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明党对日美安保体制作用分析 ——以20世纪60年代驻日美军基地总调查为例

【内容提要】 日美两国在1960年签署了新的安全保障条约，针对1970年到期的讨论，自民党坚持自动延长，社共两党则要求立即废除，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处于对立状态。此时公明党提出了“中道主义”的理念，主张阶段性解除条约，并于1968年展开了全国美军基地总调查，以及于1969年展开了冲绳美军基地总调查。公明党公开的调查报告包括美军基地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基地周边居民的意识调查两个方面，使得美军基地问题获得国民关注并唤起舆论、有力地对政府施压促使美国返还和调整基地、充分地证明了冲绳美军基地中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存在。此时期的公明党对日美安保体制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特点，即公明党的政策仍然受到创价学会理念的影响、其“中道主义”理念开创了新局面以及其“现场主义”的政治实践精神得以确立。

来源: 日本研究集林     作者: 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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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明党是当前日本的第三大政党，也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执政党之一。公明党成立于1964年11月，其前身是公明政治联盟，而公明政治联盟的原点是下属于佛教团体创价学会的文化部。1999年1月，公明党接受自民党的邀请，成为联合政权的一员，除了2009年9月到2012年12月的民主党政权期间外，日本至今一直维持较为稳定的自公联合执政模式。这期间，公明党的角色和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身份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发挥的作用从边缘转向中心，其影响范围也涉及到内政与外交的各个方面，从而日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研究公明党在日本的内政外交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一方面要溯源至其母体创价学会的形成时期，依照历史逻辑，按照孕育阶段、正式立党阶段、发展阶段以及成为执政党阶段的脉络进行梳理，并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了解其理念形成和演变的内容，探究其深层的影响因素，再讨论其如何作用于党的实践过程，从而对日本政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公明党也需要将公明党分为执政前后两个阶段来看。因为不同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其所在的立场、拥有的权限、对政策的诉求等皆有所不同，其理念和活动方式必然要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在日本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也会相应地变化。

在我国目前对公明党的先行研究中，多是聚焦于公明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所起到的作用，亦或是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政教关系，较少有对公明党在日本对美关系上的理念及发挥的作用进行探究。而在日本对外关系中，日美关系始终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日美安保体制确立以来，相关议题一直都是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议题之一。本文试图以公明党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驻日美军基地总调查为案例进行分析，从微观的角度对公明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对日美安保体制的理念与实践进行梳理，探讨其所发挥的作用及内在因素，进而为国内的公明党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便于更系统和深入地讨论公明党在日本的对外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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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结束。美国根据《波茨坦公告》任命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开始进行全面的民主化改革，日本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进入50年代后，日本基本上度过了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关键时期。1951年9月8日，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标志着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正式建立。1952年2月28日，日美两国又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规定了驻日美军的地位及特权。1960年1月19日，岸信介与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签订了《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日美新安保条约》（后文简称安保条约），新条约继承了旧条约中规定的美军常驻日本、日本必须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的内容。在该条约签署前后，围绕条约的签署与生效，引发了日本国内战后以来最大的政坛混乱以及社会动荡。1960年5月19日，岸信介内阁为了通过该条约，调动警察殴打和驱赶在野党议员，由清一色的自民党议员举行众议院“全体会议”，最终通过该项条约。目前，新条约已经签署60年，并将得以延续。回望这一历史过程，条约的签署、执行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纠集了政界、社会等各方的利益诉求，反复经历多方的博弈，尤其是条约执行中屡屡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对日美安保体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对日美安保体制造成的影响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方面，保守的自民党与革新的社会党处于长期对立状态，反映在外交方面就是保守派支持亲美、反共路线，在野党主张放弃安保条约和接近中苏。比如在整个60年代，日本的在野党为了反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不断地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是围绕驻日美军基地的问题。早在50年代，日本人民就进行了多次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代表性案例有1953年的“内滩基地斗争”和1955年的“砂川基地斗争”。1959年冲绳县石川市发生了美军坠机事故，造成儿童及居民等200多人死亡，加之美军基地周边地区恶性犯罪频发，由此催生了群众的反抗。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国民的民主意识觉醒，又由于美军基地的问题根源来自于安保条约，且其具有让日本重新卷入战争的风险，日本人民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又逐步演化成为反对安保条约的运动。1960年前后，日本国内掀起了战后最大规模的斗争——反安保条约群众运动。

《日美安保条约》就是在这样的国内环境下签署的。条约的最后规定了“本条约在日本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就维持日本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令人满意的规定的安排已经生效以前一直有效”“在本条约生效十年以后，缔约国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把它想要废除本条约的意图通知另一方，在那种情况下，本条约在上述通知发出以后一年即告失效。”当条约生效已经成为无法更改的事实时，十年后条约的走向成为了反安保条约一方新的着眼点。1970年到来前，这一问题成为了日本政治的焦点，各党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也全力以赴地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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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公明党作为独立的政党刚刚起步，但是凭借此前创价学会时期的积累，这时的公明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1965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席位从改选前的14议席升至20议席，巩固了参议院第三党的位置。1967年1月的总选举中，公明党推荐32人，当选25人。此次选举中，自民党获得277议席，社会党获得140议席，民社党获得30议席，共产党5席，另有9个无所属议席，公明党与民社党共有55个议席，成为介于两党中间的中道势力。由此，公明党历史上首次进入众议院，第一次直接参与到日本国家层面的政治运作中。在同年4月的统一地方选举中，公明党合计1873人当选，比改选前的1309人增加了43%。如此一来，公明党在地方议会中也巩固了第三党的地位。

公明党结党大会。图片来源：Hitachi

60年代在国际上正处于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与此相对，在日本国内，自民党和社会党也处于“保革对立”的状态，两党间政治对决正酣。安保条约十几年来一直是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对“1970年问题”的处理，即1970年6月23日以后，日美两国任一方如果通告废除，那之后一年条约即失效。面对安保条约再讨论期的到来，怎样应对成为政党的重要课题。对此，自民党长期坚持自动续约的立场、共产党和社会党则站在“反美亲共”的意识形态立场，主张立即废除，两个阵营展开激烈的交锋。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公明党提出了“中道主义”的理念，致力于在中央以及地方成为“第三党”，走中间道路。公明党认为，为了避免国民舆论的分裂，仍应站在中间道路的立场，采取“第三选择”从而阶段性地解除条约。1966年7月，公明党在第三回党临时大会上，首次表明了安保条约阶段性解除的意见。公明党认为立即解除条约是不可能的，需要着眼于严峻的现实，只顾理想论并非负责的政党，根据宪法而放弃军备的日本当下无法保障绝对不会被他者所侵略，故此，不能立马放弃日美安保条约，对此问题，当务之急应是基于现实来综合国民的共识。但由于当时的表述较为暧昧，致使自民党误认为公明党是在支持条约。

本来这个“1970年问题”对于公明党来说，没有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大的意义，而为公明党所重视主要是由于1967年5月3日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在学会第30回本部总会上的讲话，“在1970年，围绕安保条约修订，可以预见到保守势力和革新势力会爆发激烈的冲突。在东京都知事选举中，社共联合的革新势力获得了胜利……那么围绕安保问题，无论是保守派胜利还是革新派胜利，只要我们一千万人如钢铁般团结，就会赢得最终的胜利……在此般保守和革新势力激烈冲突的风暴中，国民大众更期待打着中道主义旗帜、毅然前进的第三势力出现”。由此，可以说公明党明确了其基本路线，学会会长池田面对70年代的保守和革新对决即“1970年问题”提出了第三条道路。

1968年4月11日，公明党在第六回党大会上承认了三项议案：《由中道主义实现世界和平之路》《安全保障构想》和《日美安保体制阶段性解除的对策》，简单来说就是否定安保体制、立即将其形式化，并在70年代争取实现解除安保条约。公明党书记长矢野解释道：“公明党反对意味着长期固定化的自动延长，阶段性解除的时间截点是1970年的6月23日。”其中，《日美安保体制阶段性解除的对策》提出了几条具体的目标：1.撤去驻日美军基地；2.严格实施事前协议条款；3.拒绝增强防卫义务；4.废弃MSA协定；5.联合国军地位等相关协定失效；6.要求冲绳返还。并指出，在向这些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来实现安保体制的形式化，从而相当于阶段性解除条约。

相较于自民党的“自动延长”和社共两党的“即时废除”而言，阶段性废除的观点是一种突破和改变，受到了国民舆论的支持。根据《读卖新闻》做的舆论调查（1968年4月22日）显示，自民党的自动延长支持率为8%，民社党的有事驻留论为15%，共产党的立即毁约论13%，社会党的立即废除论9%，公明党的阶段性解除论支持率为33%，其他意见是1%，不知道的为18%，没有回答的为3%，可以看出国民对公明党的阶段性解除政策寄予了一定的支持和期待。

然而，这些目标未必能一举完成，第一个目标“撤去驻日美军基地”这一课题就摆在了公明党的眼前。基地问题是安保体制中的核心问题，各党对基地问题的态度与对安保条约的态度相当，自民党是确保基地、维持现状，社会党和共产党则要求撤去，对此，公明党认为应从闲置的基地着手，阶段性地撤去、缩小基地。

如果要撤去基地，就必须要对所有的驻日美军基地进行总调查，那么，首先要将有可能对都市近郊国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用于防卫日本以外目的使用、运进核武器及其他有可能给国家造成危险的基地先行撤去、要求返还。之后，再撤去通信设施，最后再撤去常驻基地。由于公明党一直将“现场主义”，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其政治参与手段的特色，特别是国会议员、地方议员非常重视“总调查”、“实况调查”。在提出阶段性解除条约对策后，公明党毅然决定展开大规模的基地总调查，以此来掌握驻日美军基地的实际情况，为日后阶段性解除条约做好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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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正值越南战争时期，美军的动作较为频繁。1月，美国的世界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Enterprise）在佐世保靠港，3月美国陆军野战医院迁移到东京都北区王子军营，5月美国核潜艇剑鱼（Swordfish）在佐世保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6月美军板付基地所属的军机在九州大学的箱崎校区坠落。同时，越南战争不断激化，位于多摩郡的横田基地成为空中运输的枢纽，B52轰炸机往来频繁，造成了噪音问题，频发的基地问题引起了人们对基地公害问题的重视，引起了相关地域居民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返还基地”。而要解决此般基地问题，就会上升为较大的政治问题。

公明党展开的美军基地总调查，也是顺应了时势的需求。根据1951年签订的安保条约，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保护，日本提供3万公顷土地作为军事基地，并有4.7万美国驻军。但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对驻日美军基地的情况从未被公开发表过，只有防卫设施厅持有基地的资料，即基地的名称、所在地及占地面积。公明党的驻日美军基地总调查的主要领导是党外交委员长黑柳明（后为公明党冲绳基地特别委员长、基地对策特别委员长）。据他描述，当时政府和防卫设施厅认为“向美军出借基地是基于安保条约”，表现出的态度似乎是“完全不会介入基地问题、即便割让日本国土也无所谓……并不想要了解基地的实际情况，也觉得没有必要了解”。

1968年4月18日，公明党成立了“基地问题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的正式活动从7月9日开始，之后利用两个月的准备时间进行调查项目的讨论和动员，总调查从9月1日起在全国各地展开。此次调查的人员包括议员、党职员、党员总计两千多人参加。调查范围北起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沙纳布岬，南到日本最南端的美军基地冲永良部岛冲上基地，经统计，除去硫磺岛通信所、南鸟岛通信所等三处外，全国共有145所美军基地。从10月30日起，委员会开始进行以基地周边约2万人的居民为对象的意识调查，公明党的舆论调查具有较多的支持者，并在11月18日全部完成。需要注意的是，在1972年归还本土的冲绳美军基地没有在调查范围之内。

调查完成后，公明党分别在12月5日和12月24日公开发布总调查的结果：即第一部《驻日美军基地的实况调查》和第二部《基地周边居民的意识调查》。第一部的实况调查内容为391页的B5纸，内容较为丰富。根据实况调查，实际使用的基地数量仅为36.1%，比如说像高尔夫球场这种目的外使用情况达到了38.7%，美军基地总占地3亿6124万4000平方米，将一部分缩小以及可能全面返还的情况加起来综合考量，可能返还的基地有2亿3079万4000平方米，实际上是占到了三分之二即63.9%。

调查报告指出，在所有基地中，大分县日出生台十文字原演习场占地约5348万4000平方米，是没有使用的基地中面积最大的，在美军接收之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北海道的千岁军营辅助设施占地约600万平方米，而仅有36座通信铁塔；跨东京和崎玉县的朝霞军营有395万平方米，其中高尔夫球场就占据了300万平方米；东京都的一美军住宅地区占地181万4000平方米，有美军住宅1284万户，平均每户占地1412平方米，同基地中，甚至还配备了高尔夫练习场、网球场和夜间照明的棒球场。从报告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战后23年的时间里，政府和执政党自民党对美军基地基本上没有实行严格的监管，或者说处于放任不管的状态，致使美军基地闲置、占地浪费的情况非常普遍。

公明党的调查报告中对全部的145个基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包括所在地、土地或建筑物、美军或日本的劳务人员、至今的基地历程、使用状况、基地有无公害、居民和当地自治体的想法以及返还后的利用规划，并提出了三条要点：1.希望返还板付机场、佐世保海军设施等91所基地；2.有51所基地产生公害；3.对当前城市规划产生影响的基地达到36所。

经过公明党的总调查以及调查报告的公开，日本全国的驻日美军基地全貌也初次呈现在公众面前，基地问题获得了日本国民的关注，这唤起了全国规模的舆论，并成为了要求驻日美军基地返还、缩小、整理、统合的巨大突破口。公明党的此次行动引起了社会上较大的反响，为日美安保条约的论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与此同时，公明党也在国会上对政府施压。12月16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防卫厅长官在答辩中表明会在近期召开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就基地返还问题开展最高规格的对话协商。12月23日，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召开，美国第一次针对50所美军基地表明态度：1.全面、部分返还；2.与自卫队共同使用；3.通过搬迁来整理和缩小列表。最终，美军对其兑现。

1970年，在约定的条约再讨论期到来前夕，公明党进行了驻日美军基地的“再次总调查”，这次主要是对基地的使用状况、当地自治体和居民期待的返还后旧址利用计划等进行调查并汇总。同年4月28日，公明党发表了题为《驻日美军基地再次总调查》的报告。此次调查中发现，被返还的美军基地面积实有95%以上继续供自卫队使用。而这样的话，相较于返还基地之前，也并没有将本属于国民的公共利益返还给当地的居民。公明党认为基地利用的原则应是利于国民生活，为了实现基地返还，公明党基于当地居民的意愿，就包括已返还基地在内的全部基地在返还后旧址利用的问题，对政府的基地政策提出了明确的议案。进而，公明党又列举出“目前可以返还但仍然没有返还”的“未使用”的5所基地、“几乎没有使用”的4所基地、“只部分使用”的4所基地、“可考虑部分缩小”的23所基地，并列出了具体的基地名称。

可以说，在60年代，日本保革两派对待安保条约的态度也犹如东西方阵营的对立，并展开激烈的交锋。按照池田大作的倡议和领导，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开创的中间道路对于1964年刚刚成立的公明党来说，或许不失为参与政治的绝佳途径。由此，以1968年公明党正式提出《日美安保体制阶段性解除的对策》为契机，公明党在下半年毅然进行了全国性的驻日美军总调查，并将调查结果称为“基地账本”，之后汇总成报告发表。调查报告在唤起国民舆论的同时，也以此为依据，在国会上对政府施压，促使美军反还和调整了部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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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明党进行的驻日美军基地总调查大体可以分为1968年的全国调查和1969年的冲绳调查两大部分。由于公明党在1968年的美军基地总调查中，没有将冲绳包括在内，而1970年条约的再讨论期即将临近，在国会内外，关于安保、防卫争论和冲绳返还问题的讨论已经达到高峰，返还时基地的存在方式成为了政府、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争论的焦点，尤其是是否去核问题引发了国会激烈的震荡。1969年7月下旬开始，公明党历时约三个月，对冲绳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总调查。

当时，冲绳在美国的施政权下，从日本本土渡海过去需要持有美国政府发行的护照，没有许可也是不可能进入基地的，条件较为不便。由此，公明党成立了冲绳基地问题特别委员会，组织冲绳的公明党议员24人和党员66人合计90人参与冲绳美军基地的调查。

1969年11月8日，公明党将调查结果公布，公开发表报告《冲绳美军基地实况调查》。报告指出，位于冲绳的美军基地有148所，并对其所在地、美军人数、日本人从业人数、使用情况等作了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问题上，此前世人对其的了解基本停留在传言层面，从未得到确认，通过此次调查，其所在地和配置数量也都得以明确，即报告指出了读谷、恩纳等村的马斯B (MaceB)核导弹基地4所，知念村、那霸市等核弹头搭载导弹奈基（Nike）基地3所、霍克（Hawk）对空导弹基地5所，以及知花弹药库的毒气、核储存情况以及边野古陆军弹药库的萨布洛克（Subroc）核鱼雷储存情况，并附加了照片以及美军的文件以作佐证。公明党还指出，美军人数为53000人，较以往认知的48000人多出5000人，产生电磁干扰等公害的基地有32所、存在弹药爆炸和放射能污染等风险的基地有50所以及未被使用的基地等可以全面返还的基地57所，可以部分返还的基地有43所。在此前，美军发表的关于冲绳美军基地的官方信息只说有117所基地，其名字和驻屯军人数量全都不明确。

在之后的冲绳返还问题中，“去核、基地的缩小和拆除”成为了核心问题。1971年11月，在审议冲绳返还协定的众议院本会议上，公明党对缺陷较多的协定提出反对，迫使自民党做出最大的让步，最终基于公明党的提案，会议完成了《关于无核武器及缩小冲绳美军基地的决议案》，最后将“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纳入返还协定的附加决议中。首相佐藤荣作言明要严格遵守。自此次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后，“无核三原则”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上升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并将其用于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全境。

公明党始终认为作为国家方针的“无核三原则”的实现是公明党史上光辉的业绩。在当时冲绳的施政权未归还于日本的情况下，冲绳作为美军基地最密集的地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极为神秘的。可以说，公明党对冲绳美军基地的总调查是战后第一次公开了冲绳美军基地的实况，更为重要的是证实了美军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存在。在对驻日美军基地尤其是冲绳美军基地争论不断的历史时期，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进而为之后日美首脑会谈中对基地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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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公明党在1968年提出《日美安保体制阶段性解除的对策》，并将阶段性解除的时间截点定在1970年的6月23日，虽然后来公明党书记长矢野将解除条约的期限又推迟到了1979年末，但最终这一构想也未能实现，1960年两国签署的《日美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仍然在自动延长。

尽管如此，得益于公明党进行的全国美军基地总调查并公开调查报告，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全国的驻日美军基地资料初次向世人公开。其在特定时期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第一，这使得基地问题获得了更多日本国民的关注，从而唤起了全国规模的舆论，并成为了要求驻日美军基地返还和调整的巨大突破口；第二，以资料为依据，公明党在国会上有力地对政府施压，促使美方在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上表态，最终实现部分基地的返还和调整；第三，具备充分的证据证明冲绳美军基地中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存在，从而推动“无核三原则”在众议院上通过，并将其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以延续。从这一案例中，也能分析出公明党进行政治活动的一些特点。

首先，公明党在组织上已经与创价学会分离，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不过其政策仍然受到创价学会理念的影响。到了60年代末期，公明党在参众两院和地方议会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席位，可以说确立了“第三大党”的位置，在国家政策制定层面虽然不能与两大党相提并论，但已经初步具备自主性和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也不能忽视此刻创价学会的理念对公明党的影响。在1967年池田大作发表关于“1970年问题”的讲话后，公明党遂于1968年提出了阶段性解除的对策。或许可以联想到，1972年是创价学会第七钟开始的一年，赋予了广宣流布达成期的意义，因此1972年对创价学会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尽管在此前的1970年1月发生了“妨碍出版自由事件”，迫使创价学会与公明党实行“政教分离”，并导致了1972年公明党的败选。但是站在1970年之前的立场，走“中间道路”对公明党来说正是扩大党势的机会，这其中蕴含了池田大作的政治智慧。

其次，“中道主义”理念的提出为公明党参与政治开创了新局面，为公明党自身发展提供了突破口。在日本保革对立激烈的60年代，相较于对立两派的主张，公明党的理念更加柔和。公明党认为，在当时的政界，一方是自民党被看成是财界和大企业的代言人，一方面是社会党被认为是劳动组合中心之党，而将平民和大众利益放在第一的政党还不存在。同时，自社两党终日沉迷于代理战争似的意识形态对决和政治斗争中，对于国民的生活和国民的切身问题置之不顾。此时，日本政界正是需要公明党将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走第三条道路的时候。那么在日美安全保障政策上，公明党认为其作为现实政策，非黑即白未必为最合适的选择，由此提出了阶段性解除的对策。针对公明党此做法，也有部分日本学者将公明党的“中道主义”称为“现实主义”。

最后，公明党开启的以进行实地调查为途径的“现场主义”政治实践精神得以确立。以1968年的“在日美军基地总调查”为开端，公明党将“现场主义”作为其政治活动的特色，为中央和地方政治开拓和导入了“现场出发”的政治手段，并在此后的诸多领域得到了践行。正如公明党党章所指出的，“追求确立草根民主主义、提高居民福利”“代表群众发言、代表群众战斗、为群众而牺牲”，与自民党自上而下的政治决策体制不同，公明党更关注普通民众的要求，秉持草根民主主义，实行自下而上的决策体制。公明党的总调查活动，以在日美军基地总调查为开端，以都道府县或者是市町村为单位，扩展到了各个领域，包括税制、公害、海洋污染、物价、民间木造租赁公寓、学校供餐、护理、青年雇佣等等。

对于公明党的对美关系政策来说，公明党于60年代进行的驻日美军基地总调查是较为突出和典型的一次实践活动。可以将其限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来说明公明党在日美安保体制中发挥的作用。然而，随着国际形势和日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日美关系中日本的角色也并非一成不变。同时，日本公明党也完成了从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身份转换。对公明党的研究，仍然要追溯历史，着眼现实，以求更深入地讨论公明党在日本的对外关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