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美国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政策的制定

作者: 曲梦晨

在近代日本，天皇制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同时是日本国民的精神象征。学术界主要关注战后日本占领改造时期天皇制的发展，突出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对于天皇制的影响。实际上，美国政府早在战时便对天皇制问题进行了研讨，最终制定出较为成熟的天皇制政策。美国战时制定的天皇制政策对于战后天皇制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1]笔者以美国国务院档案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来探究美国政府对战后日本天皇制政策的制定过程。天皇制政策根据时间发展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领土问题委员会时期，即天皇制问题的提出和讨论阶段；国务院战后计划委员会时期，即天皇制政策的产生和讨论阶段；三部协调委员会时期，即天皇制政策最后确定阶段。

一、领土问题委员会时期关于天皇制问题的讨论

二战期间，美国具有了掌控世界格局的实力和意愿。美国决心以自身实力为依托，按照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理想来构建战后的国际格局，以确保战后世界永久性的安全与繁荣。为此，美国在战时便对战后的世界安排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详尽的方案。[2]其中，有关战后日本的设想亦是美国整体战后设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为了惩罚日本的侵略行径，并防止日本再次构成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很早便确定须对日本进行占领和彻底改造以消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思想。

美国战后对日本的具体政策由国务院制定。1942年8月，国务院设立远东问题小组，下属于领土问题委员会(Territorial Subcommittee, TS)，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日本派[3]。对于天皇制问题，他们强调天皇制对于日本以及战后占领改造工作的重要作用，反对在战后日本废除天皇制。1943年5月25日，科威尔(C.Coville)提交的T－315号文件《日本天皇的情况》，便是日本派观点的总结。[4]

文件认为，近代日本建立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二元政治体制，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日本国内的统一和团结，调和日本国内两个政治派别的对立。一派是幕府军人政治的延续，希望继续军人统治；另一派则希望日本跟随西方，发展议会民主制。两派在日本应走向何种道路的问题上一直有着激烈的争斗。文件随之分析了天皇的政治权力和战争责任，总结道：尽管宪法名义上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规定天皇拥有行政和军政的最高统治权，然而在宪法之外对天皇权力却有着诸多限制。文件承认天皇与军部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认为战争主要责任在于军部分子，天皇是被军部分子所利用的。[5]除政治方面外，天皇在精神方面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天皇是日本国家神圣的象征，强调天皇的神性是团结日本民族的主要精神手段。[6]

文件随后阐述了关于是否保留天皇制问题的建议。战时，美国政府对天皇制持中立态度，官方宣传中也尽量避免对天皇的攻击，问题在于战后是否要废除天皇制。由此，文件分析了废除或保留天皇制的各种影响。废除天皇制的有利之处是：第一，修正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并铲除其衍生的各种势力；第二，削弱日本民族的团结；第三，使未来的日本政府看待国家间关系更为理性；第四，防止军部分子再次通过天皇制掌权，并利用天皇制向日本人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从而有效防止日本再次发动侵略。而废除天皇制的不利之处则有：首先，难以寻求合适的日本领导人参与废除天皇制后的政府；其次，有可能引起日本人民的憎恨、不合作甚至反抗。[7]文件考虑到，天皇制问题也要顾及同盟国所达成的共识。《大西洋宪章》中宣布，需尊重各国人民自由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尽管另行规定了法西斯侵略国应在战后实现非军事化，但并不影响日本人民的这一权利。文件认为，以日本人民当前对天皇制的拥护程度，很有可能会自愿在战后继续保留天皇制。[8]

根据上述分析，文件倾向于保留天皇制，指出天皇制如果可以被有效利用的话，将是一项优质资产。不但可以用来促进日本国内稳定，而且可以引导日本转而走向同盟国所希望的道路上来。据此文件建议，在战后的日本建立一个天皇制下的非军国主义化的政府是较好的选择。文件还提出，如果保留天皇制，需要做出修正以克服其弊病。例如，以自由化的教育来破除日本人民对天皇的迷信，去除其侵略扩张思想，最终达到引导产生适合战后日本统治的自由民主政治团体的目的。[9]

1943年10月6日，领土问题委员会发布了由博顿起草的T－381号文件，进一步深化了天皇制问题的研究成果，然而委员会内部对于天皇制问题的分歧已经显现。在国务院更有势力的强硬派[10]在文件中认为必须在战后废除天皇制，理由是天皇制与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神道教之间是不可分离的。战后日本必须同其包括天皇制在内的传统决裂，方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改革。[11]日本派则在文件中逐条反驳了强硬派的观点。

1943年10月20日，国务院对于战后日本事务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设立了国务院远东司际委员会(Inter－Divisional Area Committeeon the Far East, IDACFE)，委员会由远东司、特别研究处和其他相关部门的代表组成。直至战后的远东委员会(Far Eastern Commission, FEC)时期，国务院远东司际委员会一直是制定对日政策的主要机构。随之在年末的领土问题委员会第54、58、59次会议上集中讨论了天皇制问题，两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日本派看重天皇制对未来占领工作的价值，而强硬派则强调天皇制对日本过去走上侵略扩张道路的推动作用。但双方在辩论中也形成了一些初步共识，为天皇制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3年10月22日，领土问题委员会第54次会议涉及天皇制问题。博顿坚持保留天皇制的观点，理由是倘若没有天皇的配合，战后日本的自由民主化改革势必会面临诸多阻碍。通过改良天皇制来消除军国主义，建立自由民主政府，才是便捷的方式。[12]另一日本派代表、远东司司长包兰亭补充了几点保留天皇制的必要性：首先，天皇可命令军部分子签署投降书，避免由战后民主政府签署投降书而带来背负战败责任等不利影响；其次，战后短时期利用天皇来迅速建立自由民主政府，这种方式可以弱化天皇的威信和军部分子东山再起的可能。他的观点更为谨慎，认为仅靠引导转变政治体制，是不足以彻底改造战后日本的，需要长期深入的改造方能完成转变。[13]

强硬派也有着充足的理由要求废除天皇制，他们代表了极具政治影响力的美国公众舆论的观点。美国媒体普遍同情中国的遭遇，一直谴责日本的侵略扩张。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舆论对天皇制下的日本愈加深恶痛绝，他们将天皇与希特勒相等同，极力宣传要求废除天皇制。[14]例如，亨特(Edward Hunter)在《民族》杂志中，把日本派代表格鲁保留和利用天皇制的提议称为“绥靖政策”。米切尔(Kate T．Mitchell)为《亚美》杂志撰文，认为天皇制长期以来被用来压制日本国内代表和平、自由的力量。如果不能将天皇及军部势力一并铲除，日本在战后不可能拥有和平民主的新秩序。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胡顿(Ernest Hooton)甚至提议将天皇及其家族“放逐、监禁、绝育”。[15]与会的媒体人阿姆斯特朗追问有关天皇的战争责任方面的问题，坚持认为只有废除天皇制才能彻底消除日本的军国主义。[16]

12月3日，领土问题委员会举行第58次会议，会议主席鲍曼(Isaiah Bowman)提出战后日本是否会自行产生民主化政府的问题。[17]博顿回应道，战后的混乱形势或许会导致革命的发生，日本人民有可能会推翻天皇制，达到同盟国所期望的转变。但更有可能的是：其一，日本不会发生革命；其二，日本的国内动乱会影响其他周边国家，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其三，日本人民更倾向于变更领导人而非政治体制，因此并不会必然导致政治的民主化；其四，日本的国内革命若不加以控制，有可能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复兴或者社会主义革命；其五，战后日本政治的不稳定会导致日本经济的不稳定，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博顿的结论是，美国在战后不能放任日本自行进行政治体制的转变。[18]包兰亭考虑到西式民主与日本国情相差甚远，日本人也许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方能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军部分子掌控日本并非偶然，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多数日本人民的意愿。[19]

强硬派代表，前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的观点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来源于其精神思想，而非政治体制。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依据国情长期发展的结果，美国或许可以将西式民主体制强加于日本，但要真正转变日本人的思想和认知却极为困难。日本发动侵略的根源在于其军国主义的精神思想，日本人未来仍将会继续尝试侵略扩张。[20]在这个观念下，霍恩贝克对日本的战后改造持悲观的态度，认为改变日本侵略扩张的本性是不可能的。

博顿不认可霍恩贝克的观点。博顿认为，军部分子之所以能掌握政权，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政体赋予他们的特权。布莱克斯利认为美国的目标不应停留于建立民主制形式上，而应立足于实质上去除军国主义的和平政府。[21]包兰亭认为，对战后日本政治进行细节上的干预是事倍功半的。美国能够做到的只有：一方面，以道德感化；另一方面，以美国为范本为日本人展示正途。日本现代化正是从模仿、交好其他西方大国所开始的。日本的问题则是放弃这一优良传统转而挑战其他国家开始出现的。[22]

12月17日，领土问题委员会举行第59次会议，继续讨论天皇制的问题。博顿添加了几点保留天皇制对于战后占领改造可能带来的积极作用：首先，天皇签署投降书，将其权力转让给同盟国占领军，这会对天皇制构成冲击；其次，天皇有可能将失败降罪于军部，收回赋予军部的特权；最后，保留并利用天皇的权威更容易履行投降条款。[23]霍恩贝克对博顿的意见提出了异议，他指出如果天皇会因为投降而威信受损，那么势必会丧失天皇的利用价值，无法在战后的对日占领改造中发挥作用，保留天皇制也就意义不大了。博顿解释道即便天皇威信受损，但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不会影响天皇的利用价值。[24]而且，博顿以萨英战争为例，提出战后日本有着彻底转变的可能性。包兰亭同意博顿的观点，他表示日本民族是非常善变的，历史上有着诸多类似的案例。[25]

至1943年末，国务院内部已经对天皇制问题做出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和讨论。但当时由于时机不成熟，天皇制问题并未上升到制定具体政策的高度。这一时期有关天皇制问题达成的共识有：强行废除天皇制是不可行的，只能依靠日本人民来废除天皇制；战败后的日本不会短时期自发废除天皇制；同盟国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引导日本的战后政治体制，使其转向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来；在战后应彻底消除军国主义；天皇制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其最终政策制定应根据未来形势变化而决定。

二、战后计划委员会时期天皇制政策的发展

1943年，同盟国在各个战场上均取得了优势，轴心国的失败已成必然，制定详细战后政策的条件已日趋成熟。1943年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对日本的领土问题做出了安排，美国政府也决定开启战后对日具体政策的制定。1944年1月15日，国务院组成战后计划委员会(Post－War Programs Committee, PWC)，审阅和批准下属各部门有关战后问题的文件，天皇制问题由此上升到了政策制定的层面。随后，1944年2月18日，陆军部民政司和海军部占领事务司联合罗列出了二十余条占领日本将会面临的问题，希望国务院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其中就包括战后是否废除天皇制以及占领军与天皇的关系问题，相关文件由国务院安排远东司际委员会负责起草。

此时国务院远东司际委员会内部已就天皇制问题达成了共识，即占领时期暂时保留和利用天皇制。然而国务院高层除了格鲁外，很少有日本派的存在，他们受个人立场和舆论的影响，大部分对天皇制持反对或中立的态度。因此日本派的主张得到上级批准并不容易，他们需要在文件中阐述充足的理由来说服高层采纳其天皇制政策。

3月4日，博顿提交了CAC－93号文件预备稿，主要回答了战后是否应废除天皇制的问题。在分析部分中，文件认为强行废除天皇制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强行废除天皇制会招致日本人民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废除天皇制并不意味着能够在短时期内，彻底消灭其在日本人民中的思想基础。若要达到彻底废除天皇制的目标，同盟国势必会无限期地延长对日占领以阻止天皇制的复辟，从而加重占领负担。[26]

文件进一步提出，占领军可利用天皇的权力和声望实施占领统治。倘若占领军能完全清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切断天皇与军部之间的联系，天皇就可以成为占领军统治日本的工具。[27]综上，文件给出的建议是暂时保留天皇制，是否废除天皇制则留待日后决定。文件构想了实施占领后的两种可能：一种是日本人民继续拥护天皇制，那么就继续保留天皇制并对其进行革新；另一种是如果日本人民发起废除天皇制的运动，那么占领军则顺水推舟采取措施废除天皇制。[28]

此文件实际上是将领土问题委员会时期有关天皇制问题的讨论意见进行了汇总。不过陆海军部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占领军和天皇之间的关系却并未得到回答。3月21日，博顿、迪科佛(E.R.Dickover)、杜曼三人起草了CAC－93号文件预备稿的第二部分。除已论述的是否废除天皇制问题外，又加入了占领军和天皇关系的内容。既然已建议暂时保留天皇制，占领军势必会行使最高权力，那么就会有占领军和天皇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文件据此提出了三种方案。[29]

第一种方案，占领军行使所有权力，中止天皇的所有权力。文件分析认为，此种情形将置占领军于不利的境地。如果作为最高统治权象征的天皇被剥夺了所有权力，会导致大量日本行政人员拒绝为占领军服务，不利于占领军的统治；第二种方案，占领军以天皇的名义行使各项权力。此方案的优势是可将占领军的各项政策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最大程度利用日本已有的行政体系。劣势是对天皇制缺乏冲击力，影响占领军在日本的权威；第三种方案，占领军暂停天皇的部分权力，同时利用天皇实施占领统治。可以保留委托下属行政机构执行占领军命令等的权力。此方案既可以突出占领军的权威，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天皇及下属的行政机构为占领统治服务。而且，占领军可以根据形势随时暂停天皇的权力。[30]

所以文件建议实施第三种方案，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应将天皇及其家族置于“保护性监管”之下；第二，天皇所保留的具体权力应由占领军最高统帅所决定。文件建议在占领军同意的前提下，将特定的政府职能以天皇的名义继续行使；第三，如果发现利用天皇制对占领工作并无帮助，占领军应暂停天皇的一切权力，立即实行直接统治。但占领军在采取措施之前应向国务院通知以妥善处理此问题；第四，如果在日本投降之前占据部分日本领土的话，占领军应在该地区实行直接统治。[31]

4月4日，普拉特(Julius W．Pratt)在战后计划委员会会议中对天皇制政策文件进行了说明，以期获得国务院高层委员们对政策的肯定。4月24日，根据CAC－93号文件预备稿的两部分内容，博顿等人对其进行了整合，加入了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有关天皇制问题的第一份完整文件即CAC－93a号文件，并得到了批准。文件修改和补充了部分内容如下：一、加入了目前美国公众舆论越发倾向于废除天皇制的内容；二、文件在第一个方案中加入了日本政府机构人员的大致估计数目，表明占领军进行直接统治的困难性，使利用天皇制的方案更具说服力；三、将第三种方案所提出的暂停行使天皇的部分权力改为大部分权力；四、文件加入了更多的解释性内容，表明利用天皇制并不等于占领军支持保留天皇制；五、占领军最高长官应该拥有灵活决定政策的权力。如果日本自发产生废除天皇制的运动，占领军应采取旁观立场，并立即暂停利用天皇制进行统治的行为。[32]文件的建议部分也做出了对应的添加和修改，添加了占领军应发表正式声明告知已暂停天皇的大部分权力，只允许天皇行使特定的下属行政事务等内容。[33]

日本派所建议的战后暂时保留天皇制和利用天皇小部分职能进行占领统治的方针，得到了国务院高层的初步肯定。强硬派则对此表示不满。在同一天即4月24日，迪科佛起草了另外一份代表强硬派意见的文件，即CAC－93b号文件。这份文件提出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观点。主旨在于，为了美国的长期利益，占领军不应利用天皇制，应暂停天皇的所有权力，为日后废除天皇制做准备。两派的意见都被列为正式文件以待选择。至此，日本派与强硬派的矛盾达到了顶点。

强硬派的文件提出，天皇制政策要服从于美国高层已规划的长期利益。即将获得批准的PWC－108号文件《美国战后对日主要目标》中已指出美国的根本目标是“防止日本再次成为对美国和其他环太平洋国家的威胁”以及“使日本政府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履行其国际义务”。[34]所以，占领政策不光要考虑短期利益，更要考虑长期利益。文件据此提出实施何种方案更有利于实现长期利益这一问题。[35]有鉴于此，文件重新提出占领军和天皇制关系的三个解决方案。尽管认可暂时不废除天皇制的观点，但该文件建议为了美国的长期利益，即便战后不可立即废除天皇制，也要在占领时期做好未来废除天皇制的准备工作。

第一种方案，占领军在占领时期保留并利用天皇制。文件承认此方案确实能够有效减少占领军的负担，然而却明显忽视了美国的长期利益，理由如下：日本人民会误解“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观点是被占领军认同的，由此不能达到打击天皇的精神影响力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天皇制仍有可能被重新利用来威胁美国的安全。[36]第二种方案，采取措施逐渐削弱天皇制的影响，为日后彻底废除天皇制做准备。此方案最大限度地为长期利益考虑。文件相信，如果在日本建立真正的民主制能够有效促进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日本的封建势力仍然根深蒂固，要想使战后日本达成真正的民主化，就需要扶植民主化力量，鼓励其与过去包括天皇制的传统彻底决裂。另外，天皇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石，因此只有废除天皇制，才能达到彻底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目的。[37]文件认可不能靠占领军强行废除天皇制。但文件指出，可以引导日本人民自行来废除天皇制：首先，摧毁日本人民心中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应使日本人民了解到，天皇统治是邪恶的、有害的、不符合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其次，即便天皇只是被军部操纵的傀儡，同样应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最后，占领军应鼓励和支持日本人民废除天皇制的运动。[38]第三种方案，无视天皇制的存在，占领军进行直接统治。此方案的优势是无须明确是否废除天皇制，可以在未来任意决定天皇制的走向。[39]

因此文件总结道，为了美国长期利益的考虑，第二种方案是最好的，第三种方案次之。根据上述分析，文件提出了以下建议：一、天皇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二、应采取措施削弱天皇制的影响，如否认天皇神圣性、全能性和一贯正确性；三、如果日本人民发起要求废除天皇制的运动，占领军应主动予以鼓励和支持；四、如果日本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占领军将实行直接统治。[40]

日本派不愿看到其成果因为要服从“长期利益”而面临被强硬派全部推翻的危险，他们极力劝说国务院高层们接受其建议。4月26日，包兰亭在国务卿赫尔主持的战后计划会议中做报告。他解释道，占领军利用天皇制的行为，同样能够破坏天皇的形象，而且并不会阻碍日本人民自发废除天皇制，未来废除天皇制仍有着很大的可能性。[41]强硬派认为天皇制是安全问题的核心，只要废除天皇制就能有力地打击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倾向。他认为此种观点是错误的。除了提及天皇是被军部操纵的论述外，包兰亭以一战后的德国为例，表明废除天皇制就能使日本不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设想是不现实的。[42]

包兰亭再次强调不利用或废除天皇制的危害：可能会导致现有建立在天皇制之上的行政体系崩塌，致使日本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这不但有损占领军的威信，而且会加强日本人民对此前天皇制有效统治的共鸣，很可能待占领时期结束后复辟天皇制。[43]包兰亭表示日本派的天皇制政策已尽可能考虑到所有情况。关于在是否利用天皇制的问题上，已考虑到如果直接暂停行使天皇的所有权力，那么日后如果再利用天皇制就会变得困难许多。所以建议占领军先利用天皇制的部分权力以观后效，再决定是否继续利用，比暂停天皇权力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利用，显得更为合理。[44]

包兰亭的报告结束后，由格鲁做报告以继续说服国务院高层委员们。格鲁表示认同强硬派所强调的长期利益，但他指出为实现长期利益，需要更为谨慎的策略。[45]格鲁此前在芝加哥的演讲中提出可以在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同时保留天皇制，因为天皇制能够促进日本战后的社会重构，但格鲁的提议受到国内和国外舆论的普遍批评。[46]他在会议中详细阐明了需要保留天皇制的原因。格鲁将日本人形容为“领头羊带路的羊群”，日本人被长期灌输组织纪律性，如果缺乏睿智的领导人，很容易发生混乱。日本战败后占领时期所能取得的成效，将完全取决于占领军统帅和占领政策的睿智程度和实施手段。在格鲁看来，不利用天皇制会掣肘占领军。占领军的要务之一便是在日本寻求名流来辅助占领工作。如果利用天皇制，这项工作就会变得极为容易。反之，占领军队数量和占领时间也会随之增加。如果占领军宣布立即停止天皇制，到最后发现天皇制本可以作为减少占领军负担的重要手段，那将是相当不幸的事情。如果到那时再亡羊补牢将为时已晚，日本很可能已经发生占领军预期之外的混乱，政策的反复也会损害占领军的威信。因此，格鲁建议目前不应过早下定论，应在占领时期结束后谨慎结合各种情形做最终决定。[47]

格鲁反对强硬派所提出的利用天皇制将鼓励保留天皇制这一观点。他强调战后天皇及其家族会处于严密的看管之下，天皇的绝大部分权力会移交给占领军，他认为这将会沉重打击天皇的威信，实际上为日本人民废除天皇制的运动扫清了障碍。格鲁认为以美国人的视角很难理解天皇的地位。美国人认为君民是天然对立的，但在日本则不同。他还认为占领军可以利用好天皇，将其重新包装为国际和平合作的典范。[48]

综上，格鲁认为，在扫清军国主义的前提下，天皇制将会成为战后日本走上发展和平道路的有效手段，这有助于美国的安全，因此有利于长期利益的实现。日本人民也是一个善于转变的民族，他们是可以通过战败进行自我反省来迎合美国的。[49]格鲁的报告更强调保留和利用天皇制同样有助于长期利益的实现，所以显得更具说服力。

在日本派的努力下，战后计划委员会最终选择了日本派所制定的文件。4月28日，文件进行了第二次修改，融入了强硬派的许多观点，对天皇和占领军的关系方面的论述做出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有：在文后建议的第一条，加入了向日本人民告知天皇处于占领军监视之下的内容。建议第二条，对交予日本政府机构的权限进行更多的限制。最大的修改是在文后建议里加入一整条内容：占领军应避免被日本人民误解为支持天皇神圣性。[50]5月4日，文件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只做了微小的行文改动。[51]5月9日，文件经过第四次修改后，经批准形成PWC－116d号文件，标志着战后天皇制政策文件在国务院内部正式确立。文件中加入了对日占领改造的长期目标，即消除军国主义和发展自由民主。文后建议的第三条改为天皇权力由占领军重新授予，突出占领军的绝对权威地位。[52]

三、三部协调委员会时期战后天皇制政策的正式确定

1944年，美国政府内发生了一系列人事变化，强硬派的影响相对弱化：霍恩贝克离开国务院担任驻荷兰大使；国务卿赫尔则于11月27日辞职。反之日本派的地位则相对上升：5月格鲁担任远东司司长；12月格鲁升任副国务卿；格鲁在随后的半年多里又担任代理国务卿，日本派对战后对日政策具有了更大的发言权。[53]到了1945年，主张对战败国实行严惩的总统罗斯福[54]于4月12日病故，杜鲁门随之接任。格鲁借此极力劝说杜鲁门和其他美国政府与军方高层采纳保留天皇制的政策，他还将保留天皇制与促成日本投降相结合，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学术界有关日本无条件投降过程的研究已为数不少，笔者在此仅作简要陈述。德国战败后，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击败日本，而登陆日本可能会使美国蒙受巨大损失，为此美国采取了包括投掷原子弹在内的诸多行动来迫使日本尽快投降。格鲁趁机主张以保留天皇制为条件来换取日本的主动投降。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政府高层分为对立的两派意见：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主席莱希等人支持格鲁的意见；副国务卿艾奇逊、助理国务卿麦克利什和前国务卿赫尔等人则反对格鲁的意见，认为这违背了无条件投降原则；杜鲁门和国务卿伯恩斯则在两派观点中犹豫不定。最后美国政府对此问题也采取了折中的策略：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未按照格鲁等人的建议写入保留天皇制的意味，但也未提及废除天皇制的内容。[55]

此时的日本已是穷途末路，除了投降之外别无他途。以军部分子为代表的死硬“主战派”还在妄想通过“本土决战”使美国遭受重大损失以求得体面的和平条件，然而其他尚存理智的“主和派”文官们已经意识到，继续无谓的抵抗只能会导致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国体”的彻底毁灭。[56]天皇也认清了形势，与“主和派”一道着手结束战争，但此时的日本仍将希望放在苏联“调停”上。[57]

直到8月，苏联对日宣战和两次核爆终结了日本最后的幻想，接受《波茨坦公告》成为唯一的出路。“主战派”仍在幻想提出“四个条件”再投降，“主和派”则要求以“一个条件”即保留天皇制而投降。[58]8月9日，天皇出席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通过“圣断”决定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59]美国政府的回应仍保持了折中策略：未明确保证日本维持天皇制，只表明天皇以下的日本政府须服从于同盟国最高统帅，而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应根据日本国民的自由意愿所决定。[60]美国模糊的回应又导致了日本高层对于美国是否同意保留天皇制的激烈争论，但“主和派”已经从美国的回应中嗅出了不反对天皇制的含义。[61]8月14日，天皇召开了御前会议，进行了第二次“圣断”，决定按照“主和派”的意见接受照会。[62]通过天皇的两次“圣断”，日本最终在美国政府对于天皇制不置可否的态度下宣布投降。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确立了战后天皇制的最终政策。在1944年12月，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组成三部协调委员会(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WNCC)。1945年1月5日，三部协调委员会组建下属的远东事务司，主要由国务院远东司际委员会的成员所组成。1945年6月11日，三部协调委员会以此前国务院战后计划委员会所批准的战后对日政策文件为基础，发表SWNCC－150号文件，确定了战后对日占领和改造的正式政策，其中部分内容被写入《波茨坦公告》。经过几次修改和补充，最终形成SWNCC－150/4号文件《投降后初期的美国对日方针》，8月29日首先发送给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9月6日由杜鲁门总统批准，9月22日以国务院公报的形式公开发表。

SWNCC－150/4号文件中涉及天皇制政策的部分，与PWC－116d号文件相比，尽管细节上有着不小的变化，但核心观点是一致的。文件未提及是否废除天皇制的问题，但在其中说明：同盟国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可能地体现民主自治的准则，但这不应由同盟国强加于日本，而应由日本人民自身来实现。[63]第二部分占领军的权责部分，同样体现了PWC－116d号文件利用天皇制实行间接统治的政策：第一，为确保日本投降事宜以及上述改造目标的实现，占领军将会对日本本土实行占领统治；第二，天皇及日本政府必须服从于占领军，占领军掌握最高权力；第三，考虑到日本社会的特殊性，以及美国希望能以较少的占领军和资源达成占领目标，占领军应利用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现有政府来行使特定权力；第四，日本政府允许行使占领军所规定的一般性行政管理事务，占领军掌握改变日本政府机构和人事的权力；第五，当天皇和日本政府不能满足占领军所要求的投降事宜时，占领军应实行直接统治；第六，此政策并不意味着占领军支持现有的天皇和日本政府，双方仅为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第七，如果发生日本人民或政府自发进行的针对封建独裁倾向的改革，占领军应给予鼓励和支持，如果因为上述革新发生改革派与守旧派的冲突，占领军应帮助能确保占领军安全和有利于实现占领目标的一方。[64]

结语

二战期间美国关于战后天皇制政策的制定，开始时由日本派主导，他们结合日本历史和现实，着眼于天皇制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的重要影响，通过理性分析得出暂时保留和利用天皇制以促进占领改造的建议，认为可以通过对天皇制进行改良而达成清除军国主义和发展民主的目标。不足之处是其主张过于注重利用天皇制所能带来的短期利益，对日本的惩戒力度则远远不足。况且有意地无视了天皇的战争责任，对澳大利亚等其他同盟国废除天皇制的要求未做过多考虑。与之相对立的强硬派则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尽管在日本派的劝说下，强硬派承认了天皇制对占领改造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他们仍坚持认为天皇制是万恶之源，即使不是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的元凶，也至少是其重要帮凶。要使日本在未来被改造为真正信奉和平、自由、民主的国家，天皇制仍将是最大的阻碍，所以应当在战后废除天皇制。

两方观点虽然看似不可调和，实际上却有着共通之处。双方本着天皇制对于日本的重要作用这一基础而展开争论。只不过日本派着重于天皇制对战后改造的作用，强硬派则着重于天皇制对于美国安全和理念的威胁。总体政策上，日本派注重短期利益，强硬派注重长期利益，具有协调的可操作性。所以，天皇制政策经过多次争论和调和后得到确立，一方面，出于节约占领成本和维护占领秩序稳定的考虑，美国决策者采纳了日本派战后暂时保留和利用部分天皇制的建议；另一方面，也认可了强硬派的主张，以实施自由和民主化改革的手段来削弱天皇制的不利影响，从而达成战后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美国主导制定的《波茨坦公告》中所隐含的暂时保留天皇的意图，是促成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投降的重要因素。随后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中，美国为主导的占领军按照既定政策利用天皇和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既保持了占领秩序的稳定，也进行了较为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占领军的直接干预下，日本颁布了新宪法，确立了象征天皇制，天皇的政治和精神影响力相比战前大为缩减，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经过占领和改造，日本由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转型为和平的民主制国家，基本达成了美国战时所规划的改造目标，随后更是确立了维续至今的美日同盟关系。但也应看到，美国的战后天皇制政策不仅使昭和天皇逃避了战争责任和审判，更没有彻底肃清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战后日本不时出现的一些保守或右倾化现象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