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1940-1942）

来源: 史林    作者: 蒋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上海法侨社会内部兴起的“自由法国”运动，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议题。依据法国外交档案、报纸、期刊和时人回忆，本文试图重构“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从兴起到沉寂的历史全过程，同时对影响其嬗变的各种政治、外交因素展开讨论。

引言

“自由法国”（France Libre）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民发起的、抵抗纳粹德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爱国运动。在戴高乐将军（Général Charles de Gaulle）的领导下，“自由法国”在伦敦建立了“法国国民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e Française），创立了“自由法军”（Force France Libre），并在北非和欧洲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艰苦的政治、军事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法国”以及此后由它演变而来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é de la libération de la nation française）、“法国临时政府”（Gouvernement Provisoire Français），不仅与盟国一同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同时也获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承认，成为法兰西国家的唯一合法政府。此后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立起来。因此“自由法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不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战后国际格局的形塑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过往有关“自由法国”运动与中国关系的讨论，多集中于探讨戴高乐派驻重庆的代表，如艾斯加拉（Escarra）、贝志高（Pechkoff）等人，与国民政府围绕中法关系所展开的外交折冲和博弈活动。事实上，作为最早响应戴高乐号召的几个法国海外基地之一，旅居上海的法国侨民早在1940年6月戴高乐发表著名的《告法国人民书》时，就已形成了支持继续对德作战的“自由法国”派。该派别此后直接演变为“自由法国”在上海的分支结构——“法国永生”（France Quand même）上海分部，并在此后的两年内，不断向伦敦、北非等地输送志愿者加入“自由法军”，直接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因此，“自由法国”运动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输入性”（从伦敦到重庆）的政治活动，同时也可被视为一种中国内部的“原生性”（从上海到伦敦）政治活动，但过往研究对于此种“原生性”的“自由法国”运动却鲜有论及。

戴高乐

主要依靠法国外交档案、回忆录、过刊和报纸等文本保存的信息片段，本文试图重构“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兴起与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对影响其嬗变的各种政治、外交因素展开讨论。围绕上述问题意识，本研究将由四个部分组成：首先，回溯法国战败初期，上海法侨在支持贝当还是戴高乐之间做出的政治抉择；第二部分将集中探讨“自由法国”派在上海的形成过程；此后，将着重分析“自由法国”派在上海的主要活动以及法国旅沪外交当局对此的态度。最后，围绕爱高（Égal）被捕事件与旅沪法侨社会的分裂，本文将对卷入这一事件的各派势力的折冲、博弈展开分析。

通过上述讨论，本文试图证明作为法国在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利益汇聚点和侨民聚集地之一，上海这座中国城市事实上为“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旅沪法侨中的“自由法国”派，无论在政治宣传、资金募集和人员动员方面都为远在欧洲和北非的“自由法国”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本研究还将阐明“自由法国”运动，尽管看似只是法国和法侨社会的内部事务，但在战时上海这样一个风雨诡谲、各派利益绾节其间的环境内，它的形成、发展与兴衰，饱受包括政治、外交以及军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包括维希法国、“自由法国”、英国、日本甚至纳粹德国等不同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

一、 贝当抑或戴高乐：法国战败后旅沪法人的政治抉择

从1940年5月德国发动“法国战役”（Bataille de France）开始，上海法侨社会就开始陷入某种程度的动荡与不安之中。6月10日后不断传来的噩耗，激起了人们的愤慨与不解。法军的一溃千里和毫无组织更是震惊了全体法侨。6月16日，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宣布辞职；17日，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组阁并在同日对德求和；18日，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发表讲话呼吁法国人民拒绝投降，要将对德战争进行到底。为阻止法德媾和，他又发表了著名的《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法国人民与他一起继续战斗。战事的溃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剧变，早已超出法国旅沪外交、军事、租界当局和侨民的预计。祖国的崩溃，迫使他们不仅需要面对悲伤、彷徨和不知所措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战”与“和”之间做出抉择，即选择支持主和的贝当元帅，还是号召继续战斗的戴高乐将军。

外交人员在这一问题上显得十分纠结。情感上，很多人反对媾和，希望依托广大的海外殖民地继续对德作战。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作为政府公职人员，他们的选择必须考虑两个基本点：一、所效忠的政权的合法性；二、尽最大可能保护法国的殖民利益。就上海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而言，除了以上两点，如何处理好与英美外交当局以及日本势力的关系也是他们不得不仔细权衡的问题。尤其是与日本的关系，法国的战败极大刺激了它对包括法属印度支那在内的法国远东殖民地的野心。后来的历史表明，基于意识形态、所处立场和对国家前途的不同考量，法国驻沪外交人员逐渐分化为三个群体。

贝当

法国战败不久，时任法国驻华大使的戈思默（Cosme）经过短暂思考，最终选择支持贝当，而拒绝了戴高乐。6月24日，他号召全体在华法国外交人员归顺贝当政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是基于维希政府的成立，符合宪法程序，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因为上海法租界或其他法国在华管辖区如果选择戴高乐，则可能面临被日军占领的风险。

除此而外，国际局势也对贝当更也为有利，这也构成了很多外交人员倒向维希政府的另一个原因。尽管战后贝当所领导的维希政府常常被视作或称为“傀儡政府”，但它的建立不仅符合宪法程序；更重要的是，该政府成立后，包括美国、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都承认其为法兰西民族的合法政府。国民政府曾将魏道明派驻维希，作为中国驻法大使。

为体现其合法性并强化对海外殖民当局的管控，贝当政府甫一成立，随即对外交和殖民部门展开“清洗”。在远东地区，“清洗”运动使得几个重要位置都发生了人事变动，如启用顺从的德古（Decoux）取代卡特鲁（Catroux），出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马杰礼（Margerie）则被任命为新任上海总领事。作为一个在工作背景和政治倾向上都十分复杂的人，马杰礼曾是前雷诺内阁的重要成员，但也正是他帮助贝当登上了权利巅峰。然而矛盾的是，他并不是贝当的信徒。此外，马杰礼与戴高乐曾在工作上建立了十分紧密的联系，但当戴高乐力邀他加入“自由法国”运动时，他却婉拒了。

马杰礼与戴高乐之间那段著名对话，构成了他一系列矛盾做法的绝佳注解。他在婉拒戴高乐时曾说“我受命出任上海总领事。我是经过伦敦，不是到你这里来参加工作，而是到中国去。我到那里将和你在这里一样，都是为法国效力。”马杰礼的行为看似矛盾，但事实上并不矛盾。他的做法颇能代表当时很多法国职业官僚的态度，即无论为维希政府还是“自由法国”工作，他只忠实于法律与国家利益。无论谁组织政府，只要这个政府的产生符合程序，只要它能够恢复法国的荣耀与维护法国庞大的殖民利益，就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就应该获得支持。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影响力还是威望，名不见经传的戴高乐都无法与贝当元帅相提并论。因此，人们宁愿将法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贝当而不是戴高乐身上。

尽管内心未必真正认同贝当的统治，但作为职业外交官的戈思默和马杰礼，在各自岗位上的立场与活动，使他们可以被划入驻沪外交当局中的“维希派”行列。两人都大体忠实地执行了来自维希的命令，号召广大旅沪侨民支持并团结在维希政府之下，同时努力在十分复杂而凶险的形势下，小心翼翼地保护法国在华殖民利益的完整。为了保持法侨社会的团结，他们对以爱高为首的上海“自由法国”派并未采取强硬措施，而是试图通过相互谅解的方式，使后者约束自己在上海的活动。尽管两人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消除戴高乐对外交人员与侨民的影响，但仍旧无法避免一部分人加入“自由法国”运动，法租界警务处的二号人物饶伯泽（Jobez）和著名法国酒商爱高，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自由法国部队

饶伯泽决意加入“自由法国”而离开上海时，已官至警务处副总监。得益于巴黎警务机构的严格训练，他在打击犯罪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1925年，饶伯泽受邀出任天津法租界警务处总监法布尔（Fabre）的助手。1933年，当法布尔调往上海后，他也一同前往，并再次出任前者的副手。作为警务处少有通晓中文的法籍高官，饶伯泽不仅在法布尔主导的法租界警察队伍的重建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还对警察的培训做出了重大贡献。1940年6月法国战败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他毅然辞去一切职务。7月初，他将妻儿留在上海，孤身一人前往欧洲加入“自由法军”。

作为一个与上海公共安全和秩序紧密相关的重要人物，饶伯泽的离开给上海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尽管法文媒体始终保持缄默，但他的去向事实上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中文媒体和英美报纸都进行了充分报道。《申报》在7月17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

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副总监饶伯泽，近已辞职。7月15日乘轮离沪赴加拿大。饶氏在沪颇负声誉，此次离去，本市外侨，深致惋惜。按饶氏为远东有数刑事学家，先在巴黎警局供职，功绩卓著，旋被派往天津法租界警务处服务多年，复来上海任法租界警务处助理总监五年，升任副总监。前后苦压十七年，饶氏友好多信渠所以辞职者，乃欲赴某处投效法军，为祖国自由而作战故也。

随着饶伯泽的离开，警务处的两名副总监布兰歇（Blanchet）和莫雷（Moret）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这些人构成了外交人员中的“戴高乐派”。

除去上述的“维希派”和“戴高乐派”，驻沪外交当局还存在着广大的“中间派”或“观望派”。这些人也许既不真正认同维希政府，但由于工作、家庭和其他的原因，又不愿或不敢加入戴高乐阵营。按照爱高的说法，“他们，如同大多数的法侨一样，缺乏坚持信仰的勇气，宁可（无所作为地）观望今后将会发生什么？”薛耕莘的描绘则更加形象。他写道，维希政府成立后，法国驻上海领事被迫屈服。但新政府的成立并未带来任何人事变化。贝当的画像挂上办公室的墙壁后，大家仍旧各自忙各自的，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人没有离开上海，投身“自由法国”运动，完全出于在日本的压力下，尽最大努力保护法租界及法国在沪的殖民利益完整的目的。饶伯泽的上司——警务处总监法布尔即是这样的典型。无论如何，外交人员中的“观望派”，构成了这个群体的主体。

就上海法侨而言，爱高将他们划分为四个群体：绝对的爱国者，即指法侨中的“戴高乐”派、“自由法国”运动的同情者、观望者以及贝当政府外交人员和失败主义者。事实上，在战败之初法侨大部分支持继续作战，只有少数人公开支持维希政府。著名的法籍律师达商（D’Auxion de Ruffe）即是这个少数群体的代表。然而，随着此后英法关系的迅速恶化，法侨的政治选择产生了显著的转变。

戴高乐在法国战败之初的广播讲话，显然对法侨社会产生了作用。就在法德商讨停战协定的同时，在“法国参战军人会”（Association des Anciens Combattants）的发起下，6月23日上海法侨在法租界警察总会（Cercle de la police de la municipalité française de Shanghai）召开了一次大会。根据目前的材料，无法获知会议的议题及讨论详情。但通过会后发给巴黎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会议内容的一些端倪。这封电报写到：

在“法国参战军人会”的发起之下，全体旅沪法人进行集会。我们对于法兰西之前途抱有绝对之信心，并希望两大帝国继续保持坚定的同盟关系，以将斗争进行到底。为此，旅沪法人甘愿奉献生命与财产。

很显然，群情激奋的法侨做出了反对媾和，要求将对德战争进行到底的决议。上海的德国与日本外交当局也密切注视着此次会议。日本外交当局认为“此次会议的决议，明显表现出贝当政府没有获得旅沪法侨的认同。”而德国驻沪当局则认为“上海法侨在英国的影响下，倾向于继续进行对德战争。”

此时只有达商等少数几人公开表达了对贝当政府的支持。他不仅在上海的白俄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呼吁法侨支持贝当。而且还通过自己主编的《极东》（Orient Extrême）杂志，美化日军侵略，攻击英美在上海的特权。达商的辩解，颇能代表上海法侨维希派的看法，他说道：

“不支持贝当元帅？那我们支持谁，请问？戴高乐将军？好吧，也许吧！请问你们的邓尼金（Denikine）和尤德里奇（Yudenitch）现在哪里？请问你们的国家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了？不，邓尼金和尤德里奇的选择，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他接着写道“我们必须忠于法国和它的政府。贝当元帅不是一个人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他也不是唯一一位意识到法国政府必须重组的人。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勇敢而睿智的军人和政治家群体支持着他，例如果敢的魏刚（Weygand）和聪明赖伐尔（Laval）。……法国需要的是耐心等待和学会使用纪律。”

然而对戴高乐相对有利的形势，很快随着“奥兰事件”的爆发出现了逆转。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严重破坏了英法关系，同时也使以伦敦为基地的“自由法国”运动顿时陷入困境。戴高乐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但这（奥兰事件）对我们的希望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这一点在招募志愿者方面马上就暴露出来了。许多军人和平民本来打算参加到我们这边来，这时都跑掉了。此外，法兰西帝国各行政当局以及保卫帝国的海军与陆军对我们的态度，大部分都由犹疑变成了反对了。维希政府当然不会不尽量利用这一事件。其后果对于非洲领土的归顺来说，肯定是十分严重的。

贝当

“奥兰事件”只是影响法侨选择的一个因素。事实上，驻沪法侨的身份、特权与商业利益，不得不依赖法国驻沪的外交当局的保护，也构成了左右法侨选择的另一个关键。因此，当维希政府建立后，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法侨也不得不随之承认其合法性，并自动转为其公民，否则他们与上海的白俄一样，变成无国籍公民。他们在上海的一切财产和特权，也将无法继续获得保障。但无论如何，法国侨民的选择显然并非发自内心。正如韦罗妮克•索尼耶（Véronique Saunier）所言，上海法侨对贝当元帅和维希政府的支持是“半心半意”的。法侨的选择既可能出于对某种政治迫害的恐惧，也可能来自某种利益的诱惑，还可能是对一战老兵（贝当）的某种尊重与敬仰。总而言之，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一个显著的事实上，在维希政府成立初期，大部分上海法侨都倒向了贝当一侧。

二、分庭抗礼：“法国永生”组织在上海的建立与最初发展

“奥兰事件”的爆发，使“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的发展严重受挫，支持戴高乐的法侨顿时成了少数派。尽管如此，上海仍有一部分戴高乐的坚定支持者。这些人在爱高、高博爱（Grosbois）和步维贤（Bouvier）等人的带领下，艰难地开始了“自由法国”运动在沪的活动。1940年8月2日法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上海“自由法国”组织的正式诞生。

有资料显示，爱高领导的组织直到1940年9月才正式被戴高乐承认为“自由法国”在上海的分支机构。事实上，得益于英国驻沪外交当局的居中联络，早在该年7月9日，爱高就已收到了戴高乐的电报。戴高乐正是通过这份电报，要求爱高在沪建立“自由法国”的分支机构：

在（上海）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必须建立一个人员招募机构，为我正在创立的军队招募陆、海、空军士兵。你同时还必须尽一切可能为他们筹集旅费；第二，为了给法租界内外的法国人提供精神上的领导，一个执行委员会必须建立起来；第三，必须建立一个情报中心，以搜集远东地区与我们的运动有关的信息。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份电报的要求下，上海的戴高乐派建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甚至可能还举行过筹备会议。一份来自这个被临时命名为“法英阵线”（Front Franco-Anglais）的组织的文件，披露了酝酿中的上海“自由法国”组织的性质、章程、任务和注意事项。

这份文件开宗明义地说明了成立组织的目的，在于“团结上海法侨中不愿接受战败者、希望继续对德抗战者以及愿意继续与英国保持紧密合作者”。组织要在“远离祖国、殖民地影响力有限的情况下，在上海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内，将法侨的爱国行动引导到几个特定领域”。文件还要求组织成员必须忠于祖国、拒绝承认贝当政府及停战协定签订者的领导；在任何情况下、组织成员必须通过任何方式表明其爱国信念；为组织成员或其他法侨中希望加入“自由法军”或英军者，提供必要帮助等。

戴高乐

文件还特别强调，加入“法英阵线”并非意味放弃法国国籍，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对组织之外的法侨，尤其是法国外交人员，“法英阵线”的规章并非要将他们排斥在外。尽管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或长期效忠维希政府，但组织成员应尽一切可能争取他们。

8月2日，旅沪法侨在“法国总会”（Cercle sportif du Français）再次集会。此次会议与6月23日会议相比，规模小了很多，仅有区区三十人参加。会议议程包括：确定最终的组织章程、会费标准以及任命组织负责人等。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任命了负责人。为避免法国驻沪外交当局和法租界当局的打压，与会成员决定应尽量避免外界了解上海戴高乐派组织已经形成的事实。因此，这一时期组织的领导机构十分简单，人员也非常有限，总共只有七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爱高、伯努瓦（Benoist Charles）、雅斯帕（Jaspar André Stéphane）、莫雷利耶拉（Morelieras）、高博爱、吉勒（R.V. Gilles）以及雷诺（J. Raynaud）。其中，前面四人为主要负责人，后三人为助理。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上海“自由法国”组织的正式成立。8月12日，“法英阵线”开始采用北美地区类似组织的名称，更名为“法国永生”组织。

上海“法国永生”组织正式建立后，戴高乐通过英国驻华大使给爱高发来贺电，内称：

我得知了你们的行动并对你们致以祝贺。请尽量使我了解上海法侨社会的情况。我将向你提供用于宣传我们的目标与行动所需的物资。我希望将战争进行到底，直至法国与她的殖民帝国获得完全自由。法国万岁！

戴高乐

在回电中，爱高对戴高乐的来电表示感谢，并对戴高乐做出承诺“您可以依靠我们，直至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他随即向戴高乐提交了第一份报告，介绍了当时上海法租界的政治形势、“法国永生”上海分部的概况以及组织成立后的主要活动等。

上海的“法国永生”组织成立后，在发展会员、扩大影响、招募志愿者以及募集资金等方面都获得较大发展。1940年10月6日爱高在给戴高乐的第二份报告中兴奋地写道，8月2日我们在“法国总会”举行第一次集会时，只有区区三十人参加。但现在我们的成员已达到近百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募集到近万元资金。1940年11月底，上海“法国永生”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此时会员人数已经上升至120人。

跑狗场

由于成员的增加与人员流动，组织的领导机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41年初，领导人员由七人增加为九人，此外还增设了财务委员会。

“法国永生”组织领导人员名单（1941年）

职务	姓名	职业
主席	爱高	“法国参战军人会”主席； “爱高洋行”老板
委员	巴耶 （Baillie）	法租界公董局市政处技术主任
委员	吉勒	前《时报》远东地区通讯员；前柏林、伦敦贸易专员
委员	高博爱	前“法国参战军人会”主席；“法盟”副主席；法租界公董局教育处督学
委员	雅斯帕	前法国海军军官
委员	默尼耶 （Meunier）	中法银行主任
财务委员会委员	默尼耶夫人	中法银行主任
财务委员会委员	蓬泰 （Pontet）	义品洋行老板
财务委员会委员	步维贤	汇源银行老板；法租界跑狗场老板；法国总会主席

尽管人数有限，但以爱高为核心的领导层构成了一个相当精干的团队。这其中既有久居上海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人，如爱高、默尼耶及步维贤等，也有知识分子和学者型成员如高博爱、吉勒等人。此外，团队的主要成员都或多或少具有从军经历，并且几乎都是上海“法国参战军人会”的会员。

作为组织的发起者和“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的负责人，爱高在上海法侨社会颇具影响力。他1892年出生于法国，1919年来到上海后加入了Racine & Co洋行。1928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企业“爱高洋行”，专门经营法国酒业进出口业务。此外，他还是很多法国进口食品在上海的代理商。1936年，他当选为“法国参战军人会”主席。1922年，爱高在上海与法国女子玛格丽特•安热勒（Marguerite Angelé）结婚，后者长期担任上海法国公学（Collège Municipal）英文教师，很多上海法侨子女都是她的学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提高了爱高所领导的“法国永生”组织在法侨社会中的号召力。

高博爱是组织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他1919年来华，先后在上海法租界法国小学（École Municipal）和法国公学担任教师。此后又出任法盟（Alliance Française）驻上海代表。从1932年起，他开始担任法租界公董局教育处督学。尽管长期服务于文教界，但从1928年开始，高博爱担任了法租界义勇队指挥官。在“法国永生”组织内，他主要负责文宣工作。

上海法侨社会的老牌商人步维贤，也在组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1888年生于法国，1912年就曾来华创业。一战期间回国参战，战争结束后再次返回中国，并先后就职于天津和上海的“义品洋行”（Crédit Foncier d’Extrême-Orient）。1921年，他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先后创设了“法商汇源银行”（Union Mobilière）、“法大车行”（Grand Garage Français）以及“合众储蓄会”（Mutual Investiment Society）等金融及商业机构。步维贤不仅自己加入了“法国永生”组织，而且还将自己唯一的儿子乔治•步维贤（Bouvier Georges）送往欧洲加入“自由法军”，参加盟军对德战争。

三、视而不见：“法国永生”组织的活动与法国驻沪外交当局的暧昧态度

上海“法国永生”组织建立后，在发动侨民、为戴高乐争取支持以及协助组建“自由法军”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他们的活动主要围绕宣传动员、资金募集与志愿者招募三个方面展开。随着该组织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以及救亡活动的不断深入，他们与法国驻沪当局的矛盾也随之不断升级。

“法国永生”组织的宣传动员活动由三部分组成：即出版定期公报、不定期宣传品和播送无线电广播节目。宣传的重点则集中在三点：批判维希政府背信弃义，中断与英国的同盟关系；抨击贝当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批判贝当政府官员，除贝当与魏刚外，全是一群腐败无能之辈。

8月2日会议结束不久，第一份《“法国永生”公报》（Bullutin de France Quand Même）就问世了。至10月，《公报》已累计出版八期。从第八期开始，《公报》改为铅印版且改为每周出版。高博爱承担了周刊主要的编辑工作。《公报》发布的消息，主要关于欧洲“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状况和戴高乐的讲话等。英国的无线电广播成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份刊物主要面向上海法侨，但同时也在中国其他法侨聚集的城市和新加坡、香港以及法属印度支那、日本甚至北美和大洋洲的重要城市发行。

无线电广播则构成了宣传工作的另一重要内容。最初，“法国永生”组织以“民主之声”（Voix de Democratie）为名，在英属X.C.D.N电台进行广播，该节目每天中午与晚间各广播一次。1940年11月26日后，“法国永生”组织又在美属X.M.H.A.广播电台进行广播。广播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强化针对远东地区法侨的宣传鼓动，争取他们的支持；另一个目的则在于加强与新加坡、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地法侨社会的联系。

除宣传动员外，资金募集构成了该组织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法国永生”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由会费和募捐两类组成。1940年11月“法国永生”大会召开时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组织成立后的3个月内，他们便获得了国币17000余元的收入。这些收入被用于以下几方面：支付英国志愿者参战基金（British Voluntary War Fund）、宣传工作所须的印刷和纸张费用以及“法国永生”组织工作人员的相关花费。此外，组织还必须承担前往欧洲和北非参加“自由法军”的志愿者的全部费用。然而，无论组织的日常运转还是招募、派遣志愿者，事实上都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仅仅依靠会费和募捐还远远不足。四位重要的组织成员默尼耶、蓬泰、步维贤和安德烈（Andre fouet）慷慨地提供了资金支持。

《告法国人民书》宣传海报

志愿者的招募与输送构成了该组织在上海最重要的职责和任务。由于宣传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很多旅沪法侨纷纷响应他们的号召，并愿意加入戴高乐的“自由法军”，投入解放祖国的战争之中。爱高及其组织则毫无吝啬地给他们提供经济资助。虽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直接解释，为什么随着战争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法侨逐渐背离贝当，倒向戴高乐一方。但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这种转向。首先，贝当所领导的维希政府不仅在欧洲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在远东，面对日本人的压迫，贝当政府也在租界和印度支那地区等问题上做出妥协退让。这不仅从根本上威胁到侨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动摇了他们对贝当本来就不太牢靠的认同。其次，贝当上台后，对外无法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对内则通过修改宪法，将自己推上独裁者的位置，这可能也极大引发了侨民的不满。

上海尽管是法国远东殖民利益的重要聚集点，但这里的法侨人数却十分有限。1936年的统计显示，居住在法租界内的法侨人数尚不足2500人。因此，“法国永生”组织能够招募的志愿者群体十分狭小。可资招募的人员主要来自三个群体：普通侨民、法国陆海军士兵以及法国商船上的海员。尽管士兵是最理想的招募对象，但由于日军威胁的始终存在，爱高及“法国永生”组织并未将招募重点集中在这个群体，而是主要在侨民中进行招募。除此而外，由于上海享有独特的“两方三界、一市三治”的行政与空间格局，很多无法从其他远东殖民地（如印度支那）出发，前往欧洲的志愿者也来到上海，在“法国永生”组织的协助下前往欧洲参加“自由法军”。

旅沪法侨或来自其他殖民地的志愿者要想从上海出发，加入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必须经过精密策划。首先，志愿者必须设法从法租界进入公共租界，然后还必须获得英国驻沪领事当局颁发的证明文书。此后，从公共租界码头乘船前往香港。到达香港后，“自由法国”运动香港分部负责接待，并将他们派遣到欧洲或北非入伍。

为了协助志愿者离开上海，爱高及其组织需要完成大量工作。这既包括为志愿者（主要为离职的海员或脱逃的水兵）提供暂时藏匿的场所（一般情况下，他们被藏匿在上海西郊的外侨别墅内），也包括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被服，特别是为脱逃士兵提供便服，否则他们难以离开上海。此外，他们还必须为志愿者支付从上海前往香港的船票，并提供一定数额的盘缠，用于途中消费。最后，为了获得入境许可，还必须在公共租界为志愿者联系医生进行体检，以获取健康证明。

公董局总董府邸

虽然“法国永生”组织试图避免引起法国驻沪外交当局的注意，但随着宣传工作的逐步展开，该组织不可避免地成为上海外侨社会中一股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事实上，法国驻沪外交当局和公董局很早就对该组织的存在与活动心知肚明。但此时戈思默大使还没有打算采取取缔、解散等强力措施，来抑制它的发展与活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一方面可能由于戈思默本人内心未必真正排斥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运动；另一方面则由于爱高所领导的组织，号召为法国的自由与解放而战，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尽管发生了“奥兰事件”，但他们在上海法侨中仍获得相当的支持；最后，旅沪外交当局和公董局职员中有很多“法国永生”组织的同情者，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组织建立之初，戈思默大使试图通过达成相互谅解的方式，来约束“法国永生”的活动。他先后以“积极参与‘法国永生’的组织活动”为由，约谈了雅斯帕。又以“讨论市政事务”为名，对高博爱进行了劝诫谈话。对于爱高，戈思默则委托领事法庭法官国富门（Kufuman）与他谈话，告知他因散发煽动性出版物被人举报。事实上，在旅沪外交当局眼中，宣传鼓动并不构成一个严重威胁。该组织对于志愿者的招募，才是最令当局头痛的问题，这也是后来引发两者激烈冲突的症结所在。尽管饶博泽的离职，可能与爱高的组织还没有太多干系，但1940年9月22日，第一批9名自愿者，在爱高等人的帮助下从上海出发前往伦敦加入“自由法军”的事件，则极大地刺激了戈思默。由于法租界侨民很多都是外交当局和法租界公董局职员，他十分担忧这一事件会使更多的法租界警察及工部局职员仿效。

尽管如此，戈思默大使仍保持着克制，他试图以宽容的态度，换取“法国永生”组织承诺“不再全力推动在上海招募志愿者的活动”。虽然大使不断释放善意，但爱高却玩起了虚与委蛇的把戏。他在给戴高乐的报告中写道，“很显然，我们永远不会以正式的方式做出这种承诺。我们将会继续人员的招募活动，但会像军火交易那样秘密。”此后，几乎每个月或多或少都会有志愿者从上海出发前往欧洲。据1941年底的统计，从上海出发的志愿者人数已经达124人。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永生”则为“自由法军”输送了239名志愿者。这一数字看似十分有限，但如果考虑到整个上海法侨人口都十分稀少的情况，那这一数字就显得比较可观：几乎等于上海法租界十分之一的法侨人口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这些志愿者大多数为上海法侨，有些则来自印度支那、天津等地区。此外，一些德国籍犹太人也在这个行列之中。

随着组织的活动与规模不断扩大，法国驻沪当局不断收到各种检举材料。档案显示，无论领事馆、公董局还是警务处，事实上对“法国永生”组织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暧昧策略，从未认真阻止他们的行动。法国驻沪当局的这种“不作为”，使日军当局十分震惊。每次与日军官员会晤，法国外交官总是假装对该组织的活动毫不知情。即使日军进行质问，他们也会尽力开脱。1941年6月7日，一位日军联络官造访法租界警务处，就“法国永生”组织的无线电广播问题质问警务处官员“当局对于受英美资助的法国人，在美属X.M.H.A.无线电台所进行的反法宣传有什么看法？”这名官员回答道“总体而言，旅沪法国侨民对这种宣传毫无兴趣，因此这种宣传活动也就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此外，从事这些反法宣传的人都不是法国公民。”这名联络官表示，如果法国当局打算禁止这家电台的反法宣传，驻沪日军愿意提供帮助。

法租界

随着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在上海“法国永生”组织的帮助下，加入戴高乐的“自由法军”，远东地区的法国殖民当局越发不安。1941年1月初，法属印度支那政府致函上海法租界警务处，声称通过秘密情报得知上海法租界存在一个被称为“‘自由法国’中国中央委员会”（Comité central de la France libre pour la Chine）的秘密组织。法属印支政府要求上海同事提供关于该组织的活动、人员以及与印度支那境内的法侨或外国居住者有关的情报。

与领事当局的宽容相比，法国驻沪防军，尤其是海军对爱高和“法国永生”组织的态度则要强硬很多。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一、“奥兰事件”造成了法国海军近1300名士兵死亡。海军对此一直怀恨在心。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正是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所展开。因此，法国军方的很多人将戴高乐及其组织视为国家的叛徒、英国的走狗；二、法国海军将领米瑟利耶（Muselier）倒向戴高乐阵营，严重动摇了维希海军的军心。驻防上海的法国海军部队对此忧心忡忡。据称驻留上海的“安邺”号军舰，由于水兵不断脱逃，导致人员严重不足。1941年4月，又有3名水兵从“安邺”号军舰出走。这一事件最终成为点燃驻沪军事当局与“法国永生”组织存在已久的矛盾的导火索。

四、“爱高案”与上海法侨社会的公开分裂

1941年4月5日早晨6点左右，爱高在法租界辣斐德路1363号的“克雷蒙”公寓内被捕。事件发生后，法国领事馆和公董局均未做出公开说明。媒体经过调查后披露，此次事件与领事馆和公董局无关，而由法国驻沪海军负责实施。“安邺”号军舰上的水兵执行了此次抓捕行动。爱高被捕后，也并未按常例被押解至法租界内的监狱监禁，而是直接解往“安邺”号军舰关押。尽管这一事件看似只是法侨社会的内部事务，但在当时上海十分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形势下，随着不同势力的纷纷介入，这一法侨社会的“家务事”，被不断放大为一个外交事件，并引发轩然大波。

爱高被捕后，“法国永生”组织首先做出回应。事件发生当晚，该组织便通过X.C.D.N.电台发表公开声明，对法国海军拘捕爱高的行动，提出强烈的抗议并进行了强硬的回击。声明声称，全上海都知道，“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的领导人爱高先生今天早晨被捕了。但这并不是事实！爱高先生不是被捕，而是被来自“安邺”号军舰的法国海军军官绑架了！这些人既没有出示抓人所需的拘捕令，更在没有获得比利时外交当局许可的前提下，擅自闯入“克雷蒙”这座产权属于比利时国的公寓。

对于该组织今后是否还会继续活动，发言人称，就在爱高先生被捕后不久，有人便劝告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最好暂停“法国永生”的广播节目和《公报》的发行。但我们已经多次声明，不会屈从于任何威胁与恐吓。爱高先生虽然被捕，但我们仍将继续现在的活动。不同的是，之前我们一切活动的展开，都会尽量考虑团结上海的维希分子。但今后我们将被迫对他们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北华捷报

谈到法侨社会内部关系，发言人进一步指出：

此前为维护上海法侨社会的团结，我们尽量对维希政府的支持者采取忍让态度。但这种态度却被上海维希当局用来发起针对上海“自由法国”运动领导人的进攻。显而易见，拘捕爱高的命令来自维希，尽管它极有可能直接来自柏林。

现在，拘捕爱高的行动构成了针对爱国者的犯罪行为。上海的“自由法国”运动认为，无论后果如何，今后我们的行动没有必要再顾忌上海维希分子的感受。

上述声明的发表，无疑标志着上海法侨社会的公开分裂。

此外，比利时驻沪外交当局也事件表达了严重不满。正如声明所称，由于爱高被捕的“克雷蒙”公寓是隶属于比利时侨民的产业，法国水兵拘捕爱高时，并未提前通知比利时驻沪领事，也没有出示拘票。因此比利时驻沪外交当局认为这种做法“实与正常之法律手续不合”，将要向法国海军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上海的外侨社会也对这一事件表示了强烈关注。由于拘捕爱高的行动，无论在合法性还是程序上都存在诸多可待商榷之处，一篇来自《北华捷报》的文章，就从近代上海社会特有的制度和法律层面对爱高的被捕进行了质疑。文章开宗明义指出，爱高被捕事件之于整个上海社会的关系重大。首先，法国海军当局在上海设有法国领事法庭的前提下，直接介入爱高案件，是对上海存在近百年的司法制度的一种践踏；其次，即使拘捕行动具有相关法律手续（拘捕令），但在比利时领事当局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克雷蒙”公寓也属非法行动；再次，在法租界并未宣布戒严的情况下，法国海军直接上岸捕人，这种行为与此时上海大量发生的政治绑架毫无二致。文章最后点出事件的关键所在，即在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上海是一个各种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政治观点可以共存的地方。然而，法国海军拘捕爱高这一非法行为的发生，则是给上海社会开了一个糟糕的先例。很难想象这种恶例一开，在上海这样一个广泛存在不同政治势力的地方，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是否不同政治派别将会竞相绑架对方的领袖？

尽管面临巨大的社会与舆论压力，法国驻沪外交当局始终未对拘捕爱高的原因进行说明。执行这一行动的法国海军当局也三箴其口。媒体只能从马杰礼的口中得知，爱高因涉嫌引诱六名法国水兵脱逃，加入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才将其抓捕。与海军当局一样，马杰礼也没有说明起诉爱高的罪名。但媒体方面的消息显示，海军当局可能以“阴谋引诱此间法海军弃职罪”，“或将由法国特别海军法庭以叛国罪审讯爱氏”。

爱高被羁押在“安邺”号军舰一周之后，便被解往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市接受进一步调查和审判。但拘捕爱高的行动，并没有获得维希当局希望达到的效果，它只是令上海“法国永生”组织的活动变得更为谨慎。戈思默大使虽然停止了蓬泰和高博爱在公董局的职务，但当局仍无法禁止该组织的宣传活动。更重要的是，拘捕爱高不仅没有阻止旅沪法侨离开上海投奔戴高乐，反而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加剧了上海法侨社会的分裂，更多的人倒向“自由法国”运动。档案显示，爱高被捕后，离开上海加入“自由法国”运动的法侨人数并未出现显著减少。

营救爱高的行动，事实上从他被捕之初就已启动。为使他早日获释，英国驻沪外交当局不仅积极介入这一事件，同时在整个营救过程中，还扮演了决定性角色。4月5日，远在开罗的戴高乐得知爱高被捕后，立即致电英国外交当局，要求他们指示英国在上海的外交人员全力展开营救。接到指令后，英国驻沪外交人员通过自己的渠道与马杰礼总领事取得联系，并试图通过他来影响法国海军当局，将爱高释放。但马杰礼表示自己爱莫能助。此后，戴高乐又多次施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驻沪外交人员再次约见马杰礼。为让总领事对爱高案施以援手，英国外交人员使用了近乎威胁的语气向马杰礼施压。他们直言不讳地说道，法国海军拘捕爱高的行动，可能迫使英国给予上海的“自由法国”组织更多支持。而这种支持则可能导致上海法侨社会的分裂，甚至引发秩序失控。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日本人无疑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会毫无犹豫地抓住这个“恢复秩序”的借口。法国当局应当明白，到目前为止，为了避免给日本提供干涉法侨社会的借口，英国都尽量避免介入旅沪法人的内部事务。然而，如果法国当局执意要在上海的“戴高乐派”和“维希派”间引发冲突，那日本人十分清楚我们对于“戴高乐派”的支持将会继续以及我们的核心利益所在。法租界如果落入日军之手，对于我们英国人而言将是十分糟糕的事情。但对法国人而言，这意味着满盘皆输。

面对“恐吓”，马杰礼也明确表态爱高不可能获释。因为案件证据确凿，已有12名水兵承认了脱逃计划。总领事强调，尽管他之前对爱高的动员行动甚至对警察的招募都可以视而不见，但引诱士兵脱逃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因为军队是法租界安全与秩序的重要保证，尤其是在直面日军的压力之下。总领事告知英国外交人员，爱高将被解往西贡进行调查和审判。他强调，这也许更为有利，因为上海的社会舆论反响过于强烈，西贡则相对安静一些，这将有助于做出有利于爱高的判决。

其实马杰礼并非不愿在此事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是无能为力。爱高被捕是上海“法国永生”组织成立近一年时间内，旅沪法国当局第一次对其采取“激烈”措施。但拘捕令并非来由马杰礼下达，而是来自“安邺”号军舰。这一差别看似细微，却反映了维希政府对戈思默、马杰礼的宽容态度失去了耐心。

4月14日，爱高最终被法国轮船解往西贡受审。英国外交当局曾计划在中途截获轮船释放爱高，但计划没有成功。随着法属印度支那政府开始接手爱高案的调查审理工作，英国海军当局也受命介入营救行动。他们在4月30日致电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德古将军，要求他尽早释放爱高。尽管英国海军当局与德古经过了多次沟通，但后者仍拒绝在军事法庭做出判决前介入案件。但在英国巨大的外交压力之下，德古明确表示，爱高肯定将会获释，对他的处罚将以罚金为主。

1941年8月25日，爱高在被关押近四个多月后，最终在西贡获释。尽管“自由法国”与英国外交当局最终在这场“外交拉锯战”中胜出，但爱高和他所领导的组织也并非完全没有付出代价，这一代价首先是爱高本人被褫夺了法国国籍，而成为无国籍之人。此外，法国驻沪当局也加大了对上海“法国永生”组织的打击力度，使它的发展与活动遭遇巨大困境。经过在新加坡的短暂逗留，爱高于10月7日回到上海。在他返回的前夕，总领事马杰礼签发了一份总领事署敕令，禁止“无国籍”人员爱高进入上海法租界。并要求警务处长亲自负责执行此条命令。一方面，无法进入法租界，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也已濒临爆发的边缘，上海本地的局势与整个“二战”形势的发展，迫使爱高最终决定前往香港，加入英军直接投入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12月5日爱高到达香港。两日之后，日军攻入香港，爱高不幸与香港英军一同被俘，并被关押在香港战俘营内直到1945年5月。

上海方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公共租界在12月8日被日军全面占领。“法国永生”组织的广播与出版活动被迫终止。此时，旅沪法侨的主要敌人已经由德国人变成了日本人。从这时起，“法国永生”组织的活动不得不转入秘密状态之中。

结 语

正如前文所述，过往有关“自由法国”运动与中国的关系的研讨，往往聚焦于伦敦与重庆的交涉，而忽视上海等中国及远东其他城市与该运动的关联。本研究显示，上海与香港、新加坡、新德里和纽约等少数几个城市一起，构成了第一批响应戴高乐号召，支持“自由法国”运动的城市。作为最早投入这一阵营的海外侨民组织，爱高及其领导的上海“法国永生”组织，在“自由法国”运动兴起、发展与取得最终胜利的整个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然而，它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一直未能得到学界应有的肯定，长期处于被忽视和被低估的状态。

法国战败后，上海的“自由法国”派在爱高等人的领导下艰难起步。面对法国驻沪外交当局投效贝当政府以及“奥兰事件”爆发的不利局面，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不仅迅速扩大了组织的规模，而且逐渐赢得了上海法侨的信任与支持。他们的活动主要围绕着宣传动员、资金募集和志愿者招募三个方面展开。借助播送无线电广播与出版定期和不定期刊物，上海的“自由法国”派不断号召上海法侨拒绝投降，坚持斗争。他们的不懈努力不仅为戴高乐的“自由法军”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与志愿者，而且使得后者的政治主张逐渐获得上海法侨的认可与支持；通过募集会费与寻求上海法侨商人的支持，爱高等人不仅为上海“自由法国”组织争取到了必须的活动经费，而且还承担了所有从上海加入“自由法军”的志愿者的全部费用。毫无疑问，该组织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为戴高乐的组织及军队输送了大批志愿者。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7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共有239名志愿者在爱高等人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前往欧洲或北非参加“自由法军”。从绝对数量上看，也许这一数字十分有限。但从比例上看，这一数字却已经占到上海法侨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每十个旅沪法国侨民中就有一人返回欧洲参战；此外，上海业已发展为远东地区“自由法军”志愿者的中转站。很多在中国其他城市及印度支那地区无法前往欧洲参战的爱国者，都可以来到上海寻求帮助。

戴高乐演讲

上海“自由法国”派对于戴高乐而言，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一种自始至终的信任和支持。虽然，二战结束后戴高乐已经成为法国现代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但在1940年法国战败之初，与雷诺、贝当和魏刚等当时法国政坛的头面人物相比，他只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他不仅无法赢得法国各大海外殖民地领导人的支持，甚至无法获得法国国民和海外侨民的认可。正如戴高乐在自传中所言，“总而言之，不管理由是什么，法国的著名人物几乎普遍对我敬而远之，这样决不会提高我那事业的信誉。……参加的杰出人物愈少， 希望参加的人也愈少。”在这种完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上海的“自由法国”派在法国战败之初便毅然决然选择了支持戴高乐，并在此后始终坚持对他的忠诚。这一选择的做出，不仅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更需要对于法兰西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坚定信仰。这即是上海“自由法国”运动对于戴高乐以及法兰西国家的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上海“自由法国”运动的兴起，完全发源于部分旅沪法侨的爱国热忱。但它的发展与嬗变，却是各种势力与因素相互博弈、折冲的结果。战败初期，惶恐与动荡中的旅沪法侨，无论支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派还是倾向贝当的“维希”派，其根本政治与经济诉求事实上都是一致的，即维护法国曾经的大国地位与“法兰西殖民帝国”（l’Empire de France）在远东地区的广大殖民利益。因此，无论贝当还是戴高乐，能否维护法国的地位并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能否保护法侨在沪的殖民利益，构成了法侨社会人心向背的决定因素。爱高及其组织成立后，一度遭到旅沪法侨的冷遇。但随着国际形势和上海本地局势的巨变，上海“法国永生”组织的活动，逐渐赢得了法侨的支持与认同。一方面，反法西斯战争的推进，使得戴高乐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他所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逐渐获得世界主要国家的承认，这直接剥夺了维希政府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贝当的维希政权不仅在欧洲与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在远东，面对日军的不断侵凌，维希政府还将建立已近百年之久的上海法租界“交还”汪伪政权。因此，对于旅沪法侨而言，维希当局已无法保障他们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因此，无论从政治合法性，还是侨民的现实利益出发，维希政府都已毫无价值可言。所以，战争后期大部分法侨转而支持“自由法国”运动。

法国旅沪外交当局的暧昧态度，也是上海“自由法国”运动得以快速发展所不可忽视的原因。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戈思默、马杰礼等人“睁一眼，闭一眼”的宽松态度，上海“法国永生”组织的生存和活动将会遭遇更多挑战。事实上，驻沪外交当局对于“自由法国”运动的态度折射出他们对于维希政权态度，也和大多数侨民一样只抱有一种半心半意的忠诚。但与侨民不同的是，作为政府官员，他们不得不执行来自上峰的命令，而这些命令常常是打击上海的“自由法国”。然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自由法国”可能更能捍卫法国的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作为外交人员，与其说他们忠实于维希政府，毋宁说他们是忠于法国的国家利益，亦即法兰西帝国曾经的地位与在远东地区庞大的殖民利益。因此，无论是维希还是自由法国，哪一个政府能够捍卫以上两个基本点，他们就效忠于谁。这种看似矛盾但并不矛盾的态度在马杰礼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自由法国”标志：洛林十字

国际外交势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英国旅沪外交当局在上海“自由法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它既要负责爱高与戴高乐间的联络。在某些时候也会扮演“领导”的角色，对爱高及其组织的工作进行指导。此外，危机关头它还必须充当“法国永生”组织的保护人。本文已经表明，没有英国的积极介入，很难想象爱高被捕后，能够如此迅速地获释。另一方面，日军的威胁构成了上海“自由法国”组织始终无法摆脱的梦魇。它不仅直接威胁着这一组织的生存，而且严重制约着该组织的宣传动员和志愿者招募工作。事实上，正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面占领公共租界，才最终迫使爱高及其组织的活动陷于停滞。

上海“自由法国”运动的兴衰再次证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整体。尽管远东战场与欧洲现场相隔万里，但事实上两者却紧密相连，相互作用。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国际学界有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书写，往往以欧洲为中心，过度关注欧战的事件，而忽略或漠视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斗争。通过重构战时上海“自由法国”的历史经验，本文证明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仅体现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事实上，发生在欧洲战场的很多大事件也与中国与远东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这一案例也再次提醒我们，伴随学究范式的不断演进与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无论从事抗日战争史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研究，学者的视野不应再割裂、孤立和僵化地囿于某个国家与地区，而应采取宏观、整体和联系的范式，以全球史的视野进行分析审视。也许这样，才能更有助于相关研究接近历史的真实与澄清事件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