人看来是非常没有教养的”⑰。总之，在诸如此类的“上海人”与“日本人”的对比中，可以见出，在那些日本小学生的眼中，“上海人”乃至“中国人”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上海是一个“不文明的地方”，而中国，则是一个所谓的“极端落后的国家”。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和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的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日本海军陆战队于1932年1月28日晚，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

▲1908年，上海中外人士销毁鸦片和烟枪

1908年，中英达成禁烟协议，美国支持中国禁烟并在上海组织召开万国禁烟会。为了顺应新形势，上海中外人士公开举行了一次销毁鸦片的行动。图中鸦片和烟枪堆成小山，即将被销毁。

▲后藤朝太郎（1881~1945）

语言学家、汉学家、文字学家、造园学家。历任东京帝国大学、东京高等造园学校讲师，日本大学教授，文部省高级顾问，日本庭园协会、东京家庭学院理事。他是日本昭和时期汉学第一人，被称为“中国通”。他对中国风景名胜的热爱之情，到了执着的程度。1912至1945年的三十余年间，除了新疆、内蒙古和西藏，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全中国。

然而，就在这样的言论的基底上，“滑行在上海”的日本人却也在不停地夸说着上海的魅惑力。比如，当时在日本发行的大众杂志《犯罪科学》上，就经常刊登一些报导上海的“猎奇趣味”的文章，诱使更多的日本人来到“这个不需要护照的地方”。而作为日本大众娱乐杂志《摩登日本》的特派记者，松井翠声在他的《上海指南》中，也一边戴着有色眼镜反复地叙述上海的不卫生，批评着“那里的人好像是没有卫生思想似的”，一边又像徐青所指出的那样，表达了上海的魅力无所不在的想法：“虽然都是些令人不太愉快的场面，但是在要离开上海的时候却好似有什么东西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并由此而一再地想起赛狗场、夜总会、咖啡厅、跳舞场、电影院、红灯区等等摩登的娱乐，忍不住感叹“那里有迷惑人心的东西，上海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⑱。但这样的上海，在他们眼中，已不再是“中国的上海”而是“西洋的上海”了。一个叫做池田桃川的日本人于1928年在《女性》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杀人团》的文章，在其中，他描述了抱着上海“只留存着狭窄的、散发着小便臭味小路”观念的自己，如何被眼前“沥青马路、没有声音地行驶着小汽车、未来派所建构的令人好奇的住宅、能够容纳数十人的舞厅”等摩登景象震惊的情形，然而紧接着，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区分，将那些被事先置入到头脑中的有关上海的负面形象归为“中国的上海”，而将眼前所见的摩登景观归为“西洋的上海”。经过一番“脱亚入欧”的话语机制，则又在观念上将“西洋的上海”编入“东洋的日本”的概念里⑲。据徐青介绍，1931年，《犯罪科学》的“上海研究专号”里，便有一篇名为《长崎县上海》的文章，似将上海当作长崎县的一部分，其中，那些来自长崎的流莺们的说法更为离奇，“在内地太没意思了，去上海赚上一票”⑳，言下之意，上海简直成了从日本内地延伸出来的边陲都会。

▲大东跳舞场《申报》，1937.6.19

20世纪30年代，大大小小的舞厅在上海接连开业，几乎到了“五步一厅十步一场”的程度。当时的《申报》中专门报道了大东跳舞厅：“这环境这情调真够沉醉！舞侣是这么娇滴滴，地板是这么滑溜溜，广寒仙宫也不过如此！”

▲永安百货的橱窗

图为20世纪30年代永安百货中时髦的橱窗陈设。永安公司由旅居澳洲的华侨资本家郭乐、郭顺等兄弟创办，1918年9月5日在上海南京路上正式落成。开业后的永安公司打出了“环球百货”的旗号。永安公司在美国、英国各设一个办事处，同美英等国一些名牌厂商直接建立购销关系，从而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进价，将最新的商品运送到上海。

▲松井翠声（1900~73）与《上海指南》東京：栗田書店，1938

三、大众的诱导及悖论

重要的或许不是这样的言论里流露出来的侵华野心，而是将这样的野心广泛地刊布在大众杂志上。我们知道，“大众”具有居于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意思。虽说组成大众的个人自古就有，但他们的聚集，却是19世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在患有大众恐惧症的著作里，他们是一种威胁秩序的存在，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里，他们却构成了新的历史主体。因为文化心理上的“盲目”，却又容易形成共同体的“幻觉”，大众既能成为殖民主义侵略的马前卒，也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排头兵。于是，被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争夺，是他们无可逃避的命运，而近代以来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报刊杂志，则往往成为这些话语争夺的重要场域。或正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徐青才以在刊发在日本大众报刊上的报道、游记、旅行指南、广告、小说、小学生作文及近代以来新兴的大众文化形式如电影和歌曲等，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比如，被纳入徐青考察对象的《犯罪科学》杂志，就明确地以“大众”作为重要的读者群体。《犯罪科学》在1932年6月号的“编辑后记”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游离于大众生活的所有事物都是无力的，今后这边杂志将与大众同在”，而据徐青的介绍，为使文化层次较低的大众读者轻松体会到阅读的快感，该杂志里充满了平假名、漫画、照片、插图、小故事和各种信息博览，并将所有汉字都标上日语汉字的注音假名。就在这么一份以日本大众为读者对象而又内容非常庞杂的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与中国或上海直接相关的文章，并且在一·二八事件期间，还刊出了“上海研究专号”。从徐青辑录的该专号上的文章和部分引述可知，有关“魔都”或“摩登”的内容，大致平分秋色，并在其中夹杂着一些“抵制日货运动”、“秘密警察”、“政治暗杀”、“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反抗欧美列强”问题的描述和议论，似呈现出这个时期日本人对上海认识的复杂的一面，但遍布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才是拯救亚洲白祸的唯一武器”这等口号，却清晰地昭示了“东洋与西洋相克的图式中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大众的广泛动员㉑。

▲『犯罪科学』上海研究号 武侠社，昭和6年（1931）10月

▲《犯罪科学》上海研究号内页  图为《犯罪科学》上海研究号的目录以及刊登的部分上海相关图文。

虽然徐青并没给我们提供相关的统计数字，但是，从我们前引居留中国的日本小学生的作文中所反映出来的他们的种种自负而偏颇的认识，便足以见出这些大众媒体上的动员所起到的效果。鲁迅曾经在《狂人日记》里借一个“狂人”之口，而给小孩子何以会对无冤无仇的人吐唾沫、扔石子做出解答，说“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事实上，那些在日本大众媒体上频繁出现的有关中国及上海的负面言论，所发挥的，就是日本小学生理解中国及上海的训导作用。此外，彼时日本当局制定的《外地初等教育指导》，对那些日本小学生作文中的“上海印象”之间的关联，也为徐青所注意到。当然，更为徐青所注意的是，新居格这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何以会在1939年时编辑出版《中国居留日本小学生作文》。新居格从信奉无政府主义到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这一转变本身，或者就属于军国主义动员的成果，而他在序言中，又自诩这本小学生作文集可以“被称为日本全体国民认识战争”和“认识中国真实形象”的“国民读本”的说法，则是将自己这一行为，定性为日本军国主义动员的一个构成部分了㉒。

当这一军国主义动员已经产生了普遍影响时，日本大众媒体上所重复的对上海的认识就主要为“东洋与西洋相克的图式中的日本军国主义”所框定。然而，徐青注意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因为日军全面占领上海，出于肯定这一所谓的“新秩序”和进一步宣扬“东亚共荣”、“日中亲善”的需要，上海作为“魔都”的一面被有意淡化，而其摩登的一面却被强化了。这时期，各个阴暗角落里的阴谋、赌博、卖春、毒品以及霉菌的滋生等，并没减少它的“魔性”，有关这一点，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中有着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但是，在由日本或汪伪政权所主导的公共媒体上，却不再成为刻意渲染的对象，而豪华宾馆、餐厅、俱乐部、赛马场、游乐厅、影剧场、百货店等时尚景观，则被反复摹写，不过，因为抵制“鬼畜英美”的需要，原来的“西洋风”被悄然改装成了“东洋风”。比如，因为公开身份是中国人而在“满映”的“国策电影”中担当重任的李香兰，这期间也应邀来到上海，但是，她所灌制的流行音乐，却也不得不隐藏其中源于西洋的交响爵士乐的成分，不然，就有可能被视为“敌性音乐”而面临被审查和“禁止发行”的命运。作为“日中亲善”反面的，则是“鬼畜美英”的种种恶行。这在李香兰参与的电影《万世流芳》中有着生动的表现。电影反映的是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其中，高占非饰演的林则徐和陈云裳扮演的张静娴这一对生死恋人，率领中国民众对于英帝国主义进行抵抗，而李香兰扮演的卖糖少女凤姑，则通过将鸦片之害编入歌词而揭露了英国人祸害中国之心。在日本方面，或可理解为对当时“太平洋战争”情势的配合，而中国方面，则可以理解为抗日救国精神，并因此而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去的人便有很多㉓。这是李香兰战后回归日本人身份之后的说法。为此，她还盛赞该影片的中日各自的负责人张善琨和川喜多长政合作而产生的“巧妙的主意”，但日本投降后，不仅张善琨因为汉奸嫌疑而一度遭遇牢狱之灾，而且李香兰也险些因同样的罪名被处决㉔。这样的叙述，很有些蒙受“不白之冤”的意思，但却折射了“东洋与西洋相克的图式中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构筑自我形象上的“倒错”：一边说是帮助中国人抵抗英美殖民主义侵略，一边却又对中国实施着无耻的侵略行为。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1937~2006）

汉学家、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文明委员会主席。他与孔飞力、史景迁并称为美国汉学界三杰。史景迁赞赏他为1980年来最好的中国史学家。他解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诸多谜团和悬案，为冷战时期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打开两国学术交流的大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万世流芳》（『萬世流芳』）海报

导演：马徐维邦 / 朱石麟 / 卜万苍，编剧：朱石麟 / 周贻白   上映：1944，片长: 143分钟

最能体现这种意识形态倒错的，是中日1944年合作拍摄的《春江遗恨》。相比徐青在“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这一论述框架中给予解读的《万世流芳》，《春江遗恨》不仅属于沦陷时期上海电影活动的一部分，高调宣扬了所谓中日联合抵制“鬼畜美英”的思想，而且试图将1944年日据后期的上海观众拉回到1862年6、7月间“千岁丸”号初访上海的历史情景中。毫无疑问，这个历史场景在这部电影中所得到只是一种虚假的呈现。我们知道，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是这一年1月攻占上海的，到“千岁丸”号抵达上海时，他们已被与英法联合的清军赶出了上海。但为了让日本武士高杉晋作参与这场战争，并与同情太平天国起义的旅馆女店员玉瑛谈一场恋爱，就不得不将这一历史事件推迟了数月。影片中有一个日本使团出席清朝官方招待会的桥段，某清朝官员在致辞时特别提到中日双方应该忘记前嫌，但事实上，在1862 年的时候，中日间已两个世纪没有实质性接触，谈不上什么前嫌。所以，如毕克伟所言，这段话是说给1944年的观众听的。在这次正式接待之后，日本客人被带去看京剧表演。结果，他们都非常喜欢和尊重京剧艺术。但从高杉晋作的日记知道，他当时因为眼见得清国的腐朽和败落，他已丝毫引不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了。相反的，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巨大的财富，却让他倍感惊叹，然而电影里，却让他对西方人的浅薄甚为反感。

▲《春江遗恨》（『狼火は上海に揚る』）海报

导演：稻垣浩 / 岳枫 / 胡心灵，编剧：八寻不二 / 陶秦  上映：1944，片长: 105分钟(中国大陆) / 92分钟(日本) / 65分钟(现存版本)

▲高杉晋作（1839~67）

政治家、军事家，长州藩尊王讨幕派领袖之一，奇兵队的创建人。幕府末期尊攘、倒幕运动的志士。1862年2月，幕府为前往上海进行贸易而派出“千岁丸”，高杉晋作同萨摩藩的五代友厚和佐贺藩的中牟仓之助一起随船前往。他在上海逗留的两个月里，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观察中国形势。

作为一个日本武士，1862年的高杉晋作最关心的是日本应如何避免中国式悲剧，而没想到与中国合作抵御西方入侵，但当由阪东妻三郎扮演的他出现在1944年的观众面前时，却不仅表现出对中国年轻女性的多情，而且处心积虑地想告诉太平军的将士，不要相信英法的谎言，只有日本才是他们真正的救星。在这种情况下，当李丽华扮演的玉瑛带高杉晋作到上海四处考察而让他看到孤苦无助的中国难民和居于要塞的英国炮台时，他也不再像当年在日记里表现得那样对上海的不洁深表厌恶对西方的强盛大为艳羡，而是“恰如其分”地，朝着1944年的上海观众做出同仇敌忾的表情，决心与太平将士一道驱逐腐朽的清廷及其西方走狗。但彼时的上海观众应该知道，太平天国起义在1862年时已大势已去，而1944年的日本侵略者也正日暮途穷，尽管两者在荧幕上看起来都像是赢家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