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水一战——浅谈1945年5月5日布拉格起义

作者: 夏逸凡

注：本文编译自《Militar & Geschichte 2025 Nr. 4》P8-P23，由克里斯蒂安·凯特利茨（Christian Kättlitz）所著的《PRAGER AUFSTAND, MAI 1945 – Chaos kurz vor Toresschluss》。

题图：1945年5月初，德国在捷克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在布拉格，市民们开始奋起反抗占领者，但德军尚未投降，战斗一触即发。照片中为一栋在炮击后倒塌的民宅。

雅罗米尔·内昌斯基（Jaromír Nechanský）上尉是一位经历丰富的人。1938年，他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一名普通士兵，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被迫流亡海外。他先去了法国，随后又前往英国，在那里接受了特工和破坏活动的训练。自1945年2月以来，他一直以此身份在摩拉维亚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然而，到了4月中旬，内昌斯基接到一个新的命令：他必须前往布拉格，评估当地对即将发起的大规模起义的准备情况。而这场起义，被流亡海外的捷克人视为解放祖国的最后希望。

贝奈斯（Beneš）政府早在一年前就呼吁留在祖国的爱国者，为起义做好准备。当然，这一号召的动机，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其文中如此写道：“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必须首先为自己的自由而战！”

他们希望让世界看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对抗德国及其傀儡政权的斗争中，并没有袖手旁观，而这样的画面在现实政治中也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野火燎原

在整个起义计划中，首都布拉格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仍处于德国的统治之下，但这座位于伏尔塔瓦河畔的城市，依然是当地抵抗力量的核心。问题在于：抵抗组织分裂成许多小团体，且绝大多数与流亡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良好的联系。

而这正是内昌斯基的任务，他必须搞清楚真实的状况。他首先接触了所谓的“捷克国家委员会（Tschechischen Nationalrat）”。该组织由来自工会和有康米背景的成员组成，自称负责布拉格的全面指挥。作为为数不多的抵抗力量之一，它确实与贝奈斯保持着直接联络。

捷克国家委员会希望主导早已筹划的布拉格起义。与此同时，流亡政府派遣的特工雅罗米尔·内昌斯基（右）也已抵达当地。

早前的报告中，该组织曾夸口说其拥有高达46万人的作战力量，并制定了宏大的行动计划。但内昌斯基上尉震惊地发现，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小丑伎俩。他直截了当地怒斥其中一位负责人：“这里根本没有做过任何军事准备，一切全都是狗屁！”

他向伦敦发回情报称：“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不过是按不同派系的需要，组织起一些各自的小团体，尽管执行的任务五花八门，但主要还是服务于自己的派系利益。”

实际上，捷克国家委员会的实际战斗力量大约仅有850人，而他们当下最关心的“军事问题”，竟是这支未来起义部队该叫作“革命民兵（Revolutionäre Miliz）”还是“革命卫队（Revolutionsgarde）”。

因此，他们急于与另一个规模较大的抵抗组织“民族防卫（Obrana národa，ON）”建立联系。该组织早在1939年就由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士兵组建，曾与保护国体制下的治安力量，如捷克警察和少量地方部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多年遭受打压的“民族防卫”，其实力已大不如前，能动用的装备仅有不到600支步枪和几千支手枪而已。

以现有的力量，这些虫豸根本无法成事，尤其是想到一年前的华沙起义的惨败，更是令人心有余悸。

不过，内昌斯基并不打算袖手旁观。在他的推动下，再加上其他几位充满热情的抵抗人士的努力，他们终于在五月初前，促成了国家委员会与“民族防卫”的合并，并制定出初步的行动流程和起义目标。

这些目标不仅包括占领重要建筑与交通枢纽，还包括从城内的兵工厂征用武器等。大约有1.1万人被登记入册，其中大部分人是各工厂和政府机关的员工，他们被编组成若干战斗小组。前准将卡雷尔·库特尔瓦什尔（Karel Kutlvašr）负责担任布拉格大区的军事指挥官。

然而，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内昌斯基却未能争取到共识。在冷静盘点了实际可用的力量之后，流亡政府与国家委员会都一致认为，在德军自行撤离之前，他们绝不能主动发起武装行动。他们认为自身力量实在过于弱小，根本无法正面对抗德军。

更何况，当这项决定作出时，时间已来到1945年5月4日 —— 此时柏林陷落，希特勒已死，战争几乎每小时都有可能结束。既然如此，又何必再冒着毁灭与牺牲的风险去发动起义呢？

1945年2月14日，布拉格上空已浓烟滚滚，60多架美军轰炸机对城市进行了轰炸，但目标却是住宅区，造成约700人丧生。这很可能是一场误袭，原定打击目标本应是德累斯顿。德国占领者后来对2月14日的轰炸遇难者举行了追悼仪式，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保护者”和“维持秩序者”。

但战争与全国的局势并不会等待布拉格方面做出决定。

“元首已死”的消息在民间激起强烈的爱国情绪，如同野火般蔓延开来。5月1日，美军进入波希米亚西部，奥洛穆茨（Olomouc）附近的普热罗夫（Přerov）爆发了首次武装起义，随后其他小城镇也纷纷响应。

德籍平民开始逃离，德国的统治出现明显的裂痕。即便保护国最高军政长官卡尔·赫尔曼·弗兰克（Karl Hermann Frank）通过广播“强烈警告”民众“不要低估德国的反击能力”，也丝毫无法平息局势，这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和冲突。

5月4日当天，布拉格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

街头的德文标识陆续被撤下，电车售票员只用捷克语报站，一些商店甚至拒收德国的帝国马克。在弗尔索维采（Vršovice）区，一名德国秩序警察被枪杀，却没有引发任何实质性的后果。

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当那批自封的起义领导人仍在犹豫不决时，街头巷尾的风暴已经悄然酝酿，事态开始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迅速发展为无法阻挡的浪潮。

受到战局整体走向的鼓舞，部分捷克人于5月4日开始拆除街头的德文标识，也有人直接拿起武器，自信地闯入德军的办公机构、驻军营地，甚至德籍平民的住宅。

小规模的抵抗没有遭受惩罚，这进一步激励了布拉格人民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

1945年5月5日，也就是如今被视为起义正式爆发的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民走上街头。各地举行着自发的集会，捷克和盟军旗帜被高高升起，人群高呼贝奈斯的名字，唱起旧的国歌。

广播电台全面改为用捷克语播音。在各大政府机关中，大批德国职员与合作者被逮捕或驱逐。各种谣言四处传播，许多布拉格人民相信，德国人已经放弃了保护国，而盟军的飞机即将降落在城内的机场。

面对突如其来的局势，德方的治安部队，尤其是秩序警察，一时间几乎陷入瘫痪。

二、风雨飘摇

国家委员会此时也只能被动应对，他们所掌握的情报甚至不比普通市民多多少。

有一位线人向他们通报一则错误情报，据称邓尼茨命令保护国政府缴械投降。在误以为已不会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起义领导层遂发出全面行动的命令。

不仅国家委员会开始动手，其他抵抗组织也趁势展开行动。起初，进展颇为顺利，遍布布拉格的许多德军小型指挥部和兵营纷纷投降，或是与起义者达成局部停火协议。起义者还闯入德籍平民的住所，搜查武器，甚至发生了抢劫行为。

起义的最初几个小时，捷克方面的内部也远谈不上团结一致。

左翼与保守派的抵抗者围绕“正确的号召口号”争执不休，工会成员则抗议“民族防卫”组织强行接管工厂。

而在莫斯科，康米领导人哥特瓦尔德（Gottwald）甚至怀疑这场突如其来的自发起义，是“反动派”设下的圈套，意在清除他的党内同志。

当布拉格广播电台在中午12点半左右播报“有武装部队进入市区”时，人们终于意识到德军并不打算不战而退。

尽管德军也清楚战争已经失败，但无论是保护国最高长官卡尔·赫尔曼·弗兰克，还是担任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舍尔纳元帅，都不打算放弃布拉格这个交通枢纽。对他们而言，布拉格不仅是摩拉维亚一线德军向西突围的跳板，也是庇护在保护国境内的众多德籍平民向西逃亡的重要通道。

事实上，弗兰克早在数日前就试图与美军达成某种接纳协议，但至今未有任何进展。

1945年5月，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的最后战斗。苏联红军正从北面与东面推进进入波希米亚，而美军则从西面逼近。5月5日，皮尔森（Pilsen/Plzeň）爆发了起义，美军于次日抵达该城。

驻扎布拉格的德军指挥官鲁道夫·图森特（Rudolf Toussaint）将军，开始执行早就拟定好的起义镇压方案。

根据计划，驻扎在此地的部队（大约1.5万人，主要由秩序警察、预备役部队和地方防卫部队组成）将集中在城市西北部，死守布拉格城堡和鲁济涅（Ruzyně）机场一带，等待外部的增援部队前来支援。这些外部援军虽大多由训练单位组成，但却装备精良，火力不容小觑。

5月5日当天，四支部队从北、东、南三个方向朝布拉格进发。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由党卫军地区总队长卡尔·弗里德里希·冯·皮克勒-布尔豪斯（Carl Friedrich von Pückler-Burghauss）率领的“华伦斯坦”战斗群。这支部队从贝内绍（Benešov）训练场调集了约8000名士兵，以及大约20辆坦克歼击车和突击炮。此外，位于利托梅日采（Litoměřice）的党卫军“元首”装甲掷弹团也被调往布拉格方向。

为了争取时间，弗兰克此时正在与布拉格起义领导层展开谈判。然而，起义方于当晚得知德军增援部队正在逼近后，谈判随即破裂。库特尔瓦什尔将军下令让市民立即修筑街垒，准备保卫城市。

尽管恐惧蔓延，布拉格人民仍积极响应，很快行动起来。一位当年还是学生的女性后来回忆道：

“一个邻居不停地哀叹：‘太早了，我的天啊，我早就说过，这真的太早了！’
但她可是第一个挂起小旗子的人！我没有再听她说下去，要是这时候至少有点书可以看就好了。
‘快去修建路障！拿上镐头、铁锹、耙子，谁手上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一起来帮忙！’
N先生一边喊着，一边冲出门去，手里拿着镐头和铁锹。其他人也跟着拿上剩下的工具，跟在他身后追了出去。大约两小时后，他们回来了，全身湿透，身上沾满泥浆。”

当德军开始发动反击时，布拉格人民迅速筑起街垒，以阻挡外部的德军增援部队的进城。

在倾盆大雨中，布拉格人民们用家具、车辆和铺路石块搭建起近1600个街垒和掩体。

与此同时，起义者尽可能搜集一切缴获的武器。除了轻武器和几辆德军驻军留下的车辆外，他们还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机械厂发现至少6辆尚未完工的“追猎者”坦克歼击车。这些车辆被紧急改装，用铁皮和胶合板封装起来，变成了可移动的机枪阵地。此外，还有10列缴获或是临时组装的高射炮列车，也在防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5年5月5日傍晚，布拉格的局势。蓝色斜线区域为德军部队抵抗区域，除了较大的抵抗区域外，还存在一些较小的抵抗据点。

然而，守军的希望却仅能部分地实现。虽然起义者确实成功拖延了从5月6日开始的德军增援攻势（党卫军为此而报复性地大肆屠杀平民），但由于防御手段极其有限，起义者不得不节节后退。

不少德军部队甚至逼迫平民在前方开路，用作“人盾”来清除街垒。随着局势逐渐明朗，德军空军也加入了战斗，首批参战的是驻鲁济涅机场的Me 262战斗机。

国家委员会认为局势已极其危险，于是重新启动了与弗兰克中断的谈判。

不过，捷克方并没有接受德方提出的“无条件放下武器”的要求，而两件突发事件，让捷克方获得了有利的筹码：其一是5月6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谈判已在法国兰斯启动；其二是在布拉格西部，突然出现了一个令捷克人意想不到的盟友 —— 2万名身穿德军制服、全副武装的俄国人。

这支部队是所谓的弗拉索夫军第600步兵师。按理来说，他们原本是为德军作战的，但在4月底时，该部队于萨克森东部自行脱离了德军控制，此后便以各种借口和拖延作为掩护，稳步向美军防线靠拢。

该师师长是身形魁梧的谢尔盖·布尼亚琴科（Sergej Bunjatschenko）少将。由于他的部队装备精良，实力不容小觑，因此即使他们擅自行动，也不太需要担心遭到德方的严厉惩罚。

不过，布尼亚琴科也很清楚，美军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和他的士兵直接交还给斯大林。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布拉格的起义正好成为了他的机会。他希望通过支援起义军的行动，在国际社会面前证明自己的立场，从而恢复名誉，将自己“洗白”。

就连当时正好在附近的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Wlassow）中将本人，也并不反对这个计划。一张匆忙印制的传单上写道：“我们这些为俄罗斯的民族自由而战的俄罗斯士兵，为摆脱布主义的奴役而战的士兵，绝不可能在捷克民族的这场斗争中袖手旁观！”

自5月6日起，布尼亚琴科便与国家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并主动提出协助起义军对抗德军。起义领导层立刻接受了他的提议，并首先请求他攻占鲁济涅机场，并在城市南部与“华伦斯坦”战斗群作战。当晚，布尼亚琴科便下令让他的部队开始行动，不久后，他们便与昔日的盟友德军发生首次交火。俄军的介入给起义者带来了宝贵的缓解机会，但双方的关系很快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随着俄军的介入，国家委员会开始担心自己在解放行动中的主导地位被削弱。而布尼亚琴科的做法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安，他不断要求通过广播强调俄军的“主要贡献”。5月7日，他甚至在公开广播中呼吁弗兰克和图森特投降，却只字未提捷克人。

库特尔瓦什尔警告说，弗拉索夫部队的态度“冷淡”，而贝奈斯领导下的流亡政府更是直接建议将其逮捕，以免得罪莫斯科当局。

当布尼亚琴科得知，他所寄予厚望的美军将不会进入布拉格时，这段脆弱的同盟关系也随之走到尽头。他毫不犹豫地在5月8日凌晨叫停了这场“形象工程”，下令部队立即向西撤退。

捷克起义者所使用的“追猎者”坦克歼击车，起义者通过焊接钢板将这些被留在工厂中的车辆临时改装成可参战状态。

布拉格人民再次孤身对抗德军。当时的情势，在党卫军地区总队长皮克勒-布尔豪斯发给中央集团军群的最后一份报告中可见一斑：

“米洛维茨（Milowitz）战斗群与约歇尔（Jörchel）战斗群已抵达市区边缘，现正展开争夺居民区的战斗。[……]
根据此前的经验，由于缺乏炮兵与空中支援，推进作战只有在焚毁整个街区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已命令各部在夜间出动纵火与爆破小组。拂晓时，作战部队将在狭窄正面上发起攻击。”
对起义者来说，局势已极为不利。尤其是面对像这位被引述的党卫军将领这样一位对现实政治早已毫不在意的对手，起义者几乎看不到胜算。

三、峰回路转

但德方的保护国最高长官弗兰克却看清了大势所趋，尤其是在5月7日，舍尔纳元帅正式通报称自己已无力支援布拉格驻军，等于公开退出了镇压起义的行动。

弗兰克再次与捷方展开谈判，但仍坚持要求让德军能安全撤离布拉格。捷方对他的拖延战术极为恼火，最终决定不再理会他，只与军方代表图森特将军接洽，但图森特也同样在拖延。面对一支于5月8日凌晨抵达布拉格的美军军事使团，图森特声称，只要起义仍在继续，德军就不可能“正式投降”。

与此同时，德军战斗部队继续向布拉格市中心推进。5月8日当天，他们重新夺回共和国广场和布拉格中央车站，市政厅也遭到炮击，起义者的抵抗逐渐崩溃。

不论弗兰克和图森特原先想通过谈判获得什么结果，上午传来的一个消息彻底砸碎了他们的算盘，苏联坦克正从北方逼近布拉格。德方于是开始加快与国家委员会的谈判，并变得更为认真。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德国全面投降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德方仍争取到了让步：国家委员会同意允许德军和平撤离，只要求他们留下重型武器。

这个对于德方而言还算体面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家委员会的一个核心目标，后者试图在苏军抵达之前，尽快结束这场起义。

正在撤出布拉格的德军。根据协议，德军在撤退时应当留下所有重型武器，但这张摄于老城广场的照片表明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1945年5月8日晚上19点18分，捷克广播电台正式宣布谈判结果。紧接着，布拉格城内残余的德军与德籍平民开始大规模撤离。

一位公务员的妻子乌尔苏拉·许布勒（Ursula Hübler）在回忆中描述了次日清晨的撤离场景：

“几声枪响突然炸响，有人在大声呼喊，喊叫声、命令声混成一片。
卡车里塞满了妇女和孩子，更多人不断涌上来，争先恐后地推搡着想要上车。按照命令，只有妇女、年幼的孩子、老人和病人才能乘车离开。但我们震惊而沮丧地看到，有穿着便服或是制服的男人粗暴地挤上车，将妇女和孩子毫不留情地从车上拖下来，只为了让自己能抢到一个位置。
有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枪当场击毙，从车上被打了下来！
是谁开的枪？我不知道。谁手里有枪？我也不知道。”
就在这时，第一批苏军坦克已经驶入布拉格北部郊区。尽管他们在个别地点仍与落后的德军残部发生了短暂交火，但德军的大部分部队，已于5月9日凌晨前撤离完毕。此外，包括弗兰克和图森特在内的一些人员也逃往皮尔森，向美军投降。

5月9日清晨，苏军的坦克驶入布拉格市中心的温塞斯拉斯广场（Wenzelsplatz），他们一路几乎未遭遇太大的抵抗。此时的布拉格，实际上早已获得解放。

尽管布拉格人终于摆脱了战火，但他们仍要为约1700名死者哀悼。不仅如此，很多人开始报复那些仍旧留在城中的德国人，而这些还未能撤离的德国人大多是平民。

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被赶出住所，遭到当众羞辱与殴打，随后被关进临时的拘留营，被迫从事数月的清理和劳动任务。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被驱逐至德国。

曾任保护国总督的弗兰克则走上了相反的命运：他作为苏台德德意志人，原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被引渡给布拉格当局，并以叛国罪被审判并处以极刑。

战争结束后，成千上万居住在波希米亚的德籍平民遭到骚扰与迫害。最终，约三百万名苏台德德意志人被驱逐出他们的故乡。

然而，即便是许多“胜利者”，在战后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

早在1945年5月底，苏联方面就指责起义领导层曾与德国人，尤其是弗拉索夫军队进行了谈判。这一立场后来被捷克斯洛伐克康米政府延续，并竭力将所有非亲莫斯科的起义参与者从公众的记忆中抹除。

因此，布拉格起义不仅过程充满了悲剧，其历史地位也在冷战的政治斗争中被逐渐扭曲与边缘化。正是因为担忧会收获这样的结局，它的发起者们在当初才会如此犹豫不决。

并不是每一场革命都能被规划周详。有时，就像这场布拉格五月起义一样，它来得太早了。

四、“一位被贬为门卫的英雄” – 捷克历史学家伊日·帕德维特博士谈布拉格起义背后复杂的历史脉络与捷克抵抗运动的特殊性

采访者：克里斯蒂安·凯特利茨，硕士，生于1982年，是一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当代史和军事史。

受访者：伊日·帕德维特博士（Dr. Jiří Padevě）现任布拉格“Academia”学术出版社社长，研究重点为德国占领时期及战后初期的捷克历史。他于2021年在中德出版社（Mitteldeutschen Verlag）出版了专著《布拉格1939–1945：在德占统治下（Prag 1939–1945. Unter deutscher Besatzung ）》。

凯特利茨：帕德维特博士，纳粹统治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在东欧及中东欧的众多占领区中，情况似乎略有不同。捷克人在德国统治下的处境如何？在纳粹意识形态体系中，他们又处于怎样的位置？

帕德维特：纳粹政权在保护国的统治是无情而残忍的，但与被占领的波兰相比，德国对于捷克的统治稍显不那么暴虐。

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是时任保护国总督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于1941年抵达布拉格。他的到来不仅标志着德国正式展开对捷克精英阶层的无情清洗，同时也伴随着对工人阶层和农民的拉拢。纳粹政权希望将保护国打造为一个和平的后方，这里的军工厂和化工厂要源源不断地运转，农村则要为德军提供粮食补给。

捷克人虽然被归类为斯拉夫人，但其待遇却与波兰人或乌克兰人略有不同，至少在不涉及精英阶层或是抵抗组织的前提下。他们被视为可以“日耳曼化”的民族，青年一代则被要求按照纳粹意识形态进行教育。

凯特利茨：在布拉格起义爆发前的那些年里，捷克人曾有过哪些形式的抵抗？是否曾出现过大规模的抵抗？人们常说，在保护国中存在大量合作行为，特别是在军工行业……

帕德维特：我不认为可以简单地把在工厂工作的行为定义为直接的“合作”。

在德国占领初期，反德抵抗运动其实非常活跃，主要是由原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成员组织的“民族防卫”所领导，此外还有“索科尔（Sokol）”（起源于战争爆发前的体操协会）等民间组织参与。

尽管从1941年起，这些组织受到严重压制，但他们仍然有能力支持诸如“类人猿行动（Operation Anthropoid，即1942年5月27日刺杀海德里希的行动）”以及其他空降特遣队的任务。从1943年和1944年开始，游击队运动逐渐加强，特别是在摩拉维亚地区，一代新的抵抗者逐渐成长起来。

同时，也存在一支康米抵抗力量，不过在1941年之前，即德国和苏联仍是盟友时，这支力量的处境颇为尴尬：他们一方面要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另一方面又收到莫斯科命令，要求他们“不要介入这场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

最终，1945年4月和5月爆发的武装起义将整个抵抗运动推向高潮。

凯特利茨：与其他国家相比，捷克的抵抗运动似乎整体上更偏向左翼。这是为什么？

帕德维特：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最大的抵抗组织“民族防卫”起源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其立场是坚定支持马萨里克（Masaryks）领导下的民主共和国的。“索科尔”同样绝非左翼组织。即便是战争后期出现的一些由苏联空降人员发展起来的游击队，也并不都是左翼分子。其中一些成员在1948年后甚至投身于反康米的抵抗运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左翼抵抗力量在当时的确存在，其中包括明确的康米主义者，也有其他倾向的左翼团体。但他们常常与民主派组织合作，并肩作战。

凯特利茨：为什么捷克的抵抗运动没有得到更强有力的西方支持？比如空投更多的武器，或者是直接通过正在推进的美军予以支援？是否正是因为西方缺乏行动，使得捷克人对苏军的欢迎程度似乎高于东欧的其他国家（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帕德维特：当然，美军本来是可以比苏军更早抵达捷克的，但由于东西方领导人在此前已经做出的政治协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捷克抵抗运动主要获得的西方支持，是通过空降的特工小组来实现的，这些人员在抵达之后组建了更大的地下抵抗组织。至于武器的空投，确实非常少，这一方面和前线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地形地貌的限制。

至于捷克人对苏军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他们确实迎接了苏军，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样深受苏军士兵所带来的大量盗窃、强奸和谋杀之苦。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苏军进入波希米亚地区时，并没有经历激烈的战斗，而是等到德军已经基本撤退之后才到来。这让他们看上去像是“解放者”，而非“占领者”。

凯特利茨：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是如何纪念布拉格起义的？我想，这肯定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帕德维特：确实如此。早在1945年5月，康米党就无端地把布拉格起义归功于自己。尤其是在1948年2月他们掌握政权之后，这种说法被进一步强化，他们宣称人民是在康米党领导下发动了起义，但这完全是谎言。

起义的领导者们不仅受到国内康米党人的指责，也受到苏联方面的批评，原因是他们在苏军抵达前便与德军谈判达成了投降协议。

例如起义时的军事指挥官库特尔瓦什尔将军，在1948年后被康米党政权指控并监禁。即便出狱后，这位布拉格起义的英雄也只能在一家啤酒厂担任夜班门卫。

五、捷克与斯洛伐克：1938至1948年间的命运转折

在1938年10月失去苏台德地区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矛盾加剧，最终导致总统埃德瓦尔德·贝奈斯（Edvard Beneš）辞职，斯洛伐克地区也获得自治地位。

在希特勒不断发出战争威胁的压力下，贝奈斯的继任者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于1939年3月将国家剩余部分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哈查在名义上一直担任国家元首，直至1945年。

二战爆发后，前总统贝奈斯联合流亡海外的捷克与斯洛伐克人，建立了流亡政府。1939年底，该政府获得法国和英国的承认，1943年又与苏联签署友好条约。这一过程中，贝奈斯与流亡苏联的捷共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达成一致，准备在战后组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5日，这个临时联合政府首次在解放后的斯洛伐克城市科希策（Košice）召开会议。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康米党逐步排挤联合政府中的其他政党，到1948年后彻底掌控国家政权，成为唯一执政力量。

波希米亚的终章

直到1945年4月底，苏军和美军都尚无明确计划进攻布拉格的计划。

南线的苏军各方面军在经历了匈牙利的惨烈战斗与4月13日攻占维也纳的行动之后转为被动，苏军最高统帅部的重心此时已转向柏林战役。美军的主要战略目标，则是迅速挺进奥地利，以阻止驻扎在东南欧地区的德军退入的阿尔卑斯堡垒。

在美苏两方的作战计划中，捷克保护国都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只有丘吉尔出于政治因素不断施压，主张不要将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荣誉完全拱手让给苏联。

直到4月的最后几天，美军高层才有所松动，同意向卡尔斯巴德（Karlsbad，今捷克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皮尔森和布杰约维采（Budějovice）方向试探性推进。

此举引起斯大林的高度警觉，他担心美军可能推进至伏尔塔瓦河一线。因此，5月1日，他命令正在柏林作战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立即转向布拉格，同时，部署在布尔诺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也被命令再次发起攻势。

与此同时，莫斯科通过外交渠道向华盛顿发出强烈抗议，明确要求美军停止进一步推进。这一干预取得了成效，5月6日，美军驻波希米亚部队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3天后，苏军自北方抵达布拉格，同时也从东线进入布杰约维采。

此时，盟军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之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战斗，大多数德军部队选择放弃抵抗向西撤退。

费迪南德·舍尔纳元帅于1945年5月2日发出的一道命令：

“在当前的局势下，任何防止起义蔓延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现在绝不能表现出任何软弱。对于一切动乱源头，必须毫不留情地镇压。必须要对起义参与者予以清除。同样也要严惩本方队伍中的所有软弱或犹豫之人，在这一关键时刻，他们的失败是不可容忍的！”

俄罗斯解放军

早在1941年夏季，德军便开始在有限范围内接纳俄国投诚者，将其作为战斗人员编入德军。因为希特勒坚决反对招募他眼中的“低等”俄国人，这些人最初被冠以“哥萨克”之名。

然而，随着战局不断恶化，这一禁令逐渐被松动。德国对俄政策的顶点，是一个于1944年11月成立的“准政府”，即由安德烈·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即俄罗斯解放军（Russkaja oswoboditelnaja armija，ROA）。

尽管这支部队编入了德国国防军体系，但名义上仍由弗拉索夫指挥。

然而，最初设想的多个大型作战单位中，最终真正投入实战的只有第600步兵师（俄）这一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