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出逃与龙云两难境地原因之探析

作者: 丁长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随即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关于如何对待抗战，当时南京政府高层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尤为突出。到了1938年下半年，随着广州、武汉等地失守，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人心中笼罩的悲观情绪、重庆高层战和之争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而此时云南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管和生命线，云南对于中国抗战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龙云作为地方实力派代表，其举足轻重的地位使他成为各方高度关注和极力拉拢的对象，处心积虑的汪精卫自然也不会例外。汪精卫作为国民党中央大员、副总裁，其叛逃投敌分为二个阶段(以“艳电”发表为界)，“艳电”发表前，其叛国投敌面貌尚未完全暴露，龙云作为地方官员，在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央命令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和权力扣押汪精卫；当汪在河内不顾一切发表了投敌叛国的“艳电”后，其投敌叛国面貌暴露于世。此时，蒋介石为达到掩盖自己“吃掉”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企图，利用其特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手段，设计让龙云一步步陷入与汪投敌叛国有说不清道不明关系的政治陷阱，而汪则竭尽全力地对龙进行了拉拢，甚至将龙云作为自己投敌的重要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处于被动状态的龙云，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也避免不了引发各方猜测，处于两难的境地。

汪精卫

一、蒋介石对精卫汪出逃的处置

1938年12月，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国防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其出走是具有严重影响的大事，蒋介石及重庆高层不会不格外关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处置则显得尤为重要。首先，12月18日汪精卫在重庆上飞机时，就引起机场航检所姚悟千的警觉，姚在劝阻汪精卫登机不成的情况下，立即电告了戴笠，戴请示蒋介石，蒋却说只要汪精卫不去香港，在国内可以让他自由行动。[1]当汪到昆后，龙云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当晚即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以备案(18日的电报，不知什么原因，我们至今没查看到原件)，这个电报的内容我们从次日汪精卫离昆后龙向蒋报告的电报可以知晓：“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2]据此，我们知道18、19两天龙云均发密电向蒋介石汇报了汪副总裁的行踪，这是很清楚的，但至今没有找到蒋对龙云两次电报的任何回应。

汪精卫、蒋介石

12月21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接到汪自河内发来的电报：“弟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事前因种种困难，未及征兄同意，故请对弟之行止，绝不必加以考虑。”[3]。就在同一天，龙云得到一个“任务”，即蒋明确让龙转致汪的电报，龙云不得不将无从探转这个电报的情况致电蒋介石：“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识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致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矣。”[4]。上述电文内容共有三层意思：一是再次汇报汪到滇情况；二是询问汪与日有约，此事与蒋事先有无商量；三是蒋给汪的电报无从探转，已交陈公博。尤其是第三条，明确地透露出是蒋要龙转交其给汪的电报，龙则说“因无从探转，已交陈公博携往”，知道自己已处于两难的龙云不得已在此电报中把汪龙“暗通”的缘由传递出来了。这是汪龙关系引发猜测的一个关键点，这一点，是很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对于龙云这个电报，蒋介石仍没有任何回应。

有了以上缘由，笔者看到，之后汪精卫将给蒋的密电再没发给张群，而是顺理成章地经由龙云转蒋，这就坐实了龙汪联系不断，这是汪很想要的效果，也是蒋对龙设下的一个局。如12月24日，汪在其自河内致蒋介石并请龙云转呈的电文中就有：“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5]从上述来往函电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龙云不得不成为蒋汪之间的通信联络员。我们可以看到此后汪龙密电往来其实主要是汪蒋密电往来，龙云只不过是充当了汪蒋的信使而已。

上述21日张群和龙云分别给蒋发了密电，有一个细节不得不提一下，张群给蒋的密电是长安，龙云给蒋的密电是重庆。据史料记载，蒋介石计划18日离渝赴西安，由于天气原因，蒋20日才飞抵西安。张群21日给蒋的密电发至长安，表明张群对蒋的行程非常清楚，而龙云并不知晓蒋的行程安排，给蒋的密电仍发的是重庆。值得玩味的是，这天蒋给汪的电报内容为：“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6]这个电报说明蒋汪在汪至滇后亦有联系，蒋对汪是十分关心的。作为国民党总裁，18、19、20日这三天蒋难道都没有看到龙云给他发的电报吗？出于蒋一直以来对地方实力派的防范与控制手段，有机会给服管不服调的“滇龙”出难题，这难道不是蒋最希望的吗？

龙云

汪精卫自重庆经昆明出逃以后，蒋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并未责骂过汪精卫，关于这一点，汪精卫的内亲陈春圃的记述提供了确凿的佐证。他认为蒋介石并不恨汪公开主张投降，只是在汪发表“艳电”’后，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到河内，“劝汪赴欧休养，并恳切表示和战问题可以谈，主张可以表示，但只要不再有第二步的行动，将来还可以合作与取得谅解。”[7]

档案材料显示，蒋对汪投敌叛国行为比较明确的处置态度是1939年1月8日致龙云之庚电，全文为：“昆明龙主席勋鉴：鱼电悉。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尽急求谅解或为彼代谋，徒增其疑窦，而于事无补，且据法人消息，汪到越后之言行，绝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汪先生，现若劝其返渝，则彼必以恶意推测，且彼亦必不出此。至于留住国内，无论何地，不惟敌国可借此造谣，甚或假借其名义，多所引诱，即国际亦复怀疑，而全国军民之惶惑更无论矣。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惟一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当此次开除党籍决议时，本有通缉令同时并发一项，佥以为汪之言行，不仅违反党纪，而且毁坏国法也，卒因中力加阻止乃已。如彼此时留住国内，则全国要求通缉之令无法遏阻，如此则公私更难为怀矣。吾人于此，惟有先公而后私，只要抗战有利，国家有益，则私人关系虽受损失，亦惟忍痛一时，但求吾心之所安而无愧怍耳。如其再派人来说时，请以正言告之。未知兄意以为何如？中正手启”[8]。此电文详细说明了汪发表“艳电”叛国投敌后蒋对汪的处置态度，并对通缉令力加阻止，同时也明确告诉龙应如何对待汪。此时蒋的这个明确的态度对于龙云来讲，也是很为难的，蒋明确指示给汪留余地，而当时全国上下对汪投敌叛国的声讨又十分激烈，处于这种情景下的龙云再一次陷入两难境地。作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却不得不表示“惟照钧座电示，代彼宽留余地外，一面速谋挽救，以免误己误国”。[9]

从上述史实我们可以知道，蒋在汪叛逃至河内以及“艳电”发表前后的一段时间，对汪的态度并不强硬，而是留有余地的。而龙云作为地方行政长官，深知蒋随时伺机打击并消灭地方实力派的目的，为了保全自身，只向蒋报告了汪来滇，对于汪的处置，在蒋未作任何回应的情况下，不放汪走又能如何？

二、汪精卫集团的宣传和对地方实力派的拉拢

抗战全面爆发后，主张对日“和平运动”的亲日派头领汪精卫自然成为日本诱降的最佳对象，而汪精卫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虽然地位高、资格老，却是一名空头政客。对于仅有政治资本缺乏实力的汪精卫来说，为了增加对日“和谈”的筹码，主动拉拢反蒋的地方实力派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在汪派人员的鼓吹和不实宣传下，地方实力派如广东的张发奎、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等均被汪派人员算作秘密联络的人选，在这些人选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云南的龙云。这从1939年4月14日，薛岳致龙云灰电，为其与张发奎龙云听汪指挥辟谣，呈蒋委员长之寒电所言可以知晓，电报称：“近闻汪先生谓，兄与弟、向华均可听其指挥，不胜笑话。弟与向华固誓死抗战，弟深信兄亦必誓领导弟等抗战到底，共成抗战建国之在业也。”[10]

龙云与蒋介石

1938年12月汪精卫途经昆明叛逃至河内并于12月29日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这件事，本来与龙云没有关系，由于其特殊的身份，汪精卫集团一箱情愿地把龙云算在其圈子内，关于这一点，汪派成员基本上都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11]。另外，我们从日本人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时为日方谈判代表)提供的资料知道，在1938年9月汪精卫派人和日本代表进行谈判时，就有所谓龙云将与汪精卫“共同行动”的说法。梅思平(汪精卫代表)也曾说：“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进行联络。[12]

目前能查到的史料表明，汪精卫经昆明出逃之前，龙云与汪及汪派人员的交往并不多，见诸记载的仅有抗战爆发后，龙云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第一次与汪接触。之后是1938年8、9月，汪精卫派褚民谊、陈公博、曾仲鸣、陈璧君先后到昆明，陈璧君以视察锡矿为名，长住昆明二十余天。[14]龙云作为云南地方大员，对国民党副总载的夫人陈璧君进行接待是份内之事。同年，龙汪双方确有较多函电往来，内容大抵上是地方长官向副总裁问计，如1938年10月20日龙云致电汪精卫，询问中央“如何应对”困难局势。此时汪还是重庆政府的领导人，地方长官向中央领导请示、问计无可厚非。[15]之后是陈公博、陈春圃等受汪指派联系龙云。纵观汪龙不多的交往，不排除汪视龙为“自己人”，但早有学者判断“有可能是(汪)虚张声势以增加谈判筹码”。[16]

12月18日汪离渝至滇，龙云作为地方官员，对中央大员进行正常接待，本来无可厚非，由于汪派人员的不实宣传，造成龙云“完全同意”汪的“和谈”计划的映象。关于龙汪的这次交往，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说了公道话：汪精卫“突然到了昆明与龙氏晤面，仍说有一个礼拜的逗留，……龙氏不疑有他，当夜请他吃饭，则以病辞。殊不料次日清晨，他即离去。龙氏得信往送，问何以如此匆促？答云：将往香港，访日本某要人洽商和议；如果有诚意，即建议中央，以备采择。龙氏以有战自必有和，故未加反对。”[17]陈诚虽非当事人，却是国民党高层人员，对内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

目前能看到的史料表明，汪出逃河内后，龙云与汪之间的联系首先是由蒋要龙转给汪的电报开始的。自此以后，龙汪之间的联系对国民党中央都是很透明的，龙与汪的联系对蒋是坦白的。同时，龙云对汪派人员也得应付，这也成为汪派人员宣传的口实，虽然只是汪派人员的一家之言，但这些宣传给龙云带来的是国人的猜测和自身的被动。

对于龙云的抗战态度，奉命到滇劝龙云与汪精卫划清界线的唐生智在对龙云进行多方考察后，1939年4月29日致电蒋介石，报告了具体情况：“……渠谓各国大使过滇，尤其英使卡耳，询我抗战意志，答以即至最后只存云南一省，亦必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卡耳闻之极为兴奋。职默察渠意，似极顾大局，拥护钧座，始终不渝。现拟予以召集亲信，详加考虑之时间，约期切实面商，职决竭力尽智，从正面侧面用种种方法，俾遵钧座意志，余俟绩陈。”[18]若把龙云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具体行动与上述唐生智对龙云考察的结论联系起来分析，笔者认为唐生智对龙云“默察”后，认为龙云极顾大局，抗战态度坚决，与汪精卫投敌并无牵连，应是与历史事实相符的。

解放后的龙云（左三）与毛主席

三、结语

抗战开始后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从昆明出逃越南河内，最高领袖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内复杂的政治争斗，通过行使最高权力，使龙云逐渐陷入难以言说的两难境地，这是蒋的一个政治谋略。

在汪经昆明出逃河内的过程中，政治活动空间有限的龙云，在蒋迂回、故意拖延使龙“放走”汪成为事实并坐实其与汪“联系不断”的政治谋略实现后，两难境地的处境已显露无遗，被各方误解或怀疑不可避免。同时，汪派人员为了增加与日谈判的筹码，单方面加大宣传，增加舆论媒体对龙云的政治压力，都让龙云左右为难，有口难言。虽然如此，夹缝中求生存的地方实力派龙云，顾全抗战大局，抵制蒋利用抗战、剿共消灭地方实力派，防备的同时保有全民族抗战利益至上的底线，以求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龙云是从全民族抗战的政治高度，率领滇军及全滇人民积极抵抗日军侵略的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并为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