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的徐志摩、郭沫若与曹禺

在钱锺书逝世20周年之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站在“钱学”爱好者角度，将自己近年来对钱锺书的传记研究、生平史料以及学术趣味的研究、解读文章结集成《钱锺书交游考》。

谢泳著《钱锺书交游考》，九州出版社出版

书中谈钱锺书的学术态度，谈他作品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索隐，谈他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交往和思想比较，谈新旧交替时期人心的嬗变……展现了钱锺书在治学、为人方面的风采，彰显出一代大师的精神品格。钱锺书的许多观点、言论属首次披露。

徐志摩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一般的两人传记中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我查了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本书徐志摩译过，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徐志摩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

Mr.Wu has twice compared himself to the late Mr.Hsu Tse-mo in his pomes.As an artist,Mr.Wu Mi is far too slovenly to be compared to that accomplished writer of charming if somewhat mincing verse.But as a character , Mr.Wu Mi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and-the-word must out-grand. Hsu Tse-mo,for all his aestheticism and artiness,is still a baby who can enjoy innocently the pleasures of life;his .rst of unhappiness are those of a spoiled child who wails either because he has not got enough of sweets to eat or because he has eaten more than is good for his stomach。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诗人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吴宓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负。从他的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仍好像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时，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比如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批评，与他父亲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传。而《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到：“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但钱基博再引旁人的话为自己的判断：“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

对当时的新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他认为鲁迅的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来叙述：“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对于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这就涉及钱锺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问题，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郭沫若

研究钱锺书的人，现在还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和郭沫若的关系，一是因为直接的材料极难见到，二是间接的材料需要解释，在事实上不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凡解释出的事实，必有解释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其中，而见仁见智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郭沫若

关于钱锺书和郭沫若的关系，我有自己的一点理解。我曾注意过钱锺书和鲁迅的关系，也是取这种间接理解方式，不一定处处坐实，但在整体判断上，对于理解他们的关系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我过去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压力下为寻求自保，写文章批判别人极为常见，在知名知识分子中，陈寅恪和钱锺书是我常提到的反例。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材料，是绿原的一个回忆，说在批判胡风运动中，钱锺书也写了文章，还是在《人民日报》上，但绿原因为记忆原因，没有给出原文出处，提示这个材料的人也没有给出。现在《人民日报》有电子版，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想来不是太难，我没有使用过电子版的《人民日报》，不知绿原的回忆是否有误？但在一般批判胡风的材料中，我确实没有看到过钱锺书的文章，这方面的材料我有相当的搜集，包括一些当时地方上编辑的批判胡风的材料。

我曾引过傅璇宗先生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的事实。1984年，傅璇宗先生出版《李德裕年谱》后，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宗先生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钱锺书在新版《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和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可以理解为是他对中国当代学者的一个态度，后来有人指出钱锺书提到的“时贤”，事实上并不止这两处，但再多出来，也不影响我们理解钱锺书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基本判断。《容安馆札记》中有没有提到过郭沫若？我没有细查，因为原书是手迹影印，一般的查阅很难发现，大连范旭仑先生专研此书，希望他以后能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或者他已有发现而我还没有见到。

钱锺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锺书是科学院下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锺书注意郭沫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锺书对他的直接评价。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的《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一个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回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后来虽然有人指出，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早年的学术趣味，并不一定是投别人所好，但这个判断即使成立，也改变不了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不是1949年后才产生的。

我们来看《围城》第七章中的一个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

这段文字最见钱锺书讽刺风格，如果说其他文字还算一般叙述，我们不大可能索引出具体所指，但这个“三百年祭”，显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成说，钱锺书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别用了“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妄断钱锺书的心理，这个理解在学术上也可以成立，因为巧合也是写作时记忆的反映。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围城》的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而这个讽刺，也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

曹禺

《围城》里有两个细节与曹禺有关：

第一次提到：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以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据斯宾诺沙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

第二次提到：辛楣问她怎样消遣，她说爱看话剧，问辛楣爱看不爱看。辛楣说：“我很喜欢话剧，可惜我没有看过——呃——多少。”范小姐问曹禺如何。辛楣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快乐地拍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一个戏最好？”辛楣没料到毕业考试以后，会有这一次的考试。十几年小考大考训练成一套虚虚实实、模棱两可的回答本领，现在全荒疏了，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小姐的惊骇表情阻止他说出来是“春天” “夏天” “秋天”还是“冬天”。……辛楣承认无知胡说，她向他讲解说“李健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更说辛楣要看剧本，她那儿有。

曹 禺

这段话中，涉及两个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名的剧作家。一个是曹禺，一个是李健吾。他们和钱锺书同出一校一系。李健吾1925年入清华，后留校任教，当时任外文系系主任的王文显的助授。

钱锺书这个比喻肯定有深意，不是随便用的，从比喻中可以判断这是对两个剧作家的评价。1981年版的《围城》在这段话下面没有注释。但1991年再版的《围城》有一个注释：“《这不过是春天》是李健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在《围城》中赵辛楣的身份是“美国留学生，本在外交公署当处长，因病未随机关内迁，如今在华美新闻社做政治编辑。”以这种身份，不知曹禺，好像说不过去，可是在小说中他确实不知道曹禺。把李健吾误说成曹禺，可见对李健吾的印象要超过曹禺，这难道不是对两个剧作家的一种评价吗？“伟大的戏剧家曹禺”没有让赵辛楣有印象，他只记住了李健吾。如果说这是赵辛楣故意和范小姐开玩笑，那么在事后的情节中钱锺书应该有所交代，但我们在《围城》后来的故事发展中，没有看到对这个情节的说明。一般说来，小说家敢在自己小说中拿自己的同学和熟人开玩笑有两种情况，一是特别相知，二是彼此有看法。前者可以理解为善意的调侃，后者可能就另有深意了。钱锺书的夫人杨绛也是剧作家，钱锺书对剧作家的评价是很为难的。

这里面其实还有故事。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出版的时候，在剧本一栏中，共发了三个剧本。依次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曹禺的《雷雨》，顾青海的《香妃》。

李健吾在《时当二三月》一文中说： “戏是有一出的，就是早已压在靳以手边的《雷雨》……我抓住了靳以。他承认家宝有一部创作留在他的抽屉。不过，家宝没有决心发表，打算先给大家看看，再作道理。同时，靳以和巴金都说，他们被感动了，有些小毛病，然而被感动了，像被杰作感动一样。靳以说：‘你先拿去看看。’我说：‘不，不登出来我不看。’《雷雨》问世了。编者是有气魄的，一口气登完这四幕大剧。”至于把《这不过是春天》排在《雷雨》前面，李健吾的解释是，“我不埋怨靳以，他和家宝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要更淡，做一个好编辑最怕有人说他徇私。”

从这个文坛掌故可以判断，当时对李健吾和曹禺剧本的看法，并不如后来那样。可能对李健吾剧本的评价更高一些。在钱锺书看来，可能他更认同李健吾的剧本，但在事实上，后来作为当时影响很大的剧作家的李健吾其实是被遗忘了。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提到李健吾和曹禺，他对《这不过是春天》评价很高。他比较曹禺和李健吾：“如果拿酒为例，来品评曹禺和李健吾的剧本，则前者有如茅台，酒质纵然不够醇，但是芳浓香烈，一口下肚，便回肠荡气，因此演出的效果之佳，独一无二；而后者则像上品的花雕或桂花陈酒，乍饮平淡无奇，可是回味余香，直透肺腑，且久久不散。”

司马长风还说：“李健吾有一点更绝对超过曹禺，那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性；而曹禺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找出袭取的珠丝马迹。”

李健吾后来也写过关于《雷雨》的评论，他指出：“容我乱问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Hippolytus，一个是法国拉辛（Racine）的Phedl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了前妻的儿子。”

李健吾的这个看法和钱锺书相同，不过钱锺书指出的是另外的文学作品。叶瘦秋在《钱默存先生交游录》中引过一则史料，其中可能是暗指曹禺。这则史料是：“我们的作者给他骂中了中国旧小说的余毒，气得有口难辩，因为他明明受外国的影响。他听人说过英国小说家乱伦事（D·H·Hawrence），对于犹太心理学家父老夺爱（Freud）的理论也略有些风闻，可是他又没有艺术上的勇气，真写娘儿子恋爱，所以写的乱伦事件，不过是儿子夺老父的‘犹太’——如夫人。”

钱锺书这里指的是弗洛伊德和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这个材料据引者说是出于小说《灵感》，但在现行的小说版本中没有这段话了，有可能是原刊时出现过，以后可以查一下原刊作品的杂志。

1980年11月，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恳谈会上，以《诗可以怨》为题发表了演讲。他在本文中提到：“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上是‘群’，筒直竟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像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王昭君》是曹禺改革开放后完成的一部著名历史剧，从钱锺书的语气中可以判断，他对此剧的评价不高。

1979年5月，钱锺书访问美国，评论家水晶问钱锺书，曹禺现在如何？钱锺书回答：“曹禺很好。今年下半年将可能来美国访问。”

1980年4月曹禺访问美国时，曾回答过汤晏的提问，问及钱锺书时，曹禺说：“锺书与我是清华外文系同班同学，我是从南开转学去的，我们同届毕业，他是个大学问家，极其渊博。比起来，我写写剧本，只是雕虫小技没有什么，他真是了不起。”

还有一个小细节，曹禺把《雷雨》的主要情节发生地设置在了无锡，那样一个富于传奇的故事，一定是出于无锡的大家庭，而无锡是钱锺书和杨绛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