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遗产——灭绝战争的经历如何重塑德军士兵（下）

作者: 夏逸凡

注：本文编译自Bastiaan Willems所著的《Violence in Defeat: The Wehrmacht on German Soil, 1944–1945》第二章《Eastern Front Battles on German Soil》。

二、对平民认知的变化

东线战争使德军接触到一套新的军事标准，并在整体上推动了部队的野蛮化。这些标准自1941年确立，到1944年时已深深根植于士兵的集体思想。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体现在部队对平民的认知上。1940年的战事中，德军面对的是法国、英国、比利时或是挪威的正规军，而在东线，战斗人员与平民之间的界线被刻意模糊。

到1944年中期，许多德国士兵都经历过一些情境，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平民在战争中的角色。然而，东线经历的多样性，决定了部队内部在这一问题上并不存在统一看法。尽管如此，士兵们那“降低了的静息心率”，意味着他们不再把平民视为自己所进行的全面战争中的旁观者，而是开始探究平民可以、也应当扮演的角色。

这种心态最终也延伸到对本土同胞（Volksgenossen）的看法。随着战局的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始设想德国平民在本土防御中应承担怎样的职责。当然，作为讨论核心的后方平民，自身对这一问题也各有不同理解。本节将讨论由此而产生的摩擦以及被提出的应对方针。

到了1944年夏季，苏军将德军逐出苏联时，德国本土已经将近三十年未曾成为战场。除了少数将领外，德军士兵只在国外作战，几乎没有任何经历能让他们为本土作战做好准备。部队历经多年溃退，乃至最终撤回德国境内的过程，并没有使他们摆脱东线经历对他们所施加的心理约束。与之相反，那种维系部队持续作战能力的战友情谊，也使他们更加难以偏离那些早已定义了他们的小圈子的行为规范。

在战争失利时期，士兵往往比在胜利时期更加严格地遵循既有军事规范，因为在训练与实战中学到的经验被视为提高生存概率的关键。由此，行为愈发仪式化与机械化，反而让越来越多的士兵即便身处于失败的战争中，也依旧能感受到某种“熟悉感”与“归属感”。因而形成了一种悖论 —— 士兵越是内化国防军所奉行的精神气质，反而越是使他们疏离了他们本应保护的社会。

例如，种族主义的优越感常常外溢为赤裸的性别歧视。在许多士兵看来，“雅利安人”的勇敢、服从、意志力、决断力、纪律性以及自我牺牲的意愿，不仅将他们与斯拉夫敌人区分开来，作为祖国（Heimat）守护者的职责，也使他们的地位要高于女性同胞，而后者被认为缺乏这些特质。对于那些试图解释自己如何在脆弱战线上坚持下来的士兵而言，装甲单位与重武器支援的不断减少，使他们几乎只能反复强化这种男性气质的陈词滥调。

这种思想中最普遍的一种认知，是把德国日益严峻的处境描绘为一种机会，一种具有塑造意义的经历。1944年9月，军事报纸《前线与家园（Front und Heimat）》引用了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一段讲话：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位伟大的英雄不是在最沉重的考验下依然屹立不倒的。人人都能承受阳光，但只有在雷鸣电闪、暴雨倾盆之时，坚韧不拔的性格才会显露出来，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认出谁是懦夫。唯有在局势艰难之际，才能看清谁是真正的男人，谁能在这样的时刻保持镇定，保持顽强和坚定 —— 从不去想投降。”

国社主义的军事思想不断渗透、全面战争的持续推进、家园与前线的紧密捆绑，以及宣传机器不断塑造一种一刀切的、高度概括化的“德意志民族”理想形象，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越来越多的德军士兵开始把自己对顽强与坚定的理解，直接投射到平民群体身上，而后者显然难以符合这种标准。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始怀疑，德国平民是否真的与他们一样，拥有同等程度的决心与紧迫感。

这种感觉还被士兵们在东线作战时所观察到的苏联平民的行为进一步强化。在德国于1941年春季入侵苏联之初，苏联的男女老少就已经投入到一场全面战争之中。在列宁格勒这样的城市里，“志愿”民兵极大地促进了苏军的防御工作，而在库尔斯克，苏军动员了30万名平民劳工，构筑起庞大的防御体系。

在被德军占领的苏联地区，数十万平民加入了游击队。随着战争推进，普通士兵对游击队的恐惧逐渐演变为彻底的惊恐：在苏军发动进攻前夕，前线后方有成千上万座桥梁和列车被炸毁，即便存在报复的威胁，落单的德军士兵仍会被杀害。对苏联平民的不信任并不仅仅局限于适龄男性，德军军官们被指示要持续关注“老人、妇女与青少年”，因为德国人很快便“发现”，游击队会利用德军对这些群体警惕性较低的心理来开展游击活动。

与此同时，德国士兵还被反复灌输这样一种观念：苏联当局对人命的价值尤为漠视，而苏军所能承受的高额伤亡，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一观念的明证。许多德国士兵认为，苏联当局毫不留情地动员并牺牲平民，却最终占了上风。相比之下，在德国，前线与家园仍然“舒适地”分离着，而这一抱怨早在“巴巴罗萨”行动最初几天就已出现。

1941年6月25日，豁免兵汉斯·罗特（Hans Roth）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所挚爱的家园，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我们在这场战役中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对我们所面对的艰难险阻，乃至我们经历过的各种战斗，都一无所知。”

摄于1945年3月哈尔伯战役期间，一名排长正在与一名士兵交谈，他们与其他士兵正在一处掩体内躲避战火。

罗特的悲观判断在大约两周后似乎得到了充分印证：

“我们的一位战友收到的一封信在战壕里被传阅开来。信中有人在抱怨加班、啤酒和香烟短缺之类的事情。那个白痴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了解多少？这就是来自祖国的声音吗？！……好吧，我们确实得感谢你们提供了性能可靠的武器和没有哑火的弹药，可俄国人的武器也很不错，有时甚至比我们的还要好！关键因素在于操持武器之人的精神与勇气。你们这些家伙对这两点一无所知！要是你们以为凭借加班就打赢了这些战斗、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那你们真该为此感到羞愧！”

在战事的失利中，部队对后方本土变得愈发冷漠。在他们看来，纳粹政权始终试图让家园免受战争最沉重的负担，而这一选择如今正让德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这种沉重的代价，更多是由前线士兵与其战友来承担的。

帝国保安总局注意到了这种怨怼，并在1944年初开始监控德国士兵与平民之间的互动。一次，一名休假的军官在酒吧被要求离开座位，理由是该桌已预留给普通（平民）顾客，他随即表示：“真希望这些人哪怕只有一天，能到普列斯考（Pleskau）的前线去。这一切在俄罗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因为那里根本没有酒吧！”

另一名军官则抱怨道：“只有这些我们在前线的人才知道‘全面战争’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那是因为后方的人们把这个概念看得太轻了。”

还有一名军官对和平时期的官僚作风感到愤懑不已：

“我的休假才刚开始，甚至还没睡上第一个完整的夜晚，就有一名公务员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地方税务局核查了1939年的工资税，发现当时少扣了3.12帝国马克。我并不是因为这3.12帝国马克而感到恼火，我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感到震惊 —— 在这场战争的第五个年头，在一个以全面战争为特征的时期，后方竟然还有时间和精力让一个办公室去复查1939年那点微不足道的工资税差额。”

平民并没有与士兵共享他们那种紧迫感，这一点还体现在德国民众的厌战情绪出现得远早于前线部队。自1941年起，便能听到厌战言论，到了1943年，这一现象已变得相当普遍。像“每当一名士兵休假归队，全团都会一起走到半路去迎接他”这样的笑话，并没有让德军士兵相信民众能与他们同心同德。

许多听到这些言论的军人，尤其是前线老兵，对平民的不礼貌行为感到“困惑与震惊”，这甚至促使戈培尔发起了一场“公共礼貌”运动。由于食品短缺，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些平民指责伤兵不在医院用餐，却与他们在餐馆争抢食物。战争期间，工厂里的劳动纪律明显恶化，尤以妇女和青少年为甚。随着战争的持续，后方发生的自杀事件也变得愈发常见。

这些显性与隐性的信号在不断地提醒着德军士兵，在他们誓死守护的家园中，同胞们正在逐渐失去对德军能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

不忠与离婚数量的上升，甚至仅仅只是对此的恐惧，也日益侵蚀部队士气。1944年4月，帝国保安总局的一份关于“德国妇女不道德行为”的报告称，当一些女性得知并非所有在国外服役的男性都严肃对待婚姻誓言时，便会觉得自己“同样有权利，也被允许去寻欢作乐”。一旦士兵发现女友出轨，或是妻子提出离婚，其后果往往极具毁灭性。

豁免兵京特·埃马努埃尔·巴尔图蒂斯（Günter Emanuel Baltuttis）回忆道，1944年12月初，他的部队在贡宾嫩附近防守东普鲁士边境时：

“有两名士兵故意选择了死亡，因为他们饱受着家庭冲突的折磨。两人都留下了遗书，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妻子与他们离了婚。第一个人负责战壕警戒，一天下午，他爬出壕沟，直立起身，被敌人当场击毙；第二个人离开掩体，在112号高地前毫无掩护地走向死亡。他是四个年幼孩子的父亲。士兵们说：‘那些女人应该被绞死！’”

德国士兵打的是一场“全面”的世界观之战。由于其种族优越感使他们倾向于否定外在因素来作为失败的解释原因，士兵们越来越多地把问题归咎于自身行为或是同胞的表现。东线作战中，关于阴谋与破坏性力量潜伏于德国社会内部的观念被粗暴地灌输给部队，这也极易外溢为对本国民众的不信任。

老兵们常常将后方的不良行为直接与前线的军事处境挂钩。一名豁免兵读到一篇提及其家乡的报纸文章，称当地一些农民没有参加战争冬季救济（Kriegswinterhilfswerk）活动，他便认定这些人“抛弃了我们士兵”，并且背叛了元首与民族。正是在此时，“动摇的后方”这一词语进入，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回到了士兵的词典之中。

在间战期，大多数德国军官说服自己：帝德军队在1918年的失败，并非是在军事上被击败，而是源于后方的背叛，即所谓的“背后捅刀”。军方将这种背叛归因于后方的军事化不足，并由此而得出结论 —— 全面战争需要全体民众的全力投入。1940年，法国的战败一度洗刷了德军在1918年的部分“耻辱”，而士兵在早期战役后回国所见的欢腾气氛，也让他们相信自己站在“战斗中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最前沿。

然而，1942年后，胜利不再，人们逐渐意识到，民族共同体的高昂士气与军事成功高度相关。在战事失利时期，越来越多德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似乎不再全力投入战争，这引发了对“重演二十五年前的背叛”的恐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次的德国押下了更高的赌注：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被视为对德国生活方式的直接威胁。并非所有德军士兵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动机产生了这种感受，但随着失败的累积，这一想法迅速传播开来。到了1943年，德军对重演“1918年”的恐惧已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宣传部门甚至为此启动了一场宣传运动，刻意强调当下与二十五年前的不同。

与德军眼中几乎默默承受一切战争苦难的苏联平民相比，德国平民显得不够坚韧。令东线士兵颇感挫败的是，他们逐渐意识到“我们所打的，是一场体面的战争，而苏联人打的却是一场全面战争。”而不少德国平民对此也表示认同。帝国保安总局的一份报告指出：“一方面，人们憎恨并恐惧布尔什维主义，另一方面，却又钦佩它把战争推进到‘真正全面战争’的能力。”

不过，德国平民对军队同样心存不满。帝国保安总局记录了针对军队的抱怨：过于保守、组织结构繁复、武器设计不必要地复杂，以及军官生活被认为过于奢侈。1944年3月，另一份帝国保安总局报告总结称：“民众尤其关切国防军是如何落实‘全面战争’的。相当一部分人得出结论，在军队中，必要措施的执行程度明显低于民间部门。”

在军队中，也有人认同这一看法，普遍认为后勤体系中的士兵，也就是所谓的“后方蛀虫（Etappenbullen）”，实在是太多了。但也有人对这种“反驳”感到恼火与愤怒，怀疑这是平民的忘恩负义。然而，无论立场如何，双方最终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 当战争蔓延到德国本土时，必须认真考虑并重新界定平民在防御中的角色。

因此，鉴于纳粹政权反复强调要进行“全面战争”，在1944年之前的数年间，德军最高统帅部竟然从未系统性地思考过动员德国平民参与帝国防御，这一点多少令人意外。

不过，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位于部队局（Truppenamt，即后来陆军总司令部的前身）的一批有影响力的军事思想家，就已经提出过一些关于平民在德国防御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设想。这些人并不是都忠于国社主义，其中一些人甚至强烈反对希特勒，但当盟军逼近德国边境时，他们的构想并没有被遗忘。

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模糊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因此，一旦战火蔓延至德国本土，就应发动一场“人民战争（Volkskrieg）”。他们主张：

“当无法阻止一个强国的入侵时，只要能让入侵变得更加艰难、代价更加高昂，国防所需要的就不仅是正面的大规模抵抗，而是成千上万个零散而顽强的抵抗据点。”

摄于1945年柏林战役期间，肩背“铁拳”的国民突击队新兵。战争后期入伍的国民突击队征召人员几乎都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也缺乏战场经验。尽管其中许多人勇敢而意志坚定，但面对那些一路行军作战数百公里、已逼近柏林城下的经验丰富的苏军部队，他们根本难以抗衡。

此外，把战斗引入本土，会迫使民众正视事态的紧迫性，并不可避免地推动他们挺身而出。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写的那样：“当自己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即便是最柔弱的女人也会成为女英雄。” —— 这种观念几乎无需解释太多，尤其是在那些日常生活围绕着战斗展开的人们看来。

然而，单靠“人民战争”并不足以赢得胜利，反而会给国家带来毁灭性后果。但至少，它能够使入侵军队变得极其脆弱，为德国的反击行动创造条件。“人民战争”的构想与“战斗的民族共同体”理念能够联系起来，因此满足了国社主义的基本要求。

事实上，早在1935年，在国防军学院（Wehrmachtsakademie），格哈德·马茨基（Gerhard Matzky）中校就主张建立一支大众化的军队。他的理由不仅基于军事层面，更是因为军队本身就是民族的体现，他认为“在危机时刻，让全体人民参与防御，是关乎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

马茨基所影射的，是一种在两战之间获得了相当大影响力的观念，即通过广泛动员的斗争，来洗刷德国那受损的国家荣誉。1918年末，在停战谈判同步进行之际，帝国议会官员、威廉二世皇帝以及最高统帅部之间曾爆发激烈争论，讨论是否要通过大规模动员平民，让战争继续在德国本土打下去。其逻辑在于，只要让协约国看到德国人愿意战至完全毁灭，就能迫使对方在和平谈判中避免提出“难以忍受的要求”。

尽管有人寄望于所谓的“日耳曼狂热（furor teutonicus）”如1914年8月那般能在德国全境爆发，但巴登亲王马克斯政府最终否决了这一方案。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将会彻底摧毁这个国家，而且，在缺乏广泛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延长这场战争也不太可能改变任何结果。尽管如此，德国随后仍旧迅速陷入混乱，继而给后来者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 —— 倘若当初德国人继续战斗，至少还能保全国家的尊严。

与此同时，苏联人民通过对战争的全面投入，逐渐赢得了德军士兵带着不情愿的尊重。而德国传统的西方对手法国，在历史上也曾成功动员民众以实现其国家目标。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颁布了全民征召令（levée en masse），由此诞生了“公民-士兵”，在革命军遭受重创后重新激发了战斗精神。那句著名的宣言写道：“在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之前，全体法国人都将被征召，为军队服务。”在这两种情形中，平民的集体动员都改变了战争的走向。

德国却缺乏这样的范例。希特勒长期以来对法国这一激进决策表示钦佩，早在1923年他就宣称：“随着法国在色当的崩溃……人民发动革命来拯救倒下的三色旗！战争将以新的力量继续进行！”因此，德国宣传部门将“东墙（Ostwall）”的修建呈现为一次全民征召，并非偶然的巧合：东普鲁士的民众应当像150年前的法国人那样，去重振国防军的精神。

尽管并非所有指挥官都赞同这一路线，但东线苏联战场的野蛮化所造成的士兵“静息心率的降低”，对男性气质刻板印象的不断强化，那来自于1918年的幽灵 —— 11月的“背后一刀”与其后数年的混乱，的持续萦绕，再加上国社主义宣传的灌输，无疑为这些想法提供了肥沃土壤。在东普鲁士，德军之中确实存在一些群体遵循这种思路行事，许多人认为其防御必须诉诸激进手段。不过，支撑当时主流态度的心态，在不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差异。

三、士兵对东普鲁士的认知

无论是西线的英美军队，还是东线的苏军，越过德国边境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时刻。英国首相丘吉尔带着“孩子气而又极度满足的笑容”，在西墙（Westwall）阵地前小便，而美国将军巴顿则在莱茵河里小便，还打趣说自己“今早起床时甚至都没撒尿，好让这一泡更痛快”。在德国的另一侧，后来成为苏联异见者的科佩列夫则命令部下在踏入东普鲁士的土地后立刻就地解手。

这三个人都厌恶德国已沦落成的样子，而这种情绪与无数士兵和政治人物相通。尽管他们自己也清楚，若要克服接踵而至的挑战，将所有的德国人一概而论显然并不明智。然而，进入德国本土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个由所有肩负着击败德国使命的人所共同庆祝的时刻。

对德军普通士兵而言，这一事件的意义要小得多。他们在一次混乱的撤退之中进入东普鲁士，因此其含义也截然不同：对于有些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家乡；对于另一些人而言，这标志着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对于许多人来说，则是在苏联多年作战后重返“文明世界”。还有少数意志坚定者，甚至将其视为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无论是第5装甲师的老兵、国民突击队成员、在奥尔登堡重建的第58步兵师的新兵，还是东普鲁士第1步兵师的参谋军官，他们各自对东普鲁士的意义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然而，对于所有部队而言，这里同时也是部队驻地、作战区域，以及他们被命令与苏军交战之地。

从1944年8月中旬到1945年4月下旬，在这超过八个月的时间内，东普鲁士深陷战火之中，战争在这里持续的时间，明显比其他任何德国省份还要长。基于前文的分析，本节接下来将考察在战争胜利前景日益渺茫的时期，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德军士兵如此顽固地守卫东普鲁士的领土。

1944年夏，中央集团军群撤入东普鲁士时，该集团军群虽然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蒙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但并未被彻底击败。到了1945年初，其麾下三个集团军，魏斯上将的第二集团军、劳斯上将的第三装甲集团军以及·霍斯巴赫将军的第四集团军，总兵力仍高达58万人（其中8万为国民突击队），约占东线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在形势如此险恶的情况下，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继续作战，成为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反复思考的问题。从东普鲁士的作战准备可以看出，仍有不少声音承认对传统“家乡”（Heimat）的忠诚，依然非常重要，且并没有完全被“大德意志”的理念所取代。

负责防御北东普鲁士的第三装甲集团军下辖12个师，其中有3个为东普鲁士部队：经验老到的第1步兵师，以及第349国民掷弹师和第561国民掷弹师。其右翼友军第四集团军，也部署了2个同样久经战阵的东普鲁士部队：第61步兵师和第21步兵师。

在这5个东普鲁士师中，只有第21步兵师是在未受德军最高统帅部直接干预的情况下返回该省。1944年8月，大区区长科赫亲自推动，将第349步兵师中的5000名东普鲁士籍的老兵与军官从乌克兰调回，以协助东普鲁士的防御。该提议在当时仍设在“狼穴”的希特勒总部获得批准，一个月后，这些人构成了新组建的第349国民掷弹师的骨干。

1944年8月，第1步兵师也从乌克兰被调回；10月，第61步兵师则从库尔兰包围圈（今拉脱维亚西部）被调来。第561国民掷弹师于1944年7月组建，其东普鲁士色彩之浓，甚至使上级一度考虑将该师更名为“东普鲁士”师，但这一想法最终被搁置。

与历次战争一样，德国士兵往往宣称自己是在保卫亲人，而非与自身缺乏情感联系的土地。1944年10月初，国防军各兵种发出保卫东普鲁士的号召，为该省额外征募1万名志愿兵，尽管大多数人都清楚，在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异常残酷的战斗。战争结束后不久，第61步兵师的战史记载道：“东普鲁士人很乐意回到自己的家园，但第61（步兵）师必须在家乡作战这一事实，本身也令人非常担忧。”

无论如何，第1步兵师的士兵在家书中都表达了毫不妥协的决心，他们发誓要保卫自己的故乡。然而，话说回来，越来越多的德军官兵显然也意识到了在战争结束后，东普鲁士很可能将不复存在的可怕事实。一名盟军审讯官记录称，一些东普鲁士人“不太在意战后的德国会变成什么样，只要他们能自由工作与谋生即可。”当然，在这些紧密团结的东普鲁士部队内部，怀有这种想法的人绝不可能公开表达这样的观点。

从总体而言，东普鲁士部队确实致力于为自己的故乡而战，但这并没有转化为比来自德国其他地区的部队更为顽强的防御，也没有带来更高的伤亡率。此外，在东普鲁士境内，新近组建的国民掷弹师与老牌精锐部队之间的战场表现的差异同样十分有限。

第349国民掷弹师在柯尼斯堡以南的战斗中被全歼，而第56步兵师亦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第21步兵师在东普鲁士省内的防御战中遭受重创，但直到5月初仍保持着相对完整的建制。相比之下，第286保安师直到1945年4月中旬才在萨姆兰半岛被全歼，第5装甲师亦是如此。第69步兵师则在柯尼斯堡争夺战中几乎被彻底歼灭。

到了1945年5月7日、即投降前夕的最后一次点名时，所谓的“东普鲁士集团军（Armee Ostpreußen）”，这一为了作战需要而临时设立、并于4月7日整合了所有仍在东普鲁士作战的残余部队的集团军司令部，仅剩约10万人，分散在23个残破不堪的“师”之中。

因此，尽管各师内部时常诉诸地域认同，这种地方主义对东普鲁士战场上的作战行为几乎没有产生实质影响。无论是东普鲁士人、萨克森人，还是来自威悉-埃姆斯地区，这些士兵都以同样的决绝战至最后一弹。这表明，在东普鲁士，部队依旧沿袭了此前各战区中形成的作战观念与心态。

两名身穿冬季可翻转式作战服的年轻士兵正在掩体中躲避战火。在前线，许多部队早已疲惫不堪，弹药和装备严重不足，很快便难以有效守住阵地。

大多数德国士兵的态度（Haltung）坚决而顽强，但我们必须保持谨慎，不要将其简单归因于他们回到德国后产生的高昂情绪（Stimmung）。“态度”与“高昂情绪”之间的差别，在弗里茨·布兰肯霍恩（Fritz Blankenhorn）少尉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清晰，他是第367步兵师一个炮兵连的连长。该师在东普鲁士的作战异常顽强，其残部（包括布兰肯霍恩的部队）于1945年4月在“柯尼斯堡”要塞中成为最后投降的部队之一。然而，他在1944年秋写道：

“每天，尤其是最近几周在东普鲁士撤退的日子，都会带来新的考验，把我的力量逼到极限。我们行军经过的那些村庄和地名……对于我而言，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眼睛几乎因为疲惫而合上。”

第349国民掷弹师的一名东普鲁士士兵海因茨·西马特（Heinz Simat）也表现出一种疏离感：

“世界依旧井然有序，尽管敌人已经站在我们的故乡的土地上。堑壕战同样要求付出代价，这一点从每日的伤亡报告中便可见一斑。”

还有一些人，如兽医上校约翰内斯·洪格博士（Oberstabsveterinär Dr Johannes Hung），认为自己在抵达东普鲁士后态度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他也承认：意识到自己正在保卫德国本土，反而削弱了，而非增强了，他们的情绪。洪格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坐在一个火药桶上，距离前线大约40公里”：

“军官团在一个改造为军官俱乐部的赌场（Casino）里“庆祝”了圣诞节：墙上挂着一幅兴登堡元帅的油画，这幅画巨大无比，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贝克（Becker）上校发表了一次讲话，主题是“循此苦旅，以达星辰（Per aspera ad astra）”。这并不是一场浮夸的“坚持到底”式的动员，他本就是一名过于冷静而克制的军人。面对即将到来的局势，现场弥漫着一种绝非圣诞欢乐气氛的压抑情绪。“

这些情绪并非个别现象。撤回德国本土的德军，远不像新闻宣传片所描绘的那样坚如磐石。7月12日，也就是“巴格拉季昂”行动开始仅三周后，大区区长科赫便向希特勒投诉：从前线返回东普鲁士的部队士气低落。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希特勒随即命令东普鲁士军区司令阿尔伯特·沃德里希（Albert Wodrig）将军，“立即并坚决地对一切威胁各部队纪律的现象采取行动”。

然而，一个月后，随着越来越多部队涌入东普鲁士，沃德里希仍在为这一任务苦苦挣扎：

“元首已下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所有已被调入或即将调入帝国领土的东线国防军部队，立即重新恢复德国人民期望其军队理应具备的军事秩序要求。当前最亟须解决的问题是，这些部队中的一部分单位在德国居民点内无所事事，缺乏明确命令，与此同时，男人和男孩却在修筑防御工事，妇女和女孩则在田间劳作。为此，凡驻扎在帝国领土内，且不能明确证明其整体正受上级机关命令充分占用的东线国防军部队，均须立即转移至东部边境地区的军事训练场，在那里进行整编重组。”

然而，部队士气并没有在德军进入德国领土后自发好转，原因在于，“在东普鲁士作战”只是影响士兵情绪的诸多因素之一。它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具体的普通士兵，并会与其他因素相互权衡，例如是否获得良好装备、弹药是否充足、是否有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兵补充等。很多时候，士兵心中最迫切的，仍是对日益稀缺的世俗享受的追逐，比如食物、酒精和女人。

一支被击败的军队，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症状，即此前那些并不重要的边缘问题，忽然就变得格外突出。在这个方面，德军与其他国家的军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内部承受着强烈的矛盾与压力。德军内部的不同群体开始寻找各种理由，从心理上与更大的军事共同体保持距离。例如，奥地利人、洛林人和阿尔萨斯人等族裔德意志人士兵（Volksdeutsche），时常会放弃对德国的认同，其逃亡率要高于德意志帝国公民（Reichsdeutsche）；来自德国南部的士兵开始设想一种巴伐利亚-奥地利式国家；非普鲁士地区的部队则将德国的困境归咎于普鲁士军国主义。来自青年团的新兵则感到自己被上级轻视。

基层士兵指责军官怯懦，军官则指控士兵不服从。对于不少士兵而言，战斗发生在何处并不那么重要，因为这不过是决定其态度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

这些存在于军队内部人际紧张与裂隙，可以从一名忠诚于纳粹政权的装甲掷弹兵赫伯特·内尔格（Herbert Nerger）的经历中看出端倪。内尔格是自愿奔赴前线的，但在1944年10月末途经柯尼斯堡时，他所听到的一切，却令他震惊不已。他在给自己原先所在的冲锋队旗队的一位战友的信中写道：“‘开溜’和‘逃跑’（stiften und türmen gehen）这类话语已是家常便饭。”当他试图用“Heil Hitler”向同铺的士兵致意时，他得到的回应却是对方的惊讶与敌意。“占据主导的情绪是尽快收场，赶紧结束这一切。……我只希望前线部队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还能保持一种更健康的精神状态。”

这些紧张情绪也体现在国民突击队某营的两名连长身上。1944年10月下旬，其中一人因被控“敌前怯懦”而被送上军事法庭；而另一人虽然仍对防御力量抱有信心，但他同时也持有批判的态度。如果再继续往上看，在德军指挥体系的更高层，东普鲁士各集团军的参谋部门不得不直面“巴格拉季昂”行动造成的大规模损失，这项工作几乎无法让人对战局的预期产生信心。

对于那些直到1944年中期仍然认为胜利尚有可能的德军士兵而言，东普鲁士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德国大多数U艇部队的艇员训练都在该省进行（约25000名艇员与工作人员），因为帝国海军早已将波罗的海视为其内海。1943年1月接替雷德尔出任海军总司令的邓尼茨，对东普鲁士尤为重视。1944年1月，在德军被迫从苏联后撤之际，他在狼穴与希特勒会晤时成功论证，德国若要继续掌控波罗的海，就必须坚守库尔兰与东普鲁士。

数月后的7月，希特勒进一步强调，鉴于波罗的海在接收芬兰与瑞典矿石以及爱沙尼亚页岩油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两者都对海军至关重要，他将明确禁止部队从这些东波罗的海桥头堡撤退。此外，从库尔兰撤离还可能促使芬兰脱离轴心同盟。在希特勒看来，波罗的海的重要性以及维持桥头堡控制的必要性“完全不言自明”。

然而，邓尼茨也遭遇了来自下属与陆军方面的反对。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库尔兰如这位海军总司令所言那般关键。为了巩固立场，邓尼茨因此促成下属撰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显著夸大了从该地区撤离所需的成本与时长。尽管如此，这些报告倒是在一个方面上态度一致 —— 若要将波罗的海保持在德国控制之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东普鲁士。

考虑到芬兰最终确实改换了阵营，无论希特勒与邓尼茨的评估是否完全准确，需要明确的是，德军这一坚守不撤的决策建立在经过权衡的“战略”考量之上，并非仅仅源于希特勒拒绝让步的个人固执。

即便是在那些已经不再相信胜利的指挥官的麾下服役的部队中，战争临近终结，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允许投降。相反，多数部队仍被鼓励继续战斗，直到所谓的“十二点零五分”。一些固定套语，例如“守至最后一息”或是“战至最后一弹”，早已渗透进军事命令之中，尽管这些措辞源于宣传语境，但却往往会带来极其现实的后果。有人将其理解为象征性的表达，有人则按字面意思执行，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反对这种做法的指挥官寥寥无几。正如西线某集团军的一位参谋长所形容的那样，这类进攻是“吞噬生命的（menschenfressend）”。

1945年1月，在东普鲁士防御战的最初几天里，当豁免兵巴尔图蒂斯所在的连队陷入险境时，其连长试图强调自己将“贯彻命令”，直至最后：

“（我们的连长）命令报务员发送如下电文：‘将坚守阵地，战至最后一人。元首万岁，大德意志万岁。’在当时，这类在绝望局势下发出的无线电信息，往往都是如此措辞，或是与之相近。我想，我大概已经明白最后几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并开始为此作准备。我把自己的军人证（Soldbuch） 放进军装外侧口袋，希望在反击中有人能找到它，从而通知我的母亲，今天正好是她的生日。十分钟后，营部发来了愤怒的回复，认为我们发出的无线电信息‘过于夸张’。”

这个轶事清楚地表明，同样的命令在下达和理解时，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含义。巴尔图蒂斯将这道命令视为局势绝望，死亡迫在眉睫的信号；他的连长则借此表达自己对国社主义事业的忠诚；而营部则干脆否定了这一表述本身的前提。

尽管“战至最后一人”的承诺在不同个体的眼中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但可以明确的是，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这类表述已经成为士兵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不仅塑造了他们的说话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模式。无论是在训练中，还是在前线作战时，这种语言不断被灌输给士兵，使得当关键时刻来临之时，这类措辞几乎会被士兵们本能地脱口而出。

对那些曾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军高级指挥官来说，避免重演1918年德军屈辱投降的历史，哪怕谈不上是明确的指导原则，至少也始终萦绕在他们心头。当战争已不再可能取得胜利时，一些指挥官认为，唯一还能挽回的，只剩下德国的“荣誉”。在一支濒临毁灭的军队眼中，能够坚持到最后，向祖国展示毫无保留的忠诚，几乎成了为数不多如救命稻草般仍能紧紧抓住的“美德”。

多年以来，宣传机器反复强调何谓最纯粹的忠诚，那就是战死沙场。1918年，德国放下武器后不久，舆论便开始用一种暧昧的“净化”叙事来解释一战的巨大伤亡为何并非徒劳无功 —— 阵亡的德国士兵，正是在牺牲中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其对祖国的忠诚是绝对而纯粹的。纳粹宣传者迅速抓住并极力放大了这一观念。比如，在1944年11月的第一周，大量印发的《纳粹党每周箴言》就写道：“宁愿战死也不愿放下武器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1944年11月第一周《纳粹党每周箴言》：“宁愿战死也不愿放下武器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在此前的海外作战阶段，这类口号往往只是空洞的逞强，甚至是对战争现实的刻意误读，但当战火蔓延到德国本土后，指挥官们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频繁地接触到这样的纳粹标语。对于那些试图在连连败退中寻找意义的人来说，这些话至少提供了一丝“目标感”。正如有人所相信的那样，痛苦是疗愈过程的一部分，而士兵的死亡，终将孕育新的生命。

进一步巩固这种观念的，是一种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历史叙事，即德国民族拥有一段漫长而“值得骄傲”的受难传统，而这些战争苦难被视为未来“德国”的基石。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首次将大战带入普通德国家庭，随后是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统一战争，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承受苦难的能力”被塑造成一种德意志美德，是将德国人与其邻国区分开来的坚忍与克制的体现。

即便是那些试图从上帝的话语中寻找指引的指挥官，也会发现，“死亡”同样被塑造成一种光荣而尽责的结局。军方认可使用的《新教战地赞美诗集（Evangelisches Feldgesangbuch）》中，专门设有关于“为死亡做好准备”和“忠诚至死”的段落，其中一节写道：

“我的位置就在前线，无论那里多么艰难。如果我倒在那里，那又意味着什么？明天，复活节的钟声将会敲响，多么大的希望！人终有一死，而在忠实履行职责中战死沙场，是最光荣的死亡。”

天主教方面的《天主教军事祈祷与赞美诗集（Katholisches Militär-Gebet- und Gesangbuch）》也同样强调，一名基督的好士兵应当牢记：“若没有忠诚至死，真正的士兵荣誉……便无从存在。”

无论指挥体系中的这些人是真心相信自己所传播的宣传，还是更多依循基督教关于死亡与复活的主题，总之始终存在着一种叙事框架，它在不断暗示并促使他们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 部队将不可避免地承受越来越高的伤亡。

到了1945年，要想维护德国的“荣誉”，民族共同体（Volk）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准备好在德国的祭坛上“献祭”自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战火烧到了德国本土，这种“献身”的机会在理论上将向所有人敞开。

1945年3月，《柏林晨报（Berliner Morgenpost）》在一篇题为《我们的精神经受着极限考验》的头版社论中强调：“德国人民已经准备好，而且必须准备好，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跟随前进。”文章明确鼓吹这样一种观念，即真正的“最后预备队”并非一线作战部队，而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后勤与后方部队人员，最终甚至包括平民。

一些士兵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这种想法。东普鲁士战役前夕，豁免兵格哈德·贝克（Gerhard Becker）在寄回家的家信中写道：“如果我们真的输了这场战争，我当然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那我宁愿我们所有人都死去。但胜利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近。”

如果德国终将失败，那么至少也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战败，并且是在动用了一切可用资源之后。德国将成为最后一幕“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所上演的舞台。即便纳粹德国注定灭亡，它那种战至最后一刻的顽抗，也被寄望于为后世保留所谓的德国“荣光”。

最终，在1945年3月11日的英雄纪念日上，希特勒宣称：“我们必须形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共同意志，决不能像前人那样给后世留下失败的榜样。”这一准则在东普鲁士同样被奉行。5月8日，东普鲁士集团军最后一任司令绍肯将军在对部队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中，已谨慎地开始“展望未来”：“终有一天，你们的斗争将使我们民族的生命重新绽放。”

当然，绝大多数军事命令并没有如此直白。一方面，命令重在清晰而非辞藻；另一方面，在战斗中，书写本身就要耗费在战争中极其稀缺的时间成本。更重要的是，指挥官们清楚，将“死亡”与任务直接捆绑，并不能激发执行者的信心。因此，尽管书面命令中很少明确提及“死亡”一词，它却越来越多地存在于指挥官的思考之中；死亡并非目标本身，但避免部队伤亡也不再是他们决策的首要动力。

对于那些仍在寻找继续战斗的理由的士兵而言，答案其实已经再明显不过，尤其是那些在1944年夏季之前就已身处军中的士兵。随着德军退入东普鲁士，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所面对的敌人。长期的宣传将苏军士兵描绘成野蛮的“劣等人”，而当战火烧到德国本土，这种说法被赋予了更强烈的紧迫感。

在1941年至1944年间，这种妖魔化叙事持续不断，以至于到了1945年，“俄国人”在许多德军士兵眼中不过是一股“洪流”“乌合之众”或是“蛮族群落”。每一次苏军成功向西推进，被这些“害虫”逼退的耻辱感便随之加深。

在最初的进攻阶段，将苏联人描绘成希特勒所谓的“沼泽野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兵的恐惧，对德军作战是有利的。然而，三年过去，“红色野兽”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被彻底唤醒且愈发凶猛，苏军士兵遂在德军想象中变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近乎“僵尸化”的存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对西方盟军并不存在如此系统且持续的妖魔化。这也有助于解释，直到战争最后时刻，德军在东线与在西线的作战方式仍存在根本差异。在1945年4月初，斯大林曾感叹道：

“他们仍然在捷克斯洛伐克，为了某个根本无关紧要的交通枢纽，同俄国人进行着野蛮的战斗，那个地方对他们的用处，就和给死人敷膏药一样。可与此同时，他们却毫无抵抗地把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卡塞尔这样位于德国中部的重要城市拱手让出。”

这并不是说，所有一路打回德国，参与本土防御的士兵都被彻底地激进化了。但德军之所以仍能顽强作战，依然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他们是在捍卫德国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对“故乡”的防御反而进一步印证了此前那些灭绝性做法的“必要性”，使士兵即便参与过大规模屠杀，也仍然能够把自己视为一个“正派的人”。

此外，许多与灭绝战争直接相关的做法，在东普鲁士依然延续着。例如，尽管希特勒下令在德国本土应减少部队对苏联志愿辅助人员的依赖，但直到战争结束，这些人在部队中的存在仍然十分明显。为了填补苏军造成的巨大人员缺口，到1944年末，国防军中已拥有超过60万名苏联志愿辅助人员。到了1945年初，甚至连精锐的第5装甲师也编入了826名苏联志愿辅助人员，占该师总兵力的5%以上。

他们的存在，使得“超人（Übermensch）”与“劣等人（Untermensch）”之间的等级区分始终清晰可见，也在不断提醒着士兵，从苏联战场到本土作战，在实践层面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断裂。

哪怕战火已经从东线燃回德国本土，与种族迫害相关的做法同样在东普鲁士持续发生着。1944年12月28日，一份呈报给第四集团军司令霍斯巴赫将军的报告，详细描述了驻扎在该省东南部的第541国民掷弹师所实施的一次针对波兰人的大规模搜捕行动（razzia）：

“所有16至60岁的男性，以及16至30岁的女性，一律予以逮捕。行动于清晨6点准时开始，由国防军实施清剿（Durchkämmung）。所有波兰人，包括持有有效工作证件者，都必须被押送至格拉耶沃（Grajewo）拘留营，或格拉耶沃附近的博古瑟（Bogusse）集结营。”

此外，德军一进入东普鲁士，各部队便开始向施图特霍夫（Stutthof）集中营索要犹太劳工。在东普鲁士，也就是中央集团军群的后方，犹太人被强迫在严酷的秋冬条件下参与四座机场的修建。中央集团军群的邻军北方集团军群也在利鲍（Libau）索要并接收了数百名犹太人。而在维斯瓦河沿线，来自施图特霍夫的犹太囚犯被迫挖掘防御工事。这些劳工的使用由德军部队直接监管，其中不少士兵显然已被此前多年的东线作战磨砺出了铁石心肠。这也意味着，东普鲁士平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德军与犹太囚犯之间的互动。

与此同时，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灭绝战争的思维方式与操作模式依然在东普鲁士持续运转着。因此，直到战争最后阶段，部队仍然大量处决被强征的波兰劳工，而被俘的苏军士兵也往往遭遇同样的命运。士兵们知道，并且被反复灌输，这场灭绝战争是“相互的”，而这也成为他们持续维持高强度地镇压与剥削其“死敌”的重要动机。

很少有士兵意识不到他们此刻已身处德国本土，但这一认知，几乎没有促使部队重新审视日常行为。由于普通士兵所处的直接社会环境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他们既缺乏改变既有认知框架的理由，也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

只有在最高层级，进入东普鲁士才带来了日常实践的变化，军、集团军以及集团军群司令部开始被要求与地方各方力量进行协调与磋商。

尽管少数部队在抵达东普鲁士后士气有所回升，但绝大多数士兵只是继续战斗，因为他们早已内化的军事行为模式、仪式化运作以及战友情谊被认为能提高生存几率。从总体而言，他们照旧作战，也照旧死亡，只是如今，在德军最高统帅部那种宿命论式近乎冷酷的坚持之下，其死亡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东普鲁士境内的激烈战斗，使得部队几乎没有时间反思过去数年如何重塑了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对于大多数士兵而言，东普鲁士当然也只是他们所历经的一连串战场中的最后一个。

四、结论

1944年夏季，在东线鏖战三年之后，德军重新退回德国本土时，其士兵已不再代表那支曾在法国、低地国家、丹麦和挪威取得胜利的军队所体现的价值观。在苏联的战场上，他们被迫适应一种全然不同的战争形态，即所谓的“世界观之战”。无论是直属上级的要求，还是最高统帅部的命令，都与以往有着根本不同。

德军士兵逐渐习惯了他们在战争初期难以想象，也无法预见的行为选择 —— 他们系统性地实施了难以言喻的罪行，并目睹了无数的暴行。许多人主动执行命令，但这些“普通人”也常常在行动的道德边界上挣扎。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适应得异常迅速。装甲炮手卡尔·福克斯（Karl Fuchs）在入侵苏联数日后写给妻子的信中坦言：“必须冷酷，毫不留情。你不觉得，和你说话的已经不是我本人，而是另一个人了吗？”

德军普通士兵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与自身行为的后果切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社主义宣传的作用，而这种宣传渗透进命令体系，也主导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流。他们被反复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无论行为看起来多么残酷，其背后都有军事上的“合理性”。由于普通士兵完全无从了解全局，更不可能看清自己所处组织的系统性犯罪的规模，而这一解释，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足够。

然而，德军的作战方式深刻地改变了士兵本身，重塑了普通士兵对其周遭环境的认知，以及对不同群体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游击队的威胁模糊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在苏联，几乎不可能分辨究竟谁在反对德军。游击袭击之后所招致的德军集体报复，往往让无辜村民承受沉重伤害。早在1941年底，围攻列宁格勒的北方集团军群中，许多士兵便已说服自己认同炮击手无寸铁的平民具有“军事重要性”。

在撤退过程中，普通士兵的心态继续趋于强硬。无论是饥饿计划，还是撤退中的焦土战术，都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最终，甚至包括大规模疏散行动，其间父母往往被刻意与子女分离，也被视为军事上的必要之举。即便士兵偶尔反思自身行为的后果，他们也几乎没有机会脱离所处的体制。正是这种无能为力与缺乏意愿，使得在个体层面，德军士兵的核心价值持续变得冷硬。

他们逐渐丧失了以非军事视角看待日常事件的能力。指挥官们很快意识到，这种对人性日益减弱的体认，即“德军士兵静息心率的降低”，极其难以纠正。

对“故乡”这一概念的不断否定，在东线失败的悲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并在德军退回德国本土后迅速成为一个尖锐问题。战争不仅拉大了德军士兵与德国平民之间的物理距离，也同样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一方面，苏联大规模动员平民参与战争，另一方面，德国士兵却认为本国平民并未给予足够支持，这种强烈反差加深了他们对后方是否真正理解自身牺牲的怀疑。

随着比例感的扭曲，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始主动思考是否应当动员平民参与国家防御，也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从总体而言，士兵早已被教育要把激进手段视为“合理且适当的”，正是带着这种心态，他们退回了德国本土。无论是“危机时刻全国必须并肩作战”的观念，还是避免再次出现“背后捅刀”的恐惧，都把德国平民一步步拉入了军事体系的轨道之中。

尽管德军士兵对本国同胞的看法不同于对苏联“劣等人”的态度，但撤退到东普鲁士并没有显著重塑士兵的集体性格。军事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没有这样的必要，毕竟敌人的性质与继续作战的理由都没有改变，部队也因此缺乏调整自身行为模式的动因。再者，德军部队在进入本土后，士气并没有回升，反而与此前同样低落。

因此，可以认为，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德军并未成为制衡纳粹政权、阻止激进化的力量。尽管“保卫家乡”的观念确实影响了部分士兵的行为，但对于部队与其周边环境的关系更具有直接影响力的，仍是一系列情境因素，如部队部署、兵员与装备质量，以及指挥官是否准备战斗到最后。正如本书后面将展示的那样，这些因素随时间与地点而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塑造了本土战争的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