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的故事: 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员

作者: 贺萧(Gail Hershatter)，最早到中国大陆留学的学者之一。1979-1981年间, 她在天津的南开大学留学，为她的博士论文课题——20世纪上半期的天津工人——搜集资料。此外，贺萧教授的学术生涯又映射了西方新一代中国学家与汉学研究传统的分离。贺萧教授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长期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历史系任教。她的研究领域包括了中国现代史中的劳工问题、现代性、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等。著有《危险的愉悦》、《记忆的社会性别》等。

探询社会主义建设初期：1950年代和中国农村妇女

我于1996年开始和高小贤一起研究20世纪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10年。这是一个令人充满好奇却又被历史遗忘的年代。大多数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著作都把50年代当作一系列的运动及其影响：土改，婚姻法，三反五反，合作化，双百方针，反右，大跃进，以及直到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社教，文化大革命。然而，对于50年代中央政权以外的情况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更何况边远地区/边缘人群的历史。至于国家政令与国家机构内外人员如何理解即将发生的一切的关系，我们也知之甚少。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回想起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他们都记得些什么？能够为以上问题提供答案的主要资料之一就是中国农民的个体和群体记忆；而这些资料也因人们的衰老和死亡而越来越难以搜集。

在这些迅速消失的农村记忆中，我们最关注的是妇女的记忆。如果说50年代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那么农村妇女大约占百分之四十。尽管数量巨大，她们却因其出生地（农村）和性别（女性）而被双重边缘化了。文字记载几乎无法告诉我们这些妇女对国家施政的反应，她们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50年代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社会、心理各层面她们有多大改变。为了理解农村妇女，我们必须超越国家政令。我们普遍认为20世纪中国历史被1949年革命，也就是解放，一分为二。但是，当我们以性别为焦点的时候，我们对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生活转折点的理解会产生什么变化？历史学家Joan Kelly曾经提出过这个著名的问题：“妇女也有一个文艺复兴吗？”如果她不是写欧洲史而是写中国史的，她很可能会问：妇女也有一个中国革命吗？如果有，那是什么时候？

带着这些问题，我和高小贤重点采访了关中和陕南的四个村子，又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补充采访。我们搜集了大约70个60岁以上妇女的生活史，并采访了少数在合作化时期担任地方领导的男性。我们还搜集了已出版的资料以及陕西省档案馆和几个县档案馆的档案资料。我们的研究课题包括妇女劳动与生育、劳模、织布等手工生产、家务劳动、合作化、婚姻法、家庭关系、大跃进，以及50年代以后人们对此的记忆。

本文有两个目的：一是呈现我们所掌握的建国初期生育行为的变化，以复训旧产婆和培训接生员为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变化是如何产生的，解放前的生育行为和解放后的国家政令是怎样交叉在一起的，以及两者对农村妇女的生活和态度的影响。二是就目前的各种资料——国家政令、地方工作报告和口述史——探讨我们还能对过去了解多少。文献和档案对理解50年代的变化至关重要，但是只有口述史的搜集才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对个体生育经历的记忆、家庭关系，以及接生员和国家政令在改变前两者上所起的作用。鉴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许多妇女正在老去，搜集口述史便成了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

接生员与国家

1950年6月一小队年轻的妇联干部来到了西安以南的长安县韦曲村。在两个助产士的陪同下，她们来调查农村妇婴卫生工作。在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国家建设的时候，这一举动如此之早令人吃惊，甚至比附近地区的土改还要早。

她们开始工作时并不顺利。当时村民们正忙着麦收和筑坝，大多数妇女都下田劳动，无法开会。由于调查人员询问孩子和给他们接生的人的情况，有的村民担心她们是来抓孩子或惩罚产婆的。工作组不得不将工作从西韦曲转移到东韦曲，一个组员正好在那里有点社会关系。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她们找到了6个产婆（老娘婆）并对其一一走访。

最初老娘婆满心疑虑，害怕政府会禁止她们接生。当工作组解释说是来向她们学习接生的时候，她们才慢慢地放松了，并且全面而详细地描述了处理各种难产的方法以及四六风的防治方法。其中一些方法生动地表现了生育的危险和农村医疗设施的匮乏，比如在生产过程中当威胁母亲生命时如何肢解胎儿。还有一些则是没有进行消毒的结果，比如四六风的普遍性，死于四六风的婴儿占死亡总数的将近一半。当地的新生儿死亡率为38％（195个婴儿死亡），与中国其他地方农村新生儿死亡率大体接近。该村出生的522个婴儿中只有8个没有用旧法接生。在3名接受“新法接生”的妇女中一人是新法接生员的姐姐，另两人从当地妇女代表那儿知道的新法接生，而她们的婆婆又太老了，没法接生。根据此报告，这8个孩子全部都健康地活了下来，所以村民们都夸新法接生好，但他们又满腹狐疑。

此份报告起草于共产党解放关中的最初几个月。在这份报告里我们看到合作化时期贯穿妇女卫生工作始终的主题。妇女卫生工作发端于根据地时期，并在建国初期成为国家首要任务之一。妇女卫生的关键是生育安全，而良好的接生技术才能使之成为可能。1950年一篇新闻报道的大标题很好地概括了新中国这一工作的任务、纲领和解决方法：“妇婴卫生组下乡调查。旧法接生造成妇婴病亡。须推广新法改造旧产婆。”接生改革是中国农民直接接触新政府的最早事件之一。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研究此问题的著作都描写了一个直线性的过程，强调国家试图把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带进农村。Joshua Goldstein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指出，培训接生员的运动是共产党和国家“把妇女生育行为从地方关系网与地方机构中脱离出来而将其重构于新的国家体系中”的一种努力。他认为，通过把封建与科学对立起来，“孕期保健工作者被动员起来去屏除”已经存在的惯例。事实上，他从国家出版的《新中国妇女》上引用的许多50年代文章都把农村产婆描绘成“封建、迷信、落后”，而“应招接受教育的产婆也通常被描绘成封建思想、自以为是，而且无心学习”。他指出，在妇联工作报告和给编辑的来信中，旧产婆被丑化成危害妇婴的恶势力。

Delia Davin对旧产婆给予了稍微肯定的评价，她认为国家提供了科学而旧产婆奉献了辛勤汗水。“许多‘学员’是乡村产婆。尽管她们的脏手和长指甲感染了无数的妇女，但她们有多年的实践经验；一旦她们的经验和一点理论知识相结合，她们就成了能干的医疗工作者”。然而何者占主导地位一目了然：无知的产婆必须接受科学方法的训练，否则她们就是妇女健康的威胁。

这两种讨论都很有价值，国家的确批判旧产婆，同时也重新培训并利用她们。然而我却认为改变生育行为的可能性并不仅仅是新中国和封建愚昧的一次性交锋，而是一种更加广泛却又暖昧不明的互动。各种运动语汇和时间概念无法完全捕捉到这种互动。政府官员和地方接生员的接触方式与土改甚至婚姻改革中的接触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旧产婆没有遭到讽刺打击，也没受到排挤，她们的技术得到了全面的调查和汇报，她们还得到了强化训练。她们是结合对象而不是讨伐对象。在提高农村妇婴卫生的运动中，旧产婆被当作重要资源。直到50年代以后，大多数陕西农村妇女还习惯在家里生孩子，而且许多是由受过初级复训的旧产婆接生的。一些在解放前就接生的产婆甚至参与了解放后新一代接生员的培训工作。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始加强接生婆培训，派出有经验的产科医生为农村接生婆讲课。[图源：m.thepaper.cn]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考察生育行为和接生人员的连续性问题。乐观地讲，我们可以认为这一连续性表现出了国家各级政府的适应能力和实用主义，它没有把产婆妖魔化，而是充分利用她们的技术，同时提高她们的服务质量。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国家并没有始终如一地把妇女生育健康当作首要任务，它利用更多的资源来动员妇女参加劳动，而不是用来改变妇女的生育环境。高小贤还注意到，新法接生直到70年代才开始在陕西普及，远远落后于50年代对促进合作化和动员妇女下田劳动所做的努力。生育上的革命比生产上的革命进行得慢的多。

要想理解当地变化的步伐和范围，我们需要聆听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妇女的生育故事。在官方对迷信的生育行为和封建的家庭关系的谴责声中，当年轻妇女被号召下田劳动的时候，她们关于生育的身体经验和社会经验有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没有，这对于我们对革命范畴的理解会有什么寓意?

两个政府，一种政策

当生育行为科学化和现代化成为国家关怀的时候，共产党和国家继承了国民党在南京政府时期开始的一种努力。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设立了卫生部，并立即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要求接生员接受为期两年的培训或类似训练，以便在政府登记注册。旧产婆（亦称接生婆）要接受两个月的训练，还要登记注册。在此后10年里，卫生部又设立了全国助产士协会，由其负责在北平和南京组织开办助产士学校来培训接生员、复训旧产婆。包括陕西在内的几个省也开办了助产士学校。1935年包括政府代表在内的卫生教育委员会建议扩大培训乡村助产士。就像许多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一样，关于助产士的规章制度也收效甚微，在农村尤甚。

就训练时间长度来说，民国时期接生员和旧产婆的差别很大。前者大多来自中上阶层家庭，多在城市接生，而后者主要在乡村接生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者。Charlotte Furth指出：“1930年20世纪公共卫生改革家Marion Yang估计大约有20万旧产婆需要复训。”国民党的政策也表明，在今后的若干年里旧产婆仍很重要，但她们的接生方法却遭到了公共卫生专家的强烈批判。有人报道福建产婆用牛粪敷脐带导致的悲惨结果；还有人“哀叹许多产婆没有掌握现代医学的基本理论，培训班毕业之后就马上回到老办法上去了”。1928年Marion Yang在一篇关于接生培训的文章里用了一幅照片，照片上一个妇女坐在一个桶里，一个抬桶的男人站在她旁边，而照片说明让人一身冷汗：“中国旧产婆（坐在桶里）。只能用双手和膝盖爬行。人们看到她从这个姿势直起身来，用衣襟擦擦手，没再做任何其他清洁，就把手指直接伸进了阴道。”十几年之后，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抗战时期的江西的每个县培养一名助产士免费接生，并谴责旧产婆是“最残忍的”。旧产婆是常常被诋毁的他者，而现代医学实践就是以这个他者的反面来界定自己的。但是，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她们是人们的唯一资源。而且，正如李廷安在1935年的一份农村卫生研究里所指出的，大部分农民根本不相信新法接生。

共产党完全继承了这一措施的两个方面，既批判和复训旧产婆又努力训练新法接生员。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对待接生问题上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而是实践上的。共产党在农村的势力要广泛而有效得多，相应地中共在农村的接生改革也影响了更多的人。

1950年5月，由地区和西安市卫生部门、民政部社会处、西北接生学校、以及妇联所组成的3个工作组下乡调查妇婴卫生情况。这些工作组进行了一系列的卫生保健活动，这是农民与新政府的第一次接触。他们的工作中心是改造旧产婆，这也是1950年和1951年类似运动的中心任务。工作组发现产妇死于生产的原因多为大出血和产褥热，而50％的新生儿死于四六风。有两条陕西谚语形象地概括了这一形势：“只见婚嫁妇，不见生儿女”；“只见娘怀儿，不见儿走路”。

在为期三周的调查中，工作组教10名产婆学习用开水洗手，消毒剪刀，在接生的时候把剪刀放在蒸锅里，这样剪脐带时剪刀可以保持干净，“经验之一是对待旧产婆的态度，应是团结、教育、逐渐改造她们，不能嘲笑、讽刺、打击”。

摄于1959年。50年代各乡社卫生院先后建立，设立的助产房取代了农村旧产婆接生。拍摄地点：松江县张泽公社。[图源：m.thepaper.cn]

1950年8月，卫生部召开了全国妇婴卫生工作者大会，展开了一场消灭产褥热和四六风的运动。此后10年里中国农村新生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从300％下降了一半左右。Croll Elisabeth注意到：“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怀一个，生一个；生一个，活一个’一一反映出了对婴幼儿健康的关注。”提高新生儿存活率的最主要措施是卫生部和妇联的复训旧产婆的方案。1959年，回顾10年来的卫生工作，有人指出接生员的数量已经由15700人增加到35290人，而“助产士”（即复训的旧产婆和接受短期训练的接生员）的数量已经从44000人增加到774983人。

旧法接生：困难与危险

1950年政府工作人员走访了一些旧产婆，这些旧产婆描述了难产的种类及其接近残酷的应对措施。“井圈生”指产道太窄胎儿无法娩出，产婆用腿支撑产妇的后背，把她往后拉，挤按产妇的肚子把胎儿挤出来；要么就神道道地“把井绳用斧头砍断，或用斧头在井口砍三下”。如果胎儿还生不下来，产婆就会问产妇的长辈是要母亲还是要孩子。如果要母亲，产婆就用一个钉子做成的钩子或者砍柴刀把胎儿拉出来，有时用刀或者镰刀把胎儿肢解在子宫里。“饿老生”指一只手或者脚先出来而产婆无法把它送回去，这种情况下产婆就用针扎手脚或者用刀把它砍断，或者在上面抹盐（据调查报告，村民认为如果孕妇出门时手里有盐，她生产的时候胎儿就会伸手要盐）。“西瓜生”是指胎儿下来的时候仍包在浆包里，而产婆不懂得要打开浆包，却把胎儿活埋。孩子几天生不下来叫“慢生”，这种情况下产婆就要开骨缝，由其他两个人把产妇的两条腿尽力拉开，产婆在手上抹点油把胎儿掏出来（开骨缝会导致产妇终生残疾）。“莲花生”指屁股先出来。产婆会把屁股推进去再把双腿拉出来。“顶包生”指阴道外边先出来一个小包，但不流水，产婆会用手撕破让水流掉，然后用双手往下推胎儿直到胎盘下地为止。胎盘不能娩出的时候，产婆就用手把它拉出来，为了止血就熬些黄蒿水、墨水、童子尿让产妇喝，因为这三种东西性凉。

如果是夏天，婴儿出生之后产婆就用火把脐带烧断，因为人们相信夏天的时候婴儿的肚子凉，所以该用火烧以防腹痛。冬天的时候小孩的肚子热，就用剪刀在离肚子8寸左右的地方把脐带剪断。之后产婆把脐带里的血肉挤出来，把脐带打个结，用线结扎，然后用一片油纸垫上棉花，将中央剪成一小孔，把脐带穿过油纸中央之小孔，再盖一层棉花，最后用裹肚包好。

官方文献多批评产婆用不卫生的手段剪脐带，认为这会导致婴儿得四六风和产妇得产褥热。但在一些产婆看来，婴儿得四六风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受了惊吓或者生气，尤其是生闷气。这种病在出生几天之后发生，这也是其名称的由来，其症状为啼哭、呕吐、抽搐。预防四六风有几种方法，可以在婴儿出生时往嘴上抹开口霰，用香烧婴儿的嘴的两侧和脸颊，在肚脐上抹万应锭和清心丸或口服，或者让婴儿口服用雄黄粉弄干的老鼠睾丸。1950年礼泉县的一份卫生调查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方法，产婆用一块碎陶片把出生才一天的婴儿的胸部皮肤划破，然后在一个铜钱上烧艾叶，再把铜钱放到婴儿眼睛、耳朵、嘴、鼻子的附近烧出豆大的水疱。如果婴儿最后还是得了四六风的话，就有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抓一只活鸽子，撕掉胸部的皮，趁着热气放到婴儿脐带上。另一种办法是抓一个刚生下来还没长毛的小老鼠，把它培干让婴儿吃下去。尽管有这么多防治措施，在韦曲出生的522个孩子中还是有84个死于四六风，占死亡婴儿的43％。

产妇大出血和产褥热也是很普遍的产后疾病。政府部门的报告常把妇女的健康问题归咎于产后恢复条件的恶劣。有些地区的产妇要一天一夜不许睡觉（有一个县是四天四夜），产后的最初几天大多数人只能喝到粥，然后是面条或者干馒头片。山区的产妇只能吃到玉米，所以产妇和婴儿都很虚弱。

早期的官方报告除了生动地描述了难产的危险、不消毒接生工具以及贫困状况以外，还详细记录了许多产婆的接生技巧。关于华阴县一个村子的报告提到了产婆郝陈氏。她当时已经70岁，接生了40多年，她处理难产的技巧在周围几县家喻户晓。报告里说她有一个S形的钩子，一尺多长，但是从来没人见她用过。她都是用回转法和头颅穿刺法。该报告总结到，“但唯一缺点不知消毒，故妇婴常有致病之危险”。

我们在90年代采访的那些经历过50年代的农村妇女也证实了这一点：大多数技艺娴熟的接生员基本都是1949年以前跟自己母亲学的，然后又受了点训练。渭南县王家村一党姓妇女解放前和解放后都接生。她是跟她母亲学的接生，50年代又在乡里上了培训班，还学了一首接生歌，歌词总结了新法接生的主要步骤。她儿媳妇ZQE还记得有一家来找党氏接生：

郑：有时下大雪，下大雨，拄个棍，身上披个啥就走了。

高（小贤）：你妈解放后有没有参加培训?

郑：学过。原来公社组织培训学习班，学那接生歌。

高：你妈接生有没有难接的?

郑：有哩。有坐胎。就那我妈把那都接下来了。我妈给人家接生都没有伤亡。有时医生给一接，也下不来，就叫我妈来了。我妈就把那取下来。

新法接生

1951年西北地区指导妇女卫生工作的口号是：“推广新法接生，改造旧产婆，训新法接生员。”国家开展妇女卫生工作的关键是介绍“新法”接生。新法接生员是新中国招募训练的新代言人，意味着要体现现代性带给农村妇女的好处。

除了强调洗手和消毒，新法接生还强调产前检查，让产妇躺下生产，帮产妇娩出脐带和胎盘而不是生拉硬拽导致大出血。以上各项都被拿来与旧法接生相比较以突出其优点。山东省政府的一本小册子较为详细地列出了复训旧产婆为期10天的课程。内容包括：孩子是怎样来的（包括女子生殖器生理解剖介绍），采用新法接生小册子做教授课本（包括有了喜应注意什么，新法接生的好处，生产前的准备，怎样接生，发生意外怎么办，月子里应该注意什么），小儿传染病预防和种痘技术，以及回村后怎样宣传新法接生及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如接生员守则、公约，怎样作工作报告等。附录中的“接生员守则”分为“六要”、“六不许”。“六要”是：要躺着生孩子，产后要躺着休息（指产妇）；要剪了指甲再洗手（衣袖要卷到肘关节以上），用肥皂洗后再用酒擦；剪子要用开水煮，使用消毒脐带包；要是见到孩子不喘气（草迷），立即施行急救法（不能轻易扔掉）；孩子生下后眼里要滴眼药；要实行种痘。“六不许”是：不许坐土炕，卷炕席，蹲着、站着、坐着生孩子；不许用秫稽皮、瓦碴片、牙齿咬来断脐带，不许把脐带挽疙瘩和上土面；不许用脏盆洗孩子；不许乱拉脐带及胎衣，如产妇大流血，不许起动，应该静躺着；不许伸手入阴道及戳破阴门；遇到难产不许乱动手。

尽管50年代极少数妇女做过产前检查，但只要当地有受过训练的接生员，上述措施就都有所实施。ZXF在家生了5个孩子，前两个生于合作化初期，由她婆婆接生，后几个由大队接生员接生。她婆婆接生是接住胎儿，然后等着胎盘下来，再剪脐带。而接生员的步骤就复杂多了：她先检查产妇，用药签消毒阴部，接住胎儿，剪断脐带，包裹婴儿，然后才接胎盘。ZQL是1949年以后训练的接生员，她记得旧法接生是“不敢拾婴儿，把婴儿撂到地上，等ni包子下来，胎盘下来，这才敢拾娃。现在是把娃先拾的搁下，用钳子把大人的胎盘系系剪住，先拾娃，把娃拾过炕，再来管你这里”。

DFC解放前解放后都生过小孩，她记得新旧法的最主要区别是身体位置的变化：旧法接生让产妇“坐在地上”（也可能是蹲着），而新法接生让产妇躺着。她觉得新法接生对产妇好：“那旧社会接生人家说，叫人坐地上，害怕把炕弄脏了，叫人坐地上，坐下人发晕，说是血迷心，眼看着鲜血流呀流几盆。那是旧社会坐地下，眼看着鲜血发晕，说是血迷心，只叫你坐下，不叫人睡，呀，到底是睡下来舒服呀，我生我这个娃子，人家叫我睡下，一会儿就生下了，人家那浑身都不痛。”

有的妇女在生孩子的时候不愿有生人在场，连受过训练的接生员都不行。当ZQL还是一个正在受训的年轻接生员的时候，有一天她姨妈让人找她去救急。她表嫂难产，而她前一年刚死了一个婴儿。她跑到她师傅家求助，她师傅就是已经不再接生的刘西罕，这两个人就一起跑到她表哥家。尽管这是她婆婆找来的接生员，她表嫂也不愿意见她们：

我去了就不行。人家说：“生个娃嘛，看你难受的看啥哩？”……人家说：“难受，生个娃叫你都来看一下。你是看把戏哩吧。”生娃的那人还说是看把戏啦？

高小贤：那时新法接生，群众还接受不了。

ZQL：噢，人家就不叫你到跟前去，我和一个接生婆（刘西罕）去给别人接生去了，把人坐到那儿都坐了几个小时了，人家不让看，我说你这不对呀，你这让人坐了几个小时了，到底是娃生下来没有，娃的一个胳膊在吊着哩。

高小贤：哎呀！那最后怎么办了。

ZQL：往日那还不上炕，拿个板凳坐到那儿，老婆把她弄上炕，把胳膊慢慢送上去，送上去，又下来了，那老婆就说是这个娃成不了。你想我呆了大会子了，人家不叫看。

高小贤：哦！你都去了半天了，人家不让看。

ZQL：去了半天了，人家不让看吗。

高小贤：她不让看还是婆子不让看?

ZQL：那媳子偏偏不让看。我问说那你没看娃头出来了没有。人家说：“说的怪，说的怪，都过了半会了才说是不知是腿还是一个胳膊都冰凉了。”我说她哩，“你要不是我老表的媳子，我到你这来做啥来了？”……娃一个胳膊下来了，头在里头弯着哩，最后弄下来就死了。……跑的噔噔就去了，去就坐了几个小时。人家就说：“看啥哩，难受不难受。”那老婆（刘西罕）就说：“厉害啥哩，给你办好事来了，都是妇女吆，看啥来了，这是新社会，若是旧社会你把我请都请不来。”往日旧社会是用斗子抬哩。

了解新法接生不一定就意味着妇女会继续使用它，或者继续按新法接生消毒剪刀。比如LZL，她从1963年到1973年生了5个孩子，第一个是在竹林关卫生站接生的，其他的4个都是在她丈夫的帮助下在家生的。她对新法接生的了解并没改变她对消毒的态度：

高小贤：你生娃，剪脐带，你知道不，用啥剪的？

LZL：剪子么。

高小贤：那时剪子消毒不?

LZL：还消毒咧，消个屁，一剪，就一挽。

高小贤：娃脐带上啥也不包?

LZL：不包。

就连婚前受过接生员培训的ZQL也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第二个孩子死于败血症，因为孩子下来的太快了，而水还没烧开，她哥哥就用没有消毒的剪刀剪断了脐带。

反复培训与合作化

随着合作化在陕西农村的迅速发展（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许多乡镇都建立了接生站。比如，1952年的一份妇联工作报告指出，在这之前的一年里丹凤县卫生院为85个旧产婆办了两期训练班，到1953年秋，全县有13个接生站。与其说接生站是产妇生孩子的地方，倒不如说它是个监督和培训设施。比如，咸阳县渭滨乡3个接生站的40个接生员实际上分布在27个村子里，而且其中多数是复训过的旧产婆。从1953年到1956年渭滨乡对接生员的级别进行了两次“调整与改编”。她们学习了基本技巧，还把三分之一的培训时间用在政治学习上。据渭滨乡报告，越来越多的婴儿由新法接生。

关于妇女卫生的官方资料也展现了动员妇女下田劳动的农村合作化的大背景。例如，陕西省妇联1954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指出，新法接生不仅能减轻妇女的痛苦，而且能让她们更好地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这个小册子介绍了5个模范，有模范接生员也有模范接生站，每个模范事例都表现了接生员是如何战胜人们的怀疑和各种困难的，其叙述方式与其他领域的劳模事迹的描述如出一辙。有个接生员在庙会上宣传新法接生，对邻居的嘲讽不屑一顾。因为她拖着裸体妇女的图片到处走，她的邻居骂她辱没了祖宗。虽然缠足行动不便，这个模范接生员顶着暴风雨，爬过小山沟，到山对面去给人接生。当她在1953年1月西北地区卫生工作劳模大会上领奖的时候，她说：“我高兴得流出眼泪，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我哪有今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种光荣。”

这一事迹与小册子中的其他事迹一样，女劳模在党的领导下为集体利益积极工作的主旋律掩盖了接生的具体细节，关于接生的早期官方报告中的那些常常令人不安的细节描写却都不见了。然而，还是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所有这些劳模——除一人外，都是在解放前就用旧法接生而且经验丰富的产婆，她们只是后来接受了新法接生的短期培训。在这些事迹报导里，新法接生员和旧产婆是用相互学习、相互尊敬的语言交谈的。其次，每个事迹中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新法接生如何能使胎儿安全娩出，这些都被一笔带过，重要的是她们坚持不懈地向农民宣传新法接生的积极精神。

合作化改变了接生的管理机制。渭滨乡卫生科于1953年开始宣传新法接生，第二年就扩大了宣传范围，把经期卫生和产后恢复也包含在内。1955年合作化开始的时候，乡接生站和合作社订了合同，派代表到各合作社检查当地接生员的工作并提供适当帮助。胎位不正的产妇都被送到了医院。在半年时间内，该乡11个合作社中的8个采用了新法接生，占全部新生儿的74％。接生员领工分，产妇有50天产假，并按产前三个月平均工分的一半领工分。

20世纪50年代的妇幼保健站。[图源：m.thepaper.cn]

然而，当合作社合并进入高级社的时候，接生站就没人管了，合同也不执行了，接生员和产妇也一年左右没拿到工分。1956年10月，省妇联社会福利部在一篇报告里描述了以上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1957年，县卫生部门派人下乡到各接生站去统一各种接生员规则，评估接生员的表现，并确定需要复训的人员。

伴随合作化而来的还有一个变化。1956年下半年，渭南县已经对接生实行了集中计划管理，收集各乡新法接生使用率的数据，然后为下一年度制订更高的使用率。1956年就已经有几个乡汇报95％的新生儿用新法接生，尽管在其他乡还不到50％。县政府1957年的文件中强调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妇婴卫生工作也应该像其他生产一样有相应的提高。大跃进时期又建了一些新的产院，而且一直到大跃进的时候妇女生育健康的进展都是以当时其他生产运动的时间进度来衡量的。

尽管这种时间进度充斥这一时期的官方资料，连群众都掌握了这种跃进式的语汇，培训接生员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正如1956年底渭南县政府一份报告中指出的，许多妇女接受了短期培训，但其中一些人仍不明白消毒，继续留长指甲，而且还有四六风出现。与此相应，1956年11月冬闲初期，渭南县政府通告各区各乡，宣布卫生科将于12月份举办接生员培训班，新招学员受训5天，复训学员受训3天，每天的课程包括6小时上课、2小时自习、2小时讨论。县政府为每个学员提供伙食费和取暖费（每天0.50元），各农业社自行决定学员的误工补助，卫生科计划新训270人，复训300人。到1956年时，旧产婆这个词就在官方资料中消失了，从此就只是培训和复训接生员。

至少到大跃进前，复训接生员还是各县的经常任务。1957年，渭南县宣布省卫生厅要指导县卫生科在11月中旬复训50人。这一期的训练对象是缺乏经验、技术不熟练，但积极肯干、有培养价值的接生员。学员要求在20~45岁之间、身体健康、思想进步、在群众中有威望而且家务负担不重。这次培训为期6天，在县里举行，侧重接生、育婴、节育，多用通俗易懂的材料和图片。合作社负担学员的伙食费、粮票和误工补助。同年，县政府还制定了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利用妇女节（3月8日）、劳动节（5月1日）、儿童节（6月1日）和庙会等公共场合表演短剧，展览四六风和产褥热的危害、新法接生的好处，以及儿童流行病的防治。

超越政治运动的时间：接生的故事

国家对训练有素的接生员的重视不应该被误解为农村接生的完整图画。直到50年代绝大多数陕西婴儿还都是在家出生的，除了一部分由接生员接生以外，大部分由婆婆接生或者产妇自己接生。

1949年前后的接生故事里婆婆一直扮演着主角，尽管这个角色通常不是正面角色。除了显而易见的痛苦和危险以外，生孩子还是新娘融入婆家的转折点。关中和陕南的妇女经常回娘家，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星期，真正成为婆家人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娘家妈觉得回娘家的女儿快要生孩子了，她就会急忙把女儿送回婆家去。当地人相信：“亲妈生死都不见……死了人家不见那种瘟气，生了也不见。”无论从礼俗上来讲还是从实践上来讲，通常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她就不能再经常回娘家了，这也通常是婆婆全面掌控儿媳幸福的开始。

许多妇女在回忆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首先提到的不仅仅是痛苦和恐惧，还有婆婆、丈夫，或者二者的冷漠和袖手旁观。FSF记得：

我生我们老二的时候，吃了早饭，下大雨，发现疼，我也没（吭气儿），婆子脾气大的很。究竟知道是不是要生了？感觉到下坠想上厕所。身上来了红带又不敢给说，你一说，她会说你不嫌羞人还说呢！生娃是自然现象，我一直都没敢开腔，就走到这走到那。

冯1954年被选送参加接生员培训。初产妇的痛苦、产后感染、冷漠的婆婆和好心却又懦弱的丈夫，所有这些使她下定决心去改变别人的生产环境：

我生我们娃娃时，那时都是坐到小凳子上生嘛。我都会引。拉通了的。过去上床，把黄篾席子一抽，坐到草上，铺点灰。上面铺个烂布，坐到上面，受了困苦了。（所以）我现在坐的时间长了都受不了。最后那个灰一打，受不了，更恼火。一个月都肿到起。吃饭都肿到起。所以我接生，她们都说下（仔）细。因为是我亲身体验过的，很恼火。我说我自己吃苦不能叫你们受痛苦。我那40天都爬（扶）着墙走。所以产妇恼火的很！都认为我小意（心）。所以接一辈人又一辈人，（我）接过三辈人。原来这T村的大多数人都是我接的。除非有的到医院。

而QXF在40年代后期和刚解放时的两次生产导致了她对她丈夫和婆婆的强烈不满：

我给你说，我生我们头一个女子时是十七岁，发作了那天黑了我们在一个床上睡到的，都没有人说，最后人家去割柴呀，我还起来给做饭，做饭时肚子呀都疼的没法呀！扒到锅头上搅锅的时候都疼的没法，最后硬几个三下把饭 kong（汤滤干）了，饭蒸上，起来吃饭时，我也没说，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要生了嘛，我也没说过。最后他走了，发作，到堂屋里转出转进的走。肚子疼的没法，那才十七岁嘛！所以转了一些，走了一些，到吃早饭的时候呢，都生过小孩的吗，这个浆包一破，都跟到喔个浆包。月娃都下来了，月娃下来了头一个XX奔了后了，肚子疼的不得了，憋到生不下来。老太婆吃斋呢，初一，十五敬神，吃斋。人家又不到你屋里来看，她叫你弄个裹脚，她那时缠了裹脚的。弄巴掌这么宽的白布，挺长，缠了脚的。叫卷个筒筒子，安到板凳上，把屁股嘛坐到抵，抵到别叫从后头XX，抵到起，不能睡！有个啥法呀，天老爷！一坐呀都要命。最后就喔个家转出转进走。疼的没法，一直疼到下午阵了没法。我那时当女子家时听到人家说，生月娃的时候了嘛。奔了后了睡哩。人家又说的睡不得，睡了趴到心上去了。想了想，说，死活管他去，我来睡，我怄气趴到我床上去，展展地睡到床上，睡到床上是，一下逼了两gang子（阵子），挣了两阵子，月娃到前头来了，奔到前头来是。叮叮咣咣挣了两阵子，月娃滚下来了。落下来之后，老婆婆弄了个木盆舀了点水来。给我搁到床边上，给了我个剪子，我自己一些把月娃子脐带一铰，挽了几个疙瘩，给了一坨套子（旧面花）扒到高头，我提前也准备了。弄了些布布，袋袋包到起，月娃一洗包到，弄了个裤子布。Yi子（胎盘）是自己落了的，就是喔。人家割柴的还没回来。

高小贤：丈夫割柴没回来?

QXF：没回来。你说按这当乎这个夫妻噢。那都有了感觉得说一下子，夫妻感情就这个球势呢（样子）？我没说他也不知道。就这个样儿来！这是生头一个小孩这个样子。生第二个娃儿时，到喔守谷子，我们到灶火门下（dia）ba了个铺，守谷子呢。那么的？肚子又疼开了。我跟他两个人睡到门下守里来。肚子又疼了，我就趴起来。人家说，木匠打那个凿子呵，kao（打）的那个拍拍，我也去铰了点毛毛提前装到那，最后把巴巴一（最后）来我就去弄了点火烧了一下，烧了点灰灰研了一下。起来烧了点开水，锅头跟前睡到的来，（灰灰）弄了点黑糖，弄开水冲了，两口喝了。喝了以后，肚子又疼开了。跟到那一样，水一破，又奔后了。我就进睡房里去。地下给了个一扫，展展睡到地下，睡到月娃落了都才爬起来。你还说！这个事情啦，睡到地下，最后娃儿落到地下了，才趴起来拣月娃，才抱到床上去。你说那当乎就这样儿！所以都根据这个情况来说，我还没法，看了一下，我才二十几嘛。最后宣传婚姻法，干脆，我就提出离婚！

我们无法从官方资料和农村妇女的个体生育故事中知道这种家庭关系的普遍性，也无法知道这种关系是何时发生转变的。当这些妇女描述她们的儿媳妇的生育经历时，她们提到的是医院昂贵的费用，干轻活的妇女第一次生产时更困难。这些人中的接生员也提到她们最近接生的难产。现在农村妇女生育已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新娘通常也不跟婆婆住在一起，更不用说被婆婆掌控了。尽管QZF一句话就概括了从独自接生到婚姻法到离婚的过程，但还是难以想象这类家庭关系的变化会像接生方法的变化那样快。生育行为不仅受国家运动的制约，还受整个社会关系的制约，因为接生员和产妇都无法脱离这种关系。就像下面最后一个故事所表明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超越了看得见的农村社会关系而进入了看不见的灵异世界。

刘西罕和有关生育的魑魅魍魉，或者，对于官方资料无法展示的东西我们还需要知道些什么

刘西罕大约在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东南角的西关。7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帮母亲做家务和接生。她14岁时嫁到竹林关，在家织布。1949年前，她就开始在竹林关接生。解放后她参加了培训，1952年2月，成为竹林关接生站站长，该站是妇联在该县建立的13个接生站之一。她在三年里领导了8个人，到1955年为止她接生了41个孩子，其中无一例四六风，也没有产后疾病。她在乡亲中的威望很高。竹林关村民DFC觉得她1953年生的孩子死于败血症就是因为不是由刘西罕接生的。她第二年生的二儿子是刘西罕接生的，就活了下来。刘接生从不收费，乡里给她发材料费。

刘西罕积极宣传新法接生，还唱歌介绍新法接生的好处。她在其他方面也是个模范公民，1954年还说服她丈夫和邻居把余粮卖给国家。从各方面来讲她都是党和国家塑造的新一代农村妇女的典范。

然而农村妇女对刘西罕的记忆却比官方出版物和内部资料的白描要复杂得多。刘西罕死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农村妇女称赞她新法接生的技巧，但她们也认为刘西罕和所有给人接生的人一样，在婴儿出生时会遇到很大危险。据她们讲，生产不仅威胁产妇，对接生的人也同样不祥，新法接生也无法驱除这种不祥。生产时的血污对接生的人和她所接触的人都不吉利。一个年轻的接生员记得她帮刘西罕接生之后带回家一些黄瓜，但谁都不肯吃，都说，“她脏的太太，你没看她做啥去了呀，就笑的说哩，笑哩，我说不怕，不怕人笑，后来这个人笑话，那个人笑话，拿的东西都没人吃了，我就不喜欢了。”另一个妇女想起来刘西罕的前任也是一个技术高明的旧产婆，因为经常接触生产的血污眼睛瞎了。有个妇女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刘西罕要教她接生时她拒绝了：“不啊，我这眼睛不太好，我不学这，学这血气扑眼睛，我不学这。”

即使在解放后，即使在设立了接生站刘西罕当了站长之后，即使在普及消毒和四六风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接生的不祥还是没有消失。人们都说刘西罕是“接生给接死了”。有一次接生的时候，她发觉自己接下了一个奇形怪状又很难闻的东西：

接生，到那把那娃，看她掉下地以后，不知道是娃不是娃。她吓的那一晚就发高烧。第二天才给他屋里娃带信，这娃子去把他妈抬回来的，像这下午，恩，像是我来这时候回来的，到下午四点，就没气了，就死了。哦，那个老婆呀，人家接生接的好太呀，谁要是一喊，那应声得很呀，人家说那人受罪着了么，一喊，她说我就走。

这并不是刘西罕之死的完整版本。在她死前几个月的一天，她向同村的一个女人透露了一个闹鬼的故事，并让她发誓保密。这个人是这样回忆的：

还有那一年，她下来给我说，我到底都没敢给人说过，人家说，“风存呀，我都不敢说，你可不敢说哇，说了人家政府明儿斗我哩”。那黑上有个人，小伙子，在她窗底下喊她哩说，婶子，给我接生，就说这两句，她说哦，来了，她就穿衣起来，把那药箱子背上。

人家说那小伙子给她背上，就那……东坡坡那儿，回去后，没拿包包（药箱），上面写的有十字，划的那十字。老婆回去了后，老汉到第二天说，呀，你那包包咋没背呢？人家说，那娃人家这样说，人家说生了娃子，人家说，娃，你给我倒一点儿水叫我把手给洗下子。人家说，婶子，那没有水呀，人家说我还没有啥给你做点吃的，我不吃。你叫我给手洗一下子，我不吃你啥，你把我手洗一下子。人家说没有水，她就到人家那石头上擦擦，摸摸后，就回来了。她一个人回来的，回来后，她说她给人家接了个娃子，到第二天，人家我那叔叔说，那你那药箱子咋没见呢？人家说，哎呀，我昨黑上没拿，说那怎么没见你药箱子。那你都走哪儿走的，她说了，老汉去寻了。

在人家那家坟头上。那血手摸到人家坟头上，那石头上，她吓回来看数（只）给我说，她就不敢给别人说，给人家说，公家斗她哩，嘿，公家斗哩。吓的不敢说，这是迷信，给人家……给人家阴间接生去了，某老婆没多长时间到那接生，就把命送了。

在这个故事里几个世界交叉在一起，无法分清各自的界限。像她同时代的接生员一样，这个接生员带着充沛的服务精神出去接生。接生之后她害怕了，她给她丈夫的回答暗示出她不愿意说出她的恐惧，甚至不愿意承认她曾经出去过。但是，医药箱的确没了，而她丈夫找到医药箱的地方说明有什么事很不对劲。她不知道她带着医药箱到了鬼界，还接生了个鬼孩子。这本身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越界。尽管她是以个体来经历这种恐惧的，但反映的却是一种古老而强烈的群体恐惧，许多中国神怪故事都有与此几乎完全一致的情节。

然而她的恐惧不止这些。她已经接受了科学，而且还在村子里积极宣传科学，所以她还害怕她的恐惧会被当作迷信遭到批判。科学的世界和这个接生员的一套旧观念交叉在一起，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她想进步，想做贡献，不受谴责，她能讲的就只能是科学。所以她保持沉默，或者说基本沉默。不久以后，阴魂不散的鬼魅来找她接生，这次就要了她的命。

关键不在于是否妖魔鬼怪真的要了她的命，也不在于是否重复打击加速了她的死亡。我们无法知道她自己是怎么把这两次给她带来创伤的接生联系了起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妇女们记得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技巧，她对新法接生的投入，以及她的热情，还因为她是因为接生死的。就像采访对象说的，她“接生给死了”，而这个采访对象本人在50年代也是个积极分子。

对于建国初期的育龄妇女来说，生产的危险和不祥在50年代就象消毒医疗器械一样真实，而且在90年代的记忆里也一样真实。从某些意义上讲，她们的确按国家时间生活——她们记得那些运动，并能激动地描述这些运动给她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但国家时间与其他时间共存，或者说国家时间按照其他时间的反面来定义自己，而其他时间却并不因新的国家政权的降临而消失。知识、观念和行为以复杂的方式流动扩散，是“国家是科学知识传播者”这一模式所无法捕捉的。这也表明，要真正历史地理解农村生育和接生以及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当然需要国家运动的完整记录，但也需要探索妇女的记忆，或者，至少是她们愿意讲也能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