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谏——清末官员自杀事件

来源/中国经营报　 文/ 王学斌

1879年4月29日清晨，一条来自蓟州知州刘枝彦的奏闻，打破了这个暮春暖日本该有的静谧祥和。刘知州的折子，牵涉一桩命案：当月11日同治帝奉安典礼结束后，有一名叫做吴可读的吏部主事未随大队人马返京，而是滞留于三义庙内。25日夜，吴氏先是准备悬梁自尽，孰知房梁太高，且朽败不堪，于是取出事先准备的洋药，服毒身亡。

一个区区的六品京官，在荒郊野外自杀，乍一看似无八卦可挖，亦无卖点可言。按常理判断其隐情无非仕途失意、畏罪自尽、病魔缠身之类。然吴氏之死很快便传遍朝野内外，一时间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

一件轰动朝野的事

“吴可读事件”之所以轰动，缘由有三：

一，吴之死确实属于自杀，但他临死前“遗有封存密折一匣，遗书嘱为转呈吏部代递”，明摆着将肉体消亡作为载体，其真正意图在于劝谏君上。换言之，吴这是尸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武死战，文死谏”乃报国忠君者的至高境界。当君臣关系恶化到有话不能好好说、有事不能细细谈的地步时，便会有人豁了出去，以命相搏，以期唤醒天听。

第二，吴之遗折言语堪称火爆。若循常例，部署呈递的代奏折件，应先由该部堂官共同开启查阅，如无违悖字样，才能转呈皇上。但鉴于吴可读采取尸谏，且遗折密封，吏部官员料到此折一定牵扯重大且敏感的政治问题，于是违背规定，不拆视就径报朝廷。如此做法，既可免责，又能保证遗折内容不外泄，可谓一举两得。当慈禧打开折子一瞧，不禁勃然大怒。吴氏写道：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

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吴氏临死之折，不仅满纸忠心，更堪称生猛，居然径直指责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此举在帝制时代实属罕见。吴可读行为极端，言辞激烈，自然引来士林一片哗然，想必当时不少官绅心里暗暗为其竖大拇指。

第三，吴氏遗折中心在于光绪帝之承嗣大统问题，这恰恰点中了晚清政治体制之要害。咸丰逝后，清廷政治运作便进入非常态。先是两宫太后垂帘，宠信太监，接着实现叔嫂联手执政，之后又出现同治早夭无嗣之窘境。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后”，无子时，以人为方式弥补自然血缘之缺憾，以其作为继承人续承宗庙世系。故帝嗣的选立，不仅攸关皇脉延续，更关乎国运。

当时慈禧选立同治帝同辈载湉为皇位继承人，而未从“溥”字辈中寻觅，明显违背祖宗之法。慑于慈禧之权威，众臣大都敢怒不敢言。吴可读遗折挑明此事不合祖制，为众人提供了再度于朝堂内掀起立嗣承统大讨论之理由。

回望彼时政情，或许除了尸谏，短期内似无他策能耸动视听，那为何践行此举的单单是吴可读？

一位憨直冲动的人

当吴自殒时，已68岁。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其科考之途实在坎坷。他天资还算不错，24那年即考中恩科举人。之后吴寓居京城达八年之久，一心博取功名，却屡屡名落孙山。旁人落榜往往因水平不济或怀才不遇，而吴氏不中，则另有原因。吴在其尸谏前留给子女的《诀儿书》中，对自己之荒唐早年并不讳言：“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原来，吴在京城备考时，迷上了一位叫做翠花的姑娘。翠花虽貌仅中姿，但略解诗书，谈吐不俗，吴可读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动到情感，一往不复，万死难回，索性把考篮丢在墙脚，积得好厚的灰尘，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吴大嫖”。待春闱榜发，沉溺于温柔乡的吴可读果然落第。翠花为他大哭一场，吴可读倒觉得她这一副眼泪可贵，不输于金殿胪歌。便以兰州道远，不如在京读书作为托词，依然迷恋京华烟云，日日与翠花缠绵。直到一日吴千金散尽，深受妓家冷落。他的同乡便劝他回九天庙住，与风尘女子一刀两断。吴可读无奈，只得依从。

这百般蜜意，千种柔情，耗去了吴氏整整七年的光阴。自此吴浪子回头，终在道光三十年金榜题名。

迷恋妓女数年，之后又能幡然醒悟，潜心科考。可见吴可读性格之中蕴含着放浪不羁与倔强执拗的两个方面。

进入政坛后，几经辗转，吴可读出任御史，掌谏诤之权。于此期间，吴以弹劾成禄的两折扬名宦海。成禄时任乌鲁木齐提督，不仅作威作福，还虚报军功。有一年由于天灾，肃州高台县百姓无捐可输，成禄竟借口百姓聚众谋反，滥杀二百多人，反报平定叛乱有功。如此倒行逆施之行径，令个性憨直的吴可读忍无可忍，他先是上《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状疏》，列举其罪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很快，成禄被押解进京，接受朝廷审讯。按清律“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者，诬告之人逆斩立决”。然法外总会有各种人情，成禄是满人，且醇亲王乃其靠山。经过一番桌面下的运作，朝廷降旨成禄斩监侯。按清律秋审应处决重犯，“过了冬至到斋戒日仍牢固监禁者，俟次年秋审。”吴可读深谙刑律，知道个中猫腻所在，成禄若躲过了秋审，就会逍遥法外，此显然是朝廷大佬为其开脱之计。故向来执拗的吴可读再上《请诛已经革提督成禄疏》，苦劝同治：“若姑息，成禄鬼蜮百端，将来生死用命正有不可知者，臣愚以为等此一斩，与其宽以死，使其狡猾者得复施其伎俩，何若速加戮使观听者咸共懔。”

虽然吴可读动之以真情，晓之以大义，却未能说服两宫，最终同治皇帝驾崩后，光绪即位大赦天下，成禄避过惩罚，保全性命。与幸运的成禄结局判若霄壤，清廷以“吴可读坐刺听朝政”为由，降其三级，调用为兰山书院山长。倏忽间，吴可读输得几乎一无所有。

在弹劾成禄的第二折文末，吴曾留下一段狠话：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于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于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这番慷慨陈词，在平头百姓看来堪称忠肝义胆，但在两宫眼中，则颇有不识时务、以命要挟的意味，冒犯天颜难免招致其反感。故吴氏所言，冲动有余，谨慎不足，实在不智。至于先斩成禄之头以谢百姓，再奉上自己脑袋以谢成禄的过头话，反映出吴氏性格中易走极端的特征。对于吴可读而言，此乃“潜意识”。

倔强、执拗、憨直、冲动，如此个性的吴可读，再也经不起任何大的刺激……

一场酝酿已久的死

一堆干柴不该遇见火星儿，一种“潜意识”最怕再度被唤醒。三年后的清廷立嗣危机，成为逼死吴可读的最后一根稻草。

1875年1月12日，同治病亡，未留后代。有清一朝首次遇到需从皇帝子嗣外寻找继承人的严重情况。慈禧并未从“溥”字辈皇族中寻觅继承人，而是出人意料地将目标锁定在醇亲王之子载湉身上。本该长大后继承醇王爵位的载湉却无端坐在了紫禁城的龙座上，成为入主中原后的第九位清帝。与此同时，两宫也迅即完成再次垂帘听政的“合法化”抓权手续。此举在慈禧看来，这无可厚非；而在群臣眼中，实则有悖祖制。

选立天子，貌似帝王家事，更是天下事。值此非常之际，中国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再度迸发。慈禧若想堵塞天下悠悠众口，那是绝不可能的。2月20日，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先将问题抛出：“惟是奴才尝读宋史，窃有感焉。昔太祖遵母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斥驳。”有鉴于史，故广安建议将“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的安排用“颁立铁卷”这一最高立法方式固定下来，以防日后生变。这自然令慈禧大为光火。

就在故交同僚纷纷挺身谏言、续起不绝之时，偏居西北的吴可读却淡定得如同一位看客，甚至赋诗道：“圣朝无阙事，小臣愿作不鸣蝉；家无别况，只桂兰绕膝，桃李盈门。今年春胜昔，一堂和气抱孙来。”

这不过是风暴来临前的短暂平静。同治之死，意味着吴氏暗存脑海的“潜意识”已被激活：他心生死意。吴“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后来遗折的草稿也十有八九出自此折。

吴未赴死之因，在于他对朝廷尚抱一丝幻想。不久光绪即位，吴氏被重新启用，出任吏部主事。

回归京师政坛，按理说吴可以出手谏言了，然吴却仍不出手，原因再简单不过：他没资格出手。吴氏原来任职御史，虽然清贫，倒不失显要，握有奉旨弹劾建言之权。此番改任主事，职务低了，更关键的是失去了吴氏最为看重的发言权。没了发言权，吴氏在不在朝已意义不大。况且，通过之前广安、潘敦俨等人的事例，吴终于看透：即使能够上疏清廷，真正审阅者并非皇上，而是垂帘于幕后的慈禧太后。故再好的忠言良策，也无非是留中不发的废纸。

有道是“关心则乱”，昔日坚守的一切似已化为虚无。吴可读失去了生存的信念，蓄满了尸谏的决心。要约束政统，作为道统担当者的吴可读，唯有以道抗势，杀身成仁。他，等待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一种回天乏术的运

对于吴可读之死，其至友左宗棠并不太认可：“柳堂为正义而以尸谏，却羼入此节，亦属不伦。此君骨鲠可风，意见微偏，在所不免。”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尸谏的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清廷重启有关光绪承嗣大统的讨论。

如同打开了泄洪闸一般，本已汹涌的洪水顿无堤坝之拦蓄，泛滥至无可阻遏。慈禧深知尸谏之激烈、承嗣之敏感，二者此次合于一端，显然已瞒不了、压不住。于是她当即批复：“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起初遗疏先在小范围传阅，朝廷命臣属赴内阁“公同阅看”。接着将议事范围扩大，召集更多官员在内阁集议。会上，宗室皇族欲图敷衍了事，汉族清流则极力维护祖制，“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嗫(喏)不吐，或忠或谨”。于此微妙形势下，某些与会者料到统一会奏已不能达到效果，故酝酿“别疏陈所见”。很快，李端棻、黄体芳、宝廷、翁同龢、沈桂芬、潘祖荫、徐桐、张之洞纷纷单独上疏，强调继统与继嗣之区别及解决途径。

就在京官们就承嗣大统问题辩论得不亦乐乎之际，吴可读事件已传遍朝野内外，其影响迅速蔓延与发酵。吴可读死前曾做绝命诗一首：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杯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问孤臣恋恩所，五更风雨蓟门东。

此诗意境悲壮决绝，“一时都下遍传，和者甚多。童竖亦悲吴御使，市圜处处谱歌词”。当时的士大夫都竞相赋诗以歌之，李鸿章感言：“西望惠陵，穿土而莹，扈从大行，呜呼先生。”……

坊间舆论对此事件亦颇为关注。民间人士东河谷有挽诗相酬：“一息不忘君垂尽，孤臣犹有封章陈”。

在官情与民意的双重裹挟下，慈禧不得不做出让步，颁旨了结此案：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通览此文，慈禧在被迫妥协、安抚人心之余，不忘显示其权威。这末尾的“以死建言，孤忠可悯”八个字，便清晰表露其对尸谏既肯定又反感的态度。其中意味或许是在提醒众臣，若再有人认为其违背祖制，那就请你亮出你的“孤忠”，像吴可读一样以死相搏吧！想必读过此旨的人，心底莫不感觉到一丝瘆人的寒意！于是，之后谁也不愿当傻子，尸谏也在官场上销声匿迹，化为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