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与大英帝国的非殖民化

撰文: 潘兴明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温斯顿·丘吉尔的一生与英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始终不渝地为捍卫帝国而抗争，坚决反对任何损害帝国利益的行为，包括一切非殖民化的政策措施。他的这种抗争在二战时达到顶峰。但是当二战后非殖民化的浪潮蓬勃兴起之时，尤其是他在1950年代初第二次出任首相之后，丘吉尔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一些非殖民化的举措，基本上顺应了非殖民化的潮流，实现了他一生中对于英帝国立场的重大改变。而对于英帝国而言，非殖民化过程也是英帝国衰亡的过程。

《丘吉尔与大英帝国的非殖民化》（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1月出版）主要根据丘吉尔本人的著作、书信和演讲以及英美两国已出版和未出版的相关原始文件资料，对丘吉尔及其政府的帝国观念和立场，特别是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态度和举措，作了系统的研究探讨，重点放在丘吉尔二战期间和50年代初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间。同时，对英国非殖民化及相关问题，特别是美国的作用和影响等作了探讨，以对丘吉尔在英帝国的非殖民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帝国政策的延续与争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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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战胜国、中立国组成的联合国的最初一批成员国中，苏、美和拉美国家都对帝国的存在持否定态度。《联合国宪章》亦将尊重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作为其宗旨之一。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几个帝国走向终结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英帝国”敲响了丧钟。更无奈昔日显赫一时的英国此时已耗尽国力，无力阻挡殖民地的独立。因此，随着“二战”的落幕，英帝国解体的序幕便拉开了。战争的进程加速了英帝国崩溃的到来，使得战后的非殖民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首先，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遭到日本的攻击，英军仓促应战，很快被击败。英国不仅失去了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帝国内自治领、殖民地的信赖，它们不再视英国为其可靠的、强大的保护者，帝国内的离心趋向由此产生。英军在战场上的失利立刻造成两个直接后果：一是澳大利亚不听英国的劝阻从中东撤回其主力部队，保卫本土的安全，英帝国军队在战时不服英国调遣，这在英帝国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二是印度反英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在日军大兵压境之时，英国政府被迫许诺：战后将给予印度自治权，推进印度向自治领过渡。此举所造成的影响在战后明显地显示出来。

其次，英国在战时不得不放松对殖民地的控制，使得殖民地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强。面对殖民地提出的各项要求或发生的动乱，英国政府或作出让步，或施行镇压，但其后果都是动摇了英国的殖民统治。非洲殖民地由于战争对其产品需求的增大而发展起来，尤其是工业部门进步明显。英国赋予了这些殖民地更大程度的自治，比如批准北罗得西亚建立地区议会；同意在黄金海岸颁布一部新宪法，允许当地非洲人在立法会议中占有多数；历来由白人垄断的肯尼亚立法会议也接纳了第一位非洲议员。在世界其他地区，英国于1943年准许锡兰成立内部自治政府并制定宪法；马耳他也获得了建立自治政府的允诺；牙买加则于1944年获准实行普选制，以选举众议院；此外，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均制定了新宪法。

第三，大战促使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直接为“二战”后的非殖民化作了必要的准备。战争期间，盟国领导人为争取受纳粹侵略和威胁的国家和人民组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曾多次强调民族自决原则，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便是范例之一。这部在1941年8月14日发表的宪章是一篇关于对德战争的目的和战后和平的宣言，宣布英美“两国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两国主张凡是被强制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这些权利”。显然，当丘吉尔同意制定这一原则时，他是特指当时被德国征服的各欧洲民族，但其影响范围决不限于此，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中这项原则被广泛引用便是明证。因此，盟国领导人强调的民族自决原则在英帝国内的殖民地各民族中产生共鸣，此虽非英国领导人的初衷，但所造成的后果却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英国在“二战”中的盟友——美国和苏联都给予英国的生存和战争努力以决定性的帮助，而上述两者均对英帝国不抱好感，因此当战争结束时，它们便着手拆毁英帝国这座已摇摇欲坠的大厦。苏联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十分明确，列宁、斯大林对此作过大量阐述，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奴役和剥削。为实现宗主国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殖民地附属国反帝力量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大联合，列宁指出其方法就是确认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自决权。至于美国，它原本是英帝国的殖民地，通过战争才赢得独立，自然不会对英帝国抱有好感，而且此时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也希望看到英帝国的垮台，从而为自己获取更大的势力范围。美国对日作战后不久出版的一期《生活》杂志直截了当地表示：“有一件事，我们肯定不会为之而战，这就是维护英帝国的完整。”甚至有不少美国人“把摧毁英帝国作为他们的战争目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战胜国、中立国组成的联合国的最初一批成员国中，苏、美和拉美国家都对帝国的存在持否定态度。《联合国宪章》亦将尊重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作为其宗旨之一。更无奈英国此时已耗尽国力，既无力阻挡殖民地的独立，也因对战争中的盟友美国和苏联欠情太多，而明知它们在干着于英帝国不利的事也不敢发作。因此，随着“二战”的落幕，英帝国解体的序幕便拉开了。

对此，保守党内一些重要人物有着清楚的认识，麦克米伦（至1945年大选，任丘吉尔政府驻盟军总部地中海战区大臣）指出：“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由于斗争中的领导权开始从我们手中转移出去，世界力量平衡已明显地起了变化。同样明显的是，旧的帝国和殖民体系虽曾在两次大战中一直坚持下来，现在也必须发生根本的甚至革命性的变化。”不过，丘吉尔却不这么看。在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后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仍称“我们的未来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帝国的中心”。下野以后，他不顾年事已高，为捍卫英国和英帝国的利益和安全奔走国内外。1946年5月，当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复又兴起之时，丘吉尔告诫国人：　我们大家都必须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严峻的关头，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许由未来数年中发生的事件最终决定。我敢肯定，如果英国民众一觉醒来，发现我们的帝国不复存在，我们在东方和中东的地位荡然无存，以及我们在许多地方忠实承担的使命突然告终和半途而废之时，他们定会大为震惊。如果这样的灾难发生，那么我们无疑有权面对历史，对现在或过去几年里对此负责的官员们进行抨击，指责他们在战争胜利后的失职行为。丘吉尔还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英联邦和英帝国对英国的重要性。1948年10月28日，他对下院发表了题为“联邦与帝国”的长篇讲话，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　无论是作为联合国，还是作为西方联盟的成员，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和首要的工作，就是尽我们的全力在其有关事务中捍卫英王治下的前英帝国或英联邦。这项工作高于其他一切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于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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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工党对帝国的热情一直不高，艾德礼首相注重内政，不擅外交。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才华横溢，气度不凡，但他重实务而轻思想，并未提出工党政府自己的外交原则。因此，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沿袭了丘吉尔政府。《泰晤士报》指出，英国“对外政策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英国历史学家奥文达尔（Rithchie　Ovendale）在他1979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写道：“尽管工党政府在国内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但它并未把这种追求扩展到对外政策上。”显然，大部分工党支持者对帝国缺乏热情，而且当时英国公众对帝国也漠不关心。1948年，四分之三的英国人不知道自治领与殖民地之间的区别，每两个英国人中竟有一个说不出任何一个殖民地的名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工党政府的殖民政策自然不如保守党那么积极主动，其基本原则是在不放弃帝国的前提下，改善殖民地的教育、医疗等福利状况，促进经济发展，稳住帝国的阵脚。

因此，从总体上看，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无意从根本上改变帝国政策，基本上沿袭了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的帝国政策。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对战后可能出现的东西方对抗的预测，提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原则”构想，将“大英帝国”作为英国的立国之本。1944年5月，他在下院提出了“三大实体”计划，勾画出了“三环原则”的基本轮廓：“我坚信，我所提及的这些伟大实体，即英帝国，一个真正的联合的欧洲，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决不会妨碍世界组织的总目标。” 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保守党兰达诺年会上对三环原则作了明确阐述：在此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变革时刻，在展望我国未来的时候，我感到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我希望手头有块黑板，我会给你们画一幅图画。我想皇家学会不会有这样的画，但它能展示我十分希望你们铭记在心的要点。对于我们来说，第一个环当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个环是我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还有美国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一个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同时并存，一旦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任何力量或力量的结合可以推翻它们，或敢于向它们挑战。现在你们想象一下这三个相互连接的环，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个环中的每一个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的连接点上。由于我们这个岛国位于海运线的中心，或许还是空运线的中心，我们就有机会把它们都连接在一起。如果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中抓住机会，我们就会又一次掌握打开人类安全和幸福未来的钥匙，就会赢得世人的感激并为我们自己树立声望。

显然，丘吉尔将第一环即英联邦或英帝国作为“三环原则”中的核心环节，进而在此基础上重点巩固和发展英美关系，形成第二个环，最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实现欧洲（西欧）的联合，共同对抗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从战后半个世纪英国的帝国即英联邦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运行轨迹来看，丘吉尔的三环外交，得到了历届英国政府的推行，只是在具体方针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当然也不例外，但主张对它进行一定的调整。英国之所以保有“世界大国”的地位，其庞大的殖民帝国是最主要的基础。而且，放弃帝国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因为英国会失去主要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并会让苏联阵营的扩张有机可乘。对此，工党政府要员多次强调英国决不放弃帝国的决心。1945年，殖民大臣阿瑟·琼斯（Arthur Jones）告诫国内的社会主义派别，不要因其对帝国主义的反感或“对‘解放’的感情倾向”，而使自己急忙抛弃帝国。他说：“像这样抛弃殖民帝国将是对各族人民和我们的责任的背叛。”外交大臣贝文也明确表示他本人“不准备牺牲英帝国”，因为他知道“如果英帝国垮台了……这将意味着我们选民的生活标准将迅速下降”。另一方面，英国国内也出现了放弃帝国的呼声。工党根据英国经济实力下降的境况和对帝国的不同认识，提出了重新审议和调整帝国政策的要求。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首相艾德礼和财政大臣多尔顿（Hugh Dalton）。

艾德礼的立场是从战略的角度进行考量，认为英国已不适宜承担帝国防务的沉重负担，提出要撤出中东地区和地中海地区。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联合国比英帝国更适宜承担该地区的防务。联合国是战后世界和平的主要维护者，而且由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合作是世界和平的主要保障。艾德礼指出：　大英帝国只有依赖其联合国组织成员国的身份才能够得到捍卫……如果这个新的组织已经是新的现实存在的话，那么由谁来支配昔兰尼加或索马里，或者由谁来控制苏伊士运河就无关紧要了。

第二，英国的国力下降，不应当再承担不必要的防务责任。英国应当将有限的资源用在保卫重点地区，如东南亚等。从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撤出是有效途径之一。艾德礼认为那些捍卫帝国的人主要是“基于过去的情感理由”，而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在情感上反对放弃帝国的每一寸土地的做法。不然的话，摆脱这种梦魇般的重担将会对我们有好处”。所以，当内阁讨论英国是否接管意属殖民地时，艾德礼激烈地表示反对。

第三，英国要改变维系与附属地关系的方式，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模式。其具体措施就是以安抚和援助取代武力和强制，同时顺应殖民地对自治和独立的要求。其中的典型例证，是英国与埃及重开关于英军在苏伊士运河地区军事基地问题的谈判。艾德礼的立场十分明确，认为英国不可能用武力来保有在埃及的军事基地，英国的利益只有在违背当地人民意愿的情况下才会受到损害。另外的例证是英国对非洲殖民地政策的调整和在印度移交权力，将在下文中论及。

英国政府中与艾德礼持相同主张的是财政大臣多尔顿。但他关注的角度不同，认为英国已不具备维持庞大帝国的经济能力，必须从中东和南亚等地区撤出（除非当地可以承担英国驻军的费用），以减轻其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英国在依靠美国和加拿大的信贷维持经济体系运转的情况下，必须尽快采取以下的措施：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开支，收缩兵力部署和防御范围，大力提高出口额以减少预算赤字。他尤其对其他内阁成员对此掉以轻心而感到担忧：我的一些同事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未来几年的严峻前景，也没有考虑到必须采取的种种措施，而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至少能够使我国在避免发生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灾难的条件下渡过这几年的难关。“他特别指出：如果英国的经济状况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的改善，一旦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信贷在1949年初告罄，那么英国就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政府将会不得不削减国民的配给额度，减少国外的制成品和原料的进口，进而引发失业率的上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对于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多尔顿明白无误地宣称：英国应当放弃对这些殖民地的责任，而至于它们在独立后是否具备治理的能力则与英国无关。他说，“试图压制这些人意愿的做法（是）浪费英国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即使会发生流血、腐败和无力治理这样的被他们认为是‘自由’的情况”也无关紧要。同时，英国在维护世界各地的和平与秩序方面已经长时期地承担了过量的份额，英国的资源已不敷使用，应当由盟国来替英国分担这样的重任。多尔顿强调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使美国人或我们自己错误地相信：我们能够做到那些我们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已经十分不堪重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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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艾德礼和多尔顿的立场在英国政府内并不占有主导地位，遭到了外交部、殖民部、联邦关系部和英军总参谋部的坚决反对。外交部认为英国维持世界大国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而海外驻军是必不可少的支柱。英国一旦撤军，世人会将此举视为软弱的标志，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其一，会损害英国的国际地位，英国从此会降为二流国家。其二，会改变美国对英国的评价，英美特殊关系有可能就此结束。其三，会使金融界丧失对英镑的信心，造成英镑的波动。最后，会动摇英国在英帝国和英联邦的领导地位，影响英国与其他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关系。除此之外，外交大臣贝文更担心英国的撤出会给苏联的扩张提供机会，因为苏联有可能趁机取得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并切断英国与亚洲殖民地的陆上联系通道。而且，中东地区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同时还具有极高的经济和能源价值。据估计，到1951年时，英国80％的石油供给将来自中东，对该地区的出口额也将达到1.5亿英镑。贝文坚决主张英国在中东地区保持驻军，明确阐述英国在中东政策的目标：　并不是要支配那里的人民或者告诉他们如何去生活，而是要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其他国家的支配，要帮助他们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要使他们觉得其利益与我们的利益相一致，从而确保在政策事务和防务安排方面得到他们最大程度的合作。

在这里，贝文显然将英国的军事存在视为其外交的基础和保证。根据外交部当时确定的政策原则，英国外交的长期目标是在东西方之间建立友好的伙伴关系，而短期目标是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张。

英军总参谋部完全站在外交部的一边。同时，总参谋部更强调中东地区的军事和战略重要性。中东是连接帝国防御体系的中心环节，若失去了这个环节，英军的体系便会四分五裂。英军的有效作战范围将不得不后退到外围地区，即北美、南非和澳洲一带。英军一旦撤出，苏联必然会取而代之，掌握对该地区的支配权。尤其是在苏联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中东地区为帝国的防御提供了必要的战略纵深地带。为此，英军参谋长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艾德礼于1947年1月正式放弃了从中东地区撤军的计划。而随着冷战形势的日益严峻，这位英国首相完全改变了原先的立场，认为确有必要保持英国在中东地区和东地中海的军事存在，完全接受了外交部和总参谋部的主张。

实际上，贝文及外交部和总参谋部的立场明显是秉承了丘吉尔的冷战思想。早在“二战”后期，英国军方和外交部通过大量搜集情报，分析研究，认为英国在战后的潜在威胁来自苏联。1943年11月，丘吉尔在赴德黑兰会议途中对哈罗德·麦克米伦说：“德国完了……现在的真正问题是俄国。”1944年4月21日，丘吉尔向杜鲁门建议，命令英美军队尽快东进抢占地盘，并争取抢在苏联军队之前攻占柏林，从而向苏联施加压力，迫使它接受英美对于德国问题的立场。但杜鲁门坚持盟国之间预先达成的协议，没有听取丘吉尔的建议。

1946年3月5日，身为保守党领袖的丘吉尔，在杜鲁门总统的陪同下前往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一次影响甚广的演说：“不久前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及其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的止境在哪里。”接着，他提出了作为冷战理论基础的“铁幕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周围的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控制。在谈到如何对付苏联的威胁时，丘吉尔主张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就会无往而不胜。他还正告整个世界：“任何人都不能低估大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坚持能力。……如果说英语的英联邦国家的人口与美国的人口同心协力，这样的合作包括空中、海上、地面上的各个角落，包括科学和工业领域，也包括精神力量方面，那么就绝不会产生那种导致野心或冒险的不稳定的平衡。恰恰相反，所造就的是极为确定的安全局面。” 丘吉尔的这次演说被视为东西方冷战序幕的开启标志，同时也是对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同年2月9日一次讲话的反击。斯大林在讲话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