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美帝”到“国耻日”: 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下）

作者: 刘燕军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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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由于各种敌对势力的存在，阶级斗争被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20 世纪50 年代末，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文革期间，更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这种局面才得以彻底改变。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阶级教育成为社会政治教育的中心，阶级意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不可避免地被涂上了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典型事件，南京大屠杀被收入了历史教科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是胡华在建国初期编写的中共党史教材，1950 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国革命史教材，出版后不断修订再版。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当时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都说得很仔细，保存了较为原始的材料”。

受教育部委托，由中国人民大学起草，经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山大学共同讨论，《中国通史-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在 1956 年第 1 期的《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布，以广泛征求意见。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为”日寇在占领地区的残暴屠杀和野蛮掠夺”的典型事例，是该大纲第三篇第三目的标题。

1961 年，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南京大屠杀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与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成为高等院校编写中国现代史教材的蓝本。20 世纪 70年代末 80 年代初，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历史系所编写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均有南京大屠杀的记述。

《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关于日寇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记叙

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延续了高等院校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不过语言更加精炼、简略。1957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4册中，这样记述了南京大屠杀：”12 月 13 日，南京陷入敌手。在南京，日本侵略军对和平居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奸淫，一个多月里，被害的和平居民不下30万人”。（注：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 4 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7 年第 1 版，1958 年第 2版第一次印刷，第 40 页。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武断地认为：”‘南京大屠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历史教科书上都没有出现”，还说什么”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中，根本就没有存在’南京大屠杀’的意识。

南京大屠杀的有关照片也在一些展览中出现。1965 年，时值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南京也广泛开展了多种文艺宣传活动。中国美协江苏分会、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了”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展览会”，展览会中除了”抗日战争各个时期我军民在毛主席伟大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进行全民抗战的实物、照片、版画和毛主席著作的各种版本等展品”之外，还有”许多揭露日本侵略军当年血洗南京的罪行的照片”。

1979 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恢复了文革时期停办的《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其中展出一幅南京大屠杀的照片，照片的说明文这样写道：”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在一个月内屠杀中国军民30多万人，造成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南京大惨案”。

但是，上述这些内容都是以国民党政权消极抗战、屈辱投降为前提的。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将”南京大溃败”作为该书所收集的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总标题。（ 教科书常常把南京大屠杀放置在”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的栏目下加以记述：”国民党政府虽然出兵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反对发动人民参加的抗日战争，反对共产党动员人民抗日，甚至企图利用抗日战争削弱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这是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在这种路线的指导下，国民党战场一开始就出现了节节败退的局面 。1937 年 11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接着，三路进攻南京。国民党军队 15 万人，不主动出击，一经包围，就仓皇退却”。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抗日战争作为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讲述的多是共产党的抗战。国民党政权是”腐朽堕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政府的抗战被贴上了”消极抵抗、卖国投降”的政治标签。南京大屠杀作为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事件，自然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以阶级分析眼光看，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证，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证明。

在《追记日寇南京大屠杀的血海深仇》一文中，《新华日报》记者这样写道：”采取消极抗战、屈辱投降、出卖祖国权益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南京将沦陷前，对人民实行天下的欺骗，口口声声说要与’南京共存亡’，可是蒋介石却背叛了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的神圣职责，携带金银珠宝、娇妻美妾逃之夭夭。与南京共存亡的不是这批卖国贼，而是南京市英勇不屈的人民和一部分真正抗日的中国士兵”。

南京下关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的变迁，生动地说明了阶级斗争意识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侵蚀。建于 1947 年的南京下关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1951 年被电厂工人砸毁重建，纪念碑文被大幅度地改写。将纪念的对象，又增加了两名在 1950 年 2 月28 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中牺牲的工人，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电厂 45 名工人的遇难，说成是”将匪帮和日寇迫害而死的”；将抗战初期南京沦陷时的国民政府，描写成”蒋匪帮的那些反动头子和他们的奴才走狗，早已逃到四川和香港，他们正在那里盘算向日寇卖国投降的阴谋”；将抗战胜利后厂方建碑纪念死难工人的行为，说成是”欺骗手段”、”假仁假义”、”让我们被迫害而死的弟兄们含冤受辱”、”要麻痹我们工人的阶级仇恨心和削弱我们工人的斗争意志”、”真是阴狠毒辣到了极点”等，改写后的碑文强化了阶级矛盾，大打淡化了民族矛盾。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全国上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还兴起了编写”新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的活动。阶级教育是运动的核心内容，忆苦思甜、访贫问苦、进行今昔对比是阶级教育中的常用方式。南京大屠杀也成为阶级教育的素材之一。上海的一位中学老师在介绍阶级教育的教学经验时说：”每当讲到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教材，我都突出讲述血迹斑斑的历史事实，引导学生去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讲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我就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列举出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城内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等惨绝人寰的罪恶事实，以加深学生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仇恨”。

不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遇难者遗属曾在厂矿企业、学校的忆苦思甜大会上讲述过自己及家庭的惨痛遭遇。很多学校，还让学生回去请爸爸谈童年、妈妈讲过去，”不少学生的爸爸妈妈都是旧社会的受苦人。父母和子女一道，不拘形式，絮絮而谈。因为是亲身经历，听的人又是自己的子女，一些细微的地方都能谈出来，给子女感受至深”。 然作为政治运动，阶级教育的核心是突出新社会的”甜”和和旧社会的”苦”，然而，正是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社会教育中，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得以延续。

“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了极致。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战斗的青春》被诬蔑成”大毒草”，其罪状之一就是”恣意污蔑抗日军民、大肆渲染战争恐怖”。一篇题为《人民战争的伟大旗帜是不可战胜的》批驳文章这样写道：”《战斗的青春》极力渲染战争的残酷、恐怖和苦难”，”是一幅阴暗的图画。这幅图画，是由日寇放的’火’、革命军队的’尸体’和人民群众的’哭声’组成的”。责难作者孙振别有用心，”其目的就是要渲染战争的残酷、恐怖和灾难，长敌人的志气，灭人民的威风，贩卖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正义战争的黑货”。

在这样的语境下，梅汝璈撰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卖国贼”。梅汝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就这些问题做检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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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在阶级斗争作为主旋律的政治格局下，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受到了扭曲。同时，它还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对日方针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日工作，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构想。1954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 1972 年 9 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于中日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国终止了战后以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中国媒体中批判日本的言论大大减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广泛、系统的揭露和批判。1975 年，日中友好旧军人协会访问南京时，接待人员总是回避谈及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不得已时才敷衍几句，最后总要补充道：”事情已经过去，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过，责任在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头子”。

但是，对于亲历过日本军国主义涂炭的普通民众而言，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亲人被杀、家园被烧毁、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切肤之痛。幸存者姜根福原姓徐，大屠杀期间，他的母亲被日本兵枪杀，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亲被抓走，他后来被姜姓人家收养。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姜根福作为南京市工农讲师团的一员，经常到学校、机关演讲。对于中日友好，姜根福一开始并不认同。又一次，领导让他给来访的日本人作报告，他不肯。党委书记找他谈心，他依然不肯去，姜根福说：”我见到日本人就气。我恨他们”。党委书记最后以”共产党人要听党的话”要求他，他这才放下个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一位妇女在广播里听到日本总理大臣到中国访问的消息时，立刻昏倒在地，她的丈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本兵杀害。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后代从未忘记这段惨案，正是他们的口耳相传和诉说，是的这段历史记忆不断延续下去。

建国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尽管数量不多，同时被打上时代的政治烙印，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典型事例，相关的记述还是给人们流下了强烈的印象。另一方面，对于很多经历过那场战争苦难的民众来说，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述很容易激起他们心理上的共鸣。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在人们的记忆中不断传递，即使在文革的非常时期也没有中断。

2006 年，南京收藏家薛冰在旧书市场上觅得一本 20 世纪 50 年代的南京市民日记本，日记的主人叫杨丹。日记除了杨丹的学习笔记外，其他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日记收录的 10 张剪报以图画为主，都是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其中既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漫画，又有描绘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反抗侵略者的油画，还有当年教育人们牢记历史的招贴画。除了剪报，还有多达 48 页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稿”南京屠城材料”和”旧仇新恨”，分别记录了杨丹在 50 年代初收集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其中共收录了包括李秀英在内的101 条有关南京大屠杀证人的经历。根据日记记载，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杨丹从当时的报道中摘录下来的。但是，杨丹并非简单地摘录，而是将摘录的资料，按照”对日寇的抗争”、”日寇屠杀证词”、”掩埋队的证词”等门类整理好。

1968 年 11 月，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翻阅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后，对他 1937 年 12 月的日记重新作了补充：”1937 年 12 月 13日，日本兽军谷寿夫所率领的六师团从中华门攻入南京城内，从那时起六礼拜以内，兽军残杀、奸淫，无所不为，据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说，六星期中南京被屠杀的在 20 万人以上。详见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22（辑）p16-36.1968 年 11 月桢记”。 抗战期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率领师生西迁内地，流离转徙，饱尝艰辛，对于日军的暴行有深切体会。正是这种战争体验，促使他对梅汝璈的文章特别关注，进行重新补记日记。

竺可桢(1890.3.7-1974.2.7)，字藕舫，浙江省绍东关镇人

对于日本民众而言，在东京审判以前，由于日本当局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多数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专案审理，使日本民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其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述作为战史回忆或中国访问记的一部分，开始在出版物中出现。同时，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暴行的典型事例，南京大屠杀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于 1967 年出版了专著《近代战史之谜》，其中近一半篇幅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述，其后，他又出版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决定本）》等一系列著作。

1971 年，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来到中国，访问了南京、平顶山等当年遭受日军暴行的重灾区。本多是战后第一个对中国受害者调查采访的日本人，回国后撰写了长篇报道《中国之旅》，在《朝日新闻》连载。文章客观、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给日本国民以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不久《中国之旅》集结出版，并多次再版，从而使南京大屠杀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

同时，随着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潮开始蔓延。20 世纪 60年代，林房雄推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全面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1972年，铃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攻击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等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铃木明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1973 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并多次再版被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奉为圭臬。70 年代中期，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日趋激烈，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更多关注。

当时，中国还处于不正常时期，中日两国虽然恢复了邦交，但在各个方面仍处于不能自由交流的蔽塞状态。对于日本国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战，普通的中国国民还无法了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的论战信息被介绍进来，学术界也对此作出了反应。1979 年，国内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高兴祖在《南京大学史学论丛》第2辑上，发表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斥铃木所谓”南京大屠杀等于虚幻”的谬论》。同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于 1962 年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被重新修订后内部出版，书名改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该书第八章以”驳斥’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谬论”为题，对铃木明的论点、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1982 年 6 月，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还对日本侵略朝鲜和东南亚的史实进行了篡改。

教科书部分内容画面

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中国政府认为，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会使”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忘掉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历史，把他们再次引上军国主义老路”。 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本政府交涉的同时，在舆论宣传中发表了大量批驳日本篡改侵华历史问题及其观点的文章。

其间，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中心。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制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在全国放映。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史料展览》，有关部门举办了多场座谈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纷纷控诉日军暴行。

受教科书事件的刺激，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日本侵华罪证的收集工作。1982 年 10月，中国文化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保护日本侵华罪行遗址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小平同志讲过，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一定要批评，二是他们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就到处搞日本侵略之碑。这对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孙后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要组织有关单位，收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其间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对群众进行教育”。 同年年底，南京市开始了建国以后的首次文物普查，日军当年进行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是普查工作的重点，位于江东门的”万人坑”遗址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的思想教育，”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也反对侵略战争”、”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分开”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和平友好”的日本形象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人民原先对日本的恶感。而教科书事件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不肯认罪的日本”这一严峻的现实。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各行各业的人纷纷向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写信上访，呼吁政府”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建馆、立碑、编史，以纪念死者，教育后人，”把这血写的不容篡改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民间呼吁，对于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通过教科书事件，中国政府意识到对青少年进行重温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邓小平后来对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说：好多年来，我们为了讲友好，没有重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耻教育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得抗日战争史上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禁区被打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新被提起，国民党的抗战功绩逐步被肯定，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受到了积极的评价，这些都为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和研究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3 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关的领导机构，市长张耀华亲自挂帅，积极推进。1985 年 8 月 15 日，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在日军当年集体屠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上，陆续建立了十几处纪念碑。作为社会记忆的设施，纪念馆和纪念碑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予以保存、展示和传承，人们在这里悼念和凭吊遇难者，寄托哀思。

建馆之初，纪念馆更多的被定位为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不主动邀请或安排外国人参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和平教育”、”对外和平交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纪念馆的建立为契机，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收集与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84 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动下，首次组织、大规模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与见证人进行了普查，在短短数月内，共查出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 1756 人。其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集》、《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等大屠杀资料和专著相继出版。

与此同时，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技术更加全面和具体。1986 年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收录了两幅南京大屠杀图片。 在以中学生为教育对象的《南京乡土史》中，南京大屠杀作为专门的一章记述。（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文艺和影视作品也开始出现。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呈显出越来越鲜活的迹象。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教科书事件对日本社会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日本政府在处理教科书问题上的态度，遭到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抵抗，认为这是对中国等邻国”干涉内政”的屈服，从而加剧了 1983 年至 1984 年南京大屠杀”虚构派”运动的发展。 1984 年，以洞富雄、藤原彰为首的日本进步学者，成立了”南京事件研究调查会”，广泛收集证据和资料，1984 和 1987 年先后到南京实地调查，陆续出版了多部著作，与”虚构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反过来，日本国内的论战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民众，使得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向更深层次延伸。

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它总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战时，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象征，战后审判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但又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其丰富鲜活的历史内涵被渐渐遗忘，抽象化、空洞化、概念化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与现实政治的纠葛并没有减弱。由于日本社会不断有人否定侵略历史，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障碍之一，南京大屠杀在其间居于重要地位，成为中国民众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毫无疑问，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和关注，其内涵也大大丰富。但是，如何借鉴以往的经验，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要还原真实的大屠杀历史，不但需要学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有力配合，这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