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之国——从政治视角检视魏玛国防军(2)

来源: 学习历史开阔视野

向右转

从根本上说,国防军特别是其军官团远非共和国的忠实维护者,他们对议会民主的憎恶和对专制集权的迷恋都是根深蒂固的。泽克特认为,议会制毫无用处,最好的政府是俾斯麦式的帝国宰相的统治。在1923年11月,他写信给正密谋叛乱的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卡尔,表达了他对民主的敌视,对宪法的憎恶,并相信一切都会很快改变。他去职后,他的门生故旧仍掌握着军队,并秉承他的思想行事。兴登堡担任总统使国防军在形式上接受了共和国,但是,军队试图改变德国的民主制度,恢复特权地位的目的并没有改变,正如共和国后期国防军的政治代表施莱歇尔所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而是这个国家将是什么样的共和国。有一点绝对清楚,当我们乐于为它服务时,国家将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在相对稳定时期,国防军在秘密重整军备的同时,也在暗中加强其政治地位,为日后颠覆共和国做准备。

首先,以兴登堡当选总统为标志,共和国政治的右倾化程度不断加深,共和国成为右派的共和国,为国防军攫取政治权力创造了外部条件。在稳定时期,由于德国选举制度的缺陷,政党碎片化现象大大加强,各种利益集团和小党蜂起,削弱了拥护共和国的政党的力量。自1923年11月中央党马克斯内阁起,社会民主党在20年代后期再没有参加政府,主要的共和派政党之一的民主党迅速衰落,政府主要靠中央党和人民党的联合来维持,而这两个中间政党也在20年代后期逐渐右转。右翼的民族人民党则在1925年和1927年两度参加政府,被视为共和国政治右倾的重要表现。兴登堡当选总统更加速了共和国的右转,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君主主义立场,他说:”在我任职的一切困难时刻,我只看一看皇帝的相片,并问我自己:这位至尊的万岁爷将在这个问题上做何决定?”兴登堡担任总统后,成为右翼保守势力的核心,忠实地代表了大工业家和大地产主的利益,并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与国会竞争的权力中心,而他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就是国防军。共和派和保守势力力量的此消彼长,对于国防军强化政治地位是有利的。

其次,兴登堡当选总统后在其与军队之间建立的特殊关系,提升了国防军的政治地位。从表面上看,由于泽克特的去职,国防军的作用降低了,但实际上仅仅是陆军司令地位的降低,”因为军官团和国防军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定的军队总司令兴登堡总统,而不是陆军首脑发挥出来的,政府在制定有关重大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军官团的意见”。国防军的地位是明降暗升,实际上,它通过总统在德国政治权力中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本人就是军人的兴登堡将军队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在同时兼大元帅的这位总统和国防军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国防军听命于他,而他也听从国防军”。在他任总统期间,国防军的行动没有一次违反他的意志。兴登堡总统也同样极力维护军方的利益。

“政治将军”–冯·施莱歇尔

1926年12月16日,社民党议员谢德曼在国会发表尖锐演说,揭露了军方与苏联的军事合作,猛烈攻击了国防军和国防部长格斯勒。兴登堡大为恼火,公开宣称,”他反对社会民主党将格斯勒排挤出内阁的任何行动,任命国防部长是他个人独有的权力”。同时,年事日高的总统一向对政治缺乏认识和热心,日益受到由施莱歇尔将军、他的儿子奥斯卡和总统办公厅主任迈斯纳组成的幕后小集团的影响,由此,军队的意愿能够直接反映到国家元首那里,并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当议会制国家机构因危机而陷入混乱,丧失作用时,国防军通过总统而成为一个特殊的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因素。

再次,军队向政府部门的渗透和施莱歇尔在政坛上崭露头角,是稳定时期国防军政治地位强化的重要表现。1926年,国防部长格斯勒成立了政治处(又称国防军处),负责处理全军所有政治问题和政治一议会事务,由施莱歇尔上校任处长,其本意是协助国防部长对军队施加影响,但实际上,却成为军队在政府打入的楔子,日益控制了政府的军事政治事务。1929年3月,政治处升格为部长办公厅,仍由施莱歇尔任主任,负责协助国防部长组织协调所属各机构的工作。此前,国防部长对所属各机构实施直接领导,而设立办公厅后,国防部长则通过办公厅主任实施领导。在政治处这个位置上,有”政治将军”之称的施莱歇尔逐渐得势。库特·冯·施莱歇尔(1882-1932),出身军人世家,一战中在总参谋部任职,共和国初期,作为泽克特最重要的助手,参与了国防军的创建。一向讨厌和政治家打交道的泽克特将全部政治事务委托给施莱歇尔负责,由此,他同德国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许多政界要人建立了密切联系,特别是通过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获得了总统的信任,这成为他在政坛上纵横捭阖的最大资本。施莱歇尔工于心计,颇有政治野心,”是个军事型的塔列朗”(塔列朗,法国外交家,以善权谋闻名。编者注)。施莱歇尔赞同泽克特保持军队政治独立的观点,但在具体做法上要圆滑得多。他认为政治是可以操纵的,在各派政治力量间进行妥协和合作,使之为军队的利益服务是可行的,同时,德国应该”恢复含有理智的议会内容的君主体制”。施莱歇尔作为国防军在共和国后期的政治代表,在军队干预政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最后,军政大权完全转入军队将领和有军界背景的政治家手中,为国防军干预政治打下了基础。1928年1月,平民出身的国防部长格斯勒因军队的财政丑闻被迫辞职。在施莱歇尔的劝说下,兴登堡任命退役将军格勒纳为国防部长。这样,从总统、国防部长到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全部是旧陆军总参谋部的成员,兴登堡是末任总参谋长,格勒纳是第一军需总监,而施莱歇尔也是旧总参谋部的重要军官,国家的军政大权再次落入这些曾经权势显赫的军人手中。与他们相联系的小圈子则控制了军队的要害部门。本来总统和国防部长是宪法设定对军队加以领导和控制的最重要的职位,现在,他们完全和军队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背后有一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暗中操纵,结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军事政治集团。如果说泽克特领导下的国防军是独立于共和国体制之外,从外部对政局施加影响,那么施莱歇尔领导下的国防军则是溶入国家体制之中,成为这场政治游戏的规则制定者,是更加名符其实的”国中之国”。正如希特勒的纳粹党走合法的议会道路,从内部摧毁共和国一样,现在国防军也正准备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将德国引向他们期望的方向。在军队通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魏玛议会民主制度自身的危机。

混水摸鱼弄权谋(1929-1933)

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将魏玛德国再次抛入危机的深渊,对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严重依赖的德国经济遭到重创,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专制独裁思想甚嚣尘上,魏玛议会民主制度丧失作用,共和国摇摇欲坠。为了挽救危机,被保守势力视为”最自由的宪法”的国防军走上前台,干预政治。国防军试图通过半独裁的总统制内阁,联合一切右翼保守力量,排挤、打击共和派,破坏民主制度,将德国引向一条高度中央集权,军队起主导作用的专制独裁之路。但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国防军自身也产生了分化,并受到各个权势集团的掣肘,最终同纳粹党达成妥协,支持希特勒上台,埋葬了议会民主制。

危机重重

1924-1928年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其背后却隐藏着致命弱点:对外国资本依赖严重,工农业发展不平衡,大量贷款投入到非生产性的社会项目中。斯特莱斯曼在1928年11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一旦有了危机,而美国又抽回其短期贷款,那就将会破产”。不到一年,他的话就应验了。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德国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在危机最严重的1932年,相比1928年,德国工业生产减少了40%,国民收入下降了38%,出口从123亿马克下降到57亿马克,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贸易骤减,银行倒闭,超过600万人失业,失业率高达30.8%,而1928年这个数字仅为7%。共和国一度的繁荣景象灰飞烟灭。经济危机同时引发了深重的政治危机,魏玛民主的脆弱与缺陷在危机前暴露无遗,濒临绝境。由社会民主党人米勒任总理的大联合政府对危机应对不力,使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对政党政治极为失望,纷纷转向极左的德共和极右的纳粹党,民主制本就薄弱的社会基础日趋瓦解;同时,政党政治碎片化的加速使国会内部山头林立,政府得不到多数支持,最终导致大联合政府因财政政策上的分歧于1930年3月27日倒台,议会统治陷入瘫痪。整个德国社会沉浸在一片民主制度的幻灭之中,人们希望有一位强力人物来领导国家走出困境,改变现状,正如一位中央党领导人所说:”议会无法解决其严重的内政问题,如果有一个独裁者能维持十年之久,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危机为国防军介入政治提供了机会。

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各类激进力量日益活跃,图为德国共产党的宣传车,上面写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由于共产党和纳粹党利用社会动荡获得发展,包括国防军在内的德国权势阶层非常担心1918年的混乱局面会重现,国家会因爆发内战而陷入分裂。以格勒纳为首的军队领导人认为,军队必须再次在防止国家分裂的行动中采取主动,正如他在1930年1月对全军的命令中声称的:”军队是国家统一的必然保证和国家意志的最有力的表达方式”。军队高层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议会制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府”,来挽救危机。将最大的共和派政党社会民主党排除出政府是兴登堡和施莱歇尔的一致看法。在米勒内阁时期,国防军在军备问题上就与政府存在矛盾,因为社会民主党总是对军事预算和军备计划存有异议。在米勒内阁面临危机时,施莱歇尔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最好是政府的方针向右转”。他还代表格勒纳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排除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他可以在一个以紧急法令进行统治的内阁里承担责任,这等于发出了建立总统制内阁的信号。

早在1929年底,格勒纳就认识到大联合政府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应该组成一届新的、没有社会主义政党参加的政府以取代现政府,并开始物色新的总理人选。格勒纳和他的助手施莱歇尔一致认为,解决危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由总统亲自任命总理,此人要能超越党派界限,根据总统的命令施政。他们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兴登堡的同意,因为他一向讨厌政党活动和国会争吵,”早就有类似的撇开党派’肮脏交易’的思想”。施莱歇尔向兴登堡推荐了中央党主席、君主主义者布吕宁。布吕宁在一战中曾在前线担任军官的经历博得了总统的好感。其实在1929年底,即内阁倒台前三个月,格勒纳和施莱歇尔就与布吕宁有密切接触,并就新政府可能遇到的问题达成了一致。米勒内阁倒台仅三天,兴登堡就任命布吕宁为总理。

1930年4月1日,布吕宁在向国会发表的声明中称,”他受总统先生给予的委托,因此,这届新内阁不受政党大联合的约束”,并表示如果国会不听从于他,他将请求总统解散国会,这实际上置宪法第54条关于总理及其部长需要取得国会信任的规定于不顾,清楚地表明其政府的总统内阁的性质。最初,布吕宁政府尚能通过国会施政,但很快就陷入困境,特别是在当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意外获胜,赢得了107席,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国会反对派力量大增,使布吕宁争取国会多数的希望落空,不得不转向全面的总统内阁,依靠总统的紧急法令来推行其经济和财政政策,而其背后是靠”由施莱歇尔暗中操纵的枕戈待旦的小型国防军来撑腰的”。

饥饿总理布吕宁

布吕宁政府被认为是从议会制向总统制过渡的一届政府,同时也是共和国后期受国防军控制的第一届政府,国防部长格勒纳是这届政府的核心人物,而他更多地依靠自己”在政治上的红衣主教”施莱歇尔。军队的利益是布吕宁政府政策的出发点之一。格勒纳曾评论说:”布吕宁作为一名老兵,对年轻的国防军十分热心”。布吕宁面对不断下滑的经济形势,出于对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恐怖回忆,转而采取通货紧缩政策,并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政府收入,弄得怨声载道,被称为”饥饿总理”。

海因里希·布吕宁

“饥饿总理”布吕宁

但是,即使在实行紧缩财政的情况下,政府仍视削减国防预算为畏途,正如1931年11月财政部国务秘书在谈到国防预算时说:”我们如今己处于一种军事独裁之下了”。同时,他也把国内的经济困境当成同协约国谈判修改赔款的筹码,其主导思想是”通过取消赔款满足兴登堡和国防军首领的愿望,尽快地为将来与保守势力合作铺平道路”。在布吕宁政府执政的两年中,国防军通过总统制内阁进一步强化了总统的地位,并初步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集中。总统地位的强化,可以从1930年到1932年国会颁布法律的数量及开会的次数,同总统发布紧急法令次数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经国会通过的法律,1930年有98条,1931年有34条,1932年只有3条;国会开会的次数是,1930年94次,1931年41次,1932年13次,而总统不经国会多数批准的条件下,颁布具有法律性质的紧急条例达115次,其中1930年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由此可见,国会已经基本丧失了立法机关的功能,参加执政的各政党已经没有能力左右政局的发展,整个德国处于半独裁的总统统治下。同时,国防军也利用危机将政府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在1931年10月布吕宁第二次组阁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届政府中,根据施莱歇尔的建议,并得到兴登堡和布吕宁的赞同,国防部长格勒纳兼任内政部长,而布吕宁担任总理的同时,兼任外交部长。对此,布吕宁向国会解释说:德国正处于危难之际,有必要集中政府的权力。

事实上,国防军已经将政治触角从国防部向其它政府部门渗透。在外交方面,国防军也不断向布吕宁施压,要求政府将重新武装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1930年10月底,格勒纳敦促政府必须公开坚持德国重新武装的权力。陆军司令哈默斯坦因也宣称,”军队再也不能容忍《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哪怕再拖一年也不行,因为它剥夺了德国确保国家安全最积极的手段”。正是在军方的压力下,布吕宁政府改变了斯特莱斯曼的外交路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与西方国家就裁军问题展开的外交纠缠中。

尽管布吕宁竭其所能,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仍继续恶化,特别是纳粹党的壮大和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街头革命席卷全国。纳粹党将经济危机和《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赔款负担相联系,煽动民族复仇情绪,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纳粹运动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运动。1931年,纳粹党和其他右翼势力结成”哈尔茨堡”阵线,造成对政府的严重威胁。在如何对待纳粹党的问题上,布吕宁,格勒纳和施莱歇尔之间产生了分歧:布吕宁反对让纳粹党加入政府,”坚持把这个激进的反对派作为有份量的论据投到与各大国谈判的天平上去”,格勒纳支持他的观点,对纳粹党的激进主张抱有深深的戒心,施莱歇尔则主张尽快和有限地让纳粹党参加政府,以便控制他们,并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建立获得国民多数支持的右翼保守政府,以推行对军队更有利的政策。与此同时,布吕宁竭力维持在普鲁士政府中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合作关系,以换取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对他的支持和默许,而这恰恰是兴登堡和施莱歇尔最不愿看到的。

此外,布吕宁政府的农业政策触犯了东部大地主的利益,他们的怨言直接反映到总统那里。加上布吕宁的经济政策在解决危机上乏善可陈,他逐渐失去了兴登堡的信任。政府危机最后在1932年总统选举后爆发了。施莱歇尔利用军队内部对纳粹党的同情,暗中发起反对格勒纳的运动,并利用后者的婚姻丑闻迫使格勒纳于1932年5月辞职。两周后,施莱歇尔又表示国防军不再信任总理,要求总统解除布吕宁的职务。5月30日,兴登堡以”政府太不得人心”为由,强迫布吕宁内阁全体辞职。于是,施莱歇尔和国防军将领们开始考虑换马了。

从巴本到施莱歇尔

施莱歇尔的政治计划是邀请纳粹党参加政府,以此扩大政府的国会基础,同时选择一个软弱的总理在前台执政,自已幕后操纵。他选择了在政界默默无闻,但在上流社会交际甚广的资深贵族弗兰茨·冯·巴本为总理,他任国防部长,控制大局,而这届内阁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贵族和后备役军官,被称为”男爵内阁”,受到来自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的猛烈抨击。”巴本内阁和布吕宁内阁一样得不到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只不过是借助两根支柱:一是兴登堡总统的威望,一是国防军的支持”。巴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采取行动,摧毁”民主的堡垒”普鲁士邦政府。

弗朗茨·冯·巴本

弗兰茨·冯·巴本

自1920年3月以来,普鲁士邦一直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组成的”魏玛联盟”政府执政,社会民主党人掌握了普鲁士的行政机关和警察部队,邦总理布劳恩,内政部长泽韦林,柏林警察局长克谢辛斯基都是社会民主党人,普鲁士邦成为维护共和民主的坚强阵地,被认为是”德意志共和国继续存在的保证人”。右翼保守势力视”红色普鲁士”为眼中钉,肉中刺。国防军因为普鲁士政府反对军队利用右翼准军事组织加强国防力量而与其积怨已久,同时,社会民主党对纳粹党的强硬态度和它控制的高效的警察部队,成为国防军寻求和纳粹党合作的重大障碍,欲除之而后快。

1932年7月17日,在阿尔托纳发生了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流血冲突,造成17人死亡,巴本政府以此为借口,指控普鲁士政府己无力维持地方治安,要求根据宪法第48条在普鲁士实行紧急状态,由中央政府接管。7月20日,根据总统的紧急法令,巴本解除了布劳恩、泽韦林的职务,并自任普鲁士专员,同时宣布柏林处于紧急状态,授权第三军区司令伦德斯泰特出动军队,维持秩序。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着9万警察和大量准军事组织,但是,同装备有重武器,训练有素的国防军对抗实无胜算,且有可能爆发内战,而正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工人对罢工要求也鲜有响应,最终,普鲁士政府在军事压力下缴械投降了。普鲁士共和政府的倒台受到了右翼保守势力的喝彩,鲁尔的工业巨头们立刻向巴本政府提供了36万马克的政治献金,但由施莱歇尔加以支配。由此不难看出,巴本政府就是国防军的政治木偶。这次对魏玛民主最猛烈的攻击是由国防军一手策划和实施的,其目的有二:削弱共和派的力量,以便在7月底的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为同纳粹党合作扫清道路。但是,在打击民主共和力量的同时,巴本内阁在联合右翼势力方面却一筹莫展,在7月和11月两次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一心想独揽大权的希特勒拒绝加入巴本的联合政府。巴本提出,关闭国会半年,依靠国防军和总统的全权实行独裁统治,随后进行一次旨在恢复君主制的宪法改革。

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时,巴本总理在投票后走出投票站,但他通过这次选举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企图落空了

施莱歇尔不反对独裁,但认为这种统治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而构成这一社会基础的,最好是一条横贯所有政党并且集合了全国一切政治力量的横向阵线,而没有纳粹党的合作,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认为,巴本的冒险是让国防军为了仅受10%的人支持的政府去对抗90%的人。施莱歇尔发现他的”喉舌总理”正想脱离他的控制,决定推翻巴本政府。12月1日,对巴本抱有极大好感的兴登堡决定让他组阁,但施莱歇尔再次施展阴谋:他指示国防部进行一次以共产党和纳粹党发动反政府暴乱为背景的”军事演习”,得出的结果是国防军无力应付这样的局势,这表明,巴本的新政府将得不到军队的支持。次日,兴登堡被迫收回成命,授权施莱歇尔组阁,任总理并兼国防部长。

施莱歇尔上台标志着国防军干预政治达到了最高峰。”德国军方的影响还从来没有像在此刻魏玛共和国的晚期这样强大,甚至在君主制时代也不曾拥有这样的权力地位。总理在历史上第一次兼任国防部长;更何况国家的首脑是一位陆军元帅,他的威望在军官团中毫无怀疑地得到承认,其程度超过了以往皇帝的威望。国防军的触角伸入国家生活的一切部门,……在各政党和机关当局内部,到处都有冯·布雷多少将(主管情报工作)的秘密代理人,他们监视着军事需要是否得到保证…….外交部在将军们的压力下转向把废除《凡尔赛和约》中军事禁止条款列入国际政策的议事日程…….德国正在蜕变为一个军事国家,国防军还从来没有如此急于实现泽克特那句狂妄的话:’军队服务于国家,只服务于国家:因为它就是国家'”。

但是,作为国防军的政治代表,施莱歇尔有其致命弱点:他是典型的”办公室将军”,他的影响仅限于国防部机关,他只有依靠兴登堡的威望才能控制国防军,而一旦总统不再信任他,军队是否支持他就成了未知数。当施莱歇尔入主总理府之时,也就是失去总统信任之际,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他用阴谋诡计搞垮了格勒纳、布吕宁和巴本,极大地伤害了兴登堡的感情,如果他不能联合纳粹党获得国会多数,将不能指望总统的支持。施莱歇尔试图拉拢纳粹党内以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为首的反对派来分裂纳粹党,使希特勒屈服,同时,他还希望能得到工会组织的支持,为了博取公众的欢心,他还坚持布吕宁政府那些有损大地主利益的农业政策,甚至异想天开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最后,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施莱歇尔拉拢纳粹党内部反对派的计划因希特勒的铁腕而失败,工会组织也拒绝给他以支持,而被他抛弃的巴本则反戈一击,向兴登堡提出由希特勒出任总理,他任副总理,控制实权,组成保守党-纳粹党联合政府的方案。

1933年1月,魏玛共和国的命运到了关键时刻,巴本为实现他的方案,奔走于总统府、纳粹党和工业家集团之间,多次举行秘密会谈。垄断资产阶级工业巨头们对施莱歇尔突然对工会十分亲善颇为震惊,同时也为纳粹党的种种许诺所迷惑,集体致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东部的大地主们则指责施莱歇尔搞”农业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也表达了对希特勒的支持。至于那些早被纳粹党重整军备的诺言弄得心旌摇动的将军们,也乐于在这场施莱歇尔、巴本和希特勒的政治角力中作壁上观。年事已高,深感心力不足的兴登堡总统虽然是军队政治优势的化身,但也要考虑到垄断工业巨头们和容克大地主们的利益,决定接受巴本的方案。1月28日,施莱歇尔去职。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同时,兴登堡不同寻常地亲自任命与施莱歇尔心存芥蒂的冯·勃洛姆堡将军为国防部长,既能有效地控制国防军,防止施莱歇尔有所异动,又能在新内阁中充当防止希特勒专权的保险–直到魏玛共和国的最后时刻,国防军的影响力仍是不容否认的。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军队发表讲话,他深知建立他的极权统治离不开这些将军们。

纵观共和国末期的政局发展,国防军充分利用了魏玛民主的危机,从幕后到前台,全面控制了政府,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在军队的主导下,带有专制色彩的总统内阁代替了议会制政府,使议会民主制度名存实亡,为纳粹党上台铺平了道路。但是,即使是国防军也无力控制拥有广泛群众基础且日益受到垄断巨头们青睐的纳粹党。早在1930年,有人提醒兴登堡,希特勒不会听命于他,总统回答说,他有大炮,来人反驳说,1918年时大炮也没起作用,总统陷入沉默。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局,枪杆子并不总是解决问题的法宝。在共和国晚期国防军干预政治的过程中,以兴登堡、施莱歇尔为首的军队领导人虽然控制着政府和军队,但始终没有建立公开的军事专政,而是依靠民选政府的形式来进行统治。无论兴登堡,还是施莱歇尔,都极力争取国会对政府的多数支持,对于一向反对议会政治的国防军来说,这种做法似乎难以理解,但这恰恰是国防军的政治局限性和魏玛德国现实政治情况的反映。

军人总理施莱歇尔

首先,国防军缺乏支持军事专政的现实力量。当时的国防军仍受到和约的束缚,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不足以应付全国规模的动乱局势,维持军政府的统治。在维护国内秩序方面,国防军并不比警察更有效,而警察部队中,民主共和的倾向比军队强烈得多,因为许多被军队排挤的共和主义者转而加入警察,而且,社会民主党控制着最大的普鲁士警察部队。至于政党方面,军队一向蔑视政党,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其次,公开的军事专制也缺乏法理基础。德国军队在历史上虽然政治地位特殊,权倾朝野,但从来没有取消合法政府,进行公开军事统治的经历,即使在君主制时代,也只有利用战争的特殊条件,并在皇帝的名义下建立军事专政。共和国初期的泽克特专政则在国内发生公开暴动的情况下,根据宪法48条建立的,且持续时间很短,更应看成政府为稳定政局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共和国晚期社会虽然动荡,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再次,国防军高层领导的保守立场使其不愿采取较为激烈的统治方式。兴登堡虽然倾向于恢复君主制和建立独裁统治,但他一向反对激烈的变革,担心公开的复辟和军事独裁会导致全国动乱,甚至内战,使国家毁灭,他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作为老派的德国人,他的道德观念也不允许他违背对宪法的誓言,因此,他强调政府必须争取国会多数。施莱歇尔也从国防军力量不足考虑,希望未来的独裁体制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他是希特勒最害怕的人,和他握手时希特勒不敢抬头

1934年2月,总理希特勒谦卑地向兴登堡总统握手致意,没有国防军的支持,他不可能登上总理宝座

最后,国防军的政治行动受到德国其他权势阶层的制约。在共和国晚期,国防军在政治上居于决定性地位,但并不是统治德国的惟一力量。在德国,垄断资本集团和容克大地产主具有和军队一样的社会根基和巨大的政治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军队也是这两个权势集团的代表,军队的核心军官团主要来自这两个阶层,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也只有同他们达成利益上的妥协与合作,军队的统治才能得以维持。但是,在工业巨头和大地产主中,有相当多的人从经济利益考虑,支持共和国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主张维持议会制政府,反对公开的军事独裁,他们的意见是军方必须考虑的。这也是国防军一方面极力破坏民主,另一方面又维持议会制政府的体面的重要原因。但无论怎样说,国防军的根本目标是颠覆共和国,建立蒙着民主面纱的专制独裁体制。正是国防军对政治的干预敲响了魏玛共和国丧钟,在议会民主制的坟茔上加了最后一杯土。

第三章 十字与卐字:国防军和纳粹党的关系

魏玛共和国的覆亡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国防军的特权地位及对政治的干预是其中之一,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党在国防军和垄断资产阶级的默许与支持下夺取政权。作为德国极端右翼的代表,纳粹党同反动势力的堡垒国防军有着密切的联系。希特勒在1933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假如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不是陆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在纳粹党和纳粹运动兴起、发展和最后夺权的过程中,国防军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希特勒上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纳粹党的关系是国防军政治作用的重要方面。

狼狈为奸

有人在比较希特勒的纳粹运动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革命时认为,”两者完全不同,如果有所相同,便是都依靠了军人”。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称霸世界的要求,决定了它与军国主义、黩武思想的天然联系。得到本国具有浓厚封建传统的军队的支持并与之紧密结合是各国法西斯运动的共同特征,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纳粹党可以说是在国防军的扶持和庇护下发展起来,在将军们的纵容和默许下登上权力顶峰的,两者之间的勾结与合作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

系出同源

纳粹思想集德国传统的专制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大成,在思想上与脱胎于专制体制下的旧陆军,直接继承了军国主义传统的国防军有极深的渊源。无论是纳粹党还是国防军,都是专制独裁思想的忠实信徒。希特勒深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在党内奉行”领袖原则”,强调权力集中和绝对服从原则,并在执政后以此原则建立独裁体制。近代德国军队从君主时代起就是专制体制的忠实追随者和维护者,秉承普鲁士军事传统的魏玛国防军也不例外,他们更愿意在专制体制下,服从一位权威人物的领导,如帝国时期的皇帝,共和国时期的泽克特和兴登堡,再后来则是希特勒,至于国会和宪法的权威,对国防军来说只是装典门面的饰品,在1945年以前,德国的军队没有真正服从于任何宪法和民主体制。对外侵略扩张是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特征。”在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和半封建的军国主义的结合是必然的,两者之间的野蛮性和侵略性是共同的,可以说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得而益彰”。在德国正是如此,废除和约,重新武装,为一战复仇,以武力征服世界是纳粹党和国防军的共同目标。

在对外扩张思想上,两者都受到了德国地缘政治学代表人物豪斯浩弗的影响,他主张国家有机体论和生存空间学说,由德、美、日瓜分世界,并由德国来主导。豪斯浩弗的学说一直是德国总参谋部制定战争计划的理论基础。希特勒在执政前,通过助手赫斯与豪斯浩弗相识,并接受其指导。虽然,纳粹党的种族理论和反犹思想最初并不为国防军所接受,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泛德意志运动、种族优劣论、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对德国军队的影响是很深的,而这些同样也是纳粹思想的渊源。纳粹党和国防军在民族和种族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二战时期,国防军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采取了默认和协助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除了在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上的亲近关系外,纳粹党和国防军对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都极为不满,深信所谓”匕首神话”: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发动了革命,在”光荣”的德国军队背后捅了一刀,导致战败;都强烈反对协约国和《凡尔赛和约》,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都有改变共和国现存民主体制的强烈愿望。

<p data-id="go0bieyi4s">卡尔·豪斯霍费尔,德国地缘政治学家

德国地缘政治学代表人物豪斯浩弗

同时,纳粹党和国防军都将自己看作旧帝国传统的继承者,力图恢复昔日的荣耀。国防军一直以旧帝国和新国家的桥梁自居。纳粹党也大拿传统做文章,曾发行一张印有弗里德里希大帝、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头像的明信片,上面注明:”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可见,纳粹党和国防军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需求上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合作基础。

志同道合

在人员和组织上,纳粹党和国防军也有着割裂不断的联系。纳粹党的领袖和骨干份子大多是旧军人或深受军国主义影响的人。希特勒加入纳粹党很有戏剧色彩,他是作为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部的政治密探,在调查德国工人党的政治倾向时偶然加入的。这个曾下跪感谢战争爆发的流浪汉将从军看成一生的转折,对军队抱有深厚的感情,珍视军事荣誉,终其一生都将他在一战中获得的铁十字勋章戴在身上。

纳粹党发行的明信片。上书“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

赫斯在一战中是一位狂热的前线军官,即使战争血腥的场面和他自己所受的战伤也没有改变这种狂热。当德国投降时,赫斯就认定这次失败来自背后暗算的左翼力量,并说:”激励我的东西是对复仇那一天的期待”。戈林是一战中击落22架敌机的空军英雄,曾获得最高级别的勋章。这种显赫的身份,加上他出身上流社会和善于交际的才能,在普遍出身低微的纳粹党中鹤立鸡群,为纳粹党在垄断集团和国防军中赢得了不少支持者,在和国防军将领们进行交涉时,戈林常常作为希特勒的代表或陪伴者参与其中。冲锋队领袖罗姆在一战中官至上尉连长,战后加入国防军,任慕尼黑城防司令部参谋长,曾是希特勒的上司,在纳粹党早期同国防军的联系中起了很大作用,并组织了冲锋队。啤酒馆暴动后罗姆被勒令退役,但仍和军中同僚们保持着联系。他的政治信条是:”军队领导和政治领导应处于平等地位,前者不应服从于后者”。后来的党卫军领袖希姆莱虽因体质弱只作为预备军官,未及参战,但始终抱着从军效命的想法并积极参加了战后右翼准军事组织的活动。

冲锋队吸收了大量未能加入十万国防军的退伍军人,国防军将冲锋队等右翼准军事组织视为天然的后备军,施莱歇尔一直想将冲锋队、钢盔团等组织编成由国防军控制的民兵部队。在战后受到制裁的日子里,国防军将许多军事仓库和武器装备交给右翼组织,以逃避协约国的监控。1923年4月,泽克特要求巴伐利亚驻军司令洛索夫限制冲锋队等右翼组织的活动,后者告诉前者一个事实,巴伐利亚51%的武器掌握在所谓”爱国团体”手中,而”在同国防军保持可疑关系的政党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还受到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旧军队将领的支持,在纳粹党早期,鲁登道夫甚至比希特勒更有号召力,尤其在国防军中下层官兵中,赢得了不少同情者。随着纳粹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防军下层官兵和部分高级将领接受了纳粹党的宣传,站到了纳粹的立场上。

互有所需

在通往颠覆共和国、进行复仇战争的道路上,两者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也互有需要。希特勒清楚知道,没有国防军的支持,他是不可能登上权力宝座,建立极权统治的,而要实现”扩展生存空间”的计划,更是离不开大炮,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得到将军们的首肯,至少是默许。早在希特勒流浪维也纳时,他就从奥地利的政治斗争中认识到,如果”不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当中至少某些机构的支持–如果不是教会的话,至少也是陆军,或者内阁,或者国家元首,……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取得政权”。在德国,这种”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当中,最重要的是国防军和垄断资本集团。国防军由于其在德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它对任何政治势力的支持都有决定意义。后来纳粹德国在二战前的政治发展表明,如果说那些从旧帝国遗留下来的保守的国家机器中还有与新的法西斯独裁体制有所抵触的可能,那只能来自军队。在纳粹建立专制体制的”一体化”运动中,国防军是最后被整合的机构。德军著名将领古德里安将军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到了1938年初,惟一能对希特勒的统治权发生严重抵抗力的组织,就只有德国的陆军”。因此,无论夺取权力,还是巩固权力,国防军的支持对纳粹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从国防军方面说,对希特勒这样的政治强人和他受到广泛支持的政党,国防军也有其现实的需要。近代德国军队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两种自相矛盾的倾向:一方面强烈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强调军队对政治的决定作用,认为”陆军是政治的最强大、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另一方面又专注于军事领域,对军事之外的事务漠不关心,对政治更是一知半解,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他们更乐于通过他们选择的代理人来操纵政局,并在代理人变得无用时一脚踢开他们”。因此,军队既追求政治权力,又希望能在政治领域获得像俾斯麦那样的杰出政治家的帮助,对军队的政策做出修正,并在必要时承担责任。魏玛共和国有像斯特莱斯曼这样的政治家,但其支持共和国的立场不为军方接受。像希特勒这种右翼的”政治强人”正是军队所希望的。另外,在共和国时期,国防军尚不能抛开民主的形式进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因为它毕竟还是一支受和约束缚的力量,只能依靠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来统治。兴登堡一直要维持议会制政府的体面,而施莱歇尔则要求有一定社会基础的总统独裁,这需要一个有较大社会基础的右翼政党和军队合作。从重整军备看,国防军也需要一个”具有防卫意识的群众政党”来组织与军方通力合作的政府,为扩军备战大开绿灯。在将军们的眼中,纳粹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

勾心斗角

尽管国防军和纳粹党有着多方面的共同利益,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的关系发展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就整个共和国的历程来,很难说两者间建立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更多的是彼此猜忌、观望,这既受到现实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有双方自身的因素。

希特勒在一次集会上检阅冲锋队员,纳粹党利用危机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这是他和军方、政府讨价还价的最大资本

见风使舵

共和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双方关系有很大影响。在危机时期,两者多为勾结和彼此利用,而稳定时期,纳粹运动陷入低潮时,国防军则以一种超然态度与其保持距离。无论国防军,还是纳粹党,作为政治力量,都要受现实政治环境影响。当共和国陷入危机之际,正是对民主体制心怀不满的保守势力蠢蠢欲动之时,危机为他们提供了改变现状的机会和力量。面对危机,国防军充当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自然提升了它的地位和影响,而纳粹党也能够利用社会的普遍不满来壮大力量,在政坛上大展拳脚。在反民主的共同立场上,双方有接近和合作的可能。在稳定时期,拥护共和的力量增长,国防军的影响降低,同时,军方也能从与政府的有限合作中获益,因此要与激进的纳粹党保持距离。民心安定,纳粹党极端观点的市场大为缩小,力量衰弱,也失去了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本钱,也只能改变策略,等待时机。

另外,由于双方政治取向的差异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即使在可能接近的环境下,合作也面临着阻力。如在纳粹党早期,只有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对其给予了支持,而在1923年危机中,国防军从整体上说,站在了共和国一边,坚决地镇压了纳粹党的暴动,因为泽克特认为维持国家统一和现政府的存在更符合军队的利益。在1930-1933年的危机中,尽管希特勒很希望得到国防军的支持,但绝不能以放弃独揽大权的野心为代价,对施莱歇尔企图分裂,控制纳粹党的做法尤为反对,而他的最终目的是控制这支军队,为党的利益服务。虽然,施莱歇尔希望纳粹党加入政府,但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政治工具来利用,不可能真正与其分享权力。对纳粹党上台,国防军一直是有所保留的。

巧言难辨

纳粹党及纳粹运动本身构成的复杂性和对国防军政策的多变性,使国防军对其有一个认识过程。纳粹党从性质上来说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政党,但从其阶级属性来说,却相当模糊,它主要的支持者和成员来自在危机中受害最深的中小资产阶级,但奉行的是与垄断资本集团利益一致的政策,其成员构成也十分复杂,不仅限于中小资产阶级,而容纳了各个阶层的人。1920年12月,在纳粹党员中工人占33%,知识分子和职员各占14%,军人占13%,商人占16%。由于工人在其成员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以至于纳粹党在1924年的选举中被报界误认为是”纯粹的工人运动,用黑、红、白三色包装的布尔什维克毒素”。纳粹党为吸引各个阶层的民众把自己打扮成”超阶级”的政党,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招揽群众,制定了包罗万象的纲领,进行了惑人视听的宣传,在其二十五点纲领中既有民族主义的条款,也有反对垄断资本的条款,同时也包括改革军队的内容,如第22条”取缔雇佣军和建立国民军”的内容,矛头直指国防军。这使国防军一时间很难看清纳粹党的真实面目,对与纳粹党合作有一定的顾虑。同时,受党内不同意见的影响以及具体的政治需要,纳粹党对国防军的方针政策也具有多变性,影响了军方对它的判断。

1932年,德国骑警在驱逐闹事的纳粹党徒,纳粹党的各种粗暴行径深为国防军所不齿

在纳粹党早期,希特勒对国防军整体的政治立场尚没有清楚的认识,认为只要煽动起国防军下层官兵的民族主义情绪就能获得军队的支持,对主张军队超然于政治的国防军领导层进行指责。纳粹党的报纸攻击泽克特的妻子是犹太人,公然宣称:”泽克特正和斯特莱斯曼亲密合作,……如果这两个人对民族社会主义者采取镇压行动,那一定是受了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命令”。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认识到军队的重要地位和真正需要,转而采取拉拢政策,提出重建”伟大的德国军队”来吸引军官团。但是,在纳粹党内,以罗姆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退伍军人,对由贵族阶层把持的国防军心怀不满,希望能在”纳粹革命”成功后,由其主导的冲锋队取而代之。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巩固党内地位,希特勒也不能向国防军过分示好。另外,纳粹党进入国会后,是以坚定的反对党面目出现,纳粹党团对由军人操纵的内阁多有抨击,在1932年总统选举中,希特勒甚至成为受军队拥戴的兴登堡的竞争对手,因为如果不参选,将失去大量的支持者。军队一向对纳粹党染指最高权力抱有戒心,由此,更对与其合作更要权衡再三了。

贵贱有别

由于纳粹党人和国防军军官团在出身背景,社会地位上的差异,给双方造成了相当的隔阂,在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国防军军官团大多出身上层社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过良好的教育。在1931-1932年间,国防军中有23.8%的军官出身贵族世家,42名将军中有16名是贵族,其他军官也多来自军人世家和上层资产阶级家庭。军官团与旧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常站在代表传统、保守和正统的势力一边,对诸如革命、暴动这一类采取激进手段改变社会现状的行为颇为反感。纳粹党成员大多出身低下,其领导层除少量出身贵族外,大多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家庭,很少受过高等教育,举止粗鲁。党的最高领导层中除了戈培尔等个别人外,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而党的中层领导基本上都未接受完整的中等教育。他们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蛊惑家、流氓惯犯、社会渣滓、反革命的’造反派’和利用群众运动的老手”。

纳粹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将矛头指向合法政府,试图用煽动、暴乱甚至政变等手段推翻现政府,即使改走议会道路后,仍让冲锋队的打手们大搞”街头革命”。因此,许多军官对纳粹党颇为蔑视,对其粗暴行为十分不齿。兴登堡就轻蔑地称希特勒为”波希米亚下士”。出身和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具体政治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例如在颠覆共和国后的政体上,国防军比较倾向于恢复君主制。早在1929年,施莱歇尔就暗示布吕宁,对于复辟君主制,”陆军元帅希望在他去世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兴登堡在去世前曾致信希特勒,表达了复辟君主制的愿望。但是,希特勒从来不是君主主义者,至少不是纯粹的君主主义者。尽管在上台前为了争取旧王室的支持,许下恢复王朝的诺言,但掌权后却食言了。希特勒同军官团讨论过这个问题,但结论是,”在历史上,只能找到一个惟一的例证,表示一位明君能够信任一位贤相,终于完成了建国的大业。他所指的当然就是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政党问题上,希特勒要求实行一党独裁,党政合一,而国防军一向厌恶政党政治,他们更希望的是帝国时期在君主立宪体制下”空谈”的政党制,对政治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军队和它的政治代理人。另外,对于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主张和反犹立场,国防军最初也敬而远之。实际上,包括施莱歇尔在内的军队高层同德国犹太银行家集团的联系十分密切。

殊途同归

与共和国由危机到稳定再到危机的历程相似,国防军与纳粹党的关系发展也大致经历了三阶段:1919-1923年扶持、庇护阶段,1924-1928年彼此观望阶段和1929-1933年接近、合流阶段。

扶持与庇护

在战后最初的混乱时期,各类右翼准军事组织和民族主义的激进政治团体多如牛毛。当时的国防军从反对协约国、反对和约、保存军队骨干的目的出发,对各种右翼势力十分关注,积极拉拢和加以控制,例如为其提供武器等,并在边境防卫上与这类组织合作。”国防军周围有一群黑(非法的)组织”,这已不是秘密。这方面,最为热心的是驻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3月,柏林的卡普暴动失败的同时,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却趁乱迫使当地社会民主党政府下台,建立了以冯·卡尔为首的右翼独裁政府,巴伐利亚一时间成为反共和民主势力的避风港,参与卡普暴动的鲁登道夫·埃尔哈特等人都躲到了慕尼黑,巴伐利亚右倾的政治环境为纳粹党的发迹提供了温床。纳粹党早期得到了巴伐利亚驻军的大力扶持。希特勒通过罗姆同军方建立了联系,在国防军的资助下,创办了《人民观察家报》作为党报,当巴伐利亚政府以阴谋暴动为由禁止纳粹党举行集会时,军方出面干预,使集会如期举行;国防军还向纳粹党提供了车辆和武器。正是在国防军的卵翼下,纳粹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到整个巴伐利亚。”如果没有军队在德国,特别是在巴伐利亚的政治中的独特地位–军队能够给予它偏爱的政治团体和活动以强大支持–希特勒想要恣意施展煽动,暴力和恫吓的手段,本来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巴伐利亚驻军对纳粹党的扶持和庇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地分离主义对抗柏林中央政府的需要。

在因为啤酒馆暴动接受审判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罗姆等人在法庭外合影,纳粹党早期的活动得到了旧军人的支持

自帝制时代起,巴伐利亚就有反普鲁士的独立倾向,在1924年以前,巴伐利亚在共和国也居于特别地位,拥有其他邦没有的特权,如当地驻军指挥官的任命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同意。分离主义者希望巴伐利亚同奥地利合并为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国,这与希特勒建立”大德意志国家”的想法相左,这种分歧导致了啤酒馆暴动的失败。同时,纳粹党的影响还仅限于巴伐利亚,希特勒在全国还默默无闻。在国防军眼中,纳粹党和其他右翼组织并没有太多不同,还没有把它当成政治上有份量的合作对像。啤酒馆暴动使纳粹党和国防军的关系出现了断裂,但双方合作的基础还在,这从暴动后对纳粹党的宽大处理可见一斑。

彼此观望

在稳定时期,纳粹运动陷入低潮,国防军也在政治上倾向于同共和国合作,同纳粹党也没有政治上的直接联系。啤酒馆暴动给国防军留下的印象相当坏,在1927年,国防军曾禁止征募纳粹党人入伍,甚至还禁止雇用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兵站中担任文职工作。甚至在1929年格勒纳和施莱歇尔仍”将纳粹党视为同共产党一样的破坏性组织,它的任何成员都不能为军队所用”。但是,这一时期,纳粹党却建构了思想体系,确定了通过议会道路夺权的策略,并按领袖原则健全了组织,扩大了对中间阶层的影响,并加强了同其他右翼组织和政党的联系。同时希特勒也着力改善同国防军的关系。暴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军队的威力,早在他受审时就向国防军挥舞橄榄枝:”我听说开枪的是绿衣警察,不禁感到高兴,因为玷污历史清白的不是国防军:国防军仍一如既往,白璧无瑕。总有一天,国防军不分官兵,都将站在我们一边”。

一个月后,令墨索里尼想不到的是,希特勒被假释出狱了

1924年12月,当希特勒从兰茨贝格监狱获释后,在监狱大门前留影,此时他已决心要拉拢国防军

在整个审判期间,希特勒没有只言片语谴责军队。他入狱时就表示坚信有一天会和军队在同一旗帜下共同奋斗。希特勒在1929年3月的一次演说中要求国防军重新考虑它敌视纳粹运动和支持共和国的态度,他说:”从事破坏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拥有人民的力量,准备而且愿意同陆军联合起来以便有朝一同协助陆军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党才有前途。在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看到我国陆军的军官还在煞费苦心地考虑能与社会民主主义合作到什么程度。可是,亲爱的先生们,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你们同那个以促使陆军赖以存在的一切基础归于解体为宗旨的哲学有任何共同之处吗?”为了在军队中广泛宣传这篇演讲,《人民观察家报》还发行了特刊。

接近合流

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民主制的危机,为国防军和纳粹党的靠近提供了机会。国防军利用危机操纵了政局,而纳粹党则利用了社会广泛的不满,大肆鼓动宣传,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大胜,成为在国会中的第二大党,纳粹党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开始进入国防军的视野。同时,纳粹党的宣传在国防军中下层官兵中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年轻军官,他们不仅被希特勒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吸引,更为在他许诺的新陆军中获得晋升的前途所鼓舞。这种进展很快引起了国防军高级军官的不安。

1930年1月22日,国防部长格勒纳发布命令,警告军人们要警惕纳粹党的宣传,要求军队超然于一切党争之外,为国服务,同时禁止军人加入纳粹运动。不久,军方就逮捕了三名在军中宣传纳粹思想的尉官,并在9月以叛国罪在莱比锡公开审判,希特勒应邀出庭作证。这次审判是国防军和纳粹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个讲坛,向国防军保证,无论他本人,还是纳粹党,都无意反对军队。他说”任何要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在我们执政以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他还再三重申,将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政权。对于希特勒的发言在军官团引起的反应,二战中任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在纽伦堡审判中谈到,在此之前,高级军官们都认为希特勒企图破坏陆军,而在此以后,他们就感到放心了。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的罪恶历史与军事生涯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

虽然莱比锡审判使许多高级军官对纳粹党的看法有了改观,但军官团内部却并未就对待纳粹党的态度上达成一致,反而引起了分化。当时国防军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三种意见:以国防部长格勒纳、陆军司令哈默斯坦因为代表,认为纳粹运动是对国家现存体制的威胁,反对纳粹党进入政府;以施莱歇尔为代表,认为应尽快吸收纳粹党进入政府,与其进行有限的合作,扩大总统制内阁的社会基础,”国家社会主义的危害性,他是一清二楚的,而且看来他从未想到过要把整个国家的命运交付给它,但是这并不排斥他部分地利用它来谋求对国防军和国家有好处”;以东普鲁士军区司令勃洛姆堡和参谋长赖歇瑙为代表,他们被纳粹党重新武装的诺言所吸引,希望纳粹党取得政权。但是,最关键的是,国防军的总代表,兴登堡总统坚持正统立场,对希特勒这种政治暴发户嗤之以鼻,对纳粹党粗鄙下流的做法十分反感,对纳粹党参与政权持否定态度。因此,莱比锡审判后,纳粹党和国防军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是,施莱歇尔与纳粹党开始密切接触,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如纳粹党的宣传不再直接攻击军方,战时冲锋队将归国防军指挥等,同时,国防军放宽了对纳粹党的限制,同意接收纳粹党新兵。

1925年,希特勒在纳粹党的会议上讲话,在1924年到1928年,纳粹运动陷入低谷,但纳粹党完善了组织,确立了走合法道路夺取政权的路线

在1932年总统选举期间,为了防止纳粹党在希特勒落选后发动政变,格勒纳于1932年4月发出了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禁令,引起施莱歇尔的不满,在他的压力下,禁令很快被取消。面对纳粹党势力日增,兴登堡也表示可以和希特勒进行接触。施莱歇尔和兴登堡先后会晤了希特勒,希望纳粹党加入政府,但是希特勒以非总理不就的态度加以拒绝,要求总统授以全权,遭到兴登堡拒绝。施莱歇尔担任总理后,邀请纳粹党二号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出任副总理,以此分裂纳粹党,迫使希特勒屈服,但最后以施特拉塞尔的辞职而告失败。施莱歇尔的政敌巴本为了扳倒他,则联络另外两个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权势集团:鲁尔的垄断工业巨头和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大地主,向兴登堡施压。面临垄断资本家的压力,兴登堡也倾向于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为了防止巴本组阁,施莱歇尔在最后时刻也转变态度,支持希特勒上台。同时,勃洛姆堡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表明国防军内亲纳粹的势力占了上风。希特勒上台并非是他自己吹嘘的所谓”民族革命”的结果,”而是被总统周围的幕后权势集团、陆军、大地主、当然还有垄断资产阶级在力量的调整过程中从后门塞进来的”。

无论是纳粹党早期的发展,还是最后夺权,国防军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国防军的扶持和庇护,纳粹党在一开始就可能遭到严重挫折,而在最后夺权阶段,国防军虽然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和兴登堡的态度,没有对纳粹党予以直接支持,但是,它的默许和中立对纳粹党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正是国防军操纵政局,破坏民主,为纳粹党上台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但是,国防军对纳粹党的支持是有所保留的,是以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为前提的。这种保留态度直到1934年6月”长刀之夜”后才发生改变。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在纳粹党清洗冲锋队后向希特勒表示”祝贺”时说:”元首是由我们行列中来的,并且永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这句话可以作为国防军和纳粹党政治联姻的最好注脚。

结束语

国家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阶级统治工具,军队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暴力工具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使军队服从于国家的政治领导是任何国家都要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一个健全国家的理想目标是,它的武装部队应该始终只是统治者意志的执行机构。但历史活生生的事实却表明两者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相互作用,并且从而使国家的意愿会深受军方性格的影响。近现代历史上的德意志就是如此。”军队是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在1871年建立日尔曼帝国的专制暴政的主要支柱,同时又是阻止成立有效的议会政府和走向民主进程的重要障碍”。魏玛国防军继承了旧帝国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传统,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从现实政治形势出发,保卫了共和国的生存,但从根本上说,军队始终站在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的对立面,利用其特殊政治地位和民主制的危机,积极为颠覆共和国而活动,并且为纳粹党上台铺平了道路。

纵观魏玛共和国覆亡的历史,国防军对民主制度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与共和国的对立根源于专制主义与民主观念的对立。国防军的消极作用主要在于保存了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精神因素,毒化了共和国本不浓厚的民主空气;军队的独立地位破坏了民主国家的正常运行机制,使共和国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基础,国防军利用其强力地位,在改变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没有一支忠于共和民主、服从宪法和国家政治领导的军队是魏玛民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魏玛共和国在军队问题上的悲剧在于:首先,没有彻底打碎旧的军事机器,在民主共和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其次,没有建立对军队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对军队进行民主化改造。

在政治领域中,军队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话题。军队的基本功能是保卫社会安定,维护宪法权力、法律和秩序。一方面,军队必须是非政治和超政治的,另一方面,军队具有产生短暂秩序的能力,使它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取代政府成为国家的统治力量。由于特殊而严密的组织结构和令行禁止的行为方式,军队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相比,具有更强的独裁专断倾向,与民主观念存在着冲突。因此”在传统的政治社会里,文人政府是否能凌驾于军方力量之上以控制政治,常是检验民主,社会进化的试金石”。美国历史学家亨廷顿在《转变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写道:”当社会改变的时候,军队的角色也随之改变,……一个社会愈落后,军人的角色愈进步:一个社会变得愈进步,军人的角色变得愈保守和愈反动”。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德国,它的军队仍保持了浓厚的前工业化时代色彩,成为保守反动的化身,这是德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之一。

二战后,鉴干沉痛的历史教训,联邦德国对军队的政治地位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不许军队参与国内政治事务,图为手扶军旗向宪法宣誓效忠的联邦德国国防军男女士兵

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可以留下这样的启示:首先,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军队必须在政治观念上和国家保持一致,服从于政治领导和宪法;其次,必须建立对军队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不仅是制度上的完善,更要保证机制运作的有效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全体国民中培养民主的政治文化,魏玛民主的失败和国防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归根到底在于德国缺乏深厚的民主传统,使一切民主制度失去根基。从魏玛时期国防军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一支服从于国家体制的武装部队的重要性,

前车之鉴,殷殷可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