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士兵的战场回忆: 第聂伯河畔的战斗

来源: 战争事典

本文摘自:《致命打击: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作者: [德]戈特洛布•H•比德曼 [美]德里克•S•赞布罗 著      译者: 小小冰人

1941年8月28日夜间，我们转移至第聂伯河上的科多洛夫，为一个炮兵连提供支援，该连据守着防线上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段。这个地段控制着河两岸的高地，兵力却很稀疏。一个村庄坐落在一条土路上，两条峡谷在这里交汇；一座座单独、原始的房屋沿着一条小山谷一直延伸到河边。从我们的反坦克炮阵地望去，河面的景象被树木、参差不齐的灌木丛和茅草覆顶的简陋泥屋所遮掩。一个硕大、突出的石质建筑正好可以充当中心参照点。在我们这些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到来前，那里可能是村里的一所学校。距离我们的阵地不到100米，一道陡峭的岸堤下，第聂伯河河水缓缓地流向未知处，村子的东边是一个西红柿农场。第聂伯河弯弯曲曲地绕过一些小岛，站在岸堤边缘，宽阔的河流清晰可见，东岸覆盖着茂密的树木和灌木丛。在我们的正对面，一座浅浅的岛屿上覆盖着厚厚的植被，将苏军存在的一切迹象彻底隐藏起来。

1941年8月，措尔少尉指挥第14反坦克连的士兵们在第聂伯河附近建立起一个反坦克阵地

我们支援的那个炮兵连据守在一个有利的地方——他们在西红柿集体农场附近挖掘了一个阵地，那里可俯瞰敌军控制的地带，视线非常好。敌军士兵的集结地可以通过一缕缕垂直上升的炊烟看出端倪。我们的炮兵仍在忙碌，他们试图以间歇性炮击打断敌人的补给路线，从我们所在的位置望去，看不到那条路线。除此之外，前线保持着平静。

到达这里后不久，我们坐在一座小屋前，我从军装口袋里掏出口琴。口琴吹奏的民歌响起时，一群村民围拢到我身边，他们像影子那样，从四周的房屋里出现在我们面前。《胡子拉碴，远离家乡》这首曲子的旋律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些村民拍着手，唱起了他们的民歌——《斯捷潘·拉辛》。伴随着德国口琴吹出的旋律，戴着颜色鲜亮的围巾的妇女和姑娘们频频点头，老人和孩子用脚在这片俄国的土地上打着拍子。

一个小时后，我们从反坦克排排长那里接到命令，在一座旧仓库内铺设稻草，以此作为我们的住处。我们不太情愿地服从了命令，对没能住进这些分散的农舍感到失望。我们中的许多人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陷阱，因为这个仓库只有一个入口，而且坐落在村子中心，这就使我们在任何方向都没有清晰的射界。相比之下，我们宁愿在开阔地露宿，就像我们已经习惯的那样。

我们的反坦克炮仍拴在拖车上，停在二三十米外的树丛下，一名哨兵站立在仓库门前。晴朗的天空带来了凉爽的夏夜，我们三十多人走进这座临时住处，很快便沉沉睡去。

拂晓前，我们突然被仓库附近的手榴弹爆炸声惊醒。一阵冲锋枪的连射击中了仓库的木后墙，那名哨兵迅速跑入漆黑的仓库中。

“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他高声喊道。

我赶紧穿上靴子，抓过自己的装备和子弹带，跟着哈特曼和另外几个人朝唯一的出口冲去。德国军队的纪律发挥了作用，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赶到反坦克炮那里，于是，我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朝那里跑去。我忽然看见一个闪着亮光的东西从小溪边缘划着弧线朝我们飞来，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颗手榴弹正在燃烧的导火索。我本能地在拖车后伏下身子，几秒钟后，手榴弹炸开了，没造成任何伤害。

1941年9月下旬，二等兵G·H·比德曼（本书作者）与一门37毫米反坦克炮和缴获的福特卡车合影。美制福特卡车使德国军队获得了大批后勤车辆，这种卡车深受德国士兵的喜爱，因为缴获的苏军仓库内，这种汽车的零配件一应俱全。

这场突然袭击发生时，几名士兵设法聚集到哈特曼那门反坦克炮旁，此刻，他们跪在拖车后或趴在地上，用步枪和冲锋枪开火射击。我从皮带上拽下两枚手榴弹扔了出去，手榴弹划着弧线越过拖车，飞向小溪边缘，哈特曼抛出的第三颗手榴弹落在更远的沟壑处。

我们压制住敌人的火力，苏制冲锋枪的咯咯声减弱了，小溪那里也没有更多的手榴弹朝我们飞来。趁着这个机会，排里更多的战友冲出那座仓库，试图赶到我们的阵地处。距离我们100米外的木桥方向，又一阵激烈的枪声爆发开来。

我们突然看见排长从我们身边冲过，高喊道：“我负伤了！”随即消失进仓库附近的黑暗中。趁着交火停顿的间隙，我们解下反坦克炮，开始向小溪旁的灌木丛开炮射击，我们仍能看见那里苏制武器的枪口在闪烁。子弹撞击火炮护盾的声音清晰可辨，但我们连续射出几十发杀伤弹，成功地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俄国人没有发起进一步的攻击。

这一切发生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哈特曼和我冲入仓库，看见我们的少尉躺在地上，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大腿。医护兵已给他做了包扎，尽管医护兵说少尉的动脉和骨头都没有被打断，但伤口处血流如注。我们将少尉的司机和两名通信员留下，随即返回排里。

哈特曼接手指挥全排，他命令布克哈特和我设法跟设在村里的连部取得联系。我俩小心翼翼地踏上木桥，立即发现几米外倒着一具苏军士兵的尸体，明亮的月光下，尸体的轮廓与白色的木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敌人显然已停止进攻，并撤离了战场，没用几分钟，我们就赶到了设在一所农舍里的连部。

连部里挤满了伤员，一名医护中士照料着他们。直到此时我们这才获知，就在我们的住处遭到袭击时，俄国人同时对驻扎在村子东端的其他单位也发动了攻击。我们做了汇报，令我们俩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排立即被命令返回更为熟悉的环境中。

二等兵比德曼（本书作者）看守着一辆被苏军丢弃的装甲车。这部完好的车辆被他的炮组加以使用，以替换脆弱的法制拖车来拖曳他们的反坦克炮。

从连部返回后，我们将反坦克炮转移到距离仓库50米处，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上。我们从这里可以掩护从沟壑顶端到木桥的整片区域，敌人的任何进攻都将处于我们的直瞄火力下。我们密切留意着左右两侧的沟壑和山坡，但没有发现敌人有任何行动，也没有遭到更多的火力袭击。有消息说，苏军的进攻已被击退，我们的少尉得到了一个“heimatschuss”（不至于送命或致残，但又足以离开战场回国的伤势）。

在新环境中刚刚感觉到一些安全，借着拂晓的亮光，我就突然看见一小群苏军士兵拖着一挺重机枪登上了校舍后的一个小山坡。我们赶紧冲入分配给我们的防御阵地，用穿甲弹和高爆弹对着他们开炮射击，因为我们的杀伤弹已消耗殆尽。俄国人隐蔽起来，在开阔地留下几个死伤者。我们继续对着他们的藏身处和废弃的校舍开炮，以防他们在那里设立机枪阵地。轰了几炮后，我们看见几名苏军士兵迅速向后方撤去，我们的MG-34机枪火力紧追着他们。

突然，轻武器火力在我们正前方爆发开来。实施渗透的俄国人在近距离内朝我们开火射击，他们在沟壑中的喊叫声清晰可辨。穿过茂密的灌木丛、树木，长满向日葵、西红柿和豆类植物的小菜园，敌人再次朝我们阵地扑来，从距离我们反坦克炮十步开外的地方投来手榴弹。

我们疯狂地从拖车上搬下最后一箱37毫米炮弹，几名装弹手一边填弹，一边将散落在四周的空弹壳踢开以清理出炮位。我们只剩下30发穿甲弹，我掏出最后一个弹夹，塞入卡宾枪弹仓内，其他人也迅速检查了各自的弹药，发现都已所剩不多。哈特曼的冲锋枪只剩下半匣子弹。

俄国人试图穿过道路杀至仓库处，我们都很清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挡住他们，以免与连里的其他单位分隔开，否则，我们将全军覆没。上午10点左右，最后一发炮弹从我们冒着烟的炮口被射出。为阻止我们使用拖车，俄国人现在直接对建筑物发起攻击，很快，曳光弹和莫洛托夫鸡尾酒便使它燃烧起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临时营房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实施疏散，只希望负伤的少尉已被转移至安全处。

最后的炮弹射光后，我将反坦克炮上的炮闩拆下，丢入灌木丛中，随即和哈特曼爬入一条通向西面的沟壑。我们径直爬上沟壑的顶部。从这个更高的观察点，我们看见300米外，俄国人正簇拥在那座仓库周围。我隐蔽在一棵树后，仔细瞄准那些敌人开了几枪，哈特曼突然喊道，援兵来了。原先驻扎在我们旁边的一个步兵连和部分被打散的单位已在村子西侧集结。哈特曼和我穿过灌木丛来到道路上，正看见我们的连长坐着他的三轮挎斗摩托车冲入村内。

苏军的炮弹落在我们身后很远处。我方的重武器将第聂伯河岸堤笼罩在火力下，以阻止俄国人后撤，我们的突击连向前而去。我在灌木丛中找了半个多小时，才将炮闩重新装回到我们的反坦克炮上，这几个小时里，经过几次反击，敌人已被赶入河中，一些幸存者试图用木筏和小舟渡河，从而逃至东岸安全处，结果遭到我方炮火的袭击。

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四五倍，但他们的进攻已被击退，我们开始寻找负伤的少尉。尽管搜遍了整片区域，却没能找到他，只在被烧毁的仓库前发现一只血迹斑斑的靴子。寻找少尉的过程中，我们在一所农舍旁的菜地里遇到一名嗑着葵花子的苏军士兵。他没有抵抗，高举着双手表示投降，带着满脸的惊慌，他晃着张开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朝我们走了过来。经过一番粗略的搜查后，他被送至团部接受审问。

1941年8月，第聂伯河沿岸战斗中被俘的苏军战俘。

第二天早上，步兵连报告，在小溪与第聂伯河交汇处发现一具不明身份的尸体。后来，我们从连长那里获知，这具尸体就是我们的少尉，他的脖子后挨了一枪，可能是由苏军执行的死刑。一个步兵排里也有两名士兵失踪，但没有发现他们的任何踪迹，他们很可能当了俘虏，并被带过了第聂伯河。后来，据一名在基辅包围圈中被俘的苏军军医交待，在这片地区被俘的德军俘虏，在基辅陷落、苏军投降前都已被处决。

我们后来获悉，发生袭击的那个晚上，村里的小学老师和共青团员奥尔加还跟我们一起唱过《斯捷潘·拉辛》，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溜入沟壑，悄悄渡过了宽阔的第聂伯河。到达苏军阵地后，他们向东岸的苏军部队提供了详细的情报，描述了我们的阵地和实力，随即带着一个苏军营悄无声息地渡过第聂伯河，进入沟壑中。仓库附近的那座木桥提供了进入村子的通道。

东线的战事已开始展露出它的残酷性。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有预见或理解俄国人对自己的国家遭到侵略后越来越强烈的痛苦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