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那些选择留在南京的外国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中呀，”她在给一个纽约朋友的信中写道，“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战争，然而我们却让一小群大叫大嚷的狂徒把我们推入了战争。”她感悟到，人类本性中一种恶魔般的力量在起作用，促使人们似乎在眨眼间就沦落到暴力的深渊。

本文选摘自:《南京1937：血战危城》 作者: 何铭生

01

约翰·拉贝：“别吵！有三个人要死了！”

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1950），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著名。

西北方向距离机场两英里的南京古城墙内，约翰·拉贝（John Rabe）正在观看日本轰炸机的垂死挣扎。这位秃顶、胖乎乎的54岁德国商人站在花园中他亲手建造的宽敞的防空洞的入口处，里面他用来躲避空袭的地方。在整个秋季的几个月里，躲避空袭几乎已经成为首都人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了。如同身旁的其他旁观者一样，拉贝被空中打击行动的快速有效所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就在短短的20秒钟内，傲慢的轰炸机除了留下一些碎片和尸体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11月的这一天，防空洞里挤满了人——不仅有拉贝自己的中国佣人，而且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入口外面突然响起了欢呼声，人们立刻意识到日本轰炸机被打下来了，转眼间防空洞里的人都跑光了。拉贝自己从来没有因看到日本飞机被打下来而产生任何乐趣。有一次，在一个类似的场合，躲在他的防空洞内的人听到一架敌机被击中后栽了下来，便抑制不住兴奋，大声欢呼喝彩、手舞足蹈，而拉贝本人却一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悄悄地、自言自语地嘟哝道：“别吵！有三个人要死了！”

尊重人生命的价值，无论他属于冲突中的哪一方，这就是拉贝在危险越来越大时仍然选择留在南京的复杂动机中的一部分，尽管大多数其他外国人都选择了离开。即使拉贝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年，并且已经对中国的困境感同身受，但在他家门口所发生的战争的是非曲直似乎对他个人而言无甚关系。同情心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因素，在时间还来得及的关头，阻止了他去听从自己最自然的冲动而出逃。他在日记中写道：“空袭时，谁要是在防空洞里蹲上好几个小时，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他就能理解我的感受。”

02

明妮·魏特琳：“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中呀！”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1941），美国传教士。日军攻进南京时她担任院长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留下《魏特琳日记》，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

到11月中旬时，战争的威胁几乎已经把生活在南京的所有外国人都清空了。即便如此，拉贝也不是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外国人。在仍然逗留在首都的所剩无几的外籍人士中，有个人名叫明妮·魏特琳（Mirrie Vautrin），51岁，是个美国教师。11月11日，她坐在干净的、保存完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楼里面，此地离拉贝家的花园西面不到1英里。对发生在身边的大屠杀几近绝望的她，在一封信上倾吐了她的满腔激愤。

“当然，我们不能让一群在日本的军人如此卑鄙无耻的行径轻易得逞，就像他们在中国所实施的那样。”她在给一个纽约熟人的信中如此写道。此时，外面的街道上挤满了逃离家园的居民，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拖拉着他们的财物——人力车、独轮车、婴儿推车。她仍然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期待着外交手段能最后获得成功，并且能够避免在南京发生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那么多聪敏理智的人。军事力量肯定不能征服一切。”

魏特琳与拉贝一样注重实际，而且她曾经是个优等生。事实上，自从三十年前当她还是个青春少女时，她就一直出类拔萃，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州立师范大学（Illinois State Normal University）毕业典礼上代表93个毕业生向全校师生致告别辞。从她的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那熠熠闪光的学术背景和总体才智，这使她能够在处理日常实际问题时不拘一格，并且去思考中国正在遭受的不幸的意义，眼看着这片在她大部分成年时期内称为家的地方即将被不幸所吞噬掉。在她的深思熟虑中有一个执着的主题：战争是疯狂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中呀，”她在给一个纽约朋友的信中写道，“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战争，然而我们却让一小群大叫大嚷的狂徒把我们推入了战争。”她感悟到，人类本性中一种恶魔般的力量在起作用，促使人们似乎在眨眼间就沦落到暴力的深渊。“男人把自己组织成一个个国家，这是多么愚蠢啊，”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意思是真的要在男人两字下面画上线加以强调，因为他们是那么迫切地热衷于战争，肯定有什么东西在他们内心深处刺激着他们。”

她那关于战争是男人的事业的观点并非巧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中国妇女从所遭受的几千年的压迫中逐渐出头露面的最明显标志之一。这所在二十多年前创办的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为女性提供学士学位的教育机构，在几乎整个时期内，魏特琳一直在该校任教，甚至还短暂担任过校长。

现在，花费了毕生精力所建成的这一切都有可能付之东流。那年秋季学校里不再开课了，学校试图在其他地方的临时校园里注册新的学生。对于那些留在南京的师生来说，未来似乎是不确定的。只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给了魏特琳希望。“正义的力量必将战胜邪恶与黑暗的势力，”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个信念能给予我们前进的勇气。”

03

“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有‘义务’留在安全区外直面日军的轰炸”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击落损毁的中国飞机。

由拉贝和其他几个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费尽心血催生的南京安全区在12月的第一周开始成形，随之正式对外公开宣布，并相应成立了四个委员会，分别负责食物、住房、财务和卫生。一旦当地报纸详细报道了这个安全区的计划后，数以百计的惶恐不安的中国平民开始拥入安全区，他们确信日本占领南京只是时间问题。一家小报一再声称，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有“义务”留在安全区外直面日军的轰炸，但这种宣传几乎无人再去相信了。

安全区从一开始就面临重重难题，既有实际问题也有官僚机构产生的问题。数千袋原本是为安全区将来的居民准备的大米和面粉无人看管，结果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人都觉得应该是被军队偷掉的。还有更多潜在的问题不断涌现，因为国军开始在安全区内挖掘壕沟并铺设野战电话线，这样做自然会使安全区去承受日军攻击的风险。国军军官承诺他们会离开，但他们一拖再拖，使得安全区的组织者都失去了耐心。直到最后一个国军士兵离开之后，他们才能够绕安全区插上一圈旗子，将该区域标明为真正的非军事区。

04

南京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

一个穿制服的中国卫戍士兵落入了日本人手中。他的命运可怕得难以想象。

当日本人进入南京时，南京的气候对于当时的季节而言显得异常温和，几乎像10月一样。这对于成千上万在外面露宿的难民来说是难得的幸事。但是，好景不长。在南京被占领后不到一个星期，气温骤然下降，雪也开始下起来了。对于许多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现在生活在旷野中的人来说，生活变得越加困难。这就是成百上千，最终成千上万的人逃往安全区避难的原因。

即使安全区被日军士兵反复光顾寻找战利品并强奸妇女，它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人们普遍认为安全区，以及安全区委员会的管理工作，因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值得称赞。安全区“的确在战斗期间提供了一些保护……但安全区的主要作用一直在于自从南京被占领以来它所能够给予民众的保护措施”，安全区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W.普卢默•米尔斯写道。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后不久，安全区人口暴涨，激增到25万。他们中约有7万人被安置到预先安排好的25个不同营地，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不得不寻找一个可能的栖息之地。一个个小小的“棚户村”不久就出现在整个安全区的空地上。

很快，南京被非正式地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安全区之外的地区变成了一处幽灵般的“无人地带”，人口不超过1万。相比之下，安全区变成一个活动频繁永无停息的中心。曾经是一条宽阔大街的上海路，将安全区拦腰分为两半，现在成了以货换货和做买卖的集中点。随着新增加的数十个临时摊位和货架，以及茶馆和餐馆，这里看上去就像是农历新年期间的庙会——如此拥挤，以至于不可能坐在汽车里在此通行。

尽管安全区里居民的背景千差万别，但一种社区意识逐渐在这里出现，最后甚至还有了自己的非官方的自制“徽章”。安全区外的无秩序状态使得这种识别符号在战斗结束后的好几个月中都一直在起作用。几个星期后，安全区的一些居民试图迁回家园，但被日军士兵赶开了。与此同时，矛盾的是，到处张贴着的告示却在敦促南京居民尽快回家。

05

安全区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人们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认为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和死亡

日本人的宣传：农民在耕种田地后由日本士兵陪同回家。在现实中，秘密社团和组织在中国农村有悠久的历史，他们才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主要保护者。

作为25个难民营地之一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位于安全区的西南端，是个浓缩了安全区居民所承受的总体状况的微观世界。幸运的是，学院在秋季学期没有开放正规的课程，留下了空缺，使其教职员工能够为随战争临近而拥入的难民去做准备。难民人数增长迅速，远远超出了明妮•魏特琳和她的同事们的预期。

当日本人占领南京时，学院共有4000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人被允许进入，即使已经没有空间可提供给她们了，结果是她们不得不在野外露宿。到12月22日时，人口估计达到了1万。尽管曾经尝试在校园围墙内维持秩序，严格管理，但这种努力很快就被人数过多所挫败。魏特琳和她的同事们不再给新来的人分配房间，而只是让每个人都能进来，并敦促她们自己想方设法找块地方安顿下来。

最初，魏特琳她们已经制订了保持卫生的详尽计划，但最终由于大量难民的拥入，事实证明这个计划不够现实，难以实施。校园里灌木丛上全晾晒着洗好的衣物。1月的雪和雨把校园变成了一个大泥浆池，成千上万双脚把泥巴带进了楼房内，魏特琳不禁怀疑这些地方是否还可能被再次打扫干净。最后，总算使教职员工满意的是，校园的主要部分确保不会被当作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

尽管校园内污秽遍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1月似乎还很舒适，在内避难的居民们能到室外享受着温暖和阳光，楼房里充满着嗡嗡的说话声。这里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几乎就像是生活在20世纪初的正常时期内，人们在中国人认为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和死亡。到1月10日时，安全区管理人员记下了18个小生命的出生和10多个人的死亡，包括一个死于白喉病的8岁男孩。

总而言之，魏特琳认为，与其他难民营相比，她管理下的营地出现的问题相对较少，这主要归结于一个特别的原因：它只接纳女性。由传教士贝德士管理的难民营麻烦要多得多，对此她写道：“当你把鸦片烟鬼、赌徒和各种坏人都收进了营地后，你可以想象每天出现的问题是多么的困难。”

06

“唯一能挽救中国人免遭彻底消灭的原因，就是在南京还有少数外国人”

日军士兵站在城墙上举行仪式庆祝攻占光华门。注意看站在前面的军官为系头盔而打的复杂的结。

12月21日下午2点，一行14名外国人组成的一支队伍团结一致地前往日本大使馆。他们得到了总领事田中未雄的亲自接待，他同每个人握了手。外国人带来了一封信，上面有留在南京的所有22个外国人的签名。信中要求结束在城里的纵火和日本军队的违纪行为。写这封信的想法是在过去两天里由这些外国人酝酿成熟的，因为现在看来这座城市似乎正在被有组织地逐步焚毁。最后，刘易斯•斯迈思在早餐前坐下来写成了此信。田中读了这封请愿书，说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在这次拜访之后，纵火仍然持续了五个星期。

日本人对西方人还是有些尊重的，虽然并不普遍，而且也并不总是会有所区别。许多外国人试图在他们的家门外贴上他们国家的国旗来保护自己的住宅，但还是发现日本人会破门而入。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第一天里，日军士兵就把一辆有美国国旗标志的汽车给偷走了，当时车子的主人刚刚把车停在家门口，还上了锁。一辆外国车的车主要求偷车的日军士兵留下收据，结果得到这么一张收条：“我感谢你的礼物！日本陆军，佐藤。”魏特琳说，在某些情况下，当她出现时，士兵们就会停止抢劫。但有两次，他们对她毫不理会，仍然继续着他们的抢劫。

尽管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毫无疑问，外国人还是提供了少量保护，这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当日本人占据南京才几天时，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出现在拉贝家的房子外面，跪在地上磕头，乞求让她们进入他那已经挤满了人的花园。明妮•魏特琳守卫着她的中国女孩，就像“老母鸡守卫她的小鸡那样”，她从一个中国司机那里知道了她和其他外国人在中国人眼里的巨大作用。“唯一能挽救中国人免遭彻底消灭的原因，就是在南京还有少数外国人”，司机如此对她说道，同时拒绝了魏特琳给他的小费。

07

“你是千千万万人的活菩萨。”

令人恐怖的事实：一个日军士兵站在一堆刚刚被处决的人的尸体旁。南京城沦陷后，大部分城区都沦为杀戮场。

在日本军人如潮水般涌入南京城城门之后一个月，南京作为一个城市已经被彻底摧毁了，每天每晚仍然都有些地方被放火焚烧。到1938年1月中旬，根据一项估计，南京城一半以上都被焚毁了。主要的商业区已经不见踪影，围绕在孔庙周围的娱乐区也是如此。但即便这样，这座经受了炮火洗礼的城市仍然一点一点地在齐心协力，准备再次开始漫长的恢复旅程。魏特琳在考虑要开办一所工业技术学校，为妇女们提供四个月的课程，以便弥补因男人们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戮而造成的劳动力不足。

中国的农历春节是在1938年1月31日。整个亚洲都会庆祝这个节日，日本人也不例外。但这一天却是个“阴沉、泥泞”的日子，许多人担心，日本士兵会因饮酒过度而变得“太快乐”，从而会试图进入安全区寻找妇女，但他们被阻止了。天空中充满着成千上万的爆竹发出的声响。这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在那一天也寄托着其千年前就有的同样的目的——吓跑邪恶的妖魔鬼怪。生活在拉贝的难民营里的难民送了一幅很大的红色丝绸横幅给他。上面题了几个金色的中国字，他的中国朋友为他译成了英文：

You are theliving Buddha

For hundredthousand people.

（你是千千万万人的活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