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知识精英的美国观探究

作者: 王晓德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打上“现代性”明显烙印的美国生活方式在欧洲传播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潮，引发了欧洲知识精英中的左右翼人士的深刻忧虑，他们大声疾呼抵制这种威胁欧洲文明存在与发展的机器文明，以维护欧洲高雅生活方式的继续。他们对美国文明及其传播的批评话语，很大程度上是在想象中构架起了两种文明对立的观念，客观上对欧洲人了解一个真实的美国不仅无益，而且还会起着一种误导的作用，加剧了欧洲人对美国的偏见。这些欧洲知识精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美国文化的发难，这既是传统的对欧洲之外文明的刻板之见，更是他们彰显欧洲文明优越的主要途径。这种思维定势形成了欧洲上层社会的一个很难改变的传统，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美国观中充分体现出来，旨在通过对美国社会各种现象的批评来凸现出欧洲文化的“博大精深”。欧美学者在撰写的欧洲反美主义著述中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现象在欧洲具有文化根源，他们举出了大量的事实给予说明，不过时间段多为在二战之后。他们的研究对认识欧洲的反美主义实质具有启迪效应，但很少有专文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欧洲文人的美国观，更缺乏在“反现代性”这个大框架内来对之加以释读。国内研究欧洲反美主义的文章很多，但多是对现状的分析，几乎没有历史学家的声音，对从文化上揭示这一现象的论著更是付诸阙如，自然谈不上有探讨二三十年代欧洲文人美国观的论文了。欧洲文人对美国文化特性的描述往往与实际的美国现状相距甚远，只是把美国作为一个想象中的“符号”来表达他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自豪或忧虑抑或其他考虑。因此，美国“作为一个屏幕映照出欧洲人的想象和担忧；它提供了欧洲人能够给自己定位所依照的过去和未来的想象力；它代表一个他者，但又不完全是一个他者，对比之下，欧洲人能够试图确定他们自己特殊的身份，详尽阐述他们的普遍性主张”。其实，这些欧洲知识精英勾画出美国的负面形象固然受到欧洲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对美国否定的影响，但主要在于担心美国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威胁了欧洲文化的典雅高尚，试图通过夸大其词的恐怖描述在欧洲人的脑海中构架起自觉抵制美国文化传播的意识，阻止美国现代大众消费生活方式在欧洲国家境内的泛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否定并不在于是否与实际状况相符，而是把美国作为“邪恶”的衬托，由此凸显出欧洲文化的优越。他们树立起与欧洲对立的美国“他者”形象，说到底还是维护本地区文化不受到美国“庸俗粗鲁”之文化的“污染”。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化的威胁已不再是欧洲左右翼知识精英脑海中的遥远想象了，而是伴随着欧洲国家向现代大众消费社会转变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欧洲知识精英要让他们眼中的高雅文化永远保持在神圣的殿堂之内，为少数具有教养的高贵者所享有，而美国却让文化进入了大众中间。因此，他们必须对毁灭欧洲传统生活方式的美国文化大张挞伐，这种讨伐归根结底还是在一种起源于美国的新文明的强劲冲击之下竭力维护欧洲文明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客观上讲，对这些欧洲知识精英来说，这种维护本地区文化不受到外来文化的“侵犯”几乎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不管是否能够见效，总的来说还是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对立的他者”是他们阐释美国的基本出发点，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从文化上认识这一时期欧洲反美主义的表现及其影响。

一、“反现代性”与欧洲知识精英美国观的形成

“现代性”是学术界非常流行的一个术语，对其概念的界定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现代性与“传统”的对立却是学者们的共识。伦敦经济和政治学学院社会学讲师阿兰·斯温格伍德认为，马克斯·韦伯是比较准确地首次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的社会学家，到了19世纪末，“现代性”便在社会学、哲学、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领域广泛使用。这一术语的历史起源尚无定论，但却代表着一种创新的文化，一种在批判思想、经验知识和人文主义名义下向传统和宗教仪式发出挑战的理性精神。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克里尚·库马尔强调，现代性只是包含理性、政治和社会的观念，在历史上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技术和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性意指“与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革命性的决裂”。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了“现代性”。其实，“现代性”这一术语的出现与19世纪末叶美国形成的现代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这种生活方式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得到了飞快发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国内就非常成熟了。很多学者把20世纪20年代作为美国新生活方式达到登峰造极的标志，将之视为美国现代生活的发端。按照他们的解释，“美国生活方式”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代表了一种为其他国家所效仿的“模式”。不管是赞扬也好，还是批评也罢，美国生活方式不仅把所谓的“现代性”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的确在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乔治·桑塔亚纳在一篇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的论文中写道：“美国生活方式首先本身是革命性的，它仍然竭力要把人类所有更古老的传统抛掷一边，因为它们是毫无用处的寄生物和障碍物。然而。美国生活方式本身成为一种传统：它已经形成了将把自己强加给人性的精神，以自己的形象重塑所有人的灵魂。”桑塔亚纳在这里以对美国社会持激烈批评的态度用轻轻的几笔勾勒出了美国生活方式对这个社会产生的全方位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美国现代大众消费生活方式几乎成为“现代性”的代名词。

美国的消费文化

欧洲是现代消费主义产生的源头，最早形成了消费社会。按照研究消费文化的美国知名专家彼得·斯特恩斯的观点，消费主义诞生于西欧，美国只是作为一个模仿者出现，尽管这个国家在消费标准的某些方面领世界之先。从理论上讲，欧洲应该率先进入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然而却远远落在了在很多欧洲知识精英眼中几乎没有历史的美国之后。消费文化起源于欧洲，但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美国把消费主义观所导致的消费行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消费主义不再局限于富有的“有闲”社会阶层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价值取向，而逐渐成为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时尚观念，也成为不断刺激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消费主义在欧洲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在普通民众中形成一种全民消费的热情，这固然与生产物品的不丰富有很大的关系，但根源却能在欧洲文化中找到。欧洲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久远，“历久”而不善于“弥新”。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态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主掌文化权力资源的精英们在任何创新问题上更是显得顽固守旧。这种传统文化的包袱成为欧洲国家大踏步迈入现代消费社会的主要障碍。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埃德加·莫勒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版的一本书中描写了欧洲这种状况。欧洲的“工业发展仍然受到造成工业萧条的封建习俗和民族传统的阻碍。古老的审美、道义、行会和劳工传统一直阻碍着技术的进步，大众生产与普遍的个人主义和阶级划分背道而驰”。这些传统的习俗对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构成了非常现实的主要障碍”。莫勒是个美国人，在欧洲当过驻外记者多年，以敏锐的观察力而享誉新闻界，曾获得过美国新闻界的普利策奖。他出版这本题目为《这个美国的世界》之书时，正是现代大众消费主义风靡美国，还以难以阻挡之势向美国境外蔓延，欧洲知识精英已经感到了这种全新生活方式的威胁。对他们来说，这种威胁不在于消费文化本身，而是在于这种文化被标准化和普遍化，若任其泛滥，他们享受的文化特权将会不复存在，丧失殆尽。

消费文化在美国体现出了与在欧洲完全不同的含义，当欧洲知识精英眼中的文化对大众来说已不再是“深不可测”之时，文化在社会上便具有了“泛化”的可能性，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占据着社会主体的普通百姓之家，成为主导他们行为选择的无形诱力。美国的消费文化便具有这种大众性的倾向，大众对商品的消费已不是简单地满足维持身体运转之需要，而是表现出了文化上的嗜好，具有了文化内涵。因此，在美国，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几乎是包含了相同内容的不同词汇，与欧洲的高雅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区别，美国大众文化外化出相对于传统而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自古皆有，但像美国把这种文化形态发展到了对人们生活发生如此大的影响之地步，恐怕为史无前例。美国社会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打上了“大众”的烙印，据德国历史学家福尔克·伯格哈恩的描述，在这一时期，大众文化“几乎相当于大众政治、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不仅正在美国扩散，而且——至少到20年代——也正在‘席卷’欧洲”。绝大多数欧洲知识精英极不情愿地放弃从文化资源中获得的特权，他们竭力倡导欧洲的传统价值观说实在主要是出于维持这个群体利益的考虑，然而进入20世纪的欧洲毕竟不是世外桃源，此时，全球越来越密切地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以“现代性”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股难以阻挡的大潮，从外部蜂拥而入欧洲，与欧洲内部大众对现代消费生活的追求结合在一起，对精英们维护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夹击之势。美国现代大众消费生活方式是现代消费社会的产物，很大程度上适合了美国境外的消费者对“现代性”生活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欧洲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因此，美国现代大众生活方式对欧洲国家的冲击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势头越来越猛。

欧洲的雅文化

美国现代大众消费生活方式在欧洲的迅速传播对欧洲人来说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在不同阶层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积极应对和消极抵制交织在一起，赞扬和抱怨之声不绝于耳。然而，这种传播决不是歌舞升平地进行，而是伴随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激烈冲突，欧洲知识精英在无法回避的“现代性”上试图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样就必然带来对美国的抨击。德国社会学家彼得·瓦格纳试图从“现代性”的角度揭示美国与欧洲根深蒂固之冲突的原因。他认为，美国“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成为欧洲对现代性做出反应的对象”。对那些担心受美国“现代性”冲击的欧洲人来说，欧洲与美国不存在着和平的共处，而只有“文明的冲突”。结果，在欧洲人的脑海中，“美国模式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政治的优越转变成为全球道德哲学的衰落，也就是说瓦解了基于道义和传统之上的生活方式”。因此，瓦格纳不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视为在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史上的一个“事件”。美国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性的到来”。瓦格纳是研究“现代性”的专家，出版了多本相关论著。在他的笔下，代表“现代性”的美国与固守传统的欧洲形成了尖锐对立，这正是二三十年代欧洲很多知识精英对美国的认识。事实也正是如此，面对着这种动摇欧洲传统生活方式基础的现代性大潮，绝大多数欧洲知识精英不会熟视无睹，那怕是知其不可为也必须为之。他们义无反顾地拿起了笔，对这种代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发出了讨伐。这样，这一时期欧洲精英的美国观便打上了深深的“反现代性“的烙印。

王晓德教授著作

二、反现代性话语与美国威胁论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学家让·博德里亚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经历了美国现代生活方式在欧洲传播的高潮过程，他在书名为《美国》的著作中对把“现代性”发挥到极端的美国生活方式给予了酣畅淋漓的批评。在他看来，美国和欧洲的冲突与其说是和睦，不如说是扭曲，一种无法弥合的裂缝。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的不是裂缝，而是现代性的完全分歧”。他认为美国人“生而就是现代的”，美国人“不是变成现代的”。欧洲人却“从来没有变成现代的”。博德里亚意思很明确，现代性的美国与到处洋溢着田园般风光的古典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正是历史发展造就的各自国家或地区的特性。因此。美国“是现代性的原版，而我们（欧洲）却是复制版或副版”。博德里亚把无任何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的美国与“现代性”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因此，“现代性”也就意味着欧洲人眼中的“文化”尚处于未开化的状态，以此标准来衡量，在美国这个经济繁荣昌盛的国家，却“没有任何文化，无任何文化话语。没有任何牧师，没有任何委任状，没有任何晋升。这里也没有整个法国沉迷于文化遗产崇拜的悲壮的文化凄凉感，更没有我们在情感上对文化的祈祷”。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题目为“永远的荒漠”，这个“荒漠”自然是指美国文化而言。博德里亚大概并不否认这个无文化的美国在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之下对欧洲以及世界文明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对现代性的批评必然会得出了美国这个国家“没有希望”的结论。博德里亚很多看法主要来自对二三十年代受美国“现代性”生活方式影响的欧洲之观察。美国学者塞思·阿姆斯在谈到三十年代法国反现代性时把博德里亚作为“具有相同倾向的后一代法国知识分子”，以表明博德里亚的反现代性观点受到这一时期欧洲知识精英抵制体现现代性的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把从“现代性”这个角度对美国文化提出质疑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博德里亚的观点自然反映了二三十年代欧洲知识精英对现代性美国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一种很普遍的倾向。

在当时很多欧洲保守知识精英的眼中，代表现代社会发展的美国生活方式外延性很强，伴随着美国经济向外急剧扩张在欧洲迅速蔓延，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体现典雅悠闲的欧洲古老文明的发展方向。因此，他们从“反现代性”的角度对美国提出批评或谴责，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保证他们能够从中享有很多特权的文化免遭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知识精英对美国的批评很大程度上还是体现了对一种难以阻挡之趋势的预测，当然他们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性，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美国现代性的文化正在从大洋彼岸蜂拥而来，登陆欧洲。正是在这种观察的基础上，他们对美国的批评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的依据。他们可以说是确定了20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反美主义基调，把抵制“现代性”的美国大众文化作为他们批评美国的主要目的。德国学者杰西卡·吉诺-黑希特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反美主义就已经是欧洲保守精英的忧虑，他们对“美国的批评集中在体现美国事物的现代性上。然而，在20世纪，整个几代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人把美国描绘为人类巨大灾难的场所，代表人物从欧内斯特·荣格和马丁·海德格尔到赫伯特·马尔库塞和伊曼努尔·托德。换言之，反美主义起源于19世纪，但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一种惯常的习性”。欧洲有着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其缘起于何时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吉诺-黑希特博士强调了一战之后欧洲知识精英的反美主义变成了一种常态，显然与这一时期美国生活方式肆虐欧洲有很大的关系，而二三十年代正是他们对美国所谓机器文明的批评达到了高峰。美国一位学者在2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了英国精英对“现代性”的抵制。据他观察，在英国，“每个敏感的人都竭尽全力反对所谓‘进步’的力量，这些力量是隐蔽的，机械的和灾难性的，只会最终让文明毁灭；在先知们、贵族先知、无产阶级先知、宗教先知、哲学先知、人道主义先知、经济先知和艺术家先知的大声呼吁下，整个欧洲以维护人类精神的名义生气勃勃地抵制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暴力推进”。作者谈到的“这些力量”显然是源于美国文明的向外延伸。因此，二三十年代欧洲许多知识精英对美国的激烈批评，恰恰是面对着美国生活方式对欧洲文明进程构成的威胁，只要这种威胁存在，他们大概就不会袖手旁观，而是要借助着手中的笔，通常在描述这种威胁时有意将之放大化，旨在给民众提供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试图把这种威胁牢牢地植入他们的脑海之中，以唤起他们对美国文化传播的自觉抵制。因此，他们的描述带有很大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见得与实际状况相符，但却把固存于欧洲文化中的反美主义倾向推向了高潮阶段。

反美主义

在二三十年代期间，很多欧洲学者著书撰文，对美国生活方式传播带来的威胁大加挞伐。英国学者科利尔1922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美国主义：一种世界的威胁》，科利尔书中所谓的“美国主义”也就是指在美国境内形成的一套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的价值观念，他没有给“美国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在同欧洲文化特性的比较中还是凸显出美国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特征，如“美国主义的首要特征是把人类生活标准化”，这种标准化形成于美国有着长期的历史根源，是美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科利尔这里不是赞扬美国发展的独特性，而是在与欧洲的对比中，通过阐述美国历史的发展来表明美国生活中知识和精神的贫困，美国“没有任何诗人、艺术家或哲学家能够和愿意向以金钱为成功标准提出挑战。没有一个美国人被告知完成有价值之事”。沉迷于物质享受中的普通美国人“不再能够欣赏文化价值观”。“有文化”的欧洲阶层不愿意移居美国，而无文化的移民却来自欧洲劳动阶层的精英。他们对“国内明显的阶层差别极为不满，甘愿冒险跨洋越海，目的是改善他们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自然而然地钟情于金钱，而反对文化，这种偏好将变得痴迷，难以自拔”。这本书只有163页，从民主制、自由、法治、劳工、教育、宗教、精英、外国人和世界霸权等方面分别论述了美国主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作者看来，美国主义不仅与所谓的“普鲁士主义”大相径庭，而且与其他现代社会的主义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美国主义与其他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它不只是局限于美国境内，而是有很强的外延性，因此，人类生活的“标准化”是美国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因为美国的标准“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地方普通有教养之人达到的水平”。由此可见，“美国主义具有倾向或趋势把自己强加给旧世界，强加给中南美洲或强加给新大陆的殖民地”。科利尔在最后一章中提出了“如何抵制美国主义的肆虐”，呼吁抵制美国主义是英国人的责任，一是“在国内最大限度地抵制在美国得到充分发展的所有压迫和剥削形式”；二是“竭尽全力挫败美国大资本家的各种计划，即把整个世界变成他们奴役的对象，状况类似于他们把那些紧紧地束缚在他们自己国家的那些人”。科利尔这本书反映了欧洲左翼知识精英的观点，显然是站在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立场上来批评美国生活方式在欧洲的传播，在向往财富平等的社会底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美国文化在欧洲传播批评之声最为激烈的莫过于法国知识精英（主要指其中的左右翼人士）了。法国文人在文化上有一种优越的自豪感，法兰西文化被他们视为世界上最为优秀，体现在语言、诗歌、艺术、绘画以及建筑等方面，充满着古典的浪漫主义情调。在历史上很长时期，欧洲乃至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艺术家的确从法兰西文化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和激情，他们把巴黎视为世界的文化之都。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法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的领导者，他们是这盏明灯的天才”。法兰西文化在历史上的这种地位大大加强了法国知识精英面对其他国家文化时一种本能的傲慢感，他们很难容忍法兰西文化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受到挑战，更不能眼看着法兰西文化的发展受到外来文化的威胁。法国知识精英在这方面非常敏感，他们对本国文化的讴歌往往是伴随着对其他国家文化的贬低，这种倾向已成为法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因此，法国知识精英阶层的反美主义是根深蒂固的，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更为强烈而持久，欧洲任何时候出现反美主义的高潮皆为法国知识精英充当“领头羊”，在二三十年代自然也不是例外了。卢西恩·罗米耶是二三十年代法国激进的反美主义者，他在法国媒体打拼多年，以保守天主教的新闻记者而著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让许多法国保守文人拍手叫好的文章。对于美国大众文化在欧洲的广为传播，罗米耶不会保持沉默，必然会借助手中犀利之笔对美国文化“入侵”欧洲给予抨击。1927年，罗米耶用法文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欧洲或美国，谁将是主人？》，这本书一问世即刻在欧洲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翌年被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罗米耶首先提出了“大众文明”（mass civilization）这个概念，认为这是对古老等级文明的一种反动，从他的描述中，“大众文明”几乎就等于“现代性”。因此，这种文明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类所有习惯表面上的一致性，将导致传统的毁灭”。罗米耶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对欧洲文明和美洲文明进行比较，把代表现代性的美国文化对欧洲的威胁大白于天下，宣称“过于物质主义的文明对古老的文明是残忍的，要受到诅咒，会断子绝孙的”。他大声疾呼要用欧洲人先辈通常提倡的“人文主义”来“抵制物质主义的入侵”。罗米耶这本书无一个注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示了追求物质主义的美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构成的巨大威胁。阿姆斯认为罗米耶“比保守的反现代主义更加强调对美国的道德讨伐”，他把美国构成的真正危险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非精神化；美国的悲剧是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逻辑非常巧妙地适合了美国对传教布道的强烈嗜好，把美国变成了某种反文明，变成了让价值观反其道而行之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人简化成了只为国家和商业发挥功能”。罗米耶等法国知识精英大声疾呼抵制体现“现代性”的美国文化，与其说是美国文化表现出了“庸俗低劣”的本质，还不如说是在贬抑美国文化中凸显了法兰西文化的博大精深。

卢西恩·罗米耶：《欧洲或美国，谁将是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似乎有主宰战后世界格局的趋向，威尔逊总统踌躇满志，想借着这场大战给美国带来的强大军事和经济力量，大踏步地迈向欧洲国际竞技场，在战后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威尔逊的这种做法很难得到那些对欧洲文明具有优越感的精英人士的认同，他们把美国主宰世界事务视为欧洲文明遭到毁灭的开始，对日耳曼文化情有独钟的德国文人在这方面反应更为强烈。德国历史学家爱德华·迈尔在1919年8月巴黎和约签署之后写道：“威尔逊不仅毁灭了德国人苦苦追求的理想，而且在屈从于法国野蛮报复心理和英国冰冷心肠的自尊自大中成为欧洲文化的掘墓人。威尔逊比任何其他人都促成了降临在白种人头上的野蛮日趋上升的时代到来，在这个时代中，欧洲人创建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迈尔这里谴责了法英两国追随美国是自掘坟墓，其实他对威尔逊的批评在法国亦不乏赞成之人。1927年，德国学者阿道夫·哈尔菲尔德出版了一本书，题目为《美国和美国主义》（Amerika und der Amerikanismus），作者在书中描述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对欧洲文明构成的威胁，尤其是威胁了德国的经济独立和文化认同。在哈尔菲尔德的笔下，宣称之原则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与一个“不大思考的国家”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个国家的精神集中体现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身上，他被打上了级别最高的伪君子和骗子的烙印。他认为，在美国，一切都屈从于“放纵的商业理想主义”；盲目的“效率”弥漫全国，自然导致文化下降到堕落的层面。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人人“衣着相同的西装，穿着相同的皮鞋，颜色相同，戴着相同的项链。他们都阅读相同的杂志，他们都是悲哀一致性的相同产物，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一致性被不受任何限制的机器和宣传所神圣化”。哈尔菲尔德这本书出版后影响非常大，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之一，他本人由此被誉为敢向美国文明叫板的英雄。法国与德国一直在争夺欧洲的领导权，这种矛盾到了二三十年代更为突出，德国文人谴责美国文明的威胁时连法国也捎带在内，而法国人批评美国的威胁时也没有忘记把德国扯了进来。法国将军皮埃尔·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在三十年代曾大声呼吁，对法国来说，美国人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危险。这种危险“非常不同于德国代表的危险以及俄国最终对我们构成的危险，体现在经济和道德领域”。因此，当纳粹德国对法国民主政权构成了巨大威胁时，在法国文人中反对借助美国力量来遏制德国不乏其人，原因在于美国物质主义文明对法国的威胁更大，这种观点在法国右翼人士中比较流行。

在这一时期，对欧洲激进的左翼人士和右翼的保守文人来说，他们在意识形态的取向上可能持完全对立的看法，然而却从“反现代性”上来构架“美国威胁论”找到了共同点。他们对“美国威胁”的描述角度是不尽一致的，但无不向欧洲人展示了古老典雅的欧洲文化受到来自大洋彼岸以体现“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威胁。美国的威胁也就是“现代性”的威胁，批评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也就是对“现代性”的抨击，旨在防止欧洲走上美国机器文明主导一切的发展道路。他们可谓是用心良苦，不见得能够消除他们眼中的“美国威胁”，但却会对欧洲人形成这一时期对美国的看法产生很大的影响。

王晓德教授著作

三．对“机器文明”或“物质主义文明”的讨伐

在很多欧洲知识精英的眼中，美国的“机器文明”主要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的“合理化”和“标准化”的生产管理方式，把美国式的“竞争资本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致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市场完全挂起了钩，这种管理方式无疑会带来了效率和利润，奠定了“物质主义文明”的基础，但却把“人”变成了“机器”，一方面抹杀了“人性”，用“一致性”代替了人在生产过程中“多样性”的发挥；另一方面用所谓科学计算出的单位时间内劳动者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率大大加重了他们的工作强度，让他们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机械性地重复着单一的动作。因此，“合理化”和“标准化”的管理方式属于“美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机器文明”的核心所在。对欧洲人来说，“合理化运动、泰勒制和福特制皆体现了美国化的变体”。“泰勒制”和“福特制”出现在20世纪初期，在一战爆发之前就已经风靡美国工商企业界了，但欧洲国家的企业或公司却很少受到这种新的管理方式的影响，只有不多的企业实验性地采用，取得很大效益，然却很难为欧洲绝大多数企业所青睐。这种与大机器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在欧洲难以传播开来固然存在很多因素，但与欧洲文化发生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欧洲一些知识精英们在20世纪最初十年著书撰文，从改变欧洲文化发展方向上对美国机器文明“入侵”欧洲大张挞伐，这种抵制成为“泰勒制”和“福特制”在欧洲企业中难以大规模推广开的主要障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着来自国际市场上更为激烈的竞争，欧洲一些国家企业几乎没有选择，实际上多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采取美国的科学管理方法的，直接导致了欧洲“美国化”进程的加快。这也是很多欧洲知识精英拿起笔来批评这种缺乏人性的管理制度之原因。

《摩登时代》中的美国标准化工厂

这一时期竭力维护欧洲文明多样性的欧洲文人对美国社会呈现出的“标准化”或“一致性”大张挞伐，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他们把这种“标准化”或“一致性”归结为机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所致，扼杀了人的多样性选择。在对美国物质主义文明或机器文明的讨伐上，法国学者乔治·迪阿梅尔独树一帜。迪阿梅尔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于20年代末受邀在美国进行了六周的学术访问，回国后于1930出版了一本书，法文书名为《未来生活的场面》（Scenes de la vie future），翌年被翻译成英语出版时加了个主标题——《美国的威胁》。这本书是作者亲自观察美国社会时所做的详细记录。迪阿梅尔在书中描述了美国社会在机器的操纵之下人们变成“幸福”动物的场景。在这种大环境中，美国人尽管在口头上把“自由和个人主义”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实际上却成为屈从于消费社会支配的“奴隶”。迪阿梅尔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工业化的奢侈”，这种奢侈是由“冷漠无情的机器提供给这些人，他们的灵魂似乎正在消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面孔”。这样，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娱乐形式无非只是满足了人们的身体需求，他们很难从中获得激发起审美情趣的灵感。迪阿梅尔从这个角度对美国人的娱乐形式给予抨击，电影被他诅咒为“为奴隶提供消遣，为文盲提供娱乐，使那些被工作和焦虑搞得麻木不仁的穷鬼们有了放松的机会”。电影的场面“并不包含着任何思想的延续，提不出任何问题，焕发不起任何深邃的情感，在心灵深处燃烧不起任何光亮，激发不起任何的希望”。当迪阿梅尔看到无数的汽车飞奔在美国四通八达的公路上时，他意识到汽车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同时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幽静的田园风光将不复存在，人们再也不可能有逃离喧嚣闹市的地方。用迪阿梅尔的话来说，汽车“没有征服空间：汽车掠夺了空间，毁灭了空间”，人们不再能够找到“任何偏僻之地或任何安静之所或任何逃避之地了”。凡此种种皆是所谓“机器文明”带来的严重后果。

迪阿梅尔这次美国之行访问了诸如纽约和芝加哥等超大城市，机器文明在城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处呈现出了一片繁华的景象，把“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迪阿梅尔眼中，这些城市却毫无生气可言，在喧嚣的热闹声中变得死气沉沉，呆板划一。大城市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把现代生活方式发挥到了极致，迪阿梅尔对大城市的激烈批评，显然是不愿意这种生活方式对欧洲的传统构成了威胁。在他看来，欧洲人享有的“最大奢侈是安静、新鲜的空气、美妙的音乐、身心的自由和愉悦生活的习惯”。这些“奢侈”不仅无法存在于美国大城市喧嚣不宁的生活之中，而且还会随着这种生活方式在欧洲的传播最终消失，这又是“机器文明”的罪恶。对迪阿梅尔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这种结果简直是有点“是可忍而孰不可忍”的味道了。因此，在迪阿梅尔的笔下，美国生活方式被描绘为物质主义的、绥靖的和庸俗的，机器确定了美国人的生活节奏，生活的目的就是生产和利润。这种以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有的文明，迪阿梅尔把这种文明比作昆虫的世界，要是这种与昆虫无异的生活方式在世界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何谈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美国的生活方式比共产党政权或法西斯政权更为邪恶，因为这两种政治体制已为人们所认识，纯粹是“错误的”，不可能被长期容忍，而美国则是“伪装”的文明，隐蔽性更强。正因为如此，迪阿梅尔必然会得出了美国生活方式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更大的结论。其实，迪阿梅尔对未来人类社会场景的描述完全是虚拟出来的，带有浓厚的主观臆想色彩，但却提供了一幅毛骨悚然的“美国威胁”图景，让欧洲的读者感到不寒而栗。这正是迪阿梅尔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这本书出版时正值美国大众文化“肆虐”欧洲之际，对欧洲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无异为“雪中送炭”，特别是作者提供的未来公民生活的场面完全扼杀了人性中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高贵典雅的浪漫主义的享受将消失在由机器控制的毫无生气的“标准化”生活之中。这种令他们胆战心惊的图景尽管未必能够成真，但也绝非妄言，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大致吻合，更加剧了他们对美国生活方式在欧洲传播的恐惧。这正是这本书出版后能够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

在二三十年代，就欧洲一些知识精英而言，美国的机器文明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欧洲文明存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他们把两者划入了物质主义文明的范畴。意大利学者小路易吉·巴尔齐尼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努力追赶美国的工业、技术和科学进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俄国人赞扬和模仿美国，梦想把他们自己国家重构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他们无可否认地只是接受了这种模式的物质主义最后结果，即工业力量、金融集中和物质财富，而忽视了美国力量的真正根源。这种对美国可悲的血腥歪曲目前正威胁着我们的文明生活以及这个世界人性的真正存在”。实际上，美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两种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日起就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欧洲知识精英却认为这两个国家在对欧洲文明的威胁上毫无区别可言，构成了人类社会“邪恶”的两极。德国有一批右翼学者，他们把美国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同起来，威胁着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斯宾格勒1931年出版了《人与技术》的专著，这本书1932年被翻译为英文，1933年他出版了《决定时刻》，很快也被翻译成英文。斯宾格勒在《人与技术》中详尽地阐述了技术力量对人类文明的威胁，他称之为“机器文化”，在他看来，世界的“机械化已经进入了非常危险的过度紧张阶段。地球的面貌，连同地球上的植物、动物和人都发生了改变。在几十年之内，一望无际的森林将消失不见，变成了新闻纸，气候由此发生变化，危及了整个人口的土地经济。无数的动物种类将灭绝，或像野牛一样几近灭绝。整个人种差不多濒临灭绝点，北美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就是例子”。

斯宾格勒：《决定时刻》

斯宾格勒对技术文明的批判在当时的确是标新立异，目标自然对准了技术飞速发展的美国与苏联，为其随后把美国与俄国在本质上联系在一起埋下了伏笔。斯宾格勒在《决定时刻》一书中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美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美国和俄国两个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都源于物质主义，“生活毫无例外地靠着经济方面被组织起来”。两国政府无一考虑人的精神方面或他们的高尚品质，他们已经自暴自弃了，丝毫没有理解机械化的进程。斯宾格勒不否认美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制度上的不同，但他发现两种制度在影响上极为类似。在两个社会中，人无一在任何富有意义的意识上是自由的。两种政体都是作为专横而有效运行的大众社会，把毫无生气的标准化强加给了生活，促进了营销和生产的同类标准化。斯宾格勒没有明确地谈到美国与俄国这两种生活方式对欧洲文明的威胁究竟有多大，但显然已经将这种威胁体现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从西方衰落的这个角度表达出了这种观点。受斯宾格勒思想的影响，海德格尔对美国物质主义文明的批评可谓是更加尖锐，在他看来，美国是他所处时代危机的象征，也是所有时代最深刻的危机。美国“体现了人最大的异化，人对真实的最严重丧失，最大程度地远离了存在。美国由此体现了精神再度复兴的最大障碍。如果任何类型的复兴将要出现的话，美国就必须被制服和摧毁”。在对欧洲文明的威胁上，海德格尔尽管把美国主义与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同起来，但他实际上认为美国主义威胁更大，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是美国主义的变种”，马克思主义还可以进行“对话”，原因在于它对一般历史理念具有敏感性，而美国主义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美国没有真正的历史意识。海德格尔是个典型的日耳曼民族至上主义者，他对美国在世界大战中向德国宣战始终耿耿于怀，把美国说成是摧毁欧洲文明的“恶魔”有为德国洗刷战争责任之意，但却明显地打上了那个时代欧洲知识精英把美国视为威胁的烙印。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知识精英对这种代表美国式资本主义“机器文明”的批评与抨击可谓俯拾皆是。他们对美国把“人”变成“机器”的文明批评只是反映出了欧洲文人的传统美国观在新时期的再现，既阻止不了欧洲国家迈向现代大众消费社会，更是难以遏制住美国“机器文明”在欧洲的蔓延，但却在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加突出了美国在欧洲民众脑海中的负面形象，构成了这一时期欧洲反美主义的一个主要内容。

王晓德教授著作

四、对美国文明扭曲失真的观察

在这一时期欧洲知识精英关于美国的话语中，从头到脚彻底地否定美国文明毕竟只是少数左右翼文人所为，他们通过犀利刻薄的文笔把美国现代生活方式对欧洲文化存在的挑战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观察加想象中向读者展示了美国对未来人类社会构成巨大威胁的可怖图景。他们的描述虽然会在对美国抱有成见而又不愿意客观地了解美国的欧洲人中间广有市场，但毕竟还是与美国的实际状况相距甚远，很大程度上不会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很多欧洲知识精英实际上对美国抱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他们羡慕美国物质生活的极度丰富，对美国的强大也不是完全持一味否定的态度，言语中不时地流露出以美国为榜样之意，让欧洲能够迅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法国学者朱尔斯·于雷特20世纪之初前往美国考察，回来后出版了关于美国的著述。在他看来，欧洲文明的“存在不仅与亚洲和非洲的野蛮冲突，而且与美国文明对立。美国是一坛用尚不未人所知的水果酿造而成的新酒，营养丰富。这种酒在决定其属于何种等级前已装进瓶子中数年。如果现在喝这种酒，味道一定是又酸又苦”。于雷特这番话显然没有全盘否定了美国文明，只是说其并不适应欧洲人的“口味”。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20年代去美国考察，回国后写了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其中一段话谈到了他在美国的亲身体验：“我们拥有你们缺少的某些东西；我们钦佩你们的力量，但我们不嫉妒你们。你们文明和进步的工具、你们的大城市和你们的完善组织只能使我们留恋古老而闲适的东西，有时你们的生活看起来几乎不值得效仿，更不用说你们的未来了。”赫伊津哈并没有对美国文明进行过多的谴责，但深深扎根于欧洲文明的意识决定了他不愿意看到欧洲文化受到美国文化的“侵蚀”或被取而代之。很多欧洲知识精英人士无法掩饰对能够迅速走向强大的美国之钦佩，但美国的强大却对欧洲文明存在和发展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赞扬的话语最终必然淹没在滚滚而来的批评之中了。

归根结底，这些对美国抱有成见的欧洲知识精英从小受到本国文化的熏陶，属于本民族文化培养出来的佼佼者，在利用文化资源上享有很多有形或无形的特权，他们的生活欲望决不是单凭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所能满足的，他们有着超出物质生活之外的更高追求，而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恰恰就会导致这种“更高追求”消失在了物质享受的洪流之中，让人变成了物质主义的“奴隶”，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失去了精神上的高雅品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在根本上是难以调和的。英国社会批评家和哲学家罗素宣称，这个时代伟大的任务便是人类抵制工业文明的斗争。罗素所谓的“工业文明”显然是指源于美国的机器文明。这样，只有保持欧洲文化传统的本质不变，他们才有可能享受到悠闲宁静的典雅生活，体验到精神愉悦带来的生活乐趣，而这种乐趣决非金钱所能换来的。因此，对很多欧洲文人而言，美国弘扬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固然可以划入“文明”之列，但最终会让其他已存在的古老文明在向“美国性”的认同中消失掉其固有的特性。这样他们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批评必然包含着对欧洲文化传统的眷恋和赞美，情绪化的语言势必导致以欧洲文化为镜子来观察已经在国际社会崛起的美国。很多欧洲知识精英是用两面失真的镜子来映照美国的，一面是“凸面镜”，另一面是“凹面镜”。两面镜子折射出的美国形象大大扭曲了现实中的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安德烈·马尔科夫兹等人在谈到这一时期德国反美主义时指出，德国的观察家把美国的社会文化现代化说成是让人感到恐怖的梦魇，同时又是文化衰落的体现。他们对“现代性、资本主义、民主、个人主义和普世观”根深蒂固的担忧大大加强了“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虚假扭曲的美国观，致使到了世纪之交，越来越使这种观念成为讲德语的世界与大众意识形态敌对的内容。当抱怨美国时，误解和扭曲由此日益在某面破碎的凸面镜中显示出来”。这就是这两面镜子映照的结果，不能把一个真实的美国反映出来。

扭曲的美国

其实，欧洲一些知识精英们对美国现代社会的扭曲，目的是要凸显出欧洲文化的优越。这样，在欧洲文人关于美国的话语中，美国的作用就在于成为“欧洲的反面世界，一个补充西方文明的大陆，一块投射来自于欧洲形成比较的所有形象与隐喻的屏幕”。这种比较能更加激发起他们对欧洲文化传统的坚决维护。这种认识几乎是欧洲知识精英看待美国社会时一种老生常谈的观点，长盛不衰，美国有形力量越强大，这种看法似乎在欧洲知识精英中越有市场。显而易见，这种现象无非表明他们是想表达这样一种隐藏很深的情绪，即“你”腰缠万贯，但却没有文化底蕴，文化是用金钱难以买到的。“我”钱比“你”少，但却在文化上富有，钱可以挣到，然而文化的形成却是要经过很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在这种比较中，孰优孰劣，自然是一目了然。当然，没有一个诋毁美国文明的欧洲学者明确阐述过这种观点，但却将之体现在他们相关论著的字里行间，会给读者在这方面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很多欧洲知识精英对他们称之为的“美国主义”的批评多是在与欧洲人的观念进行着比较，只有两相比较，才能凸显出各自的基本特性，也才能使批评更具有针对性。从这些精英人士撰写的论著来看，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在想象中给美国文明画像的，参照系大概就是他们身在其中的欧洲文明了。在欧洲文明这面镜子的映照下，他们把道听途说的美国社会之负面特性无限放大，两种文明的对立在这种想象中体现得无以复加，这种对立似乎还不是表现为彼消此长，而是一种水火难容的关系。德国学者阿道夫·哈尔费尔德在1927年出版的论著中把美国描述为由“机器人”构成的社会，相比之下，欧洲是由“活生生的人”构成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欧洲社会的精神“根植于普遍的习俗，让音乐讲话，把石头变成富有意义的形象，使生活变得千姿多彩”。哈尔费尔德的寥寥数笔，画龙点睛地勾画出了两种文明在本质上存在的区别。法国著名人士夏尔·波马雷1931年宣称，美国“对欧洲的征服已在推进，其入侵的小前哨站已经逼近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旧大陆所有国家的大门。不出几年，欧洲会混乱不堪，将变成文明受到奴役的大陆”。波马雷的这番话显然有些危言耸听，但却反映了欧洲一些知识精英对美国文明的一种恐怖认识。这种文明在欧洲的传播自然会使哈尔费尔德笔下的欧洲高雅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甚或不复存在。

在欧洲文人中，把美国社会描述为乌七八糟者不乏其人，他们并没有亲临美国考察访问，而是在想象中虚拟出了美国社会的可怖图景，让欧洲人在对比中以身处欧洲文明之中而感到幸运和自豪，自觉地抵制美国生活方式在欧洲的传播。法国学者罗贝尔·阿龙和阿尔诺·当迪欧在1933年5月出版的《新秩序》（L’Ordre nouveau）杂志的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美国的癌症》。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美国“正在遭受一种学说上的极度衰弱之折磨。在美国，由于殖民的自由试验与乐观主义细菌的作用，这个社会已经患有癌症”，不可避免地趋向极权主义。作者通过对美国无可救药的描述，把主导美国人思想意识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其意不言自明，无非是想说明美国文明最终会走到历史的尽头，为欧洲文明所憎恨的极权主义所取而代之。这种看法显然就是主观上的臆想了。安德烈·莫里奥经常来往于法国与美国之间，他在1931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意想不到的美国》（L’Amérique Inattendue）。他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事情，大意是有一年他受到邀请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一学期访问学者，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一位老朋友。这位老兄从来没有到过美国，大概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这个在他脑海中充满“恐怖”的国家。因此，莫里奥的这位朋友可算抓住了一个机会，对美国文化和社会进行了一番充满激情的“炮轰”，劝说他“不要做这种傻事”，冒失去生命之险到这个充满着“警匪沆瀣一气图财害命”的国家。莫里奥在法国文人中对美国还算是比较了解，他显然对这位老兄把美国描述为“恐怖”之国大概有些可笑，特此强调说，他这位朋友从来不曾横渡过大西洋，因此，他对“真正事实的无法容忍的混淆从来没有改变他判断的不可思议的无知，这样他出自真心持续不断地诅咒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而且不认识任何人的国家”。莫里奥之所以将他朋友的这番话公之于众，无非是要说明包括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思想开放者和守旧者等在内的法国文人一方面对美国缺乏足够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大概也不想真正地了解美国，对美国的“扭曲”恰恰是能够对美国文化和社会提出尖锐批评的基础，也以此来凸显法兰西文明或欧洲文明的“伟大和精深”。这种情况同样程度不一地存在于其他欧洲国家。

结  语

在二三十年代的国际舞台上，各种政治力量在重新组合，但依然是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合作与冲突贯穿在这一时期的大国关系之中，其中欧洲知识精英对美国文明的批评话语成为这一时期他们美国观的主要特征。这是一种“文明的冲突”，与大国争夺全球霸权的冲突还是性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尼尔斯·埃伦斯特罗姆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社会的主要冲突描述为“美国”对“欧洲”。冲突的原因是，美国人更关注“直接的实际运用”，而欧洲人则对“原则深感兴趣”。美国人更强调“经验”，而欧洲人则更重视“理论”。其实，欧洲左右翼文人对美国的批评只是冲突的一个方面，这种批评既有历史传统的根源，又打上了时代的深深烙印，既体现了他们对美国文明缺乏深入的了解，又彰显了对本土生活方式的积极维护。很多文人的批评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文笔虽犀利尖刻，但往往是在想象中虚拟出了美国文明的恐怖图景，难免失去了客观性，并没有把一个真实的美国展现在欧洲读者面前，给他们提供了失真的美国文明。这或许就是他们的本意，通过这种夸张性的描述，让欧洲人感到美国的威胁近在咫尺，自觉地在思想上构架起抵制美国生活方式传播的藩篱。然而，批评归批评，美国大众文化这只凶狠的“狼”还是在欧洲横冲直撞，若入无人之境，形成了欧洲一些国家所谓“美国化”的首次高潮，同时把欧洲的反美主义带到了实际抵制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