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应对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中的唆使、挑拨与妒忌(二)
作者: 张皓
三、谈判之举行和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中共成功解决了西藏问题
在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时,中共要求噶厦派代表到京进行谈判,国民党密切注视着。
《中央日报》有关谈判的报道较早见之于1950年6月2日。它登载路透社伦敦电,称:“西藏政府已放弃其抵抗中共之希望,刻正设法与北平政权获致妥协”;每日电讯报驻印度北部的记者说“拉萨当局认为西方国家已‘遗弃’西藏,故彼等刻正草拟某种方案,尽可能保持其自治地位”,但“有资格之观察家”“深恐中共所能给予西藏之自治,终将证明其属于共党控制下其他国家之同样欺骗性 质”[77]。8月19日,登载印度外交部8月17日所说:“印度正对中共提出建议,俾可保持西藏的政治独立。印度已对中共表示,希望西藏的地位问题,可由友好谈判解决之。假如谈判的结果,是维持西藏的现状,在中共的统治下而允许西藏自治,印度将引以为慰。中共亦曾表示:假如西藏的统治者达赖喇嘛与他的政府和平参加中共政府,将供予西藏以‘区域自治’。数日前一西藏代表团曾取道印度拟赴中国与中共谈判;但因英国拒绝供予他们的签证而未能抵港,现仍滞留在印。”[78]8月25日,登载尼赫鲁8月24日所说:“印度已促请中共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中共与西藏间的谈判,可能不久在此举行……印度驻伦敦、华盛顿、莫斯科和北平的大使,已与有关人士就此问题进行商讨,惟印度并未对中共承担何种义务……这件事完全是中共与西藏两个‘政府’间的问题,当初步谈判在此进行时,印度不致直接参与。”[79]
西藏代表团未能赴港之表面原因为英国拒签,真实原因值得思考,国民党注意到印度竭力协调谈判,并使谈判在印度举行,要求中共给予西藏“自治”地位“西藏贸易代表团团长”夏格巴“携来西藏当局致中共驻印代表之文件,就拟议中两方商谈西藏未来政治地位事有所说明”[80]。10月14日,《中央日报》分析认为:“共匪侵占大陆后,一再警言要‘解放西藏’,印度知道藏兵绝(决)难抵御,同时印度不能也不敢出兵援助,或正面抗议,于是利用共匪伪政权在国际上孤立的弱点,使用软功夫尽力卖好匪方,拉拢匪方谈判,以求妥协解决西藏问题。”[80]
昌都战役的发起,极大地震慑了噶厦中的分裂分子,也使印度的态度发生变化。《中央日报》登载“中央社”伦敦10月25日合众电,认为噶厦“业已放弃抵抗企图入侵世界高原的共党的希望”。电文引用夏格巴所说:“我们曾希望西方国家支持,但英国和印度竟如此迫不及待承认中共,殊令我们惊异。如果英印不如此迅速的承认中共,则局势可能有不同发展。摄政深知没有外来援助,他那仅有步枪装备的一万五千部队,无法抵抗中共。然印度政府所持坚定的中立政策,使西藏不可能获得外来援助。”[81]
这样,噶厦关于谈判的态度发生一些变化,《中央日报》不厌其烦登载一系列电文说明此点。“中央社”香港10月25日合众电称噶厦“同意派遣代表团前往北平谈判基本原则。西藏将根据此项原则,接受共党统治”。合众社伦敦电称“在新德里已六星期的西藏代表团已奉令从加尔各答取道香港到北平与中共进行谈判,英国政府已答应以一切便利给予他们。代表团团长说:他们希望能用和平方法解决西藏未来的问题。他们将取道加尔各答到香港,再转北平,预计十一月中旬可抵达北平”[82]。路透社加尔各答10月26日电称,夏格巴声称“外间虽传中共已进军西藏,但代表团仍将前往北平从事谈判”。他是10月22日“接到拉萨方面的赴平指示”,于10月26日晨由新德里抵达加尔各答,准备前往香港[83]。法新社加尔各答10月29日电称夏格巴称“除非奉到新的训令……还是要飞赴北平进行商谈”[84];10月31日电又称西藏代表将“由香港前往北平”商谈,“该项协商是在新德里便开始了的。”[85]

协商什么问题,《中央日报》也在猜测。11月10日,它报道称“中共希望在拉萨驻军,并控制西藏国防、外交及交通。至于西藏内政(包括宗教制度)则不予干涉”[86]。11月16日进一步报道说:“西藏和中共已获致临时协定。依照这个协定,西藏承认中共对西藏的主权,中共担负西藏的外交和交通的责任。依照协定,中共将派一小支军队赴拉萨,其中一部份业已到达”[87]。11月28日,它登载一个“可靠的观察家”所说:“由于补给的困难,入侵西藏的共军可能设法用谈判和第五纵队来控制西藏”[88]。当时,夏格巴并未离开印度,“获致临时协定”无从谈起。
1951年2月27日,噶厦决定派出代表团赴京谈判。3月3日,《中央日报》登载美联社噶伦堡电称:“达赖喇嘛在亚东召开的会议中,亲共和反共两派发生激烈争执。“亲共派”以邦达昌为代表,“力主接受中共的要求,将西藏高级官员六人免职并解交中共当局”,这6人中包括达扎[89]。接着,《中央日报》报道两名西藏地方代表经由加尔各答前往香港,并说“接受中共的思想训练,并成为西 藏和平代表团的团长”[90]的阿沛4月22日经昌都、康定到北京[91]。
《中央日报》认为,5月21日谈判结束,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5月27日公布[92]。至于内容,它先是登载合众社东京电,称中共:“一、允许西藏自治。二、不干涉西藏内政及达赖喇嘛的地位。三、不干涉‘西藏省政府’所实行的改革。四、不追究过去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政府合作的西藏人民及官员。”西藏“作如下让步”:“一、承认北平对西藏有完全主权,西藏的地位与省的地位相同。二、同意中共部队驻在西藏。三、西藏部队编入中共部队。四、西藏外交由北平处理。五、由西藏与中共联合组织军政委员会及驻藏军司令部,西藏参加委员会的人选应得北平批准并由北平任命。”[93]接着,它载文称主要有两点:“一为西藏应积极协助中共军开入西藏,西藏一切对外事宜,由中共处理,西藏现有军队改编为中共军,在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二为班禅入藏,与达赖并立。”[94]
《中央日报》声称,这些规定使“匪伪政权控制西藏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95]。即是说,国民党不得不承认中共成功解决了它解决不了的西藏问题。但是,它着重于“阐释”两点。
其一,认为协议是服务于苏联战略利益的。
《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共匪军有权驻在西藏,并有权驻于邻近緬甸、印度及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带。”“西藏是世界的屋脊,富有战略地位的价值。史达林征服世界计划所划分的八大区域,西藏及阿富汗亚洲高原即是其一。匪军控制了西藏,也就是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处于莫斯科的俯瞰之下。”社论批评美国先欧后亚的政策,宣称:“挽救匪俄登上世界屋脊所造成的半个亚洲之危局,不是没有办法的。只要自由中国的反攻力量更加壮大起来,一旦登上大陆,匪军并无余力可供苏俄驱策了。我们自由中国人民,愿为安定亚洲而努力,同时也望所有自由国家重视西藏问题显示的危机,对匪俄断绝一切绥靖和姑息观念及献媚心理,给以有效的对付。”[96]
“立法院边政委员会召集委员”赵珮发表谈话称:其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并不是单纯的国内叛乱的扩大,而是完成苏俄帝国主义征服全亚洲并对世界作战的重要计划之一部,共匪取得这具有战略价值的世界屋脊,开辟空中和地面的交通路线,随时可让苏俄囊括印巴,问鼎中东,这并不是中国大陆上军事的结束,乃是威胁国际安全第二个‘韩战’的前奏。”其二,“西藏被迫接受匪政权的全面‘宗主权’,并自处于省的地位,这不是西藏的真正意志,西藏同胞自能瞭解北平匪政权乃莫斯科一手所造成的傀儡,西藏在名义上虽受共匪统治,实际上已成苏俄帝国主义者俎上之肉,举西藏土地人民以供侵略工具,这已经是注定的命运了。”如果说社论对美国提出批评,赵珮则批评印度、英国承认新中国:“英印集团对共匪政权的支持,不遗余力,但我们的看法,与共匪谈和平,等于与虎谋皮,与共匪讲友好,等于与豺狼为友,结果非被其吞噬不止。”[97]
其二,认为协议对于印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中央日报》登载吴从才的文章,宣称第一条关于“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针对印度而来,“中共的屠刀,立时越过了两千六百里的距离,对准尼赫鲁的前胸刺进”,尼赫鲁“当是最惨最狼狈的人,很可能因此缩短他在印度的‘政治生命’”,但他“决不会就此罢休”。吴从才据5月29日印度官方通讯社印新社的报道,发现印度“权威人士”批评协议“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一、这‘协定’很明显的,将世代就是西藏政教领袖的达赖活佛,贬为仅是政治上的领袖,把一向是他对头的班禅喇嘛,鱼目混珠的置在达赖之上。现在的班禅,从没有到过西藏,他老早就想夺取达赖的宗教领袖地位而代之,但达赖一天没有离开西藏的首都拉萨,班禅就一天进不去。班禅一直是住在中国人统治下的领土内的。二、‘协定’中说:去年十月起,中国共产党军即进入西藏,要使三百万的藏人,从 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能得到解放。现在,他们又要求西藏人,与其他帝国主义者,脱离一切关系……中国与印度之间,在那内陆国的世界屋顶上,根本就没有帝国主义的势力,在那里活动。三、‘协定’中提到,中共的军区司令部,即将入藏设立,以组训藏军,使成为中共国防军之一部份。就我们看来,西藏人是爱好和平,反对军事化的。从条文的字面上看,这一次的‘协定’也一定是强加于在平的藏方代表身上而为他们心里所不愿接受的。”吴从才还据印度中央报《印度斯坦时报》社论,说印度一面指责协议“完全是出诸于中共的命令,其目的在置西藏于中共统治之下”,一面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期待可以得到共党国家的好意,印度必须在北部及东北部自行戒备”。

吴从才指出这个“权威人士”就是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其所说及《印度斯坦时报》社论“至少有三点意义:第一它是高捧达赖,离间西藏宗派的。甚么‘班禅一直是住在中国人统治下的领土内的’的话,都不是无的放矢,里面是有文章的。第二它否认印度在西藏有过帝国主义的行径。(还好,他们并没有否认印度和西藏间有过不可露脸的告人之事,只不过说,那不是帝国主义的行径而已。)第三、反对西藏的军事化。无论是中共也好,是国民政府治下的西藏也好,这是印度一贯的态度,理由是,西藏人爱好和平,而结语中,指出此项‘协订’非藏方所愿接受,而系中共强加者,更是具有深义的”。吴从才总结强调:“我要指明,我们虽也有此种结论,但与印度人站的立场和用意所在,却是毫不相同的。”[98]
国民党还注意联合国和美国对协议有何反应。《中央日报》登载“中央社”纽约5月28日专电,发现“匪共攫取西藏一事,几乎丝毫未引起此间联合国总部的注意,除非萨尔瓦多重新提出它去年十一月要求联合国大会调查西藏问题的建议,联合国对于匪共之占领西藏将装着未闻见一样”。它从美苏两国争夺南亚的角度关注协议影响的角度,摘引《纽约时报》关于《西藏垂下铁幕》社论称:协议“将使中共驻军东毗近印度、巴基斯坦和喀什米尔的边境上”,而“俄国人早已设计在西藏建飞机场,现在可以驾着飞机安然的飞进了”,“利用西藏作为对印度、喀什米尔和尼泊尔从事侦察、刺探及施用阴谋的根据地”[99]。
至于协议的实施,国民党特别关注3个问题。
其一,中央人民政府驻藏全权代表张经武赴藏。
1951年6月中旬,张经武经香港、印度赴藏,西藏地方代表凯墨•索安旺堆、桑颇•登增顿珠、拉乌达热•土丹旦达随行。7月10日抵达噶伦堡,8月8日到达拉萨[100]。张经武作为中央政府驻藏全权代表赴藏,标志着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正常化,国民党难免产生嫉妒心理。因此,《中央日报》的报道不是着力于西藏问题的解决,而是挑拨西藏与新中国的关系。
张经武一行抵达香港后,《中央日报》登载美联社6月28日电,称“六人西藏‘代表团’……由中共所设的西藏边区政府的一代表与达赖喇嘛的一代表率领,并由中共军官张经武陪行。张似乎是看管该团的人,他率领着廿名左右的士兵,负责禁止任何记者与西藏代表团交谈。”[101]张经武一行抵达印度后,《中央日报》登载合众社加尔各答7月2日电:“在北平与中共签约的西藏四人‘和平代表团’,现在事实上被此间中共总领事馆软禁,不能和外界通言语。这一代表团,有一译员及六个中共人员(他们将赴西藏设立军事及行政组织)陪同,于前天下午自香港乘飞机来此。他们被安置在城中心区的中共领事馆人员宿舍内,当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去看他们时,说是正在睡觉,不能接见。几小时后,中共一小职员告诉记者:‘他们没有睡觉,他们都不准说话,只有其中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可以发言。’到昨天晚上,这个‘团长’长经武发表了一件声明,说:‘现在西藏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互助互尊的基础上和平解放了,西藏将与邻邦和平相处,和发展贸易及商务关系。’”[102]
其二,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边防。
王其梅率领第十八军先遣支队1951年7月25日离开昌都出发,9月9日抵达拉萨。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第十八军军直机关和警卫营8月28日出发,10月26日抵达,第十八军一部11月15日进驻江孜、日喀则。西北进藏部队即第十八军独立支队11月4日进抵那曲,12月1日到达拉萨。新疆独立骑兵师一部8月9日进驻噶大克,云南进藏部队10月1日进驻察隅。1952年7月15日,第十八军一部进驻亚东。

《中央日报》登载各种电文,注意到美国、英国、印度关注点是人民解放军进驻边境地区加强国防。美联社旧金山7月18日电称:“此间收听到北平的昨日广播称:中共军队,正由西康北部向西藏前进。根据中共与西藏的协定,西藏的边防,将由中共军队维持”[103]。“中央社”伦敦8月29日专电称:“西藏东部及西部的匪军,正在竭力控制该地与印度、尼泊尔及不丹接壤长达二千英里的边界,各重要通道及商业中心,均已开始设立检查站,来自东西两方的匪军,将在一个月于江孜会合,届时整个边界均将为其控制。”[104]“中央社”伦敦9月5日专电称:“从界限(线)未定的克什米尔的西藏边界来的情报表示出,共匪已控制西藏西部的山区”,自“所谓‘中藏协议’签成后不久,共匪就进入所有主要商业中心及西藏西部的各边境要站……约有七百五十名共匪人员守卫于藏西要镇噶大克,另有配备现代武器的千名匪军,分驻于各战略重要地点”[105]。“中央社”新德里10月6日电称:“入藏的中共军,现已控制自拉萨通往印度的大道,中共并派有人员驻在沿途各重要地点,如亚东等。”[106]对比人民解放军进驻日程如江孜、亚东来看,这些报道有许多错误,说明美英印3国过于紧张。
其三,班禅喇嘛返藏及其地位的恢复。
这也是国民党想解决而无能为力的问题,但中共圆满地解决了。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喇嘛致电毛泽东、朱德希望早日解放西藏。1951年5月30日,他致电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团结起来为彻底实现协议而努力。十世班禅喇嘛12月19日自西宁启程返藏,1952年4月29日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会晤,6月23日回到九世班禅喇嘛离开近30年的日喀则。
起初,国民党认为中共会以班禅喇嘛取代达赖喇嘛。1949年11月25日,《中央日报》收听到北京广播十世班禅喇嘛要求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电文,乃以“英国远东问题专家”的口吻称他“已于九月尾为中共俘虏,中共或将利用他作为‘解放’西藏的口实”[107]。它登载1950年10月26日路透社电称:十世班禅喇嘛部属对记者说“班禅已被任为解放后西藏的宗教领袖以及临时执政者,班禅正准备入藏,此间不久即将成立班禅代表办事处”[108]。11月4日,《中央日报》载文称“中共既已拿着班禅做傀儡,自然不会再要达赖,在历史上又本来是班禅掌宗教的”[109]。至于噶厦的反应,《中央日报》登载美联社11月17日电称:噶厦“今日取销其摄政,并以西藏的政务全权,交付十六岁的达赖喇嘛”,本来“达赖亲政须满十八岁,此次提前的取消摄政,实行授权,或为打击中共欲以班禅喇嘛统治西藏的任何企图”[110]。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签订后,国民党认为达赖喇嘛的权力会被剥夺。1951年5月28日,《中央日报》登载合众社东京电,称十世班禅喇嘛回藏“是使西藏发生内讧并维持西藏分化的局面”[111]。6月1日,《中央日报》称:中共“已决定支持班禅,来完成他们对西藏的政治控制”。虽然十世班禅喇嘛致电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合作,“以‘和平解决’西藏事务”,又说“中共和‘你的代表团’所缔 结的协议,将‘使西藏永远自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获得解放’”,但是中共“将如何对待达赖喇嘛,现尚不能确定”[112]。在6月2日十世班禅喇嘛离开北京前往青海后,《中央日报》登载美联社新德里8月20日电,称达赖喇嘛之“政治权力,已被中共剥夺,预料中共支持下的班禅,一旦莅临拉萨后,达赖对西藏的精神上之领导权,或亦将消失”[113]。由于十世班禅喇嘛迟迟未从青海启程,《中央日报》登载“中央社”香港10月6日合众电,提出种种揣测:“第一便是达赖在那(哪)里?第二便是班禅为何还没有到西藏?”此电进而声称:“引起揣测达赖行踪的原因,第一是十月一日中共‘国庆’节,达赖没有向毛泽东致电道贺。但新华社称西藏的地方政府及班禅均有电贺。第二是据新华社所报导,中共驻藏首席代表张经武于十月一日设大宴庆祝,六十个以上的西藏政府的高级官吏均被邀请;但达赖并不在席。同日于达赖住所的门前开庆祝大会,但达赖亦不在。”[114]言下之意,达赖喇嘛的权力已被剥夺!但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使种种揣测烟消云散。

总结全文,可以看出:其一,在西藏和平解放性质上,国民党一方面“对于共匪入藏事件,只认为匪徒扩大叛乱”[115],唆使噶厦抵抗;一方面宣称中共服务于苏联的全球战略,苏联“驱使匪军侵入西藏,窥伺印度”[116]。其二,国民党关注的焦点,是人民解放军进军及进驻边境对有关国家尤其是印度产生的影响及其反应。蒋介石强调说:印度在“匪军”入藏后驻兵于不丹、尼泊尔,企图“置不丹、尼泊尔在其保护属国之列,并望经由不丹、尼泊尔,以窥视我们的西藏”和封锁藏印通路。此举“牵涉到了我们的领土问题”,因为不丹、尼泊尔“原是我们的属国,无论在地理上,历史上,都与我们中国有其亲密而不可分离的关系,印度是绝对没有过问的余地的”,因此“这种匪印间的态势,实在是值得大家密切注视的”[117]。其三,对于中共成功解决了西藏问题,国民党并不甘心,妒忌。它一方面声称西藏面积大“所以踏进西藏高原,如入无人之境”,强调“过去中央政府之所以不派兵入藏,乃由于和平宽大政策,共匪之所以能入西藏,可说是顺手牵羊而已”;一方面辩称自己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之“症结所在,是在没落帝国——英国始终视西藏为禁脔,从中离间作祟;及独立的奴隶——印度,受传衣钵,惯施伎俩”[118],指责噶厦说:“国民政府过去对西藏政策,向 系恪遵国父民族主义原则,以平等相待,并畀予高度自治权利;乃西藏当局不识大体,竟勾结英印,妄图独立,今日处境,实系咎由自取。”[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